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周易》的研究

    早在一九二O年时，毛泽东就和蔡和森谈《周易》之道，说明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对《周易》的研究。　　

    其实蒋介石也很崇尚《周易》，这一点从蒋介石的名子中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原名瑞元，上学之后，起名志清。介石是一九一二年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时他用过的笔名，当时他已经二十五岁，到一九一八年投奔孙中山之后，又起用"中正"之名，当时已经三十一岁。这“介石”就是直接典于《周易》豫卦中的六二爻辞“介于石”，  “中正”典于《象传》对《周易》多处注释的原文。蒋氏自己给自己起《周易》内容的名子时，已具文才武略，若不是研读《周易》之后对《周易》产生崇尚之心，断不会这样做。可见这名子就成了蒋介石对《周易》研读和崇尚的有力见证。　　

    搁过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品质不论，单就其才干来说，“四，一二”大屠杀之后，能在很短期间内将中国大地上的各霸一方的军阀混战局面基本上统起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使国民党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这和当时各军阀头目相比，真也算得上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人才。但在和毛泽东的较量中，却被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所打败、所消灭。这说明蒋介石在和毛泽东的比试中，就只能称失败的将军了。　　

    两个历史性的大人物，都研究过《周易》，但在对中国各种矛盾的分析上，毛泽东则能像分析各卦中的矛盾一样来分析中国当时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矛盾，而蒋介石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对中国问题的处理，两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者的结局的大不相同。　　

    比如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蒋介石虽然没有能够把工农红军彻底消灭在长征途中，但对红军来说，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但因毛泽东当时在对中国矛盾的分析和处理上高于蒋介石，于是就产生了绝然不同的结局。　　

   因为当时正处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猖狂进攻的局势，在这局势面前，蒋介石则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结果使东北的大好河山丧失，华北危在旦夕，中国立即处在了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说明这时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了最主要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现实，若用六十四卦的卦象来表示，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前，国共两党在各个时期的矛盾，就像各卦中的上卦和下卦之间的矛盾一样，也就是说，一个相当是上卦，一个相当是下卦，等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相当是上卦，一个相当是下卦。对国共两党来说，从此无论那一方，不是站在民族(即中国)的立场上抗日，就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侵华，在这两者之间只居其一，舍此别无出路。毛泽东对此则看的很准，毅然决定站在全民族立场上，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为实现这一主张确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战术，而蒋介石则就看不到，也就更做不到这一点，他仍然停留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认识上，继续把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进行打击，这在客观上就帮了日本侵华的忙，等于站在了日本侵华的一方，也就使国民党走向了自己将自己从中华民族地位中被开除出去的道路。所以当他提出“先安内后援外”的口号之后，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导致众叛亲离，终於暴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虽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曾一度成为抗击日寇的主战场，也确实打过不少大仗、硬仗和恶仗，但在政治影响上，他却成了响应共产党号召的行为，或者说这是被共产党逼上抗战的表现，而不是主动领导抗日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所以也就使他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逐渐丧失了在抗日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也就使抗日的领导地位很自然的在人们心目上转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影响之大，之深远，直到抗战结束，再到国共两党内战又起，因为人们早已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爱国、爱民的党，所以人民都心甘情愿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支持共产党去消灭国民党，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强大得多，而且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的支持，但结果都被共产党所打败或所消灭。这实际就等于在说，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始，到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从卦象上就确定了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一方的，而国民党从此在卦象上代表中国一方的地位就消失了，这就预示了他们的失败。　　

不仅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在对其他各种问题的分析上也无不如此。下面再举几例：　　

 (一)毛泽东对中国当时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析，得出了他们对革命的不同的态度，实际这也相当是对各卦中的各爻的得位与失位以及各爻和它上下爻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从中找出这些不同的爻位所处的不同环境，以及在整个卦象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从而解决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等一系列的重大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等问题。从而也才保证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由失败走向了胜。　　

    (二)也如同分析各卦中的各爻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及其彼此间的关系一样，毛泽东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各个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的各种矛盾和关系，从而得出了红色割据政权应该在他们彼此间都怕找麻烦，谁也不愿管的边界地区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就为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城市这个总战略思想找到了立足之地，也就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在当时应该怎样做指明了方向，从而也才保证了这一战略思想最后的实现。　　

    (三)日本投降后，又如综合分析上下卦各个方面的矛盾与斗争一样，毛泽东又及时分析了国内外各种矛盾，从而制定了当时对国民党的策略方针，所以当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不慌不忙，并能准确地预测到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四)大陆解放后，同样像综合分析上下卦的各种矛盾一样，毛泽东又对中外各种矛盾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抗美援朝”这个仗必须打，而且预见到这个仗一定能够打赢。　　

    (五)在解决每一个具有战略性大问题之后，当涉及到每一个大问题中的讦多小问题时，如战争中的战役和战术性的问题，毛泽东也要像分析上下卦特有的矛盾一样，教人要根据敌我双方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和对比，然后再下打与不打的决心。这样做了，往往料敌如神。　　

    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能从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来解决现实革命中的各种战略战术中的实际问题。可是蒋介石就不同了，他虽然也学了《周易》，则只是学了表面文章中的词句，尽管他选其中的词句还作为自己的名子，甚至在风景之地，如在鼓浪屿还挥笔写成“其介如石”四个大字，镌刻在引人注目的山石上，也不过顶多是能起到炫耀自己志向高洁，或学识渊博的作用，却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吸取《周易》中合理的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所以蒋介石失败了，毛泽东则胜利了。　　

    再以斯大林为例，斯大林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威的马列主义革命家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他曾把毛泽东思想指为“异端邪说”，后来日本投降后，他又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同意毛泽东用革命的战争去消灭反革命的战争；当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刻，他又派人来到中国，企图教中国人不要打过长江去，要与蒋介石划江而冶。这一切，都被毛泽东据理驳回。当全国解放后，刘少奇率中国访苏代表团赴苏，斯大林主动对着他的高级官员们向中国访苏代表团当面认了错。为什么斯大林会在中国问题上有了错呢?原因虽然很多，其中斯大林不了解和不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毛泽东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就比斯大林也高出一个层次。　　

    通过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又能比斯大林高一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毛泽东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而这一切，却正好是他们都做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都不如毛泽东。再从整个毛泽东的思想内容上来看，其中《周易》里的一分为二的观点，又正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核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又可说明，《周易》实际也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源头活水之一。　　

    既然《周易》对毛泽东思想也起到源头活水作用，那为什么毛泽东在世时不提倡学习《周易》呢?这一点，可能由以下原因所造成：其一，习惯上人们把《周易》早已经当成是打卦算命的书，若改变这种世俗看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倡学习《周易》，就容易被人误认为在提倡封建迷信，尽管毛泽东这样很慎重地注意了这个问题，但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仍然有人说，毛泽东的胜利，正是因为毛泽东学了《周易》，占领了中国的风水宝地才取得的结果，这些谣言反过来也正好证明了，毛泽东生前不采取提倡学习《周易》的谨慎态度的正确性。其二，马列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使马列主义真正在中国生根成长，就必须批判中国旧有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槽柏。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如果在当时提倡学习《周易》，既会妨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会影响马列主义的发展，因此不能提倡。这一点毛泽东不但对《周易》如此，而且对古代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也无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同时也吸取了其中的民主之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和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但毛泽东并不提倡学习古人的思想来指导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是只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的道理，恐怕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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