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彭德怀信仰坚定、坚持真理、临危不惧、处乱不惊的胆略及其卓越功勋屡被人们称赞，尤其是他慎独、自律的“三怕”警戒，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充分彰显了他不忘初心、一心为公、心忧天下和情系群众的崇高风范。

怕“言过其实”

彭德怀怕“言过其实”，追根溯源在于他的原则性和严肃谦虚的作风。

1947年5月，陕北三战三捷后，一次会议上有位地方干部说：“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彭德怀却严肃地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952年3月，著名作家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到朝鲜战场采访。3月22日，在接见巴金等17位文艺工作者的过程中，彭德怀坚定的正义立场以及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同志。于是，巴金在会见后的3月25日晚上，心潮难平，一气呵成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此文从会见前大家的紧张心态到会见中的自然融洽，记述了彭德怀威严朴实的真实形象;通过与彭德怀谈话的记录，表现了中国军事领导人对战事的把握和对胜利的信念……

第二天，巴金又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会上彭德怀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巴金细心观察了整个会议过程，认真聆听了彭德怀的精彩演讲。晚上，结合这一天的新了解，修改补充了原文。

1952年，彭德怀在欢迎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大会上讲话。

又过了一天，巴金把它交给同志们传阅，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再次修改后才交予新华社的同志。

翌日，巴金意想不到地收到彭德怀写来的信。原来，彭德怀在看到新华社转交他审阅的文章后，觉得把他“写得太大了”，并对其中一句提出修改意见。信的全文是这样的：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实，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

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接信后，巴金又修改了文章。比如，将“他(彭司令员)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似的，对我从容地谈起来。”改成了“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彭德怀自视“渺小”并“有些害怕”，是因他时刻牢记和忠实践行着“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宗旨。如此谦虚谨慎之举，更加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热爱。

怕“出名”

中央红军长征快结束前，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

会后，毛泽东率第1纵队先到了吴起镇，彭德怀带领第2纵队等也后期到达。正在这时，忽听来报说后面的马鸿逵部队一直追随着他们。敌人都是骑兵，情况很危险。毛泽东感到势态严重，与彭德怀同陕甘支队第1纵队负责人研究敌情后，以坚定的口气讲道：“一定要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而且要保护好我们的根据地。”

1935年10月21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神勇威武地指挥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在吴起镇附近击溃了尾追的国民党军骑兵2000余人。红军在这次大战后就站稳了脚跟，结束了敌人不断“围剿”的局面。

得知这一胜利消息，毛泽东异常兴奋，挥毫写下对彭德怀由衷赞赏、钦佩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长征到达陕北骑马照。

彭德怀获悉毛泽东的这一赞誉后无丝毫骄傲神气。最怕“出名”的他细想了一下，提笔致信毛泽东，请求将其中“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对此，他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其谦虚谨慎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大局观念，显而易见。

1948年8月8日，在西北解放战场上我军打响进攻壶梯山的战斗。壶梯山是敌36师的主要支撑点，在冯原镇的东北角。

战斗打响前部队搞战前动员。当时，石堡是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359旅718团在石堡休整。离野司近、同首长见面并亲耳聆听其讲话的机会多一些。这次作战前动员报告的正是彭德怀。这天，1600多名干部、战士集合草坪上，等待其到来。主席台设在草坪一端高台子上且有一堵用砖坯垒的土墙，土墙上钉上了一长排画像：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各个野战军领导同志的，共有十几张。

想不到，彭德怀用这些画像作“教材”，给大家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课堂”就是后来西北野战军在武庄召开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718团受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彭德怀说：战前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挂了一溜人头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的画像不够格钉在主席台的墙上。”“画像不是不能挂，要挂只能挂毛主席的。毛主席是咱们全党的领袖，全军的领袖，全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经过考验的，是深孚众望的。我们怎能和毛主席比呢?!”大家听了禁不住点点头。

1948年7月，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直属单位于黄龙山召开纪念“七七”抗战十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后来又一次会上彭德怀旧事重提，为那次开会挂像的事又批评了大家。有些人感到茫然不解、委屈。彭德怀说：“你们嫌我婆婆妈妈，批评多了是不是?我问你们，你们嫌我抓住不放，可你们改了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改啦!”他好像和大家辩论似的：“不错，你们在行动上是改了，但是……”用手敲打着自己的脑门问，“这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有的同志回答得不像刚才那样干脆了。他紧追不舍：“这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批评你们了。”以后，大家通过学习，认识确实提高了，就再未受过他的批评。

1949年9月，彭德怀率领部队解放了新疆。10月1日，乌鲁木齐数万各族同胞拥上街头载歌载舞，兴高采烈一同欢庆解放，欢呼新中国的成立。在沸腾的人流里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画像。人们振臂高呼“万岁”的口号，声震天空。

这时，彭德怀正应起义将领、前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前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邀请来到会场。他望着扬眉吐气、人山人海的群众，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突然间他发现有人抬着自己的画像，顿时拧起浓黑眉毛，神态极为不安，马上对身边的人严肃地说：“胜利了，要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还给共产党!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党的胜利!……”说着说着，只见人们抬着一排巨幅画像向主席台前迎面走来。彭德怀大踏步迎了上去说：“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举着让它过闹市了。”说着亲手扯下自己的画像撕了个粉碎，却招来群众疑惑目光。他赶紧高声说：“我就是这画像上的人，请不要抬着我的画像。应该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人们明白真相后更高声地欢呼起来……

彭德怀与维吾尔族群众在一起。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召开重要会议，时为战地记者的张友林走进会议室，想给彭德怀拍几张相。当举起相机对准时，不料遭到拒绝：“我有啥好照的?不要突出我个人，你省下胶卷给志愿军战士照嘛!”张友林后来才知道不少老摄影记者在给他照相时都吃过类似的不近人情的“闭门羹”。

刚成立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各方面都不能与发达美国相比，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很快就改变了战争的格局。1951年10月，为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解放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

当日，彭德怀身边工作人员向他报告了朝鲜政府的通知。彭德怀坚决拒绝说：“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并立即给中央军委发电，表示不愿接受勋章。中央军委复电，命他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授予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后，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接受的。”

怕“老百姓骂娘”

出身贫寒的彭德怀与老百姓有种割不断的水乳交融关系。他常说：“工农群众养育了我们，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群众。”老百姓在他心中一直最重，因此他凡事都以怕“老百姓骂娘”为衡量标尺，严格约束规范自己的言行。

他原本没逛名山大川的习惯，他的心思精力都放在国家和群众上。休闲游览只有一次例外。

1956年夏季的一天，警卫人员景希珍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说：“北海公园的风景很美，游人很多，咱们也去转一转，玩一玩吧。”彭德怀听说北海公园这么热闹、游人如织的，自己平日只顾忙于各种工作还没去过一次，便对小景笑着说：“好，就今天下午吧，正好有个空档，我们也去逛逛、看看。”小景按照警卫部门的相关安全问题的规定，将彭德怀打算下午去北海公园及其几点钟到的事告之有关单位。

傍晚，穿着便衣的彭德怀让汽车停在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地方，他闲适自在地和警卫员步行走到公园门口。可是一看，门口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二字，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早已在门口等候。他不由地皱紧了眉头，轻松的心情略有些沉重。在这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陪同下，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地又背着手稳步走进了公园，却发现公园里冷冷清清的，偌大的公园里面没有几个人影，甚至不见一个游客。彭德怀这下实在沉不住气了，质问小景：“你搞什么鬼?”

景希珍这才隐隐约约有了察觉，但他还想辩解：“门口的那个牌子上写的不是‘休息’吗?”

当几个公安人员说明他们是奉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为了他的安全、把群众都赶走了才闭园接待首长的情况时，彭德怀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更为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地说：“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叫什么道理?!这个规矩，以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接下来，他毫不客气地不仅冲着警卫员、也是冲着跟在身后的公安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并转身冲着公安人员大声问道，“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把游园的群众都赶走了?!不象话!”他当即愤而出园，拂袖而去。在路上，他还狠狠地瞪了景希珍一眼，气冲冲地说：“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彭德怀逛公园还想着群众，不见身边有群众，就感到不悦。这种时刻想着群众、不脱离群众的作风，贯穿于他的一生当中、每件事情每个举手投足之中。彭德怀分明是在率先垂范并义正辞严地教育他们坚决不能搞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

彭德怀视察河南农村时与农民们亲切交谈。

为了不干、不招来“老百姓骂娘”的不当之举，彭德怀虔诚情系老百姓的冷暖疾苦，常用“扫把”和“泥菩萨”来形容党、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像扫把一样为人民服务，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泥菩萨看起来很威严吓人，可它经不起扫把的摔打。扫把虽是小物件但每家都离不开它。”

在戎马征战的一生中，无论走到哪里，彭德怀都会和当地老百姓坐在一起唠家常，倾听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方面的事例，无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如火如荼的和平建设时期，彭德怀一贯把老百姓的事儿挂在心上，做到行动上。

1965年11月彭德怀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月底，彭德怀来到成都奔赴三线建委，刚安顿下来就急切地问：“怎么样，可以开始工作了吗?”接待的同志说：“彭主任，你刚到，还是先休息几天，到时我们再向你汇报工作。”彭德怀边铺着被子边摇头说：“那可不行，打仗兵贵神速，这搞三线建设那不也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一场战争吗?怎么能等呢?”其实之前三线建委早安排好由一位留守处的负责同志专门作汇报即可。既然他如此急迫希望听到三线建设的情况，只好在他到来次日就安排汇报。其时，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基本确定形成，并开始了全国大规模的行动，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已掀起高潮。

令汇报者没想到的是，因彭德怀问得极细致，不时提出些新问题，汇报一直持续了5天。听完后，彭德怀认真地说：“我受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这几年你们在搞建设，而我却白白地吃了人民几年粮，拿了国家几年饷，惭愧呀!”又深有感触地说，“三线建设我是外行，你们是老师，我要向你们学习。毛主席派我来，我来了，我就要努力学会这场新的战斗，完成好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这还得靠你们这些搞过工业的专家们多帮助。”

彭德怀在株洲市调研与群众们在一起。

1966年3月28日这天，彭德怀在成昆铁路建设途中，还不顾山高路险、轻车简从登上云雾缭绕的西昌螺髻山，视察山上的畜牧场。他要全面了解一下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情况并看望这里的劳动知青。

在探望彝族牧民家庭后，彭德怀和随行人员共10人在畜牧场场部食堂里吃了一顿中午饭。只见餐桌上摆满了丰富的饭菜，有羊肉、猪肉……他见这顿饭搞得有点复杂了，便神情严肃起来。畜牧场领导见状，连忙告诉他说，这些菜和猪羊都只是场里职工自己种的、自己养的，并未额外多搞什么。他这才放心地与大家一起围桌用餐。

食堂按每人0.2元计收了彭德怀一行的伙食费，具体经管此事者为随行工作人员景希珍，彭德怀一行付费后离开。

视察完毕，彭德怀在车上与景希珍畅谈起畜牧场观感来。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问起午餐的事：“饭菜是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不能白吃，交了饭钱没有?”景参谋告诉彭德怀说已经交付了，还开出了发票。彭德怀详细询问交纳伙食费的情况后，这才放下心来。

当晚9点，在西昌招待所住定后，彭德怀叫景希珍把发票拿来让他看看。他一看，每人只收了两角钱，便着急地说：“太少了，以市价计，6斤肉要4元2角，还有其他饭菜，要10元才算公道，至少还要补8元钱。”

不仅如此，他还立即亲笔给畜牧场党委书记田兴成写了一封信，吩咐景参谋将这封亲笔信和现金尽快派人带到畜牧场：

田同志：

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贰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贰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贰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经重新逐一核算，最后补交了这笔餐费。彭德怀这才放心地笑了。

我们敬爱的彭德怀元帅，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心中始终有所“怕”，自觉亲民、爱民、敬民，保持廉洁自律的作风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严于律己、淡泊名利、清正廉洁、谦虚谨慎，做让群众满意的领导干部，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戴。这正是我们党永葆活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