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的史诗，不朽的丰碑

——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

杨发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毛泽东主席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红军长征的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一、十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创立工农红军，并陆续在江西、福建、鄂豫皖、湘赣边等地创立了15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蒋介石十分震惊，他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立即调兵遣将，分别于1930年12月、1931年4月、1931年6月、1932年6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围剿”，均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失败而告终。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深重，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致使华北面临着成为第二个东北的危险。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9月，集中国民党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并制订了“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军事策略。当时，中央红军不到10万人，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制订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战术，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

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正式打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博古、李德盲目指挥，致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形势万分危急。

面对危局，1934年5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进行战略转移的报告，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态度模糊，不置可否。1934年7月，中革军委命令第7军团、第6军团分别北上、西征，从外线调动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但没有达到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战略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中央红军被迫撤出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呀，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二、血漫湘江，长征中不堪回首的伤痛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共8.6万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0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11月15日，通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湖南省南部的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按照博古的计划，中央红军下一步要渡过湘江，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迅速调兵遣将，以16个师共77个团的兵力对红军进行“追剿”，并令粤军、桂军进行堵截，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由于广西实力派同南京国民政府的矛盾，当红军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挺进时，桂军从全州、界首、灌阳退至龙虎关恭城，放开红军西进的通道，这时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的机会出现了。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开始向广西全州、界首、灌阳、兴安推进;11月27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师和红三军团顺利渡过湘江。此时，中央纵队距最近的渡口仅仅60华里，如果轻装简从急行军不用一天就可全部渡过湘江。

孙子在《军争篇》中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可惜的是，当时博古、李德却没能当机立断快速行军，行动迟缓。60华里的路程，中央纵队从11月27日开始行军，直到30日才到达湘江东岸，失去了渡过湘江的宝贵时机。

当蒋介石看清红军意图后，急令中央军快速跟进，同时严厉督促桂军重新向北运动。桂军出动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红军左翼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先锋部队和担任掩护的侧翼部队、后卫部队全部陷人苦战、死战的境地。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的防线陆续被攻破，战况异常惨烈。

对于当时的战况，多年以后李聚奎上将回忆说：“敌人三个师在六七架敌机的掩护下，向我正面猛扑，我三团……先后击退敌人的五六次冲锋……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了战术，除继续加强正面进攻的兵力、火力，以压制我们外，还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此时我们的部队，虽然连续四个晚上未睡眠，一天多时间未吃饭，身体极度疲劳，但仍同敌人争夺前沿阵地。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中央红军于12月1日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红一军团仅在脚山铺阻击战，就伤亡6000余人，其中阵亡者达2000余人;红三军团三个师共伤亡4000多人;红八军团两个师共9000余人，渡过湘江后仅余1000多人，被迫取消建制。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共计8.7万余人，湘江战役后仅剩3.7万人。湘江一战，红军血流成河，鲜血染红了湘江水，后来当地老百姓伤心的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三、遵义会议，红军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湘江战役后，红军仍按原计划向湘西挺进，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计划洞若观火，于是在前方布下重兵，层层设伏，只等红军按照预设计划继续前进，给以重创。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召开了著名的通道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明确提出要放弃原来计划，改为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一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博古、李德等人却拒不接受，坚持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县城召开会议，最终采纳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接着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地，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人也曾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制定了红军以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召开的伟大成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与川、黔、滇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找战机，最大限度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企图围剿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狂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国民党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准备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从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土城地区，负责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与川军王牌郭勋祺部发生了战斗。1月28日下午，川军向红五军团发动轮番进攻，红军阵地岌岌可危。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到确切情报，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6个团，而且川军后续部队的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川军的另外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在火线上建议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作战部队与中央纵队迅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以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1月29日上午，3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到达滇东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红军一渡赤水西进后，蒋介石随即命令各路大军纷纷向滇东而来，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中央红军神速东返，二渡赤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眼下，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强行军速度向娄山关疾进。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王家烈的先头部队离娄山关只有45里的情报，便率领红军战士跑步前进，于26日下午3时左右，比王家烈的部队早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月28日凌晨红军占领了遵义。

红军虽然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局势仍然十分严峻。红军攻克遵义后，蒋介石调集川军进攻桐梓、遵义地区，中央军第二纵队三个主力师在鲁班场附近集结，湘军、桂军等在东南布下重兵以防红军东进。他认为红军已成乱军流寇，行动反复无常，在作垂死挣扎，已成瓮中之鳖。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图谋，于是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扭转整个局势。

3月14日，中央红军主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月15日，战斗打响，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战斗中敌人急速增援，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沉着果断，立即决定退出战斗，指挥部队于当晚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向茅台镇，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折返贵州。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镇。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官兵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

3月17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毛泽东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命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迷惑敌人。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手忙脚乱急调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奔赴川南“进剿”红军。

然而让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主力部队突然折向东进，于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与一路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擦肩而过，并迅速南下一路奔袭，渡过乌江，直逼贵阳。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从重庆飞往贵阳督战，但是主力部队都被调去古蔺地区，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准备随时逃跑。

蒋介石惊恐之余，急调滇军出昆明到贵阳“救驾”，毛泽东见调虎离山之计已成，于是命红军日夜奔袭直奔昆明，佯装出主力进攻昆明，云南王龙云不得不调金沙江守军回援昆明，就这样第二次调虎离山之计又成，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金沙江皎平渡凭借7条木船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重新获得了战场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五、大渡桥横，我们决不做第二个石达开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为执行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创建苏区的战略方针，1935年5月15日从四川省会理县继续北进。蒋介石命令薛岳、刘湘等部南追北堵，企图凭借大渡河等自然障碍消灭红军。5月2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25日，红1团第2连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乘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但这里水流湍急，无法架桥，中央红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大渡河，由于渡船太少，水流很急，架桥又不可能，红军在岸边越聚越多，而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五十三师，已经从西昌北部正向红军赶来，川军的追击部队离红军也只有几天路程。如果几万红军仅仅在安顺场一船一船地渡，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就会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灭的悲剧。

据此情况，中革军委迅速决定，红一军团和干部团继续渡河，渡河后组成右路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攻击前进，接应夺桥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中央纵队和其他所有部队全部紧随左纵队跟进，由大渡河南岸奔袭上游的泸定桥。飞夺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杨成武为政委的红四团，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按照红一军团作战部署，红四团需要三日内急行军三百二十里，到达泸定桥。

27日清晨，红四团开始急行军出发，路上遇到敌人袭击，于是避开大路，改走山路，这一天红四团沿着山路前进走了40公里，第二天清晨刚刚出发，就接到上级最新指示，由于敌人在火速增援，要求红四团明天早上6点之前抵达泸定桥，也就是说红四团需要在24小时内在山路上负重前行120公里。战士们迅速奔跑前进，到了晚上天降大雨，一天都没有吃东西的红军战士，只能边跑边吃生米，仰头张嘴喝上一口雨水，半吞半嚼强咽下肚，夜晚行军，山路泥泞湿滑，看不清道路，就在行军速度逐渐慢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河对岸出现一串火把，原来是赶去增援的敌人与他们同时前进，于是红军也点起火把加速前进，对面川军问红军是哪个部队的，红军司号员在俘虏的帮助下，用号声回答是自己人，同时吹出了某只川军的番号，就这样红军与敌人齐头并进，到了后半夜，因为又困又累，不断有人掉下山坡，为了减少伤亡，战士们互相把小腿绑在一起继续前进，到了天亮时分终于看到了泸定桥，红四团迅速消灭了对岸的敌人，抢占了阵地，为强夺泸定桥做最后的准备。

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不怕牺牲，敢挑重担，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整，22名夺桥突击队员爬上铁索，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迅速过桥，攻占了泸定城。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天险大渡河，取得了长征中又一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胜利。

六、雪山草地，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一路向北进军，为了躲避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决定红军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翻越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南部，海拔约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夜晚最低气温达到零下20多度，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时说：“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铺撒在浩瀚的六月雪中，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我们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

关于红军翻越雪山，《朱德传》记载：“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胀、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不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红军经过数月行军，粮食严重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上雪山后风雪刺得红军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1935年6月12日，红军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越了夹金山。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抵达懋功(今小金县)，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史称懋功会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根据会议精神，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15日，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1935年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过草地。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行路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根本没有路，如果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拼命挣扎就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如果下雨，脚下会更软、更滑，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掉进泥沼里。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吃饭难。红军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而且口渴难熬。在极度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红军就靠吃野菜、草根、皮带、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布满泥泞渍水，很难夜宿，战士们往往要找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只能在草地里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底通过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地区，直抵甘南。

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后，中共中央致电左路军共同迅速北进，开创新局面。然而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今高吉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中央关于同张国焘斗争所采取的步骤及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7日，红军夺取天险腊子口，18日乘势占领哈达铺，27日进占榜罗镇。在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会后，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转战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后，9月中旬，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共约8万人分别从阿坝、包座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夏季，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以后，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并于10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经任弼时等人开展团结工作，红二、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共同北上，于8月上旬到达四川省北部的班佑、包座地区。

9月27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30日，红四方面军折返北进，10月9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4日，红二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北移，22日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七、长征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财富

1937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就是这样的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和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在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部队离开革命根据地连续实行无后方作战，得不到及时休整，指战员们疲惫不堪，兵员不断减少，不能及时补充，缺衣少粮、缺枪少弹，装备落后通讯不畅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迫不得已的军事远征。长征的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不朽丰碑。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建国后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空航天精神都是长征精神的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上图为“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活动留影，前排左8为作者。

(作者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国际编辑部主任，二级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