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5年前的194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以打逼谈、以武促和的“北平方式”，使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新生，也为之后和平解放湖南、新疆、云南等地作了示范，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和统一的进程。“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者也。”“北平方式”成功的背后，三千地下党先敌一步、多敌一手、高敌一筹的卓越情报工作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关于北平和平解放进程中的情报工作，聂荣臻元帅曾评价说：“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从内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1]

情报力量遍布京城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人数已由抗战时期的200人发展到3376人[2]。学校、工厂、铁路、市政、新闻、出版、服务行业和医院、电讯部门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也发展到5000多人，遍布全市各行各业。

地下党组织及其外围力量的迅猛壮大，为情报工作触角的拓展延伸，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军队政治机关敌军工作部都在北平设有情报机构，竞相在敌内部布设力量，多渠道平行展开情报搜集，彼此补充，相互印证，联手编织出一张覆盖北平四九城的情报大网，从最高长官傅作义身边人员一直延伸到社会底层的浴池工人、人力车夫。

紧紧围绕傅作义本人搜集情报。中央情报部应时“激活”早已潜伏在傅作义身边任少将随从秘书的情报内线闫又文，李克农选派专职交通员王玉与闫又文单线联络，亲自指导每一次接头会面的各项细节。与此同时，华北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学生委员会负责同志，将地下党员、傅作义女儿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往北平工作，入住傅作义中南海总部，派专人与她单线联系、指导工作。

在敌军政部门投棋布子。华北“剿总”司令部司书刘光国、保密局北平站学运组组长陈颐华、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第五军区(专管华北“剿总”后勤供应)副官高启、华北“剿总”文印室工作人员甘霖、《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刘光人、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华北区励志社招待所物资管理员郭维坤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人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借职务之便搜集情报。

充分发动各界群众。华北局城工部下属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也被赋予各自领域的情报搜集任务，使情报触角向北平社会各阶层拓展。其中学委力量最强，人员约占全市地下党员和外围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3]。为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傅冬菊、刘厚同、杜任之、曾延毅、李腾九、邓宝珊，都是学委领导或联系的。

北平地下党还特别重视通过平委会发动穷苦的社会底层人员协助情报工作。当年北平全市有90多家浴堂，共3000多名浴工。平委会在浴工中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经常以浴池为掩护接头联络，传递情报，考虑到浴工与社会各阶层都有广泛接触，平委会还派人深入到北平最大、最奢华的浴池“东升平”做浴工，通过为三楼特等官堂的官僚和军警特“服务”搜集情报。还有一些平委会成员深入到人力车行业，通过给军警拉包车搜集情报，整天“穿破烂衣服，啃窝窝头”[4]，白天蹬三轮，晚上住“锅伙”(人力车夫合住的地方)。组织上刻意“卡紧”这些地下党员的生活费，让他们过着与浴工和人力车夫一样的贫苦生活，以免暴露身份。

情报获取无所不能

战略情报实时精准。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酝酿平津战役，李克农遂于5月和10月两次派王玉前往北平联络闫又文，摸清了傅作义当时的战略意图：傅作义认为我东北野战军最早在1949年5月间才能进关，他决心率其60余万军队在京、津、唐(山)地区与我东野、华野会战。一旦战事失利，他考虑经塘沽从海上南下与蒋介石会合，或退至绥远、后套，与“马家军”会合[5]。闫又文提供的情报，同时得到了其他情报渠道的印证，完全可靠。毛泽东、周恩来听取李克农汇报后，“认为很有用，中央可以下决心了”[6]。

中央军委即令东野围堵天津塘沽、华野撤围归绥(今呼和浩特)缓攻太原、华东野暂不歼灭杜聿明部，以滞留、迷惑、稳住傅作义，同时决定将平津战役发起时间由原定的1949年1月至6月提前至1948年11月下旬。

平津战役打响后，中央情报部获取傅作义固守北平的方针及《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北平城防方案》等情报。中央认为，这些军事情报反映出傅作义的战略动向，他虽于1948年11月就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但同时也在备战，说明他处于和与战的动摇之中。“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在加强军事包围、打消傅作义幻想的同时，要大力争取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7]

这一时期，北平地下党也源源不断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送了大量重要情报，印证了傅作义在战与和、守与走之间的摇摆不定。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接到北平地下党同志发来的大量情报之后，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如果我军歼灭了天津的敌人，把傅作义将军的退路堵死，能不能和平解放北平?”他同罗荣桓商量并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发了电报，提出在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完全同意。随后根据党中央指示，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向傅作义提出双方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8]。

194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研判，傅作义在大兵压境之下接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最后促进一下。在此关键时刻，李克农再次派遣王玉进入北平联络闫又文，闫又文几乎每天向王玉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叙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和具体表现。这时，傅冬菊在组织安排下回到傅作义身边，她每天向上级汇报傅作义的动态和心态，包括傅作义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等细枝末节的情绪变化。“有时他头天晚上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他上午的事，下午地下党就知道了。”[9]聂荣臻元帅评价说：“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10]

战场情报敌未动我先知。其中最为辉煌的情报战，当然是获取敌偷袭西柏坡和石家庄的作战计划。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以“围魏救赵”的办法，打着“援晋”的幌子突袭西柏坡和石家庄。12月23日，傅作义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下达了偷袭命令。然而，偷袭部队还未出动，偷袭计划就已被我方获取。这段历史看似广为人知，但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未必尽知其详。

其一，这一情报并不是许多人所说的通过3个渠道获取的，而是由3名情报员通过4个渠道获取的。打入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司书的地下党员刘光国通过两个渠道获取到这份情报。华北“剿总”有关部门草拟偷袭计划伊始，刘光国就察觉到敌人在调兵遣将。他从一个绘图员处了解到，刚刚绘制的作战图上，在石家庄附近阜平一带标有轰炸目标。随后，“敌军作战参谋何祖修又将发给九十四军偷袭石家庄、阜平、平山后方的作战命令交给我们的一个秘密情报员抄写。这样，刘光国等同志获得了整个作战计划”[11]。刘光国小组将两条渠道获取的偷袭计划迅速报告了上级。因秘台出现故障，由地下交通员将情报内容背下来，火速赶到解放区作了报告。傅作义23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当晚，打入《益世报》任采访部主任的地下党员刘时平，以绥远同学、同乡关系邀请受命参与偷袭的敌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和保密局华北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队队长杜长城等人聚餐，摸清了秘密军事会议的情况。为防万一有诈，他又利用记者身份到西直门火车站察看动静，弄清了部队番号、列车的方向和开动时间，随后报告了上线[12]。次日，地下电台冒着被敌人侦获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发报，将情报及时报告到党中央。此外，打入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地下党员甘霖也获取了同一情报。

其二，毛泽东吓退两万敌兵、导演“空城计”的3条广播消息，全都是运用情报加以伪装写就的。第一条消息是10月25日通过新华广播播出的：“……据前线消息，蒋、傅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琢县、定兴间开始出动……”消息播出当天，进一步收到敌偷袭计划详情，毛泽东运用此情报写就第二条消息，26日经新华广播播出：“……闻匪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据悉，敌军准备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郑挺锋收听广播后向傅作义报告：“彼方已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难收效。”他的这一反应又被我情报人员第一时间获悉，于29日晨报到中央。毛泽东见广播有效，再次运用情报写就了第三条消息交新华广播播出：“傅作义匪军郑挺锋、刘春方、鄂友三、杜长城(爆破队长)等部总共不过两万人，昨28日已窜到保定以南的方顺桥。郑匪九十四军只来两个师，留一个师在琢县、定兴线。刘、鄂等匪在郑匪背后跟进中……”郑挺锋收听到前两次广播后，命令部队放慢了行进速度，收听到第三次广播后，当即把部队缩了回去。傅作义见偷袭已无可能，不得不取消了作战计划。

战术情报“有问必答”。天津解放后，北平守敌被我严密包围，傅作义下令在东单广场抢修了临时机场，企图将部队空运出去。得悉情报后，我军炮兵开始封控该机场，但由于当时瞄准校正系统还比较落后，炮弹命中率很低。经与地下党联络，炮兵又朝东单一带打了两发炮弹，地下党派人实地勘察，用脚步丈量出了准确的弹着点数据。根据我围城部队所提需求，地下党又对北平各个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暗查，用数砖块的办法，先量出每块砖的长度、宽度，再一块块累计，算出城墙的高度宽度。

平津战役前夕，我军破坏了北平至张家口敌铁路运输线。为防止敌人抢修铁路，我军动用了整整一个纵队兵力沿铁路线布控。为了摸清敌修复能力，在丰台桥梁厂工作的我情报员许同庆，通过熟悉的仓库管理员了解到仓库早已无货，又亲自查看了库存登记簿，发现钢轨、鱼尾板、道叉子等修复铁路的物资确实已无库存，敌人短期内难以修复铁路。

情报传递畅通无阻

革命战争年代，情报传递主要依靠人力交通和无线电台两种方式。平津战役期间，特别是北平被我军分割包围、平津交通线被我军切断之后，靠人力交通传递情报变得既艰难又危险。在此情况下，可以快速、安全地远程传递情报的无线电台，就成了北平地下党与解放区的主要通联手段。

早在抗战后期，华北分局城工部就深谋远虑，开始为秘密电台选拔培训报务员、译电员，陆续派进北平隐蔽待机。至平津战役发起，已建立起完备的秘密电台系统，保证了北平地下党与华北局、平津战役指挥部、党中央之间情报通联的畅通无阻。当时活跃在北平地下的情报秘台共有3套人马，即3部电台、3个报务员、3个工作秘点，各自为战，互不交叉。这种配置既不怕某个电台发生故障，又能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在驻扎着20多万国民党部队、特务警察宪兵遍布全城的北平，秘台3套人马始终未被敌人发现，一直战斗到北平和平解放。当年的译电员方亭回忆说：“我们的地下电台没有发生过电影中那种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惊险镜头，没有格斗，也没有枪击。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工作，小心谨慎的行动，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秘台3套人马之所以能够创造电台始终没有暴露、人员始终安然无恙、工作始终未出差错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华北分局城工部为确保秘台队伍的政治坚定、忠诚可靠、技术精湛、安全保密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得益于严格的政治标准选人。二是得益于实用的无线电技术培训。三是得益于深入细致的行前教育。四是得益于为每位同志量身定制的“护身符”。每人行前都要改名更姓，即使进入解放区后已经改过一次姓名的，此次进城再改一次;每人都有可靠的职业身份掩护，以及与职业匹配的“行头”;每人都有与本人情况相适的掩护“家庭”，假扮夫妻、姨甥或叔侄等。五是得益于严明的纪律观念。电台人员不去公共场所，不看影剧，不看进步刊物，暂停组织生活，不与外界联系，3部电台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方亭幼年丧父，母亲守寡把她抚养成人。她离开北平奔赴解放区已经4年半了，进城后极想去看母亲一眼，然而工作纪律规定，电台人员除接头联络的工作关系外，不得与任何他人联系。同在一城，母亲近在咫尺，也不能去探望。方亭曾与一名交通员单线联络，每天接头，却互不打听，见面只言片语。直到临近解放，她才知道对方叫张彬。艾山一度也曾与张彬交换电报，见面时彼此都不通报姓名。因张彬很瘦，艾山只好暗中称他“猴子”，张彬则在上级面前称艾山为“小辫子”。方亭与艾山是十几年同学，情同手足。北平解放前两个月，组织上为适应新形势要求，安排她俩同住一处，艾山负责报务，方亭负责译电。按照工作纪律，报务员只收发电报，不得知悉电报内容。每当译电看到振奋人心的消息，方亭非常想与身边这位同志加闺蜜分享，却也只能不动声色把喜悦埋入心头，不向她吐露一个字。六是得益于灵活多变的工作策略。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电台人员的住处经常变换，电台严藏深隐，天线巧妙伪装。平津战役前，发报量不太大，3部电台轮流作业，收发报时间相互错开。这种变化无常的工作方式，令敌人很难发现电台作业规律，很难侦测到电台位置，很难捕捉到电台信号。报务员和译电员与交通员联络时，每次约定3个时间、3个地点，遇有情况第一次接不上头，就依次再接头。

平津战役发起后，电报量大幅骤增，且都是特急件，原有的电台工作模式已经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形势要求，极易贻误战机。电台领导审时度势打破电台不得横向联系、报务员与译电员不得见面的常规，将3套人马合为两套集中作业，交通员直接登门取送电报，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效率。据方亭回忆，关于东单机场弹着点和城墙高度厚度的情报，就是经她一手译发的。正如方亭所说，3套人马创造了“奇迹”。其实，“奇迹”之“奇”在于北平和平解放进程中的情报工作先敌一步、多敌一手、高敌一筹，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次情报斗争中全面压制对手，造成战场单向向我透明，为实现“北平方式”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中外情报史上树起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注释：

[1]《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2][12]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534页，第503页。

[3]《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页。

[4]《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5][6][7]开诚：《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96页，第296页，第299页。

[8][10]聂荣臻：《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559页，第557页。

[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510页。

[11]宋贵庚：《北平解放前夕党的情报策反工作》，载《北京党史》2009年1期，第10页。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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