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城市和乡村是观察中国的两个视角，然而要整体地理解中国，还不能忽视“城”与“乡”之间的关键环节——县。县作为联结城乡的行政层级和社会单位，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中间层，也是“城乡融合”战略的基础平台，值得逻辑性地、规模化地展开研究，但目前我们还缺乏成熟的县域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事实上，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形态还是发展模式上，县域社会都具备一套特有的运行逻辑与生态系统，其独特性与复杂性是科层制、政府企业化等既有理论所无法触及的。本文以西北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农业县为案例，描绘了当地独特的经济结构、城镇化过程以及社会结构。文中提出“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圈子交集效应”两个概念来描述县城特殊的社会网络，具有一定的普遍化意义。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以来，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层治理单位。今天的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与中央政府基本一致，职能完全，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决策权等。县域不仅是一个治理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单位。由于县域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农村，人们也常常将县域社会化约为若干个分散的村庄或乡镇，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县域社会不是若干个村庄或乡镇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有机体。所以，在理解县域社会时，不仅要有村庄和乡镇的视角，更要有总体的视角，而县城作为一个县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是这种总体性集中表现的地方。

然而，县域一直是人们认识上的一个盲区。人们对于村庄和乡镇的了解往往比更高一级的县要多得多。事实上，只有从总体上建立对县域社会的全面认知，才能更好地理解村庄和乡镇。县域社会是比乡村社会更加完整的基层社会，由于县域社会同时涉及城乡两种要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接点位置，对县域社会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城乡关系、基层治理等重大问题。县域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这使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地方文化。但是，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为县域社会带来了新的变量，使得县域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县城的风貌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

中国的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南沿海的工业县和中西部的农业县，后者更具普遍性，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对象。笔者于2018年12月到2019年4月在西北某省X县开展了为期4个多月的县域社会调研，下文将以X县为具体对象进行论述。X县位于黄土高原边缘，全县共有49万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45万，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小农经济底色：县域社会的经济结构

中西部的县多数是农业县，农业的产值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工业和服务业很大程度上也服务于农业，也可以说是从农业上延伸出来的。近年来，虽然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规模经营逐步增长，但是小农经营仍然占绝对主体地位。小农经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纯商品化的经营，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种是自给自足的经营，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前者更能带动农业产值的增长，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方向，但是也会受到地理条件等先天资源禀赋的约束。X县2017年的GDP为51.09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比41.2%，是X县占比最大的第一大产业。X县的农业增长主要得益于苹果产业的发展，最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苹果种植业，规模一直在扩大，产量也在逐年增长。

（一）服务于小农经济的县域工业

县域工业是从农业中延伸出来、服务农业的工业。县域工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原料在本地，市场在外地；另一种是为农产品销售服务的配套工业，原料在外地，市场在本地。这两种工业的特征都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其中在内的一头与小农经济具有直接的关联性。由于县域工业主要服务于小农经济，其产业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农业生产规模的限制。具体而言，县域工业呈现出了“小、散、弱”的特征。所谓“小”，即县域经济的总量较小。2017年X县GDP只有51.09亿元，人均（按常住人口计算）12005元，甚至不及沿海发达地区一个镇的GDP，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为41.2：19.7：39.1，属于中间小、两头大。所谓“散”，即产业链的链条短、产值低、企业数量少、整合度低。X县最大的工业产业是纸箱产业，也只有四五家企业，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只有两家。而纸箱产业是苹果产业的配套产业，上游对接造纸企业，下游对接苹果经销商，产业链条较短。所谓“弱”，即县域经济的工业产业都是低端产业，技术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低。X县的纸箱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都是技术水平较低、利润率低和抗风险能力弱的低端产业。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县域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原因有三：一是县城交通便利，基本能够覆盖全县范围内的乡村；二是现有的工业是从原有的县办工业转型而来，而县办工业主要集中在县城；三是县城有工业园区，在用地等方面更加便利。

（二）服务于小农经济的县域商业

县域商业也主要服务于小农经济。商业流通体系是分层级的，一般可以分为县乡两级，县域商业是指县一级的商业流通体系，主要集中在县城。

在小农经济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居住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农民一方面产出农副产品，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外部市场购买各种工业消费品，这就需要一个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即商品中转站。乡镇是直接面向农民的最基层的商品中转站，也是最低层级的市场体系。每个乡镇覆盖一定范围的农村，费孝通称其为“乡脚”。而县是比乡镇更高一级的商品中转站。从工业消费品下乡来看，一方面，有的耐用商品由于消费频次较低，其所覆盖的“乡脚”范围较大，一般集中在县城，比如农机、汽车等消费品。另一方面，外部工业品在向本地销售时，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县一级往往会设立代理商；县级代理商虽然也会直接零售，但是主要依靠更下一级的零售商店来进行分销，这些零售商店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个体户。工业品下乡很多都采用了县级代理商模式，最典型的就是农资。农资销售一般有县乡两级经销商，县级经销商直接代理厂家品牌，从厂家进货，再配送给乡镇的经销网点，而乡镇的经销网点直接面向农户销售。从农副产品经销来看，乡镇上的农副产品经销商只覆盖一个乡镇的范围，规模较小，虽然可以直接向外销售，但是对接的都是比较小规模的下游经销商。县城里的经销商虽然数量较少，但是覆盖范围、经销规模比较大，可以和比较大规模的下游经销商对接。可见，整个县域都是县级经销商和代理商的“乡脚”，县城的辐射范围更加广泛，所产生的商业利益总量也更加可观，能够产生一部分体量较大的商人，同时推动在全县各个乡镇产生规模庞大的零售个体户。

由于县域经济的总量较小，县域经济中非农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劳务输出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主要出路。

▍去工业化的城镇化：县域经济结构的变迁

从最近10多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县域经济中的工业产值在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发展却非常迅猛，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这和城镇化的过程是同步的。X县2017年的工业产值从2013年的11.62亿元下降到了2017年的10.09亿元，在总GDP中占比从2013年的34.0%下降到2017年的19.7%；而服务业的产值从2013年的9.4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9.96亿元，占比从2013年的27.7%增长到2017年的39.1%。

之所以会发生“去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全国市场的整合程度提高，原有的相对完整和封闭的县域工业体系受到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支持下，县域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县域工业的市场空间主要局限在县域范围内，可以称为自给自足的工业化，在全国总体工业化水平较低的阶段能够为本地供给一些基本工业品。但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发展后，县域内的工业企业也因此大面积倒闭改制。X县的县域工业企业有水泥厂、火柴厂、机械厂和被服厂等，基本上涵盖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工业门类，但这些企业在2000年之前大都走向倒闭和改制。伴随着县办工业的大面积倒闭改制，县域经济的经营主体从国营转变为民营，民营经济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一些本地的民营企业也因为产能落后而被外地企业打败。总之，县域工业的发展初期可能占据一定的本地市场优势，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升级、向外扩大发展，就会被外部企业所打败。经过了“去工业化”的变化之后，县域成为外部商品特别是东南沿海等地商品的销售地，而本地工业也主要是与农业关联度高的一类，本地市场向外供给的主要是农副产品。

县域的服务业主要是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带动的。在房地产业发展以前，县城城区范围非常小，周围被县城所在镇的农村包围，只有两三条主街道；城区人口也很少，主要是县城所在镇的农民和县里的单位职工。房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两个群体进城：一是在乡镇工作的基层干部，他们成为工作在乡村、居住在县城的走读式干部；二是农民工群体，他们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了结婚或者子女教育。在城镇化的带动下，X县县城的常住人口从2007年的6万左右增长到2017年的10万左右。截至2018年底，X县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居民住宅用房30681套，已出售28877套，占比94%；已入住27515套，占已售套数的95.3%；而X县的商品房价格也从2002年的800元/平方米上升到了2018年底的5850元/平方米。

城镇化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推动。农业县财政收入非常有限，土地开发一方面能够为政府创造预算外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另一方面也能带动建筑业税收的增长。为了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政府通过教育资源的集中来吸引农民进城买房，教育成为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工具。从2014年到2018年的5年间，X县小学阶段城区学生人数占比从31.9%逐年增长到44.0%，城区学生人数达到3.5万人，成为县城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而学生进城读书是有资格条件的，即父母必须在城区买房才能入学，这样教育资源分配就和房地产开发挂钩，带动了城镇化。

城镇化仍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从家庭成员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县域城镇化称为“三栖城镇化”。为了维持城镇生活，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般是父母在老家务农，丈夫在大城市务工，妻子在县城陪读。在“三栖城镇化”模式下，县城的城镇生活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能够获得来自农村和大城市的资源支持。而县域城镇化的一个优势在于其距离农村较近，在子代进城的同时能够得到父代的资源支持，而父代的资源支持主要来自农业。同时，子代自身要维持城镇生活，也需要外出打工，主要是到沿海或附近省份的大城市去打工。这样，通过家庭内部的“半工半耕”的结合，才能凝聚起足够的资源维持城镇化的生活，而这也使得县城成为城乡之间的一个资源汇聚点。而县域城镇化的吸引力在于其能够提供比农村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相较于大城市，县城的公共服务无疑是农民工的次优选择，县域城镇化的成本更低、服务更好，对于农民工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

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县城集中，农民的消费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县城，县城因此日益从商品中转站转变为消费中心。人口集中带来的集聚效应加速了现代化消费方式从大城市向小县城的传播和下沉，小县城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成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空间中介。大城市里习以为常的大型超市、电影院、KTV、游泳馆等消费场所都在县城里落地了。

▍扩大的熟人社会：县域社会的社会结构

在县域经济中，小农经济是其底色，工业和商业服务于农业，从后两者中逐渐产生了一个非农化的商人阶层。商人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中从农民群体分化出来的一个阶层，很多商人最早是在乡镇集市上摆摊做生意来补贴务农的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批最早经商的农民逐步发展壮大，并且日益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经营者。由于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县城，所以商人阶层也集中在县城。

在商人阶层之外，县域社会中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非农阶层，就是干部阶层。县城不仅是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是县级政府的驻地，而县级政府是国家进入地方、对地方进行治理的政治中介。县级政府是县域社会的治理者，而在以小农经济为底色的县域社会中，农民是县级政府的主要治理对象。因此，县级政府中的干部阶层，和商人阶层一样，也服务于小农经济。从干部的来源来看，除了县级干部以外，科级干部及普通干部多数都是本地人，而且很多都是农民的子女。最早的干部来源多数是军队转业干部，很多干部的配偶还是农民，即“半边户”。此后，随着大学扩招，本地的农民子弟外出读大学以后，又回到本地通过考试进入政府内部工作，包括医疗、教育等事业单位，一般省内二本的毕业生都会回到本地参加考试并在体制内就业。由于在传统小农经济中，非农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进入体制吃皇粮就成了农民最高的梦想，这是在农业之外最稳定体面的就业方式。近些年来，一方面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了工资保障的能力，县级及以下基层政府的人员也逐年增长。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干部阶层无论工作地点是否在县城，生活地点都集中到了县城。

乡村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而县域社会则是由农民阶层和从中分化出来的商人阶层和干部阶层共同组成。无论是商人阶层还是干部阶层，都是服务于农民阶层的，因此也必然受到农业的地方性的影响，在更大的县域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社会。在这个地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无法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建立直接的熟人关系，但人们的社会关系却是高度地方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在县域范围内产生的，因此仍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熟人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县域社会可以称为扩大的熟人社会。

这一“扩大的熟人社会”集中体现在县城中。在县城，人与人之间很难再通过日常交往建立熟人关系，人们接触到的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县城似乎和大城市一样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生活在县城里的人，每个人日常性的社会交往半径是有限的，只能维持一个比较狭窄的社交圈子，而每个人社会交往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当地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人群，比如科级干部与同级干部交往密切。除了社会交往建构的关系以外，每个人身上都还维持着血缘关系、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等多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也都是在本地生成的。由于以上不同类型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都局限在县域范围内，所以每个人的熟人圈子产生交集的概率很高。通过彼此交集的熟人圈子，县城里表面上的陌生人其实很容易通过各种中间的社会关系建立联系、变成熟人。比如，A的同学B是C的同乡，虽然A与C不认识，但通过中间人B，也可以建立关系。这种“圈子交集效应”使得县城里的一个人可以借助已有的熟人圈子快速扩展自己的社会关系。因此，县域社会可以理解为介于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之间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本质上依然是熟人社会。

在县城的扩大的熟人社会中，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比如口碑的重要性：一家新开的餐厅，如果味道不佳或服务态度不好，通过圈子交集效应，没有几天就会传遍整个县城，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托关系走后门非常普遍。这是因为通过圈子交集效应，每个人需要办事时，很容易就能找到请托的熟人。

与此同时，县域社会又是一个阶层明显分化了的熟人社会。商人阶层内部可以分为老板阶层与个体户阶层。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小农经济底色，市场总量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县城里的老板并不多。但是个体户阶层却非常庞大，因为个体户的经营规模不大，随着人口向县城集中，个体户也往县城集中。干部阶层可以分为官员阶层与工薪阶层，前者的数量比较有限，主要是乡镇和县直部门的领导，后者的数量则比较庞大，尤其集中在老师和医生这两个群体上。除了商人阶层和干部阶层外，大量的人口还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构成了县域社会中最为庞大的一个阶层，即农民阶层。

以X县为例，县域社会主要由以下五大阶层组成：

①官员阶层，在现有的官僚体系内，各个单位的实权掌握在正科级干部手中，而一个县的正科级干部大约有100多人，这批人是体制内的精英人物；

②老板阶层，这部分人最早开始经商创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成为县域社会的有钱人，但是数量也不多，县域范围内资产超过1000万、年收入超过100万的老板群体不超过两三百人，而其中最有钱的少数人更是屈指可数；

③工薪阶层，即体制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包括政府办事员、老师、医生等，相对于官员阶层，这批人的数量较为庞大，约1.5万人；

④个体户阶层，即在乡镇或县城开店经营小商业的小店主，一般是夫妻两人经营，数量也较多，约有2万人；

⑤农民阶层，占全县人口的绝对多数，是县域社会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除了种地以外，他们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维生。

上述5个阶层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中、下3个层次。最上层的是官员阶层和老板阶层。前者掌握权力资源，后者掌握财富资源，这两个阶层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老板阶层需要在干部阶层的支持下维持企业的发展，而干部阶层也需要老板阶层为其创造政绩，二者共同塑造了县域社会的基本格局。处于中层的是工薪阶层和个体户阶层。工薪阶层通过内部通婚建立了双职工家庭，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约为每年10万元，而个体户在经营稳定的情况下年收入也在10万元左右。这两个群体人数较多，且收入相对较高，从而成为县域社会中的中产阶层。最下层的是广大农民阶层。当然，农民群体内部也存在明显分化，这主要取决于打工收入的差异，多数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10万元之间。可见，县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下层的农民阶层占多数，最上层的官员阶层和老板阶层占少数，而处于中间的工薪阶层和个体户阶层在人口占比上也处于中间位置。

▍全国总体视野下的中西部农业县

县域社会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也是更大范围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解县域社会除了要有内部视角，还需要有宏观的外部视角，在全国总体视野下进行思考。

在改革开放之初“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税收来源，开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工业化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空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虽然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工业化水平仍然非常有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全国的工业空间布局基本定型，制造业中心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农业县都转型为工业县，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仍然是农业县居多。中西部农业县在本地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只能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参与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分为3个大的层次：一是大中城市，二是广大的农村，三是县城。县城的独特性在于它处于大中城市与农村之间，和两方都存在紧密的关联，但是自身却缺乏独立的发展动力。它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生产层面来看，县城能够利用农业优势降低城镇化风险。县城的存在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县域城镇化在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到县城的同时，他们的父辈还留在农村务农。这样，农业一方面为城镇化提供资源支持，同时也为城镇化留下可逆的退路，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从生活层面来看，县城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低成本的现代生活。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人口集聚效应带动了公共服务质量的上升，各种现代生活的要素都逐渐在县城落地。与大城市相比，县城所提供的虽然是“低配版”的现代生活，但也是低成本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可承受的。正因此，县城才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地点。

在中国历史上，县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如何理解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命题。本文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后续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命题，共同推进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和认识。

（来源：《文化纵横》；转载自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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