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岳德常《培育和谐价值体系》第三编第一篇

中国传统文化经常地被称为儒家文化，人们将中国文化的优点归在儒家的名下，其缺点也归罪于儒家，我觉得这是以偏概全了。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包含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发地形成的竞争目标和规则，作为文明的基础，它通常是非理性的和非常强大的；另一部分是由少数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的价值体系，它必须沉淀到渗透到那个自发地形成的机制之中，才能拉动历史的进化。这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乃至激烈的冲突，就像弗罗伊德对“本我”与“超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描述一样。中国文化无疑是打着儒家价值体系的烙印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思想家设计出来的价值体系，在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中只是漂浮在表面上的一部分，它将我们文化中的无意识的欲望、需求上升到意识层次，但这种意识之光只照亮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其下面还潜藏着庞大的无意识的基础；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自发地形成的价值体系的超越和否定，但它的根却又深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并没有改变和否定社会深处的价值体系，而是反过来被后者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
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社会深层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许许多多的人物，从秦始皇到袁世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是在同样的价值体系的支配下活动。竞争的目标是什么，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竞争的规则是不择一切手段往上爬，最高的目标是做皇帝；秦始皇出巡，谱摆得很大，却不料在无意中调动了两位观众想当皇帝的积极性，项羽当即便立下大志，“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几千年来，上层是争权夺利，刀光血影，下层的读书人则幻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垒”，其表现不一，实质却只有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反复灌输的就是这个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从戏曲中的“马前泼水”到小孩玩的“升官图”，所暗示的都是同一种价值体系。被生存的自然必然性控制着的人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竞争规则和目标，于是他的人生道路便被限定了。也有人在精神上不受其约束，如庄子和陶潜，也有人真诚地相信儒家学说，企图治国平天下，为民众办一些好事，但这些毕竟是极少的人，绝大多数人超不出它的牢笼羁绊。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第一是不利于人的正常发展，培养出孔乙己、范进之类的畸形人格；其次是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狭隘领域，束缚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其三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它引导人们努力摆脱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往社会管理阶层中挤。特别是这第三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的反复发作的社会振荡，其根源就在于此。
社会是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的，就像人需要有一个头脑一样。然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机制，把各个细胞的分工和供养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既保证了各个细胞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又保证了它们的正常需要的满足。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分工与供养问题的正常机制，各个细胞都往头脑里挤，久而久之，社会便会发育成一个怪物：在一个孱弱的躯体上长了一个硕大的脑袋。
挤到里面的人们并不安于这里的稳定的收入，他们手中还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总是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碗里多捞那么几勺；谁的心不软，谁便可以多捞多得，吃得更胖一些。几千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些握着收费的主动权的人们经常地无视社会的承受力这个界限，他们自身欲望的日益膨胀压缩了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能力，民众便不得不用日益昂贵的价格购买日益低劣的服务。历代的封建帝王甚至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任意胡来；他们摆谱摆得邪乎，出门要摆盛大的仪仗队，住的是豪华的宫殿，为死后的陵墓而大兴土木，还要为各种偶然出现的怪念头而劳师动众，发动战争，给自己和别人的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由于他的率先垂范，整个官僚机构也都跟着上，于是便出现了腐败之风禁而不止的局面。于是，他和他的官僚机构就成了社会肌体上需要切除的肿瘤。
从历史上看，一个新政权刚刚诞生时，明智的统治者还是知道载舟覆舟的道理的，但他却无法战胜或改变他自己和整个官僚机构的私欲的膨胀过程，这种过程有增无减，只有一个速度的快慢问题，一直积累到社会不堪重负，站不起来了，引起革命；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改变价值体系本身，像阿Q的革命一样，目标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新的价值体系，社会便只能在这个层次上运行，一个新政权取代原来的政权，社会躯体上新长出一个脑袋，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治乱循环。整个历史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这一个故事。
这便是我们这个社会几千年来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有些统治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倡导起某种时尚，并不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就像石拱桥的基座，深埋在泥土里，外面看不见，却从来没有动摇过；桥面上的石块，天长日久了会磨损，需要修补调换，有时信奉黄老之术，有时又独尊儒术，有时又对佛教有兴趣了，这都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在这一个“长时段”中，深层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占支配地位的还是官本位的价值体系。
由于儒家的加入，形成了一种混合物，一种力图超越现实的力量与现实自身的惯性组成的合力，我们因而不能把这种合力都记在某一种学说的名下，儒家学说虽然被捧得很高，但它只是一个点缀，其社会政治理想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只要有一两个皇帝真正地奉行它，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社会运行得比较清明，那就谢天谢地了。而这所谓的政治清明也不过是把社会稳定在一种较低的层次上运转，没有出现太大的动乱和灾荒而已。我们注意到，孔夫子始终处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可悲境地，他的学说是被人利用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在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中，始终处在弱小的地位，两千年来，已经被深层价值体系改造了不知多少遍了；必须等到非道德的倾向发展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到了反弹的关节点时，才能借势表现一下自己的真面目。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以偏概全地称之为儒家文化，要研究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仅仅去研究儒家经典，而应当是研究人们的现实的追求与梦想，研究秦始皇、袁世凯等人的价值体系，研究市井小民的生活，从阿Q、王胡、假洋鬼子、吴妈等人的头脑中去寻找实际上发挥作用的价值体系。
这样一种由于价值体系的缺陷而导致的周期性的振荡并非是中国的特产，在西方国家也是存在的，只要是私有制社会都存在，它是私有制社会的与生俱来的缺陷。比如在欧洲，同样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脱离实际生产职能的阶级，这一阶级完全是一个寄生的阶级。葛兰西认为，通过国家官员、知识分子、教士、地主、掠夺成性的商业、军队的过分饱和以及腐化，便留下这样一堆消极的沉渣。“并且可以这样说，国家的历史愈古老，这些渣滓就愈多，就愈成为沉重的负担。这些渣滓是以无所事事和无用的群众、以祖产为生的历史恤金领取者所构成的。”［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还说，“国家管理机关向来是绝对寄生生活的一个来源……意大利人口的十分之一是依靠国家预算生活的。而且到现在还有相当年轻的人（四十多岁），身体健康，精力和体力都很充沛，担任过国家职务二十五年，就不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领取一定的巨额退休金，而苟且偷生。”“如果某一家的教士成了神甫，那么，对所有的亲属来说，做‘粗工’就是‘可耻的事’了。”同上。他总结道：“每一种制度有它自己的人口构成中一定比例的规律，自己的最好的平衡和不平衡性的因素，这种不平衡性得不到相应的立法的调整，它本身就可以成为毁灭性的，因为它会使国家经济生活的来源涸竭……” “美国没有伟大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传统，可是正因为这样，它就不受这顶大帽子的压制。”同上。不过那是葛兰西那个时代的情况，现在美国也是同样了，资本本身就是寄生性的，因为它自己是不会自动增值的，它必须盘踞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之中，从其中切出一块来，养活一个食利者阶级。这个阶层的不断积累，也是会造成危机的。现在西方人在大力主张全球化，让它们的资金到处流动，但这不是为了支援第三世界的建设，而是要把吸盘牢牢地吸在全球物质财富的再生产过程上，养活它们自己国家的食利者阶级，把危机转嫁到别的国家的身上。如果整个世界经济都支持不下去了，地球上的人们又该将危机转嫁到什么地方呢？难道人们还要到别的星系上去投资吗？
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用一种成熟的价值体系来取代那种自发的价值体系。儒家价值体系可以说是最初的努力，其本质是与传统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尽管它一次又一次地被传统价值体系所改造，但一次又一次地从传统的泥泞中挣脱出来。一直发展到现在，共产党人的奋斗可以说是人类为改造社会深层价值体系而进行的又一次努力，针对私有制社会的这一根本缺陷，为使社会进入长治久安的运行轨道，共产主义理论设计了一套科学的解决方案，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我们都还记得，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对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时，也是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享受在后，所以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所以这些“土八路”能把人民凝聚在一起，打败有强大经济实力、有洋人支持但却奢侈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都还记着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等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名字，他们为人民为社会呕心沥血，自己却过得十分俭朴。我们可以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物美而价廉的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要社会支付的管理费用是最低的，给社会所带来的福利却是巨大的。而且，要想彻底改造或取代旧的价值体系，除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我们还真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然而真正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境界，真正地接受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并不单纯就是戴上共产党人的帽子就足够了。怎样才能使这种新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成长起来，首先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成长起来，占据支配地位，这个问题在和平建设时期并没得到很好解决。由于许多人在实际上并没真正树立共产主义价值体系，达不到共产党人的水平，还停留在私有制社会的人格发展水平上，所以私有制社会中的那些病症照样在纠缠着共产党人。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强化，旧的价值体系仍然力图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不把老树的根挖掉，它就会又一次抽枝发芽，茂盛起来，不管你这里是共产党的还是别的某人的园子。所以说，如果共产党改造不了旧传统，就会反过来被旧传统改造过去。共产党人要想不被改造，就必须始终保持本色，像老愚公一样，树立起长期挖山不止的决心，才有可能把那制约着社会在周期性治乱循环中运行的价值体系的老根从社会中清除掉，把社会导入更高的发展轨道。也只有做好了这件事情，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色，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总之，要想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从这种反复发作的周期性振荡中解放出来，就必须研究如何改变社会深层的价值体系。倘若人们的识见深入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层次，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学说上面，就找不到问题的根本，他的社会改造理论肯定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谈论文化的人们必须首先看看自己脚下，到底是站在哪种价值体系的立场上。他越是缺少对价值体系问题的思考，就越是受制于他在无意识中接受下来的价值体系。有些人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但如果没有一种成熟的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我便可以自信地断言，那不过是出于一种阿Q心态，红眼病，一旦手中有权，他照样还会走在腐败的老路上。他摆不脱社会深层价值体系的纠缠，那个价值体系仍在他的无意识的深处发挥着支配作用，借助于他的躯体来表演节目，他只不过是那个价值体系的玩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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