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精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摘要：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大宋和大明的灭亡造成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救亡先救心。宋时知识分子对战国时《大学》里的“正心”思想的挖掘及明时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它在理论范畴上完成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接，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到改造主观世界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循环的基本链环。中国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中国特有的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高于西方物理层面的知识体系。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非常快。这归因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上述优势，归因于我们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

目录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与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儒家文明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来的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的资源丰富的国家，世界上没有几个，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国版图的国家，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由于英国的需要而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中国传统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期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就此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一、中国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经验型思维

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其实文明的成长，也不主要是一个绘画绣花的过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领整个中世纪的世界史。那时候的世界兴的是农业全球化，当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气，而是耕地。所有的斗争便由此展开。从孝文帝，铁木真、努尔哈赤、以及对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农业生产方式，融入农业全球化。在当时，不融入农业全球化的民族多为农业民族所征服，正如从事农业的斯巴达征服从事工商业的希腊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东方人走在了前面，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主色调的东亚文明，在当时成了引领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与西方相比，东方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一种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经验型学说，它不重视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视形式逻辑的学说，但这不占主流——这与经验型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不占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关于“名”“实”之争，就是形式逻辑和实际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但最终都归入“以名举实”[2]共识之中，认为逻辑必须与实际事物的真实性相对应，逻辑只是认识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这在邓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为只重实效的“不争论”的思想。[3]

这里说的“逻辑”是指重名轻实的形式逻辑，而不指后来出现的“辩证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概念，相反“辩证逻辑”、“历史逻辑”在19世纪的欧洲出现恰恰说明西方的形式逻辑在向经验回归。经验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中的通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过程，毛泽东形象比喻说：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

有许多事经验推得通，但逻辑说不通。我们生活中常说的“和而不同”、“打是亲、骂是爱”等，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难：既要这样，又要那样，和了，还不同；打，还是爱？西方人较难理解。但这对中国人就很容易。对中国人来说，只有经验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理。邓小平同志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5]，农村中农民也常说：不要讲不打粮食的话，都是这个意思。“要管用”是东方人判断知识价值的标准。“四书五经”之所以被中国人列入至尊宝典，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经验之谈；《大学》之所以是中国儒生必修之书，就是由于它谈的是如何获取经验性知识的大方法。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文化不讲原则，比如中国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但中国人的“道”与西方的逻辑原则相比，有着浓重的经验色彩，是“实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6]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东方经验最接近“实事”中求来的“是”，而不是“普世”中的“是”。“实事”变，则“是”变；天变道亦变。

经验型知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医是先“格物”，即具体病情具体分析。中医医生必须与病人直接接触，这就是望闻问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药方，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辰，即使对同一病人，其药方也随之改变。在西方则是一个方子包一类，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药方，至于引起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样，那就不是内科医生考虑的事。

中国文化重经验，追求简约，解决问题多用减法、除法和约公分母的方法，至简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决问题。你看绘画就能看出来——西方的油画，浓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国画则利用现成的纸白，尽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艺术性越高，遵循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则和“少则得，多则惑”的方法。在医学上，西医看个小病，要依赖一大堆机器，成本大。一个小小皮肤病，它得要割下一点皮去化验，不然就说不出什么病。我曾看过一次感冒，看西医竟花700多块钱，其中500多块花在数据上，只有200块花在药上。而在中医同样的病，号号脉，不要钱，药费花了五块钱，病第二天就好了。中医凭经验号脉直接获取病人资料，而西医则依赖机器取得病人资料。比较而言，中医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态整体平衡的要求和节约原则。在军事上比如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跟西医“化疗”的方法差不多，对阵双方主力大规模搏杀后决定胜负。而东方的军事理论不是不承认牺牲，我们读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比较一下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就会发现，毛泽东讲究是以较少的牺牲赢得较大的胜利。他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击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将全局中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争战役中的优势。任战场形势变幻无常，自己却始终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样，东方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人批评说这不是理论，他们不明白：东方是讲经验的，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其间的理论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医的号脉是一个道理，一周号一次、一月号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阴调阴，有阳调阳，进哪个村唱哪首歌，这是“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实事”变了，其中的“是”就得变。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识也就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邓小平同时期的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大手术入手，直切苏联政治“心脏”，将本来只是一个“病人”的苏联，硬放在“手术台”上被肢解成了“死人”。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经验型的文化传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8]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维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西方发展重要推动力是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一部分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为前提；资本家的发展是以工人阶级的不发展为前提，这种前提后来转变为北方国家的大发展是以南方国家的大破坏为前提，资本中心的发展始终是通过对外围地区的不发展为前提。东方是农业社会，放眼上下五千年人类发展史，中国人如果按西方那种不计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国固有的经验型方式理解农业，恐怕中华文明早就衰落了。[9]

有人会说，现在日本、韩国这样的信奉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不也在西式道路上发展起来了吗？其实，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儒教的传承，只是学其形，没有学其实。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没有学到中国儒学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狼”道，终落个失道寡助并挨了两颗原子弹的下场。与有辩证哲学涵养的德国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对其近代失败没有反思能力。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样本，中国整个社会就跟竹子一样，尽管有晃动，但没有离根。而印度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国人铲除的差不多了，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种的逆来顺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武训在中国受到批判，[10]甘地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可见，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蚀得没有自己个性的根了。离开根，离开民族文化的精髓，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养份。

二、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西方文化中那种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这与东方文化正好相反。东方人重综合轻（形而上学式）分析的特点使东方人以结果的价值评判过程的价值。比如流行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说法，都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西方人正好相反，他们以程序判断结果：医疗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规范，程序规范，医生就没有责任。中医不这样，医生的名誉存在于结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辩证思维。西方人分析“变”的方法是把“变”定格为一个个“不变”的序列，即所谓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前490-约前36年）说的“飞矢不动”[11]。不变，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逻辑起点。中国人是将所有不变都看成变，变，是分析的逻辑起点。比如《易经》中的“易”，就是以变为其逻辑起点。《易经·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将事物对立面的变易看为“道”的本质。东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而西方人则对此很难理解，比较典型的中国思维对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极致成果即“数理逻辑”的反映都比较迟钝。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赋，“微积分”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近代成就：一个“心”学，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为许多生物神经单元，一个社会学则要被量化为大堆的数学图表，而日益破碎的欧洲版图几乎就是“微积分”式思维的图解说明。中国人解决问题靠合，西方靠分。二战迄今，欧洲版图越分越小，现在连科索沃、南奥塞梯都要独立。

东方人的主流认知是经验决定原则，先验的原则必须服从后天的经验；而西方人的主流认知则是先验原则决定现世经验，经验服从原则。先验的原则是固化不变的，而经验是无限变化的，前者是东方认识论的基础，后者则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对于这种思维差异，列宁有精彩的论述：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阴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12]

西方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极致发展。它把被老子称之为“非常道”的语言都用数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维方法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国海归学者将这种思维方式引入中国。在一次会议上我就见到有学者提出“有几根头发才是秃子”的问题，这是典型的通过定量而实现定性例子。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说，结果与性质是同一的，而西方人来说程序则与性质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质就越明确。我们去医院看病，西医的费用多在获取化验数据，没有这些定量数据，就无法定性；中医的费用则多在药效，分析即号脉则化不了几个钱，甚至不花钱。对中医来说，治不好病，号脉的过程则无意义。

如果说西方认识方式“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似不客观，长于分析弱于综合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还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头把交椅。西方数理逻辑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于物理层面的技术进步。比如计算机的出现，是它的物质成果：计算机大大压缩了所有机械重复性操作，比如文档检索、数学运算等的时间。但计算机（甚至机器人）最终还是解决不了思维的本原问题，它只能给出“命令”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没有命令，计算机就不能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终需要的不仅是程序，更是辩证思维，而后者已越出“物理”的层面。没有人的辩证思维，任何技术都是一筹莫展。事物——比如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的本质性存在，一定也是辩证的存在。对事物本质的判断需要的是辩证思维，而辩证思维则是形而上学力所不及的领域，而解决这类问题恰恰是我们东方思维的优势。但仅有辩证思维，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加形而上学才能造成技术的绝对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东方文化中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一样。缺点只不过是优点的过度表现，而西方文化的优势表现高峰期是近现代的技术革命和由此带来的工业文明，但这种文明到今天的过度伸展已使其进入自我否定，从而需要东方文化矫正阶段。反者道之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矫正恰恰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术一旦摆脱了人的控制，就会对人类带来灾难；当技术发展到成为人类发展必须依赖的路径的时候，技术反成了人类发展的障碍。目前人类整个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地球资源贮存总量和环境质量却在日益下降，这使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和民族矛盾升格为人类和自然的总矛盾。只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的文化价值不变，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术，公平屈服于效率，而人权屈服于资本。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资本总是逼使公平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同时，南方世界则是“路有冻死骨”。技术的力量在资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坏环境的和人类的异化力量。人的自由权利则因屈服于技术而持续萎缩：劳动力不仅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还日益受到发达国家出台的更严厉、更苛刻的法律限制；我们在享受因特网通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们古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却为现代技术所摧毁；卫星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垄断，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但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也裸露无遗。

目前看来，西方文明模式带来的人类发展已不可持续。技术问题已开始上升到人的问题，经济问题已上升到政治问题。当历史从物的世界转入人的世界、从物理的世界转入精神的世界的时候，人们又会发现，中国经验型的综合思维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研究难点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的利益的研究。利益争夺给学术带来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难辨”。所谓“兵不厌诈”是政治领域的常识，伪装在政治斗争中是基本手段。可这在西方的排斥经验的形式逻辑或数理模型中就很难解决。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真”字，但对于真的认识仅靠先验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经验辨别的结果。比如在你的数学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猎人才能发现其中是否有“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当数据进入模型时，就已被既定为“真”了。这在技术领域可以，但在社会学领域就绝对不行。数学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解决不了人心的真伪。即使经验考验过的“人心”，只要人没死，此时与彼时也是不一样因而对其真伪是无法确定的。

天下学问，尤其是社会学科，绝对不能绕过经验。不管什么结论，到真正见招儿的时候，就露出真假。看电视常有关于国际资源问题的讨论，学者坐在那儿要求各国宽容一点、包容一点、多元一点，站得更高远一点。我开玩笑说，今后电视此类节目设计，如让参加讨论的学者先饿三天，然后围着一块馒头讨论粮食安全问题。那时候，学者的眼睛就不优雅了，他们的眼睛就会死盯着馒头，他们的语言也就不会空谈了，其行为的“宽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论一进入经验，尤其是进入极端经验，就立马显出真假。

比较而言，从认识论上看，经验之后获得的知识最有说服力；换言之，只有经验过的道理才容易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识。我们常说，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这是由于不同人的经验不同，道理也不同；同一个道理，面对不同人的不同经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用一个道理说服另一个道理，仅凭形式逻辑是不行的。只有在获得具体的经验之后，尤其是获得失败经验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趋同。正如人被反复烧伤后才获得了关于“火”的知识的道理一样，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认同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道理。事实表明：共识是经验后的结果。一个人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党的认识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认识也是如此。对此，19世纪60年代使松散的德国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险扩张政策而辞职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说：

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 ）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济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

尽管东方和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大体相同，但由于其知识生成体系的差异，他们从各自的知识生成体系中生成的认识侧重面是却是不同的。尽管西方不乏像黑格尔、卡尔·马克思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正如东方的“四大发明”技术下嫁到西方才能“生儿育女”的道理一样，西方这些大师的思想是在东方才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和传播。比较而言，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知识输入体系，在实践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动社会前进；在认识论上，它更贴近物理层面的技术成长规律；而中国经验型知识输入（格物致知、实事求是）体系，在实践上更有利于社会的全面（经验生成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全面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与可持续性发展，在认识论上，则更贴近人类学习能力的生长规律。在这种知识体系的熏陶下，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不太难，由此造成中国进步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三、中国的“大学问”，是有立场的学问

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知识形成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最早称《德道经》，“德”先“道”后，[13]这说明老子重视的是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德”为“事”，“道”为理。它讲的是从具体“事”里讲“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经》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说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是说那种徒有虚表的无“道”之“德”，可称为“无德”。这与“道，可道，非常道”是同类判断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之道则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的“德”。《老子》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这与管子说的“德者道之舍”是一个意思，即“德”是“道”的具体物质载体，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德”与“道”两大范畴奠定了中国经验型文化的哲学基本。《易•乾》中说的“君子进德修业”，这是“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学》的价值就是实事求是。

与西汉在农民战争中覆灭造成“实事求是”命题在东汉提出的道理一样，[14]大宋灭亡造成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推动了中国心学的出现，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识分子对战国时期的《大学》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随后王阳明（1472-1529）心学在明代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大革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是秦汉之际《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为“四书”，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宋时“心”学的痕迹。明时，王阳明将心学推向极端并并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15]的命题，他从心学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极大地发挥了《大学》的心学思想，将“格物”与“正心”统为一体，他说：

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无得矣。是故君子之学，惟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17]

明德、亲民、止至善之功也。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18]

王阳明将这些阐释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学问》，这部著作反映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已从以前的“格物”境界转入“正心”。王阳明明确指出了这一转变，他说：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19]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重要飞跃，因为它从理论范畴上完成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接，在实践上也实现了从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对接。这两个“对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循环的接合点。由此，用阳明先生的话说，就是“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大学》之问，在于立场，立场在于“正心”，心正方可至善。“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就是至善，就是“新（亲）民”即做新人，就是说你的学问为了什么、为了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是你的立场、观点、方法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正心”是用改造客观世界的“格物”方法先来格心。原来是格外界之物，现在是格自己的心。思想上先定位，定了“心”位，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20]，我们常说“我有一颗中国心”，这都是对自己的“心”做出规定，这就是“正心”。“正心”了，才能去改造客观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

当然，这种“正心”哲学一旦被推向极端，也会进入自我否定。理学在南宋时被推向极端，以至要灭人欲，[21]这就走上了邪路。但不能由此也否定宋明理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贡献。其中的糟粕只是思想进步中的反动，这应合了“反者道之动”的道理。

四、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经验出发

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叫安泰。安泰的力量来自大地。每当他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力量。同样如果他离开地面，就会因失去力量源泉而变得软弱。后来他的敌人海格立斯就是通过将安泰举到空中的方法将他杀死。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安泰”伟力也源于中国本土；同样的道理，使中国文化衰落的糟粕也归因于脱离中国实际。历史上中国衰落的时候，多是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中国实际、坐而论道的时候。空论之风宋朝最盛，朱熹将“理”提到吓人的高度，认为“理”是“器”之本。[22]因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也最令人伤感。从大宋到大明王朝，中原王朝反复为北方马上民族所颠覆，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大刺激。他们开始反思：好好的王朝怎么就一个个的灭亡了？这就激出了人们再次提出“器”与“理”的争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子、顾炎武、黄宗羲等均反对空论“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王夫之更是直言“无其器

则无其道”。[23]

其实，器和理的关系还是“格物致知”、事实求是认识方法的继续，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争论中，知识分子逐渐明确了文章要有针对性，主张文为时而著，从事物的实践中总结出经验。由此“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实学思潮[24]也随之高涨，汉代的“实事求是”重新提出，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实践实学的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反对坐而论道，而且身体力行，带兵打仗，拿枪杆子。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他提出的“心外无理”的唯心命题在当时是很革命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在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蒋介石以至毛泽东那里得到极大的张扬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值得说明的是，这种传统与同期的英国培根（1561-1626）的经验主义和后来美国杜威（1859-1952）的实用主义有相通的地方，只是后者在西方的地位远不如中国的同行。

清朝灭亡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再次造成中国思想界的空前震荡，并由此产生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主义在先，还是问题在先？这实际上还是宋以后“器”、“理”之争和更早的“德”、“道”之争的继续。春秋以来，这个争论贯穿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是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动力。今天我们把“实事求是”说得太多了，以至反使人忽视了它深刻的文化价值。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5]，其实，实事求是，可不是什么口号，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曾数千年屹立世界东方并将再次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酵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也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实事求是”精髓。共产党早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和平的调子喊得震天响，谁都不说那难听活。那时国际流行语是：“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26]这话说起来好听，但不管用。当时，陈独秀身上就有浓重的英国和平首相张伯伦的影子，以为政治不用打仗，系好领带去谈判就行了。陈独秀打好领带穿上西服后把枪交给了蒋介石，其结果得到“四一二”大屠杀的回报。那时共产党年轻，没有见过血，而国民党在与清王朝交手时却是见过血的，所以，人家先下手。“四一二”之前，你若跟共产党干部说“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那谁也不听，他们会指责你说：都20世纪了，你将把我党引向何处；我们的党怎么能用军阀那一套搞革命呢？蒋介石开杀戒后，大家就知道了，当时中国政治手段与军阀并不遥远。在大流血后，共产党中的书生们才承认“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个连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怎么用枪杆子，开始共产党还是不承认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觉得还是洋的好。人们愿意采用比如当时黄埔军校中流行的来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那点东西。大家承认洋顾问李德，[27]结果就是打不赢。直到30万人红军打得剩下3万时——10个人里有9个脑袋都掉了——的代价，大家才认识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中国经验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实事”中的马列主义，是格中国之“物”后中国化的“致知”。当时毛泽东与王明争论焦点并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问题；不在于如何“致知”而在于如何“格物”。

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本体论的前提（这一点与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没有区别）下，抓住了东方文化的实事求是精髓。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之后，蒋介石就相形见绌了。蒋介石要比毛泽东西化些，他与日本政治家一样，学的是德国的军事方法。德国那一套，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还行——这使得蒋介石获得北伐的胜利；但在西南山区就派不上用场，这是蒋介石屡败共产党于西南并最终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岛的重要原因。

人穷的时候，眼光就锐利；人没东西的时候，就讲究实事求是；人一见血，就不空论；人在吃饱饭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坐而论道。“四一二”大屠杀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从天上掉到地上，从城里被赶进山里。大家从思想上开始接受毛泽东。毛泽东青年时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继承的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曾与胡适从杜威那学来的“实用主义”相共鸣。上山后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事实求是”的影子。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说，研究中国革命的真理首先要靠格中国之“物”后获得的中国经验，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需要经过中国经验的过滤，他说：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8]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不是排斥性的至少也是偏颇性的认识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大背景有关。当时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争先恐后与旧世界决裂、与洋世界接轨的热情。这使中国新文化爱国运动又包裹着强烈的全盘西化的冲动。那个时候要砸孔家店，就连汉字也有问题了，说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以至中国知识分子在倒掉传统文化中的“洗澡水”即文化糟粕的同时，也连其中的“孩子”即文化精髓一齐倒掉了。“四一二”之后，本来想穿着洋服“轻装”上阵的共产党却在血泊中不得不穿上草鞋进了山。这些失败的经验，使共产党再次寻求本土的力量，开始接近“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道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经验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人开始不自信，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学西方英美没有条件，就学苏联老大哥，学政治、学军事。可双方合作到关键技术，比如导弹、原子弹技术阶段，人家赫鲁晓夫就不给我们中国人教了，要撤回苏联专家。这再次迫使中国人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结果国防技术很快就上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又有些不自信，觉得国外的月亮还是比中国的圆，硬往人家的怀里钻，要与国际接轨，当时为了加入WTO，一些知识分子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状态，说是要“与狼共舞”。与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的情形一样，这时的西方老师还是不认中国“学生”，硬说“中国威胁”。这几年，且不说科索沃炸馆事件，也不说东海撞机事件，就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明眼人从中不难看出，你对他们怎么好都不行，中国人给人家把饭都做好了，摆了一桌宴席，他们还要说闲话，说来吃饭得有条件，而且是政治条件。咱们够诚心了，对他们那么好，完全按国际标准操作，我们赢得金牌多，他们又说金牌计算标准不对。这我们就不干了，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标准了。与这个认识过程相吻合的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又在向本土回归，要与本土结合，就如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要重新从中国本土中获得伟大力量。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时间，传统文化涌动大学讲坛，红歌、原生态民歌等飘红中国大江南北。

五、当代中国理论成果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中国文化经典和至尊的作品都是经验之作。从《论语》、《史记》到《资治通鉴》，从“毛选”到“邓选”，在方法论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经验——有人也称为“重实践”，不空论。从方法论上，他们都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正心修身”等作为获得经验的重要方法。这使中国的文化形成有鲜明的针对性。不然就如面对一个饿肚子的山里人讲减肥一样，文不对题。在进行研究之前，中国文化要求你必须把理论原则经验化：第一步，先“格”出具体的地点、时间、具体的人，然后再针对具体情况做“致知”即具体分析的工作，不然就会空话连篇。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种子若不合土地，那就是无用的种子。这种“格物致知”的方法是贯穿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红线，也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尽管这种方法——比如中医号脉——的结果没法量化，但它能有效解决问题，很实用。

我们这样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经验，不讲实事求是，不讲辩证法，比如英国的培根、美国的杜威哲学都比较重视经验，黑格尔也是辩证法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认识，但这些在西方并没有像中国“四书”那样坐上哲学的头把交椅，也不支配西方的价值观和文明历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经典，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经验之作，也出现过如罗斯福、尼克松这样一些政治实践领袖，这些作品及其政治实践领袖也对西方的历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而言，这些作品在西方知识界远没有获得像中国“四书”那样的尊位和高度，正如两位罗斯福[29]在思想文化界合起来的影响也没有超过威尔逊[30]一样。

我们在文章的开篇处说过“人类发展的绝对无限性与人类生存资源的绝对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生存斗争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对底线和动力”。这就是说，民族生存斗争也是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裕中的人已远离了生存斗争。远离生存斗争的人，就易做秀，喜欢面子而不喜欢里子。其实，国家发展也存在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现象。罗马崛起于忧患，征服了沉湎于安乐的地中海诸国；后来罗马人又沉湎于“盛世”，结果为“发于畎亩”[31]而又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北方“蛮族”所消灭。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滋长了一些理论脱离实际，形式重于内容、面子大于里子的风气。2008年一系列灾变比较集中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这几年我们学西方高科技，技术含量提升得很快。2008年初，雪灾一来，那些好看不坚固的交通和通讯线路，尽管技术含量高，但不抗冻压，出现大面积瘫痪。在军事方面，这些年我们部队装备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但在汶川地震中，其机动性反倒降低了：面对险急，部队不能迅速进入“战区”；信息化作战、电脑操作这些高技术手段在汶川大山中不管用，“许三多”的潇洒也没了，士兵“突击”也不见了。结果只有靠最自然、技术含量很低的东西：人力加水路。这是因为西方的军事理论与其文化特点一样，是技术优先，结果人反成了技术的附庸。人随物走，机器进不去的地方，人就一筹莫展。设备太先进了，部队反失去了机动性。比较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这一带打仗如鱼得水，蒋介石被引得团团转。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理论是西方的，人随装备走，毛泽东是“万物皆备于我”，物随人走。

汶川救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不能离开传统，中国文化现代化不能丢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精髓。不管什么文化，不管它多么好看，得接招，得好使，得管用。理论接了招就显真伪。所以我说中国文化及其体制改革要少一点“香水味”，多一点“土味”。好的文章，渔民看了从中能闻出“鱼腥味”；农民看了从中能闻出“粪土味”；军人看了能从中看到沙场上胜利的希望。香水型文章，只对超女型学者有用，而对国家建设无用。

理论不为国家利益服务，大宋就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几年出现国学热、要恢复传统，但大多都有追求形式而忽视了本真的倾向。有的教授讲老子、庄子，讲得散淡而潇洒，海阔而天空。但这些香味四散的文章和演说对一个饥饿的失业者、一个受了欺负却没钱打官司、一个赚了一辈子钱而买不起一套房的普通打工者——目前这样的人群日益增加，一个还受霸权主义欺负、主权统一尚未完成的国家的经验来说真是南辕北辙。与共产党早期对政治的理解还处于感性阶段的经历相似，中国今天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处在感性和“好玩”阶段：似乎国学就是穿旗袍、打灯笼，西学就要打领带、穿西服，女子“开放”就是开背、露肚脐、穿拖鞋。如果是一般百姓，这样的感性认知当在情理之中，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这样，知识分子担负着将百姓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任务，担负着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责任，应该从中国文化的精髓视角看问题，讲问题，将西方的知识经过中国化的经验过滤，使其能更加有效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东方民族在世界中曾经是一个引领和支配历史的强势民族。

与西方大规模支配东方的历史始于15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现象巧合，东方大规模支配西方的历史也是从史前东方蒙古人种对美洲的征服开始。大约两万年前，一支后来被称作印第安人的蒙古人种从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在那里曾建立过四个帝国，最重要的是中美洲的阿滋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他们将亚洲同时代的文明例如用火、驯犬及某些特殊仪式与医疗方法等带到美洲，[32]他们为人类提供了玉米、番薯、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印第安人经过两万多年的分化，遍布美洲，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发明过玛雅文字，在天文学方面也相当有成就。

东方人对西方第二拨冲击的就是匈奴人对欧洲的征服。公元前1世纪，匈奴人被汉武帝击溃并分化，其中一部分（北匈奴）被迫远走中亚、顿河、伏尔加河等地。由此引发了在匈奴人头领阿提拉——欧洲人其称为“上帝之鞭”——驱赶下的民族大西迁浪潮：庞大的人口涌进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甚至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最终在公元476年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垮台。其中一部分匈奴人就定居在东欧匈牙利大平原上。

东方文明对西方的第三拨冲击就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征服。1206年，铁木真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诸公国，南达爪洼中南半岛的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其间，欧亚之间的复杂的国界为蒙古人的强力统治所打破，以至当时蒙古人夸口说，在东起东海，西至多瑙河的广阔大地上，“一个年轻女郎，带着一袋子黄金，能够单独从帝国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受到丝毫伤害”。[33]

东方人对西方这一拨又一拨的大冲击，使西方人对东方人——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敬畏有加，以至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34]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也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35]

用生存斗争的道理观察近代以来的东方文明，我们也会得出与麦金德同样的结论，即近代以来的东方文明也是西方压迫的结果，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则是中国人在现代史中快速崛起的原因。果然，中国人在反抗西方压迫中最终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学会了西方人领先的核技术、航天技术及电脑软件技术等。

恩格斯也感觉到了这一点。1857年他就警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骄横无比英国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36]这里恩格斯说的“务实”，就是上面说的中国人特有的经验型知识体系及其这种知识体系形成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属于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东方精神层面的知识体系自然要高于西方物理层面的知识体系，在精神知识体系的熏陶下的中国人，学起物理层面的知识就不太难。1900年时，中国还没有坚船利炮，中国人还被谑称为“东亚病夫”，可到1953年，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国人，1964年中国有了原子弹，现在还有了导弹、飞船、卫星、核潜艇等；中国人原来不会搞市场经济，现在中国人在WTO中如鱼得水。中国人学习能力极强，极聪明，能在这么短的历史时间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都归因于中国知识体系的上述优势，归因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并且需要我们永远珍视的“实事求是”精髓。

（主要内容刊于《绿叶》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