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9位有识之士用近5个月时间，收集、整理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文件、标语、布告、剪报等资料和图片，粘贴在相册上制作成一部书，又特别为这本书缝制了一个口袋，还在口袋上精心绣制了一个英文单词：TRUTH(中文译为“真相”)。他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控诉日本预谋侵略中国东北及炮制伪满洲国的铁证，并想方设法递交给了国际联盟调查团。他们9位是：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两位银行总经理巩天民、邵信普和社会教育活动家张韵泠。他们为《真相》撰写的《英文说明》，如同抗日救亡运动中声振世界的呐喊，他们也因此被誉为“沈阳九君子”(以下简称“九君子”)。九君子时年平均31岁，刘仲明38岁，最年长，毕天民24岁，最年轻。

九君子定大计破谎言

1931年9月18日晚，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赵毅敏起草《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二天，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并用中日韩三种文字书写，散发到沈阳的大街小巷，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布的事先已经雕刻好的布告针锋相对。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马上打电话请示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荣臻却遵照张学良的命令回答说：“不准抵抗，任敌人来进攻。”东北军的将士们既要面对日本鬼子的进攻，又要面对顶头上司“不准抵抗”的命令，无不为之愤慨。最终，他们在顽强抵抗7个多小时后，从北大营突围，撤退到了东大营。

不久后的11月4日，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江桥蒙古族镇的哈尔戈江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带领东北军发起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江桥抗战给侵华日军以重创，虽因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孤军无援最终失败，却点燃了中华民族抗战的斗志和烽火。

正是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声浪中，九君子开始行动。当时正在奉天医科大学任教并在盛京施医院从医的刘仲明回忆说：“我于1929年回国之后，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提倡爱国，可组织小友团。青年读者对此颇感兴趣。于是在业余时间，便纠合了若干爱国同志，搞爱国思想宣传，搞社会服务工作。我在1929年—1930年，组织了爱国小友团，人数总共14人，小友团每次集会都要各饮一杯黄连水，以示卧薪尝胆，为爱国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进攻的同时，向国际上散布政治谣言，称：其一，在沈阳开火纯属自卫行为，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致;其二，日军占据东北各城是由于中国不能维持秩序，日本驻兵系为维持侨民权益;其三，“满洲国”之建立，是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无权干涉。九君子认定，这三大政治谎言若将国联代表团蒙骗，则会陷东三省于被动且再难以翻身。

九君子在奉天医科大学刘仲明教授书房中商谈抗日大计，决议“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向即将前来中国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日军侵华之真相。他们计划广泛搜集事实材料，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或“官方”文件;然后整理形成“证据汇编”，把一切事实证据都贴在一个相册上，再将“证据汇编”中的文件概括提炼出三大主题，并译成英文，形成《英文说明》，方能使国际联盟调查团一目了然。9人分工合作，四处寻觅铁证。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院外的小组成员和其他爱国人士所搜集的材料，交巩天民，由他择机转交给刘仲明。再由张查理、毕天民及刘仲明整理编写，由刘仲明最后统稿，请于光元教授作总的外文审校，编完后，请曲凌汉打印。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约用了40天，打印用了8天，且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一方面白天各人都有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密，也不能在白天做这些工作。

调查团在沈阳陷于看假象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1月在英国聚齐，2月去美国，3月初在日本，3月底到南京，4月21日才到沈阳。国联调查团的迟迟到来，为日本关东军的“准备工作”提供了时间。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大得其手，为圆谎言，极力制造种种假象;另一方面，甚至为了蒙骗国联调查团，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回答集》，针对一些问题设定了标准答案，强迫“满洲官民”做到众口一词。

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后便被日本关东军安排住在了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当时该旅馆的一切人员及附近的人力车夫和汽车司机，全被换成日本关东军特务人员。调查团人员到达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控下，除了看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任何真相也接触不到。调查团到达沈阳的第二天，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勘察了所谓的“柳条湖铁路爆破现场”。第三天上午8点多钟，大和旅馆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大约500多人，大喊大叫地说：“我们要见国联调查团。”当时，调查团秘书长赫斯出来见他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喊道：“我们是本着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满洲国’，国联无权干涉。”赫斯通过翻译问他们是否还有别的话，他们说：“没有。”于是赫斯对他们说：“好，我一定把诸位的意思，转达给调查团。”

国联调查团的基本任务是为了解清楚伪满洲国的成立究竟是住在中国东北的居民自发自愿地建立起来的，还是由日本人强加给在“满洲”居住的人民的。然而，日宪伪特布满全城，居民全无自由，而调查团的住处也被日本特务团团包围。对于如何调查真相，国联调查团深感无助。同样，九君子如何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真相》，也是个大难题。个人冒险递交，虽将生死置之度外，但铁证文件一定会被日伪搜去。而且小组成员花名册全写在文件之上，这维系着沈阳9户人家老少几十口人的性命。

1932年2月的一天，刘仲明在其任职的盛京施医院与院长雍维林交谈时，提及国联调查团何故迟迟未到。雍院长早已察觉他们为调查团准备材料一事，便主动介绍说认识法库基督教教区的一位英国牧师倪裴德博士，称他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爵士自幼相熟，又是儿女亲家，且为人仗义，他也许会帮忙。二人最后商议让刘仲明写信，雍院长帮忙转交。

调查团审阅《真相》深感满意

刘仲明回忆说：倪博士来沈阳见雍院长后，即来我家亲取文件。当我交给他这份文件时，倪激动地对我说：“把这件大事交托我代办，我深感光荣!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献身。”我被他这种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泣不成声。

在国联调查团到沈阳后的第五天上午，倪博士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爵士，异乡相见，格外亲切。倪问李，工作进展如何?李答，不怎么样。于是，倪邀请李于当日晚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路的友人、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教授家共进晚餐，并由雍院长作陪。李会意，便应许。即日晚，李偕调查团秘书长赫斯一同前往。

跟随李、赫而来的有好几车日本人，声称是为保护国联调查团。日本人进屋一看，只有谭文纶夫妇、倪博士、雍院长，别无他人，且又系晚餐，主人也未让他们就座，只得退到室外等候。李顿和赫斯进屋，相互介绍，大家叙谈甚欢。赫斯谈起日本人特招来劳工在旅馆外请愿游行的假象时，倪博士就把九君子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了李顿爵士。李看完信后就说：“这正是我们所愿意接触的人们。”倪博士接着介绍了9人的职位、声誉、品质。倪博士介绍后，即由倪博士、谭文纶教授和雍维林院长当面签署九君子的实在情况的证明信。之后，把信交给李顿爵士。

谈及证据汇编等文件时，倪博士说：“由于该文件相当大，不便携带，我早已把它存放在沈阳英国领事馆铁柜内。”李说：“那正好便于展看和保密，不必取来。”随即嘱赫斯，定第二天下午2时，调查团全体去英领事馆，审阅“证据汇编”等文件，同时请倪博士告知英国领事馆。第二天调查团全体成员准时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文件，直到下午6时才回旅馆。次日，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6时许。调查团离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真相》被纳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九君子为《真相》撰写的《英文说明》，分作三篇，说明各种证据要点。第一篇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和证据，包含事变是预先策划的相关证据和日本进攻并占领东北的证据等。第二篇是日本侵犯中国东北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和证据，包含有关日军对中国东北财政、教育、交通通信、工业、司法、市政和县政、军事机关的干涉，及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兵枪击的伤员名单等。第三篇是揭露日本当局强行建立伪满洲国的事实和证据，包含日伪报刊所载各地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游行群众中都有很多荷枪的日兵，证明游行是在日军的组织及操控下进行的)等。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复保证和信誓旦旦地声言他们没有干涉中国东三省的行政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部是谎言，“满洲国”的建立也完全是由日本人策划和操纵的。因此，《真相》被纳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

国际联盟成员国的43位代表，经过激烈而热烈的讨论，于1933年2月24日，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41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泰国1票弃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作出了《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由此确认了中日争端的是非关键。日本于3月27日正式退出国联。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后总结道：“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布独立，事实俱在。此事经过所采之步骤，日本谓为合于国际联合会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义务，而实则各该约之意义正在防止此种行为。”实际上明确了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彻底揭穿了之前日本的各种谎言。

九君子为“真相”名垂千史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提到曾经在沈阳接触到一些医师、银行家、教育家，这引起了日伪的愤怒和报复。于是，日本人根据他们掌握的国联调查团曾在沈阳接受过宴请这条线索，展开了严密排查。1935年秋冬，日伪出动了军警宪特，将大批可疑人员逮捕，九君子中除张韵泠以外全遭逮捕。

在刘仲宜工作的同仁医院的办公室，搜出了一台印刷机，又在写字台里搜出了共产党的传单，于是刘仲宜马上被逮捕到日本宪兵队。巩天民被捕后，伪警厅查到他曾进入过山海关，便被转押到日本宪兵队。随后刘仲明也被押入宪兵队。

日伪有关机构人员始终在秘密调查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有关的案子。所有被捕的人，胸前都挂个“反满抗日犯”的布条子。刘仲宜自到宪兵队，便受到了连续的酷刑审讯，如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椒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经过半年时间的审讯，在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释放了被捕的人员。出狱后，九君子的主要成员刘仲明、巩天民仍然战斗在沈阳。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问时，日本特高科特务岩冢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巩天民后来谈起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

关于《真相》原件的去向，抗战胜利后，顾维钧曾与巩天民谈及材料可能“存于日内瓦联合国大厦的博览室内”。后巩天民将此消息告诉了刘仲明，他们也曾想过“通过我驻瑞士国使节，向日内瓦国联大厦博览室负责人请求，把该项材料的说明书打印一份，就得见原始说明书的全貌”。但限于当时的各种阻力，未能如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九君子”的后人接过了寻找《真相》史料的责任。经过两代后人长时间的寻找，巩天民在国外学习工作的孙辈们，终于寻得了《真相》这一重要史料的踪迹。

2008年3月，巩天民的孙子巩洋得到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LON档案历史收藏部注册记录组的邮件回信，说：“‘TRUTH’存档在我们档案文件(沈阳请命团收集的文件)中，即BoxS37的32，No.1。您可以在我们档案阅览室查阅此文集。允许使用数码相机复制。”

2008年6月，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前往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对该份史料进行了复制。随后，巩捷托人将光盘带给了国内的家人。2010年9月17日，巩天民的儿子巩国威代表“九君子”后人，将《真相》史料捐献给辽宁省档案馆和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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