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延文：

阎崇年、于丹等“重兵护驾”的明星学者是否应下课？

10月5日，百家讲坛主讲人、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时，被一名男青年扇了一记耳光，并被斥为“汉奸”。近日，阎崇年先生掌掴事件有了继续。据众多媒体报道：“2008年10月10日，第八届北京图书节在地坛公园隆重开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有‘学术超女’之名的于丹在图书节签名售书。多名头戴钢盔的保安在现场维持秩序，保护于丹人身安全。”其后，阎崇年也在众多保安护卫下现身北京书市，顿时引起网络热议。不少网友纷纷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质问：“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究竟是商业利益导演的一场闹剧？还是向中国公众文化权益的“武力示威”？于是，本来已趋冷却的掌掴话题，再次沸沸扬扬起来。

众所周知，保安护身、贴身防卫，是各国元首级的安全措施。不知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此次的保安规格，是比照“总统级”还是“国王级”？在文明悠久的首都北京，一个学者面对公众签售，真的需要重兵护驾、如临大敌吗？况且，于丹教授在学校执教、阎崇年先生在各地穿梭讲座，是否都要带上贴身保镖，把钢盔警棍一股脑带到高校课堂和讲座现场呢？如此拒绝大众、防范大众的学者，是否应告别大众视野，考虑“下课”呢？

一．重兵护驾：明星学者向公众的“武力示威”？

近期以来，借“百家讲坛”强势劲推，一系列明星学者在大量媒体中频频出场，呼风唤雨、风生水起。不仅越错越红，名利兼收，而且政治荣誉、学术头衔接踵而至，演绎着一夜骤成名、学者加富豪的现代神话。于是，歪解历史、颠倒是非、情色佐料、美化汉奸……种种光怪陆离的“出位”表演，以明显的历史观错误和色情爆料，冲击传统价值、制造新闻卖点。虽然占领市场获取了一定商业利益，但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大众的抵制与愤怒。出于对文化价值和民族尊严的关注，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和民众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但在强势传媒的格式化覆盖下，这些声音多数无法表达。因此，有媒体认为：掌掴事件是“学术压抑的宣泄”，是“公众话语权被极度压抑的表达。”

的确，当本应是文化主体的人民大众，被某些人称为“草根”、视为“草芥”，如野草般蔑视、嘲讽乃至抹杀时，“草根”们就会迫切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对话”变成“对立”，“和谐”变成“冲动”，“斯文”变成“暴力”，甚至出现了当众掌掴这种令人遗憾的冲突。有媒体指出：“阎崇年被掴与文化批评的匮乏”有关，“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实际上痛在那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学者心里。……这其实也代表了另一种民意。”

（阎崇年先生签售照片）

（于丹教授签署照片）

对掌掴事件引爆的公众质疑与反驳，于丹教授和阎崇年先生用这场“重兵护驾”的图书签售，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钢盔保安簇拥的煊赫场面，构成一种文化象征意义的仪式，表明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我有话语权力；无论掌掴还是出错，反正我红了；我是明星我怕谁？照片中的于丹教授不仅笑容满面，甚至春风得意，似乎有一种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快感、以及拥有话语权的自得。然而，作为依靠点击率和收视率为亮点的公众学者，如果只有靠保安护驾才敢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本身不是最大的悲哀吗？推出明星学者的强势传媒和书市主办方，是否也应感到某种危机呢？

如果学术明星们真的抱定了娱乐至死的宗旨，如果他们继续挑衅大众的承受底线，如果“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继续我行我素，阐释经典“一分钟一个错”，再把“大禹包二奶”，“李清照好赌好色”之类猛料，强推给中国大众，难道真的要彻底激怒大众，逼得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甚至闹出“群体事件”才心安理得吗？难怪有网友评论：保安护驾的图书签售，是于丹、阎崇年等明星学者对公众的“武力示威”；更有网友怒责：“学者需要戴钢盔的准警察保护，当事人还洋洋得意？真是莫大的讽刺！士之无耻，是谓国耻。斯文扫地，莫此为甚！”言辞虽过于偏激，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大众的真实情绪。

令人担忧的是，本该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公民素养的学术文化，却成了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要动用治安手段享受武力保护，这样的签售还有进行的必要吗？以“重兵护驾”激化大众情绪，强化与公众的对立，长此以往，明星学者将向何处去？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将如何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又将如何期待？

面对这幅夸张的重兵护驾签售图，我们不禁要问：凭借强势传媒一夜爆红，喧哗热炒已达两年之久的“明星学者”们，是否已经到了应该下课的时候呢？

二．正常学术无缘大众传媒，“明星”学者为何越错越红？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术界并非只有这几位明星学者，中国学者也并非都如此浮躁。今天，大量中国科学家以默默无闻、扎实稳健的研究，使“神七”飞天、生产力剧增；无数人文学者更潜心学术、皓首穷经。遗憾的是，放眼今日强势传媒，却罕见这些正常学术的身影，更缺乏对严肃学者的推介。为什么，这些支撑中国科技大厦、标志国家文化高度的正常学术和真正学者，却不能登上传媒平台、获得话语权利？更不能一夜爆红、速成千万富豪？反而是学风浮躁、错误百出，甚至“一分钟一个错”的学者成为走红明星，而且越错越红、越出位越红、越搞怪越红……于是，中国学术的正常形象，被魔化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演武场；本应属于中国大众、由社会共享的大众传媒，也蜕变成明星学者任意狂舞的私家舞台。

随着强势传媒的传播与输出，科学理性的中国学者，被一个个替换成欲望强烈的学术明星；而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明星”们的星光所笼罩，显得良莠难分、扑朔迷离了。

三．悖离东西方文化传统，“重兵护驾”彰显学术悲哀

如果回望几千年来的人类精神丛林，纵向比较，更能感受到“重兵护驾”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鲜明显在的精神鸿沟。

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源于自由和谐、宽松平等的文化精神。传说中的孔子“杏坛授徒”，是一幅春风和煦的景象。《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写道：“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在美丽的杏花林中，年轻学子刻苦求学，而老师孔子则在一旁弹琴高歌，一代宗师与学生亲密无间，“杏坛”成为中国文化的永久经典。其后，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诸子百家的学术乐园。在齐国都城的稷门附近，宏伟轩敞的学宫使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欢聚一堂，稷下学者多达千人，缔造出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而稷下办学的齐国，也因此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成为春秋时代诸侯称霸的第一强国。

与“稷下学宫”遥相辉映，在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空间——“雅典学园”。爱琴海畔的明媚阳光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学者，与雅典市民、年轻学子平等对话；学术空间是敞开的，气氛更洋溢着快乐和自由。两千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壁画《雅典学园》（The School of Athens)，让来自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各个时期的50多位西方文化大师，都环绕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周围，进行思想的欢聚。这种超越时空、自由和谐的文化精神，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近现代崛起的精神力量。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

这幅其乐融融的名画《雅典学园》，与于丹教授、阎崇年先生重兵护驾的签售照片比较，形成了多么鲜烈的反差？！真正的学术，从来不靠话语霸权和“明星效应”确立地位，更不靠钢盔保驾、重兵压境和武力护航。释迦摩尼、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几乎同时代降临人间的文化大师，无一不是凭借吞吐大荒、包容万象的哲思智慧；春风和煦、温雅平和的治学态度，造福社会、引导人生的精神高蹈，获得大众和历史的双重认可，凸显出千年不衰的文化魅力。抚今追昔，试问曾有哪家学术是倚靠“重兵护驾”、耀武扬威，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呢？

杏坛授徒的春风化雨，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雅典学园的和谐快乐，成为东西方文明取之不竭的清澈源泉，也奠定了东西方学术共同遵循的自由精神与宽容平和。相比之下，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人“重兵护驾”、光怪陆离的反常面画，可谓古今罕见、绝无仅有。虽然也可标新领异、吸引眼球，但却与东西方文化传统都大相径庭。如果春秋百家和古希腊哲人们复生于今日，看到天下竟有如此“威猛”的学者，不知该如何目瞪口呆？性情中人的孔子老先生，没准还会大吼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众多学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误读《论语》，签售时有读者高举“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表达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于丹教授的误读孔子，不仅仅是马千里等学者早已指出“一分钟一个错”的学术硬伤；更是对孔子、庄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误读，在有意无意中“矮化”着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装保护”的学者签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学术，以拒绝大众的话语霸势、热浪滚滚的炒作传播、追名逐利的狂热表现，挑战着大众对文化市场的公信度和忍耐力。众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超越底线、弱化良知，这究竟是个别学者的错位？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四．“武力签售”世人嗔目，北京“首善之区”形象是否受损？

更值得忧思的是，这组令世人嗔目结舌的“武装保护”签售画面，竟然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作为中国首都和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首善之区的北京，难道治安当真糟糕到如此地步，连学者售书都要保安挥臂、钢盔掩护了？无论主办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虑，但这幕“武力签售”在当下的惊爆上演，却只能令国人乃至全世界，对刚刚成功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在传媒资讯无比发达的今天，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学术明星”演绎的“武力签售”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已不仅令中国学术蒙尘，更将使名城北京蒙羞。身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隐隐感到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害。

行文至此，“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的客观效果已经毋庸多言。那么，为何前文提出请两位“明星学者”思考是否应下课的想法？这里，我所说的“下课”，是请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众讲坛，在普通大众和大众传媒面前“下课”。这种想法，引发于阎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三重标准。

10月9日，阎崇年先生针对记者采访，首次对掌掴事件做出回应，否认此次“签售被打”缘起学术之争。对有资格与他进行学术论争的对象，阎崇年先生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应该说，这三条杠画得相当高，不仅普通大众根本无缘，而且连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者、学子，也不在阎先生的视野之列。这段回应，其实是对大众文化资质的否定，对公众渴求真知、渴望对话的拒绝。

既然拒绝与大众平等对话，把人民大众毫不客气地划在了学术论证的圈子之外，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学者，似乎就应回到符合阎先生三条标准的学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领大众话语平台。况且，与其这样战战兢兢，依赖钢盔保安来隔离大众，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众鞠个躬，坦然宣布下课。而后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真诚的学术见解和朴素的处世原则，重新赢得公众的谅解与尊重。

为了维护中国文化的国家形象，为了保持公民社会的和谐稳定，“重兵护驾”的图书签售理应“叫停”；而拒绝大众的明星学者们，似乎也应及时“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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