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价值体系决定论

人类一直都想找到自己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但到目前为止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马克思预言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之后，争论便围绕着这一预言展开。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把决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之于经济，并进而将这种历史决定论称之为“经济决定论”；而另一些人则出来否定这个“经济决定论”，比如有一位卡尔?波普的哲学家就说：“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而实际上，在这样的争论中，双方都没有把立脚点移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都还是站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立场上，先由一方出来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歪曲，然后再由另一方对歪曲过的观点进行批判，这是一场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自编自导的剧目。正是在这样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价值体系。那些被私有制价值体系控制着的人们，没有能力设想共产主义，其价值体系决定了他们所想象的理想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从而使他们所建设出来的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

然而仅仅由上述事实便可让人们看到，价值体系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发挥着决定作用，并通过对人类个体的控制进而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的进化过程之上的还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它的发展高度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说，与丛林法则相适应的是私有制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新观点超越了以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分法的分析模式，以往那种两分法的分析模式没有抓住根本，给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曲解共产主义理想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在马克思提出这种分析模式的当时就有一些人，如马克思所说的“青年们”，就已出现了“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倾向，甚至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为了澄清这里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得不做大量的解释工作，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恩选集》第4卷第477页）因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甚至将这种影响称为“决定性的反作用”。（《马恩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但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仍然是不精确的，仍然给各种歧见纷争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如果继续停止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两分法的模式中，这种混乱就将依然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就必须有新的分析模式，这就是按照现代的协同学等新理论来分析社会运行过程，找出社会这个有机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序参量，这个序参量便是价值体系，与生物成长过程中的遗传密码一样，价值体系就是社会运行中的遗传密码，它制导着社会运行过程。如果我们继续沿用以往的“决定“这个词，我们便可以说，价值体系是历史的决定因素，简称为价值体系决定论。它与生产力决定论的关系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共同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但由于生产力决定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是根深蒂固，用不着我们来重复，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强调这个价值体系决定论。

认识到价值体系决定论，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西方人其实已经秘而不宣地运用着价值体系决定论，只不过他们是把它运用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价值体系的渗透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既然我们的对手能运用这个东西，我们也应当运用这个东西，毛主席一向主张要向对手学习，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尤其需要向对手学习，不光要抓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经济建设过程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切实地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使之与经济运行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做好了这件工作，共产党才能在社会管理工作上进入自由王国，在当今不断增长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下面釜底抽薪，使社会趋向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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