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制度在调动积累方面非常有效，(新中国前30年)在工业化和消灭贫穷两个目标上取得巨大进展;

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很快，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占到40%，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虽然贫困问题在一些地区持续存在，但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大，中国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比大多数其他穷国同类人要好得多，教育、医疗和平均寿命方面都有不俗表现……

如果笔者不交代上面几段结论性内容的出处，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这些某个冥顽不灵的老左派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

然而，这段评价却是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深入且专业的正式考察之后，所形成的报告给出的结论。

笔者当然不认为这是世界银行在1980年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名，这份报告本质上是一份“诊断书”，其目的还是为了“开药方”，而且是第一次为中国“开药方”。

2012年年初，美国前副国务卿、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访华并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报告，对中国改革提出诸多私有化建议，该报告在网上引发热议，被指是对中国经济开毒药——直到这时，国人才开始逐渐醒悟过来，认清了世界银行的真实面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金融机构，是为了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服务。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了新的使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在拉美，世行和IMF通过“华盛顿共识”对拉美诸国开出了私有化药方，让跨国公司接管了他们的粮食、石油、电力、矿产、电信等等一系列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前苏联，他们指导搞出了一个“500天纲领”的私有化行动纲领，在实行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之后，苏联人民积攒了70年的财富一夜之间被掠夺殆尽……

1980年的世行报告同样包藏祸心，但正如笔者上面所说，他们的目的是“开药方”，所以必须先如实“做诊断”。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世界银行就一直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然而，一方面，那时的新中国认为世界银行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代表，拒绝成为其会员国;另一方面，新中国坚持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不稀罕世行的“支持”和“援助”。

1978年10月，小平明确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1979年，为恢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席位及争取使用世界银行贷款，中国成立以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为团长的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密切接触;1980年初，中国银行邀请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访华，磋商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席位的相关事宜;1980年4月，麦克纳马拉一行访问中国，获得小平高度重视和接见，并释放了中国希望加强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强烈意愿;当年5月，中国顺利加入世界银行。

加入世行后，中国想要申请贷款和援助，还必须由世界银行进行经济考察并作出赞同决定。于是，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考察。

世界银行考察团由一批具有各种知识背景和丰富考察经验的经济专家组成。

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中国的情况，世行考察团在出访前做足了功课，委托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或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撰文介绍中国经济背景，组织相关专家深入讨论。

考察团抵达后，中方也是给予了全面的配合和支持，很多被视作国家机密的信息及资料被提供给了考察团。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配合下，考察团考察了三个直辖市和从东南沿海到中西部的17个省、自治区，考察范围和对象兼顾广泛性和代表性，考察牵涉范围之广没有高层的协调支持是根本无法进行的。

经过两个月的考察和考察后的反复讨论，世界银行考察团最终提交了一个主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八个附件。

笔者啰啰嗦嗦交代这些背景，就是要说明，不必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值得留心的是，考察团的立场和视角与我们并不相同，他们也并不是为了充分肯定毛时代。

考察团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很明确，即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奠定重工业基础，另一方面要消灭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这个战略目标受到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与国际社会隔离两个因素的限制。

考察团实事求是地肯定中国在工业化和消灭贫穷两个目标上取得巨大进展，而且速度是惊人的。

报告还指出：“(新中国)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

报告实际上要给出的结论就是，30年的积累已经为接下来的开放和改革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世界银行有了第一次与中国成功合作的经验之后，1984年又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考察，重点从第一次的过去历史的“诊断”，转向对中国到2000年的远景规划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

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已经开始了在中国的密集活动。除了向中国提供近10亿美元贷款援助，还给予了提供咨询、培训人员、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的支持。1982年7月，世行派出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锡克等七人组成的经济体制考察团到中国进行交流，在杭州莫干山召开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世行专家提出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由此引发了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的激烈讨论。

1984年的第二次考察结束以后，世行考察团围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针对国有部门的合股所有制建议，股份制后来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考察团还特意强调“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并非私有化……

与其在28年后开出的药方比较来看，这顿时给人“要到天津先到廊坊”的感觉……

无论如何，1980年的世行报告算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所取得建设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打了那些无耻污蔑毛时代的家伙们的脸，只是这份报告在当时的非毛化背景下并没有在国内广泛宣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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