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合治理：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运作机制分析

魏程琳 褚庆宜

摘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乡村市场化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通道，也会诱发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陷入两败俱伤式的效率损失困局。党支部拥有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权等治理资源，具备统筹协调地方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潜力。陕西Y村党支部通过股权改革构建“你中有我”式的市场利益共同体，推动农民共享市场收益促进共同富裕;通过再造新集体组织、塑造新集体观念，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柔韧的社会基础。党支部和集体经济是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统合治理机制突破市场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拓展了乡村市场化议题的研究视野。

习近平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1](p.71)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及业务部门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的正确政治方向。[2]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

201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大力推进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3](p.35)早在199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双强双带”工程，鼓励先富群体担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动村民富裕和村集体经济发展。[4]不同于先富群体带动模式，党支部领办模式不但强调村支书等精英人物的作用，更强调党组织的作用。[5]基层党组织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村庄主要有两类：一是少量坚持走集体工业化道路，采取高积累、高福利模式的集体经济村庄，[6]二是各地正在探索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的村庄。[7]

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发展在地化经济助推农民分享市场收益。问题在于，在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市场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善治的双重目标。有学者指出，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通过党组织领导、基层民主决策等策略融合多种制度逻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社集体统筹，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乡村共同富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进一步理清基层党组织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机制，对于我国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8]

本研究采取个案分析法，致力挖掘个案内含的中观机制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案例地点为陕西Y村，该村共62户286人，村域面积709.95亩。该村自1980年代起发展乡村集体企业，先后建成水泥厂、农工商超市、硅铁厂等村办企业。2000年前后，该村村办企业相继破产转制，村民收入来源转而以外出务工为主。经不断调整尝试，Y村两委于2007年带领村民发展民俗旅游业。2016年以来，年均游客接待量500万人次以上，经营性收入超过10亿元，有3000多外来人口在本村创业就业。该村通过股份制改革，保障农民分享市场收益，带领农民初步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选取Y村为案例的原因在于，该村原本是资源匮乏、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农业村庄，在党支部引领下通过股份制改革和治理制度变革实现市场与社会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创新和理论研究价值。

个案资料源自课题组成员在Y村的驻点调查。2020年6月4日到18日，在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协调配合下，课题组成员对在袁家村挂职工作的副镇长、村主任、原村主任和原村支书等乡村干部、村民、商户代表及青年创客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课题组共计访谈28人，单次访谈时间均在一小时以上，整理访谈资料和村史资料14万字。此外，课题组还通过查阅Y村村两委会议记录、网络资料以及电话访谈等形式，进一步完善了个案资料。

2012年以来，Y村备受学界关注，多位学者对Y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做了深入讨论，但鲜有关注党支部在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Y村个案，试图揭示基层党组织统合治理乡土社会与下乡资本的举措、过程和机制，为全国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一、“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

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政策，旨在缩小市场化导致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协调城市化、市场化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当前各地发展乡村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将农民(集体)现有的土地、房屋、自然资源与下乡资本结合入市，市场与社会关系成为当下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一)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双向运动

波兰尼描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型期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是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9](p.18)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逐步向全球扩张，原本嵌入社会体系的市场逐渐脱嵌，将其逐利原则向社会领域扩张。波兰尼将市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称为市场社会。在市场社会，逐利动机取代生存动机成为支配性的行动逻辑，社会原则被边缘化，农业社会原有的传统、邻里关系和行会组织皆遭到破坏。因此，自近代市场经济体系诞生以来，农民是市场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市场原则的扩张激起旨在抵制市场脱嵌、保护社会原则的反向运动，波兰尼将这一现象称为双向运动。[9](p.18)不同于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政治性和道德化批判，诺思指出，社会的反向运动是与市场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双向运动能够实现缓慢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转换，从而可以规避市场带来的风险。在市场与社会双向运动中，国家或政党应扮演什么角色，成为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重要议题。19世纪西欧国家在市场体系建立发展中呈现为“钟摆式”角色：从助推市场发展到调控市场体系，甚至不惜发动内战来维护其调控市场体系的权能。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东亚国家或地区政府更为积极介入市场治理，“发展型国家”“国家指导的市场”及“政府治理的市场”分别是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中国则更为积极地参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二)中国的农民入市与资本下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主要以两种方式进入市场，一是以个体化形式参与市场经济，主要以进城农民工为代表;二是以集体形式参与市场经济，主要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代表。多地案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基层政权支持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促进市场化的主要动力。而基层政权是否有能力充任农民与市场的中介，取决于当地社会主义传统的强弱，取决于分田到户回归家庭耕作的早晚和彻底程度。2000年前后，受全国商品市场形成、体制改革、企业社会负担过重等影响，乡村集体企业逐渐转制，农民集体入市竞争的通道基本关停。同时期人口、土地、资本三要素从农村净流出，导致中国出现“三农”问题。

自2006年乡村进入后税费时代以来，中央各部门向地方政府输出的惠农资金逐渐专项化。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上级部门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项目落地配套资金。[10]然而，处于吃财政饭状态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既无财力提供配套资金，又无能力从农民处筹集“一事一议”的公共建设经费，最终发展出下乡资本提供配套资金并占取项目建设成果的模式。[11]在乡村旅游开发领域，资本下乡通常与美丽乡村建设、古村落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相联系，方兴未艾。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和财政专项惠农资金，地方政府和工商资本合作完成村庄的整体性再造。在湖北某地，资本主导的村庄公司化运作使得基层政权组织——村“两委”成为公司的二级单位，村民成为公司治下的“股民”或“失地农民”，国家各项惠农资金也被公司获取、占有、支配。[11]

资本重组乡村空间的企图和实践，诱致村庄社会内在的秩序维持机制逐渐衰弱。[12]各地乡村出现抵制市场扩张的保护性运动，例如农民不愿调整地块以打破资本主体连片经营的愿望，不愿与资本主体同步灌溉和喷洒农药以降低资本的农业生产效率。许多学者指出，[13][14][15][16]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加工业，必须注重与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家庭分工等社会机制结合，否则将会遭到农民反制，深陷社会反向运动带来的效率损失困局。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乡镇集体经济不但要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分享市场收益，[17](p.152)还要承担社会就业、社会建设等任务，这弱化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第二个阶段，工商资本在地方政府支持下进入农村，强调市场原则、市场利益的经济行为损害了社会利益，激起社会主体的反向运动。

(三)分析框架：市场—社会关系的统合治理

在发展乡村经济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警惕市场资本在乡村社会的无序扩张，也要警惕乡村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的无序竞争、抵制破坏，探索既保证市场效率又保障社会公平的组织形式和实践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党支部统合治理地方市场与乡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第一，市场与社会的内在冲突。市场资本与乡村社会的冲突在显性层次上是经济利益分配失衡所致，在深层次上则与两者的人性假设、行动规则、资源支配权等系统因素密切相关。本文的市场与社会关系具体是指，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在行动原则、行动取向等方面的冲突或协调状态，如表1所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村庄社会的运行规则依然是熟人社会的共识规范和道德伦理。村两委、村民小组、宗族、街坊以及“秦腔自乐队”“妇女文艺队”等民间组织是乡村社会运行规则的维护者。当下村干部[18]与传统时期乡绅[19](p.54)[20](p.276)或保护型经纪[21](p.36)一样，都有着追求社会声誉的明显动机。下乡资本通过其市场地位优势，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大众形成经济支配格局，承载农民集体生活的空间、符号和物质形式或者被消灭或者被高度市场化，这容易引起社会的“自卫”行动。

在嵌入/脱嵌、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础上，布洛克[22](p.155)从市场视角出发讨论了市场与社会关系，指出价格越是不受非市场因素干扰，该社会的市场性程度就越高。几乎所有社会都处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社会化的两端之间。中国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突出，乡村社会的市场性程度总体偏低，社会关系和地方规则对地方市场运行仍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既往研究展示了社会规则对下乡资本的约束，指出良好的市场社会关系取决于市场资本顺从社会原则的程度，主张市场资本主动顺应社会逻辑。[13][14][15][16]问题在于：市场资本在现实中意欲主导乡村社会或抛开社会原则的现象更为普遍，极少会主动服从社会规则;反过来看，市场企业过度社会化也会导致企业伦理负担过重，[23](p.134)极端情形下还会出现集团性的违规和暴力行为，[23](pp.64-65)使得正规市场失灵。市场与社会关系治理研究有待突破二元分析框架，从市场与社会之外探寻二者协调发展的机制。

第二，统合治理：行动基础与行动框架。进入新时代，农村党支部是最具备统筹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基层组织，这源自其拥有的多样化治理资源，即自上而下的政治信任、自下而上的社会信任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权。

基层党组织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能够有效整合乡村经济社会力量。农村党支部是党和政府信任的基层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基础。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党的建设贯穿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全过程，发挥村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基于高度的政治信任，党支部能够与地方党委、政府保持畅通的信息交流通道，在村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方面获得政治行动空间和相应政策支持，保障村集体资产中“公”的成分不被损害、村域市场服务于农民利益。[24]

表1 市场主体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内在冲突

图1 统合治理的行动框架(图表自制)

党支部成员是乡村社会的关键少数，他们来自乡村社会且与乡村民众保持着紧密的日常联系。乡村关键群体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地带，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资源。在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信任关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期望资产”，通过它可以解决合作与协调问题。[25](p.509)有学者指出，在集体行动中，集体组织通过利用关键群体影响力，能够以较快速度和较低成本吸引更多人参与集体行动，推动集体合作形成。[26]基于广泛的社会信任和厚实的社会关系资源，党支部能够有效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向着集体目标前进。

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农地、宅基地、山林、湖泊等公共资源都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资源市场化、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实体化，势在必行。党支部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解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虚化的问题。农村集体资源成为党支部统筹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

基于以上三方面独特优势，农村党支部具有超越市场与社会局限引领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本文将党支部统筹协调市场资本与乡村社会的机制概括为统合治理，其行动框架如图1所示。

本文提出的统合治理概念，主要是指基层党组织在市场—社会关系中的整合、协调等居间治理功能，具体关注基层党组织与市场、社会的外部关系治理。统合治理发挥功效的机制是通过利益、制度、组织和观念进行整合，将市场运行成本与社会治理成本内部化，最终实现市场与社会双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协调发展状态。

二、转型与失衡：Y村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Y村就在党支部领导下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村庄经济从集体农业转向集体工业。2007年，Y村转向乡村旅游服务业，地方市场快速发展并取得成功。外来商业资本进入市场获得丰厚利润，带来贫富分化、社会对抗等问题。

图2 Y村集体经济发展时间线(1983—2021)(图表自制)

(一)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两次转型

1980年代，Y村响应国家“发展社队企业”号召，依托当地矿产资源开办了水泥厂，随后投资建设农工商超市、硅铁厂、印刷厂等，逐步积累集体资本和经营管理经验。随着全国商品市场的统一和国家政策变化，乡镇企业进入优胜劣汰的转型阶段。2000年前后，Y村经营的多家工业企业关停。为继续发展集体经济，村支部带领村民发展奶牛养殖和苹果种植。然而，由于饲养技术不过关，奶牛生病不产奶等问题频现，而农户种植苹果的年收入与外出务工大致相当，村庄人口继续流失。图2展示了1983年以来Y村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

2006年，新支书G某在征集多方意见后，决定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为提升村民对乡村旅游的认识和参与度，G某带领村两委成员到省内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参观体验，后来又带领有参与意愿的村民到四川、广西等地的旅游胜地体验学习。2007年，Y村村两委成员对乡村旅游的认识达到高度一致，决定通过集体经济鼓励参与乡村旅游的农户，即给第一批将农房改造成农家乐的农户5万元补贴。为了保证农家乐改造的效果，G某率先改造自家农房供村民参观学习。

Y村在探索和试错中逐步明确了地方市场的功能定位——民俗体验地，将陕西特色餐饮、民俗文化、建筑艺术进行空间集聚，与周边历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形成互补。Y村诚信经营、物美价廉的经营模式，令其在自媒体时代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2016年以来，Y村每年游客接待量超过500万人次，经营收益超过10亿元，纯收入达1亿元以上。

(二)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社会失衡

随着市场品牌效应的提升，外来工商资本快速进入Y村。2012年，Y村乡村旅游业开始向乡村度假业转型，逐渐发展出酒吧咖啡一条街、文化街等旅游路线，推动旅游产品多元化、精品化。为提升民宿档次，Y村引入外来资本投资8000万元建成600多个床位的度假酒店，还引入其他资本打造高端民宿产品。2015—2016年，Y村继续引入工商资本建设回民街、祠堂街和书院街，扩展乡村旅游空间内容。如表2所示，Y旅游市场资本主体主要有村社集体资本、工商资本(大资本)和商户(小资本)三类。

表2 Y村旅游市场资本主体来源分布(图表自制)

在旅游业带来巨额市场利润的同时，农民与外来商户之间以及商户与商户之间利益失衡现象凸显。在股份制改革前，Y村集体经济主要体现为，集体资本投资建设街区并收取店面租金和卫生服务管理费。村民多数从事农家乐服务，户均年收入5—10万元，部分无力经营农家乐的农民主要收入来自房屋租金和务工工资。然而，许多进驻Y村的商户获取丰厚利润，不少店主年纯收入超过100万元，有的店铺年收入高达500万元以上。商户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及市场竞争，诱发诸多社会矛盾。例如，小吃街生意红火之后，农家乐收入大幅下降，这导致村民对外来商户怨气加深。

面对变化越来越大、与自身利益越来越无关的村庄，村民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本地人与外地人、富人与穷人的身份、利益和文化隔阂日益明显。本地人对外地人、穷人对富人的抵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地方经济向好发展的社会基础日渐弱化。村民纷纷向村两委干部表示，要在商业街开店卖市场上已有的产品。事实上，不少村民通过摆摊设点、途中揽客、出售仿制品、驱赶商户的方式稀释市场利益，使旅游产品陷入同质化、低水平竞争，Y村旅游品牌面临破败的风险。周边模仿Y村发展模式的乡村旅游景点，都曾出现同质化、低水平竞争情况，最终都走向失败。可见，乡村旅游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摆脱资本与农户两败俱伤、无序发展的困局，这又取决于能否找到市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

三、“你中有我”：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股份制改革

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27]共同富裕是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机制，实现生活有奔头、经济有活力、客观上有差异的美好生活样态。

(一)旅游市场的股份制改革

市场与社会利益失衡的根源在于，双方主体在市场机会与资本拥有量方面存在差异，工商资本和商户几乎垄断了二产、三产收益。为解决利益冲突，Y村推动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将商户农户构建为利益共同体。

2012年，Y村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旅游公司，实行旅游市场投资、经营、收益单独核算，并采取公司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的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同年，Y村提出对作坊街生产食材原材料的8家店铺进行公司化运营和股份制改革。在股份制改革中，Y村遵循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全体居民自愿入股，优先照顾总体收入较少的居民户，调节居民间收入差距，保障社会公平;第二，各店铺相互入股，调节店铺间收入差距，防止店铺恶性竞争，保障市场运行效率;第三，采用“一店一策”模式推进股份制改革，维护市场生态完整性。例如，在小吃街股份制改革中，村两委认真核算每家店铺的营业额和纯收益，根据每户纯收入情况设置三七、四六、五五等股份分配比率。对于纯收入不足平均水准又是小吃街必须品类的店铺，如馒头店，村集体经济给予补贴。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每个店铺最少有8—10万元的年纯收入，加上在其他店铺的入股分红，每个店铺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

Y村的股权设计充分考虑了社会利益与市场利益的平衡。为保障本村村民的市场利益，村两委鼓励每户村民入20万元的股本金，62户农户的股金为1240万元，占小吃街店主释放股权的40%。小吃街25%的股权配置给其他商户，30%的股权配置给各个公司总经理。Y村还创造性提出土地、管理、技术等入股形式，将5%的股权配置给为村旅游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为缓解村民股本金筹集困难，村两委允许村民以土地入股或者向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每户最高10万元)，贷款金额可从村民的后期分红中扣除。在该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中，Y村为周边村庄贫困户提供门面店铺、流动摊位或让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入股到作坊街或小吃街，助其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Y村的股份制改革在乡村市场经济发展中实现三个创新：一是通过构建市场利益共同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场发展格局，将市场运转的社会交易成本内部化;二是通过定向开放市场股权，推动村民突破传统的劳务、租金收入模式，分享市场经营收益和资本收益，创新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三是现代公司制推动传统店铺作坊向现代公司制转型，店铺经营的所有产品都获得了QS(食品质量标准)认证，实现乡村旅游产品品质和市场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

(二)市场利益共同体构建中的市场动员

将原本有利益冲突的商户农户整合为利益共同体并非易事，这一旨在调整市场利益分配格局的集体行动的达成，关键在于商业资本主体的同意和配合。在构建市场利益共同体中，Y村党支部通过市场效率动员、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和愿景动员劝说商业精英分利于民，同时通过党员干部示范进行社会动员，提升村民入股积极性，进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共生式的发展格局。市场主体动员的过程如下。

一是劝说商户让渡部分利益，化解市场效率损失困局。Y村民俗旅游业因市场社会分裂对抗而陷入经营危机。彼时，一家旅游公司正在与Y村争夺旅游市场份额。2012年8月，村支书在商户农户代表会议上表示：“旅游真的不能糊弄，不能取巧，咱们Y村做到目前(这个状况)和群众是分不开的。”尽管旅游市场面临内外危机，但商户们仍难以接受将市场利益分给他人的做法，普遍认为市场经营赚多赚少是自己的事。粉条作坊经理说：“当初我发展粉条厂时，村民们都不看好，都没有人愿意支持我。现在我通过努力让厂子好起来了，为什么让村民来占便宜呢?”2012年，很多工商业资本和手艺人想进入Y村市场，如果不让村民入股分红，村民就会模仿制作同类产品，民俗旅游就会出现恶性竞争。在止损就是增收的思想认知下，绝大多数商户同意了股份制改革方案。

二是设计激励相容的制度化解零和博弈困局。为保证商业经营者的投资运营收益，Y村在股份制改革中采取“一店一策”的模式，允许店主在该店释放出来的股权中拥有20%—30%的股份先占权，如果经营效益突出，再奖励其5%的股权份额。同时，Y村要求不同商铺、不同项目相互入股，打破少数人垄断优势项目的格局，保障小商户和农民共享市场收益。股份制改革对农民形成收益激励，对店铺形成经营激励：Y村旅游公司以利益共享为由，严格管控不合理市场竞争，维护市场品牌，保障商户获得增量收益;商户基于股份制从其他店铺获得分红收益，年终总体收益仍保持较高水准。醋坊老板说：“自己的醋在农村集市一斤只能卖五毛钱，在Y村市场一斤能卖到两块钱，销量成倍增长。”如今，醋坊生产车间成为游客体验的重要场景，生意也越来越好。

三是树立“进城出省”的发展愿景，动员商户将Y村市场作成产品展示平台，以在未来获得更多回报。店铺、作坊的公司化改革及其商品的QS认证，为“Y村体验店”进城出省提供了条件。截至2021年底，Y村旅游公司在西安开了十余家“Y村体验店”，还在青海、河南、山西、浙江、海南等地合作建成、运营富有特色的体验店。村干部在给豆腐坊经营者做思想工作时说，股份制发展是做长久生意的好主意，眼光不要只放在眼下几年的利益，要看到之后几十年的稳定收益。豆腐坊经营者说：“村支书经常来鼓励我，让我好好干，说只要保证产品的质量，谁也不能取代你。我要把豆腐店做成百年老店。”如今，这家豆腐店产品已经随着“Y村体验店”进入省会，还与多家商场合作开了分店，获得不少市场收益。

(三)利益共同体构建中的社会动员

与商户相比，农户在市场经营投资方面相对保守，在开始阶段入股积极性不高。2012年，作坊街的辣子作坊、豆腐作坊、酸奶作坊、醋坊、粉条作坊等全部有募集股金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村委会在村庄中心广场张贴了入股扩建的大字报，半个月过去了，作坊扩建所需资金连50%都没达到。村民在入股上疑虑重重，唯恐血本无归。为此，Y村通过大会宣传、党员干部示范、集体担保贷款等形式，在村庄展开社会动员，推动村民商户以股份合作形式联结成为市场利益共同体。

为了让村民理解股份制改革，党支部通过农民夜校向村民讲解入股的内涵、形式和好处。村庄党员干部带头入股后，村民入股的局面慢慢打开。2012年，60户村民有30户入了股，其中很多村民是看在村干部的面子上，象征性入股一两万元。就连原先经营作坊的商户也怀疑股份制能否成功，大部分商户入股资金不到Y村旅游公司允诺的20%。

面对股份制改革的社会认知障碍，Y村村两委多次开会动员群众，明确提出作坊街扩建工程一定要成功，各作坊没有募集够的资金先由村集体经济资金入股支持。2013年，改制之后的作坊几乎全部实现盈利，有的作坊1万元股金可分3500元红利。见此情形，村民纷纷后悔，要求重新入股。为平衡村民之间的收入，Y村旅游公司决定在2013年底再次向社会募股。当时，酸奶合作社只需100万元资金入股，村民报意向股高达500万元，粉条厂只需扩股150万元股金，村民报的意向股高达1000多万元。为让村民分享更多市场利益，Y村旅游公司将集体经济入股的股份额度全部让给村民。

2018年，Y村旅游市场纯收入超过1亿元，其中，村民和商户共分红80%，村集体(Y村旅游公司)分红20%。Y村党支部将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红所得2000万元中的15%—20%用于旅游公司日常运转和景区管理维护开支，剩余部分以入股分红形式分给原村民(共计62户)，当地农民初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股份制改革中，Y村民俗旅游市场从不同主体间的对抗破坏、无序发展转向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功能：第一，集体经济能为商户纾解资金运转困境，推动市场生产规模扩大，增强市场供给能力;第二，集体经济组织主动将其在各项目中的股份额度让渡给村民，保障村民以市场机制分享收益，并通过集体经济收入的二次分配，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正因拥有土地、资金等集体经济资本，党支部才拥有与市场主体谈判协商及规制资本行为的能力。

四、再造集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社会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关键要素是发展、共享和可持续。[28]Y村通过引进市场资本发展地方经济，依托股份制改革构建市场利益共同体，解决了发展与共享的问题。Y村党组织继续发挥统合治理机制，通过确立新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塑造新集体组织及共富观念，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社会基础。

(一)确立新治理制度

不理解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过程，人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外在强加的治理机制。[29](pp.54-55)在外部市场竞争与内部利益失衡双重困境下，Y村党支部引领地方市场迈向了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革，将现代商业治理模式和股东制度引入乡村市场，将商户农户统合为治理共同体。共同经历了市场效率损失困局和产业发展危机形势的商户农户，成为新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的拥护者。图3展示了Y村的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及其内在的运营分配制度。

图3 Y村经济社会治理结构(图表自制)

Y村经济社会治理制度的“新”体现在：制度规则超越并综合了市场原则与社会原则，凝聚了市场与社会双主体的共识，采用多样化市场利益分红模式，依照“内部自治+外部调节”的简约治理模式维护市场理性运转，实现市场有活力、社会有秩序的目标。

为让新经济社会治理制度落地，Y村一方面建立微自治团体督促其自主执行新制度。如图3所示，Y村的商户农户依据各自经营业务和所在街区，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小吃街协会、作坊联合社以及酒吧街、文创街自治组织，每个自组织都有管理人(社长或街长)负责内部关系协调，规范行业服务。一方面成立村域“执法”队伍，严格把控食材质量、饮食卫生和店铺经营收入。Y村党支部安排由村干部带队的检查队搞突击检查，确保旅游产品质量和卫生;在每家商铺的收银处安装摄像头，并安排财务专员每天亲自上门收账，将营业额集中到旅游公司账目上，以保障股民利益。对于未经许可的游商走贩，旅游公司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劝导，凡是本村村民一律采取惩罚措施。

在地化经济易受地方社会关系干预的现实，对市场内部关系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在地股份公司的股民，Y村及周边村民因关心个人收益，经常会过问公司业务，影响公司独立运营。为协调公司与股东关系，Y村旅游公司与股民和经理人协商制定了有序参与方案：第一，项目经理由股民共同推选确定，当选经理需明确年度经营目标，立下军令状“未实现目标，自动辞职”，经理人确定之后，股民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干预项目运营;第二，建立公司运营过程信息公开制度，各店铺应建立运营信息微信群，主动发布每日营业状况，接受股民监督;第三，各公司每年应召开股东大会，经理向股民们汇报年度经营情况，股东们共同讨论公司发展规划。

为增加治理的灵活性和及时性，Y村党支部采用两项外部调节机制。一是村两委受理股东和经理人间的矛盾纠纷，将“台前”争议转移至“台后”处理，维持公司正常运营秩序。如果有股东认为自己更适合担任店铺经理人，党支部会让候选人同台竞争，通过专业技能“比武”选拔合适的经理人(或手艺人)，并要求其签订经营目标军令状，推动经理人良性竞争。二是完善市场经营制度，及时召开股东大会调整不合格的项目经理人。2019年，Y村党支部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更换了5个作坊总经理。人员调整之后，年底分红就实现了翻番的目标。

(二)塑造新集体组织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超越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共同体，成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28]Y村党组织基于市场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塑造商户农户的集体身份与观念共识，推动新集体这一具有经济内涵的社会组织的形成，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柔韧的社会基础。

第一，新老村民的集体身份融合。“内外有别”的行动逻辑是乡村社会规则面对更大范围人群交往时的局限。在当地旅游市场发展过程中，Y村村集体通过租金减免、资金垫支、商业秩序维护、经营指导等方式，帮助商户获取商业成功，双方交往并未完全采取市场主义原则。Y村旅游市场的“社会化建构过程”，[23](pp.64-65)使商户在行动时充分考虑社会道义，这间接推动商户农户在行动规则上的融合。在股份制改革期间，村支书对商户说：“一个人富，但是和大家都不亲近，哪里有什么意思，走在路上都没人在意。”在与众多商户访谈交流中，“感恩回报”是被访谈人说的高频语词。商户最终同意与村民共享市场收益，表明他们与村两委干部、村民的互动中遵循社会互惠的道义逻辑，“义利兼顾”成为Y村商户的行为原则。

“新村民”是外来商户的新集体身份。Y村村干部在各种集体活动中会突出“新村民”概念，强调Y村是一个新集体，推动新老村民融合。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是新老村民融合的舞台。在村居住的外来商户会积极参与各家农户的红白喜事，农户也会给商户提供各类支持，以示回报。在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村干部会将当年所得成绩向新老村民汇报，并表彰表现突出的新老村民。新村民的市场贡献获得肯定，推动其“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进而获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有的外来商户在村庄生活十余年，已经与当地村民融为一体。这既源于他们的经济成功、社会生活与Y村不可分割，又源自新老村民在日常人情往来中实现情感和身份融合，源自Y村党支部在旅游业发展机会和市场管理上对新老居民的无区别对待。新老村民的社会身份融合，意味着新集体组织的形成，监督、信任、互惠等社会机制成为集体成员的行为规则，奉行自利主义的市场原则与奉行内外有别的社会原则都将受到约束。

第二，共同富裕的集体观念塑造。共同富裕的实现既依赖在地经济提供持续的财产性收益，也依赖强大的集体观念消弭内部分歧。尽管基于市场效率、感恩回报等，商户同意实行市场收益上的共同富裕方案，但在强调“谁投资谁受益”的大环境中，商户难免出现思想观念动摇，诱致市场收益共享不可持续。

在约束”搭便车”等违规行为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关注到观念共识等意识形态的积极效能。基于许多商户和村民对共同富裕理解不透彻，思想观念无法及时转变的情况，Y村党支部启动日常思想认知交流会，即经常请大家到会议室开会聊天，还通过村组干部例会、股东会、代表会、年度总结会、新春晚会等，濡化共同富裕这一新集体观念。

共同富裕在精神层面主要涉及人们付出努力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Y村党支部主办的“忆苦思甜会”经常邀请老商户老村民分享其人生经历，醋坊商户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前几年在Y村发展时，村上没有问大家要过一分钱，大家都挣到钱了。现在村上让大家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其他人是正常、应当的。Y村的平台让我赚得更多”。村民故事微观呈现该群体在创业发展阶段的情感体验，艰苦付出后实现的共同富裕成为集体文化的一部分。“忆苦思甜”活动与股东分红大会、荣誉表彰大会、文艺联欢会等集体活动相互强化，巩固了共同富裕观念。

Y村党支部还利用市场社会治理中的负面典型，强化新集体观念的合法性。2012年，针对有人借用Y村品牌弄虚作假、坑蒙游客的现象，村支书在各种会议上严厉批评“要钱不要脸”的人，号召全村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打击“歪门邪道”。为维护共同富裕的集体观念，Y村旅游公司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将认同该村发展理念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共同富裕集体行动的达成，不但需要外在的制度强制和执法监督，还需要柔韧的社会基础支撑。Y村党组织基于统合治理机制，推动市场社会双主体在利益、规则、文化等多方面实现互融，形塑共同富裕可持续的新市场社会关系结构。

五、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集体经济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带领人民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30]然而，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能否创设收益在地化市场经济形态和农民共享市场收益的产权结构，并提供经济发展与共享可持续的社会基础。

当前中西部农村正处于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刻变化之中。乡村振兴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创新能动性。Y村个案展示了一个西部村庄从农业转向乡村工业、再转向现代旅游业的经济发展过程，微观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期叠加(农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与现状。面对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社会失衡，Y村创造性提出“你中有我”式的股份制度构建利益共同体，推动家庭小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型。

诸多学者发现，下乡资本主导的地方市场通常与乡土社会发生对抗，引致相互破坏、两败俱伤的后果;而能够在乡村实现盈利的下乡资本，通常采取尊重社会原则、并与农民家庭经济相结合的策略。然而，后者具有个案上的偶然性。在乡村社会持续深入市场化时期，是否存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稳定力量和机制?Y村个案表明，基层党组织能够担任这一角色，统合治理是其实践机制。

正因拥有集体经济，党支部才拥有与大小型市场资本进行平等谈判、解除合同、协商市场规则的权力，股份制改革、市场利益共同体及新集体组织构建才有可能成功。简言之，党支部和集体经济在乡村共同富裕中分别扮演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角色，两者相互支撑、不可或缺。

超越市场—社会二元分析框架能够发现，政党、国家等力量可以发挥协调、整合功能，推动市场与社会在制度、行动和观念上的融合发展，在实践中兼顾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双重价值。

本文提出基层党组织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统合治理机制，丰富了基层党组织引领经济发展的理论内涵。基层党组织代表国家意志，但其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并未使用行政强制或道德绑架等手段，而是运用统合治理机制发挥居间协调和整合功能，通过股权制度改革构建市场利益共同体，通过建立新经济社会治理制度、塑造新集体组织和集体观念，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组织和观念基础。在此过程中，党组织不但未取代市场主体成为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反而强化了市场与社会双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愿望和能力。

除少数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外，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人或组织不会主动与民众分享市场利益。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大众无法也不应通过强制手段、道德绑架等方式迫使企业家与民众分享经济收益。为村民集体所有的村社集体经济资源，就成为党支部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尽管学界对集体经济发展目标争论不休，但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仍应兼顾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在市场有风险的背景下，集体经济要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营性收益，需要强有力的党支部、丰富的集体经济资源和富有经营能力的村支书(或董事长、经联社社长等)三项基本条件。显然，并非所有村庄都具备参与市场经营的条件。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过程，对于重建农民集体与成员、党支部与村民的密切联系，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既重要，亦可能。对于绝大多数村庄而言，将发展集体经济的目标重点放在巩固基层政权更为可行。Y村案例表明，集体经济蛋糕做大之后，如果没有分好，会对基层政权建设起到反作用。

Y村个案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在于Y村在1983年分田到户之后，走上了乡村集体企业道路，具有一定的集体资本积累和集体主义意识;普遍性在于，1990年代末，随着乡村企业破产倒闭，Y村与全国其他村庄一样走上“半耕半耕”的农村经济形态。进入21世纪以来，Y村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索和调整，走上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民俗旅游道路。Y村模式的特殊性、普遍性和创造性，为全国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完整个案，为学界理解和研究共同富裕的实践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提供了经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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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