质疑《通用规范汉字表》

奚兆永

   8月12日，教育部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这个据说经过3000精英用了8年多时间搞出来的征求意见稿，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给予百姓发表意见的时间是从8月13日到31日，居然只有19天时间，而且征求意见稿真正很少的媒体上公布，查找非常不便。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有关部门的头脑里只有所谓“精英”而根本没有群众，所谓的征求意见只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毫无诚意可言。许多群众对此感到气愤是很自然的。

由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关系到到每一个百姓的生活；而且，文字也不是哪一个哲人的发明，而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广大民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改变只依靠所谓“精英”而不尊重群众的错误态度和做法，拿出更多的时间和采用关切使得方式，真正认真地、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一意孤行，将错就错，更不是运用一些手段来忽悠群众、强奸民意。

在这里，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我想对《通用规范汉字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背景和指导思想

据参与此项工作的教育部的一位处长说，国家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背景和意义主要基于两点，第一点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新世纪语言生活的需要。21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用字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字观念和需求，出现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特别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我们的用字范围比以前扩大，而且还有一个实现标准化的要求。标准化的要求在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出来，比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广泛使用计算机，出现许多新媒体，这都需要文字实现数字化。另一点，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法律的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到底哪些是规范汉字呢？我们如何使用呢？我们过去已有的规范标准，是分散的几个字表，比如说《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等字表，这些字表到底哪个是呢？大家有很多的疑问，要落实贯彻这个法，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范本。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汉字都整理出来，但有必要根据应用需要确定一个通用范围的规范汉字表。 现在迫切需要把这些字表整合在一起，加以完善，以能够更好的满足社会需求，能够方便人们的语言生活。

但是，这个说明很让人费解。制定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新世纪语言生活的需要”，但是什么是“新世纪语言生活的需要”呢？照这位处长的意思是21世纪出现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用字要增加。其实规范汉字本身应该是在多种字形中选取一种字形，或在多种读音中选取一种读音，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使其单一化和固定化，以利于人们的使用。规范强调的是集中统一，是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是定型化而不是开放化，是应该减少汉字而不是增加汉字。实际上，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出台之前，我国的汉字本来就已经是一元化的和定了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规范汉字问题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其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所真正要做的是进一步推进文字改革，而不是什么规范汉字。

汉字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缺点，——鲁迅说“方块字 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是想点什么办法，固然也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应该看到，汉字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造成了致命的危害。我国的中小学生要用远较外国学生多得多的时间学习汉字，严重地拖了我国教育的后腿，也摧残了青少年的健康。我国青少年的近视率高居世界的榜首就是一个证明。有人不承认这一点，说是学外文造成的，还有人说是因为书籍横排造成的。但是外国人看的是外文竖，而且也都省拍的，他们的近视率为什么低？台湾的书籍是竖排的，他们那里的近视率也非常之高，根据某些调查，甚至高过大陆。所以原因显然不在外语的学习和出版物的横排。真正的原因恰恰在于汉字的繁难造成了学习负担过重，严重地影响青少年的视力和身体健康。自“五四”以来，一切先进的人们无不注意到汉字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包括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大师级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对汉字进行改革，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挺等领导人也都无不主张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就是蒋介石也是赞成简化汉字的。新中国把“五四”以来先贤们所提出的主张加以完善并且付之于实践，把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来完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江泽民在1992年12月还就语言文字工作提出过这样三点意见：“一、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二、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三、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写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这里说的“继续贯彻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不就是周总理在1958年说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吗？“汉字简化的方向不能改变”，也是说得很清楚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对这三大任务既缺少宣传，又没有认真贯彻，以致现在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三大任务”是怎么回事，文字改革甚至成了批评的对象。7月间，我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汉字改革的今昔和未来》的文章，有些网友的不同意见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比如有人说，“汉字并不难，拼音文字要记那么多单词才难”。这显然是把用拉丁字母拼音汉语和学外语混为一谈了。学外语要背单词，但是中国人是在已经掌握了汉语的情况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语言，这只需要掌握拼音字母即拼写原则就行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背单词的问题；这当然要比记几千个汉字要容易得多。还有人有人把汉字改革说成是“五四流传下来的洋奴理论的结论。汉字一旦拉丁化，必然死亡，中华民族也必然灭亡！”殊不知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我们运用拉丁字母只是把它作为工具，所拼写的还是中国的语言。这叫做“洋为中用”，怎么就是“洋奴理论”呢？周恩来曾说，“正像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一样，正如我们用阿拉伯数字计算，采用公历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因此，这是不会使我们的爱国感情受到任何损害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还有人提出，只有掌握了多种语言的人才有资格讲汉字改革。这也是一个大误解。汉字改革只需把汉字和某一种拼音文字（包括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比较就可知道其学习的难易，并不需要掌握多少种外语。这和研究比较语言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也不否认，精通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是有更大发言权的。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上世纪20年代曾经是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后来在美国曾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和东方学会会长的赵元任直到到1979年还坚持、还强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载了一段我的谈话，大部分都登得对，就是最后几句话，说我说关于罗马字的拼音文字用处是很有限制，那大概是访问的时候，时间匆促了，没有弄清楚，结果注销来的那个说法，跟我的意见刚刚相反。注销来的说法是：罗马字的拼音用处很有限制。其实我是说呀，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学本身的，当然不能不学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也非用中国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刚刚是‘有限’的反面儿——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普及教育啊，这些用处上呐，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有些好像又技术上的困难，比方是政治上、法律上，还有一半的社交仪式，那许多场合；那是因为啊，我们有一套向来沿用的公式，我们还没有制出新公式来，还没有人想到有这个必要，给它制成现代化的一种语言，能够说了就可以听得懂的；所以只是没有来得及想，不是原则上不可以，就是没有弄惯弄不来，所以‘等因奉此’下来。”（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0-151页）

这就是说，从原则上来说，现在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改革，并不存在什么不可行的因素，关键还是习惯势力。只要有人去做，“事在人为”，就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赵元任的话体现了自“五四”以来老一辈的语言文字专家希望尽快进行汉字改革的迫切心情和他热爱故国的赤诚之心。

但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放着这样的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子孙未来的大事不做，甚至放着只是属于改良性质的简化汉字这样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成效的事也不做，却花了八年多的时间去做“规范汉字”这样并无进步意义甚至还有明显倒退之意的事情，这样的指导思想是不是应该加以检讨呢？

二、关于44个字形的“微调”

《通用规范汉字表》里对44个字的字形进行了“微调”。这些字的“微调”，所涉及的只是一些字的细部，比如“琴瑟琵琶”左边王字的最后一横转为”提”；

“亲”、“杀”、“茶”等字的竖钩改为“竖”；还有“唇”等由包改为不包的“唇”等。据说，这些细部的调整是参考了书法和美学，真让人哭笑不得。这些所谓的“微调”其实一点也不影响文字的辨识和使用。而为了这是不是提，去不去钩，要不要包，这些专家竟然还要走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去参考书法和美学，有这种必要吗？至于这些细部的“微调”是不是真的增加了字的美感，恐怕也只有天晓得！

有人说，仅仅为了这 44个字，社会要付出44个亿的成本。我不知道这个成本是怎么算的，但我想，这恐怕还是从物质上来计算的，如果考虑到3000个精英为此付出的高级脑力劳动，考虑到他们为此而参加有关的会议而支付交通、餐饮和住宿的开销，特别是考虑到那些数以亿记的老师和学生们为了这微调而在他们的正常教学和学习之外而追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这44个亿的成本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的收益成本比无疑使这件事的必要性成了大大的问题。

我在想不通的同时，头脑里突然地冒出了一个疑问：做这样的所谓的“微调”的原因真的如一些当事人所说的那样吗？看来不是。我把上面提到的那些字，和台湾使用的繁体字加以对照，发现，台湾的这些字就是那样写的：如“琴瑟琵琶”在台湾的字体就是“琴瑟琵琶”；那几个竖钩在台湾也只有竖而没有钩；“唇”字在台湾也是不包的“唇”。 原来，做这样的“微调”竟是为了和台湾的字体“保持一致”！

我认为，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其出发点应该是满足全国13亿人学习和使用语言文字的需要，而不应该是迎合台湾少数人的错误主张。有人以为，两岸在文字上一致了有利于加快统一的进程，因此一切都想往台湾那边靠。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想法。两岸的问题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在文字上做点文章就能够解决的。应该看到，台湾领导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字问题，提出“识正用简”的主张，这和他们主张“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一样的，就是想把自己当成正统，以便得到他们的先辈过去在战场上失去的东西，重新回到大陆来进行统治。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他们就必然会得寸进尺，给统一造成新的障碍。台湾当局债台高筑，早就资不抵债，实际上面临着破产的危机，但是仍然维持着巨大的军费开支，并且一直想购买美国的新型战机，以便控制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对于大陆派民用大型直升机去帮助救灾也视为洪水猛兽，拒不同意让其前往执行救灾任务，却以高昂的代价请美军的直升机去执行救灾任务。最近民进党提出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祈福”，马英九当局居然表示同意。这一切，我们都可从中看到其真正的用心所在。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应该要有原则，有分寸，切不可做马大哈。

三、关于51个异体字的“转正”

所谓“异体字”，是指一些字形不同但是读音和字义一样的字。汉字数量大爷和从在大连异体字有关，因此这些异体字当然也是汉字改革要革除的对象。毛泽东说，汉字简化应包括形体和数量两个方面。1955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整理异体字810阻，淘汰了异体字1055个，大大减少了汉字的数量，方便了汉字的教、学与使用，深受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公布实施后曾经对个别不合理的部分有所调整，并且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如姓氏）可以继续使用。应该说，这本来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次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使人明显感到是一种倒退。据某处长说是因为“现在计算机字库的缺字现象非常严重，大家经常遇到汉字打出不来。特别是一些人名、地名、姓氏用字出不来。很多群众给我们打电话说名字出不来，工资在别人的户头上，要到别人的家里去取工资，自己取不出来，很是麻烦。”其实这个问题只涉及社会上很少数、很个别的人，也不难解决，但是现在却提出要恢复51个异体字，这就把问题扩大化了，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当年整理异体字是搞错了。这件不能不使人怀疑提出者的真正用心。应该说，在社会发展、科学昌明的今天，对于姓氏给以适当的尊重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分。历史上同一个姓氏的地主和资本家对于和他们同姓的佃户和雇工绝不会因为血统上有联系而减轻其剥削，和皇帝同姓的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并不会被看成是皇亲国戚。这都是明显的事实。过去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不重视这个姓氏，改名换姓的人有的是。当年的鲁迅姓周并不姓鲁，老舍则是姓舒，既不姓老，也不姓舍，但是他们都更喜欢用笔名而全然不重视他们原来的姓氏。至于人名，一定要非使用某一个字不可那就更过分了。比如一个“堃”字，一个“淼”字，无非是因为五行缺土或缺水，但是以土和水为偏旁的字多得很，何必一定要用这两个字？还有那个“喆”字，无非有两个“吉”字，难道用了这个字就会大吉大利？问题在于，许多人都用这个字就难免发生重名现象。今天的重名现象已经很严重，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麻烦。现在又恢复这些容易被人用来起名字的字，除了增加汉字总量、给人们学习汉字增加困难外，还会进一步增加重名的机会，给社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和不便。其实，人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对一个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看得那么重。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完全是外在的。寄上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875年版，第119页）我出生时因为缺金，起的名字里有一个“镛”字，后来上小学，因为老师不认识该字，又嫌它笔画多难写，于是就改成了“永”字。这一改就是67年，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相反却感到这一改使我每写一次名字就少写好多笔画，轻松多了。今天，社会更前进了，还迷信名字对人生有多重要的关系，那岂不是太落后了吗？至于地名，由于城乡大规模的改造，许多地名都已经消失了。这些地名对于有关部门虽然还有意义，但是对于一般群众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对于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保存原来的写法可能还有某种必要，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的地名来说，只要能简化字够准确地读出其声音来，也根本不需要动用已经废除的异体字。

四、关于六个繁体字的“复出”

《通用规范汉字表》恢复了六个繁体字，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道理显然不足。比如 “蘋”字，据王宁解释说是因为简化字苹字不仅可以与苹果相联系，而且可以和浮萍相联系，而二者的意思是不同的。但是，浮萍的萍字用的并不是“苹”字，这是一；二，即使后者也用了“苹”字，由于二者须与其它的字组合才能成词，也不会造成混乱。又如“二噁英”的“噁”字，难道仅仅因为它是科技名词就一定要写成繁体字吗？实际上由于这个科技名词是由三个字组成的，更不可能与其它的词混淆，不知恢复繁体字的“噁”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再如，“钟” 与“鍾”虽然是两个姓，只要其家族自己记着就行了，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多大关系，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全国人民就要多学一个字码？再比如克字加不加直刀的问题，应该说，不加直刀已经用了几十年，人们早已习惯，也没有什么不便，现在提出恢复直刀有必要吗？至于“蒙水”是不是要用“濛水”，其实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下也不是问题，又何用小题大作恢复这个繁体字？最后是朱砂的朱要不要加石字旁的问题，其实作为炼汞的原料的朱砂之所以叫做朱砂，就是因为它的颜色是红色（即朱色）的，在朱旁边再加石字旁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总之，六个已经简化了几十年的汉字完全没有再转为繁体、让繁体复出的必要！

看了《通用规范汉字表》，总的感觉是8300个汉字太多了，应该大大减少其数量；而很多字的笔画都在15画以上，字形也有大大简化的必要。特别是在今天，许多人都用手机发短信，由于屏幕小、字体小，笔画多的字看起来很伤眼，对青少年视力的影响非常大，如不继续简化汉字，势必会进一步增加青少年的近视率。

总之，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为了减轻中国青少年的负担，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应该重新摆上议事日程。中国的汉字必须大大加速改革的进程，坚决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的道路。中国人受汉字之害久矣、深矣，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看到这一点，拿出远见和魄力来，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做好这一事关国家民族前途的工作；同时希望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能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真正发挥出专家的作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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