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苏联的自供状

——不打自招的《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

李甲才

1997年出版发行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这是胜利者的自白，清楚无误地道出了如何“抢抓机遇”，在当时苏共内部寻找代理人，最终实现“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的主要历程。从而在几十年以后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铁证。

挖空心思“反共反社”，而今“胜利”了就公布了这个秘密。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十分自豪的以战胜者的心态，在其回忆录中就公布了如何找戈尔巴乔夫为“代理人”，瓦解前苏联的大体经历。外因经过内因得到了成功，但不知当时和撒切尔夫人同期执政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是怎么搞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呼吁资本主义世界应尊美国为首领，首领肯定是要“带头干事”，不晓得是“谦虚”的未说出自己的成绩，或是说出了还未传入中国。

因几十年来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改造”社会主义国家，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丧失了应有的吸引力、凝聚力。许多人厌恶、咒骂社会主义吹捧资本主义，还自以为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而自豪，被认为也自认为敢为天下先，观念超前不僵化保守，必然不可能自省成为复辟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行为。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应有氛围中更无关注警惕的可能性，由寻找代理人的一方自己表述出来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而原封不动的大段引述。

原文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来成为苏联领袖，栽培并支持他。这正是后来那些人会认为我被戈尔巴乔夫所惑，而偏离原先对付苏联策略的原因。我认为他这样一个人正是我寻找的，而且我们相信即使身在极权制度下，他的基本精神绝不会轻易地被克里姆林宫摧毁。”(《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1997年9月版)(第307页，以下只注明页码，省略书名))说的多么明白无误，可谓“慧眼识人”，又充满信心，“暗示了某个在苏联制度下夺权的人，也会有能力挑战那个制度。”(第307页)。具有入木三分的远见卓识。

为了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非常关注苏联最高层的动向，搜寻目标，细心筛选分析：“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已受质疑，如果他只能再活几年，这个领导人的职位应该是交给新的一代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是罗曼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我查了所有关于他们两人的事迹”，“关于我们所仅知的一些戈尔巴乔夫的消息则较令人鼓舞”，“我拜访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时也听到对他的有利报导。我开始特别注意起苏联方面有关此人的消息了。”(第307、308页)特别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什么?如审查俘虏一样不放过任何细节。

“我与特鲁多会谈国际事务──有关香港问题，中国与苏联等问题”。“其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特鲁多认为，尽管戈尔巴乔夫谈论的是中程核武器问题，但丝毫不见其人有传统的苏联统治者所带有的敌意”。(第219页)成为可掌控苏共的最高大拿也就无需遮掩了。

对昔日的敌人失去敌意。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苏、领导赫鲁晓夫推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和二全”式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当时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经过以后许多年月的演变，历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他们真的成为朋友。

“在西方的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多了解对方的人民与制度，多做沟通以确保我们未来的安全，无论是冷战或热战我们都需要多了解敌人，因为有一天，他有可能变成你的朋友。”(第306页)西方世界争取化敌为友，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夫人是精于心战的专家。“当前苏联的情势正如里根所预测的彻底瓦解了，我和里根总统合作愉快，但除了我们分析世界局势看法一致外，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能正确无误掌握整体战略，而我则认为和共产集团的关系必须采取渐进的模式，以免情势脱离掌控。”(第220页)要掌控“可以合作的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一致的”立场。“1982年9月22日同中国谈完香港问题之后一个月，我在波恩。会晤科尔总理之后，赴柏林造访已被拆除的柏林围墙，科尔陪同一起前往，不论后来的英德关系尚有多困难，但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及对盟邦的信守程度上，我们却仍是一致的。”(第179页)西方首脑所见略同。

他们要一致赢得冷战，打击共产主义。“里根和我都很清楚，在军事和战略各方面我方都胜过苏联，但同时我们仍必须避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以赢得冷战”，(第305页)1982年夏凡尔赛七国首脑会议后，夫人十分敬佩的认为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上下两院进行演说。演说精彩，就英美双方对抗共产主义的理念厘清颇多，我们两人都深信，强大的国防对克服共产威胁而言，必要却未足够。除防堵共产主义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将自由思想赋予其中。该次演讲指出了西方打击共产主义的新方向，也展现了西方绝不放弃共产国家反图救亡的决心。”(第176页)美国“打击共产主义”的决心如此之大，使夫人从内心发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须在美国的领导下，务必保持团结”。(第161页)

他们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拉拢利诱。“我现在必须考虑我的下一步，以求与苏联有进一步的关系。显然地，我们必须要与苏联领袖维持更频繁的私人接触，杰弗里.豪希望能邀请契尔年科来访，但我认为这还言之过早。不过我很乐意邀请其他人，并希望进一步邀请资深苏联政治家，包括戈尔巴乔夫来访。戈尔巴乔夫也表示他很希望他第一回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访问能尽快成行。”(第311页)在接触中认识深化了。“他与我所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我想我很欣赏这个人”，“他的个性和制式化的苏联领袖是那么不同”。(第313页)戈的表现超出了她原来的希望。

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袖，虽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基本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而戈尔巴乔夫连最起码的国家统一的立场都不要了，更何况作领导人起码的准则“制式”，这是多么合适的理想人选，难怪夫人“真希望他就是下一届的苏联领袖，而我也告诉记者，他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第314页)戈尔巴乔夫以后成了苏联的领袖，也果然成了一个可合作的人。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在所谓的富裕经济诱惑下，在本国旧思想残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落后国度建立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很快，但短期内不可能同几百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美英法一样富裕，那些失去共产(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虽然是共产党的高官，却崇拜欧美，淡化信仰，美英法成了潜意识中社会制度的典范、追求的榜样、向往的目标，如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前相类似。

“1985年5月契尔年科过世，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袖职位”，“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政府注入一股崭新风格。他开放地谈论着苏联差劲的经济情势”。(第317页)所谓的“崭新风格”就是按西方世界的腔调毫无顾忌的随意嘲笑攻击诽谤苏联。由戈总书记带了头，迅速掀起吹捧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狂潮。当时还是超级大国的前苏联被“涂抹”的一无是处，接下来就是“拆散”砸烂丢弃。74年的成就，即是超级大国，堡垒也最容易从内部攻垮，从1985年到1991年，只6年就被彻底从内部摧毁。

前苏联从1917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战”时又受到空前的战争灾难，解体前仍然是类似美国的超级大国，世界一流的经济军事强国，解体后综合国力迅速衰退。旧中国文盲充斥，缺医少药，人民食不果腹，住土房，土布衣，几乎没有工业，一切近乎原始状态。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在穷山恶水，人口众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军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况帝国主义捣乱骚扰不停，当然不可能搞几十年社会主义就和美英资产阶级一样富有。

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多数人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但同时限制了极少数人成为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的欲望，制止清除了旧社会官吏所拥有的为所欲为、高薪厚禄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旧制度的重复，推倒这个皇帝再来一个新的皇帝。革命能消灭旧的体制和政权，却不能像埋葬死人一样埋掉旧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在旧的社会基础和观念影响下，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就会追求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官员那样的特权与金钱成为走资派，背叛社会主义的信仰，割裂历史，脱离实际，按帝国主义的说法来否定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与我有许多理由必须互相合作。我在戈尔巴乔夫成为领导人之前便与他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很快地我便受邀访问莫期科。”(第321页)“1985年11 月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首次会谈，最后并未达成重大的协议，但两个领导人很快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317页)夫人在此未透露良好的私人关系到什么程度和许多必须合作的“理由”。即使现在也不宜直白讲出，还有其它的姓社之国。能当英国首相，不靠谱事自然不干。

在访问中“我离开克里姆林宫并前往与萨哈罗夫及其他以前持反对意见，现已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议分子共进午餐，对于他所说的苏联的改变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告诉他们光是目前支持戈尔巴乔夫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未来5到10年中继续支持他，共渡难关，在欢呼收割前，改革的成本是相当大的”。(第327、328页)资本主义世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关头的“和平演变”战略统帅下的策略，通常采用经济渗透，组织扶持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出人权的招牌，抓思想舆论上的人心瓦解工作，同时还采用各种特工手段捕捉情报。

1987年3月28日夫人在莫斯科的访问中，“较令人鼓舞且值得一提的是3位苏联电视台记者对我的访问;后来我得到那段访问对苏联舆论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个访问未经任何修剪便在苏联电视台上播出，我因此便肯定了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心。”(第328页)此时距苏联和共产党消亡只有四年时间。她有耐心掌握时机，不使多年的前功尽弃。

倒退行为不以倒退者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倒退到限定的程度内自行中止。“前苏联国安局高层官员高迪夫斯基的变节使苏联知道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我曾经和高迪夫斯基有多次洽谈，并对于他对苏联的判断给予极高的评价。”(第315页)此时“戈总”如被巨蛇吸住的蛤蟆，虽然相互明白，但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仍然与美英等亦步亦趋。

“戈尔巴乔夫执政两年来，政治改革的表现比经济更为显著”，“对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正被热烈的讨论着。戈尔巴乔夫已赢得一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萨哈罗夫来支持他的计划。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事迹也已发行成书，苏联开始更注重人权。”(第322页)改革打破了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禁区。以往不能干的事均可干了。叶利钦在访英中誓示，“重建政策的出发点，原是要让共产主义更有效率的运作，但那是不可能的，苏联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深化政经改革，包括引进市场经济”。(第535页)至此，深化改革的最终意图和目标被叶利钦所道破。

同打仗一样，虽是很大的战役，有时的较量还在细小的环节上，“一叶知秋”，重大变化由不为人注意的“软件”处表现出来。观察的那样细微，从细小处发现了真实的巨大变化。1987年3月3日，“那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一个旧的巨宅里为我安排晚餐;也许是刻意的安排，气氛和我的首相别墅十分相近。稍后我们到另一个房间，一边喝咖啡和甜酒，一边谈论世界大事。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可信度的挑战过程中，我发现了戈尔巴乔夫夫妇热烈的争论着我所挑起的话题──苏联宣传口号中经常提及的‘工人阶级’一词的定义。我真想知道他们对它作何解释，戈尔巴乔夫起初主张只有兰领阶级才能称数。但他重新考虑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或‘精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并不适合以现代的社会标准来下判断。”(第328-329页)

“现代的社会标准”来源于政治理论，撒切尔夫人同时也发现了社会运作上方向体制的演变，“苏联的政治是靠口号来运作的，这些口号无法以西方人的观点来解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号内容全然改变了：‘重建经济体制’取代了‘加速经济改革’，是真正的实际改革。同样的，‘开放’一词也有了新的涵义。”(第322页)同中国实质相似。

从那些变化中，西方国家首脑很快的便发现了可能出现的结局，1987年3月23日，“我安排了与密特朗总统及科尔总理会面。密特朗总统对苏联的态度和我大致相同，他和我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已准备好走上改革之长路;他的一项精辟见解是，戈尔巴乔夫应会发现：‘在改革形成的同时，实质改变已然发生’。”(第323页)1987 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在托基市保守党会议中发表临行前对苏联问题的公开声明。”“我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演说中已清楚承认共产体制不可行，而苏联要赶上西方国家则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听到苏联领袖们所用的新字眼，‘开放’、‘民主’，但那些字对他们的意义是否与我们相同?一些曾经因为政治态度或宗教信仰而遭囚禁的人已经被释放了，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不能单凭言语，意向或承诺下结论，而是要见到实际的行动与结果。”(第323-324页)夫人未写出戈叶承诺的具体情节。

西方期望的“实际的行动与结果”是“他的改革造成的影响，那股不可抑制的威力却可能将苏联体制扫出苏联之外。”(第321页)他们对“改革”的结果分析判断的非常准确。“在这4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共产主义下的土地在改变。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腐败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在它开始进行改革时，我所受到的欢迎，群众的热情和苏联当局所给予的尊敬。都显示了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汹涌，西方的自由制度已在这个东方集团里逐渐萌芽，苏联体制已显出分裂的迹象。重大的改变已在眼前，但我无法猜到究竟何时会降临。”(第329-330页)其内心激动而又遮饰的心情。

在盼望“重大改变”降临的过程中，同时还涌现出先锋干将刽子手叶利钦，并批评对叶利钦带有的偏见。“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忽视叶利钦，视其如小丑。我无法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1990年4月27日叶利钦抵伦敦，我竭诚予以欢迎。事前我所得到的有关叶利钦先生的简报，简报中‘他说民主集中制需予废除，改采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要求制定政党法，终止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我认为他这一番话值得击掌再三。简报上继续说道‘某些专家甚至暗示，假若叶利钦获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其任内缔造的功业将比戈尔巴乔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总统任内作为更为辉煌。’”(第524页)那边竭诚欢迎，这边积极回报表忠心，让夫人“感到惊讶的是，叶利钦已完全摆脱了共产党的思考模式及其教条语汇。”(第535页)时机到来必然就挂狗头卖狗肉了。

如果说以往口里说的同手中干的不一样，还多多少少带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今时机不同了，干脆取掉“遮羞布”，言行一致的登台亮相干起来。怎么让帝国主义高兴怎么说，怎么能尽快毁掉社会主义怎么做。曾信誓旦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混入党组织，又骗取了高官要职的走资派，其反目背叛的作为超出了昔日敌人的想象。“1990年6 月访苏之行我亲身面对了构成当时政治生态的各股相激相荡的势力，──这不只包括了戈尔巴乔夫，还包括了激进改革者，国家主义者和对改革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军方。(指以后抵制戈尔巴乔夫的雅佐夫等人，加注)6月7日晚我飞抵莫斯科，翌晨我拜访了属于改革派的莫斯科市长帕波夫先生。他抓住了关键点：假如没有私有财产和明晰的法律架构的话，你不能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创造市场经济。所以他希望人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屋及店铺，而且希望服务业转由私营。”(第536页)至此“我也认为，有希望在中欧和东欧打倒共产主义”(第557页)“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能胜任推动改革的工作。我希望能见到共产主义的崩溃，──事实上我不只希望见到它在东欧及苏联溃败，而且希望它能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消失无形，──可是我希望这种溃败能以和平方式达成。”(第 532页)

中苏两国有相同之处，中国在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立的社会体制时，也是逐步进行的，开始搞些不为多数人注意的“软件”，从思想意识上瓦解，制造舆论，开始搞私有经济的时候，美其名曰“必要的补充”，而今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改组改变国有制经济。“改革开放搞活”不断深化发展，实质是连续不断的削公兴私，破公立私，损公肥私。预期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共中社消亡或名存实亡。现在农村和城市区县以下几乎全部私有化，所谓国企改革，使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块社会基础支离破碎，前景不好。

为了实现“和平演变”战略，从大处着眼，从各方面具体着手，进行了全方位的瓦解工作，推动国家分裂，煽动民族对立。“当独立浪潮来袭时，我们都相当明白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特殊法律地位，还不是不让它们独立，而是到底什么时候它们才能独立的问题，6月我拜访戈尔巴乔夫时即警告苏联当局诉诸武力对付三小国所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第533页)又从各方面扶持反对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犯”进入上层。

90年6月访苏时访问乌克兰，刚任命为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伊凡雷科临时安排去会见刚当选的最高苏维埃委员，并进行演讲，讲完后“一个发问者告诉我说，在场议员中，包括他在内，有十个曾是政治犯。他说他知道是由于我和里根总统的努力，使得他今天能在这里以议员的身份见到我，而不再是政治犯。”(第533页)

不进则退，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身的条件，在策略上不四面出击，保证本国新生制度的巩固，不输出社会主义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制约。而那些对共产(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的当权派却甘愿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无视自己的潜力，因而内政受到掣肘，使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成份增加负面因素。

资产者的希望在挂着共产党牌子的不肖子孙中的许多地方变成现实。“1988的夏末，共产主义即将在东欧土崩瓦解的迹象开始显现。6月上旬，团结工会在波兰赢得选举，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坦然接受结果。几天后他来伦敦，我当面称赞他的表现。匈牙利实施自由化，10月开始在莱比锡的一连串示威，导致东德元首昂纳克垮台。接下来捷克开始变天。到了年底，2月间还是阶下囚的异己分子兼剧作家哈维已当选捷克总统，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被推翻。这些事件是我有生以来最欢迎的改变。但不论共产主义在东欧及中欧垮台上让我有多高兴，我绝不会让欣喜淹没我的理智。”

多年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用心良苦，欣喜中会自然生出理智的追忆，“回顾匈牙利之行，这次出击形成英国对东欧国家特有的外交策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与现有的政权建立更多的经济与商业关系，使他们较无需依赖封闭的东欧经互会，之后在人权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压力。使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开始减弱时，再帮助他们进行内部的政治改革。”(第310页)1984年2月夫人就是以那种动机去“访问”了匈牙利。中心是进行内部的改革。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发布了《人权宣言》，稍有常识也应当知道了西方讲人权是什么货色和目的。

夫人很理智，从取得“胜利”的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核心只有两点，“这些受欢迎的改变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一直保持强大与坚定，另一方面也因戈尔巴乔夫及苏联扬弃了勃烈日涅夫的教条。”(第522页)充满哲理，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把问题写的简洁明确，总结经验，是为了以利再战，争取完全彻底消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从共产党掌权那天就从未改变过。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的把共产党的目标确定为消灭私有制。后来的共产党的叛徒们嘲笑这个目标。而资产阶级却始终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希望资产阶级永远统治全球，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多么动荡不安，无论“民主政治”下首脑的脸谱变化多么频繁，资产者的首脑们从未放弃过，从未动摇过。信仰之坚贞，立场之坚定，决心之宏大，意志之顽强，令人惊叹，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又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但要维护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而且“我不希望东德 ──就如我不希望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阴影下。”(第524页)其他人还有谁?

“中国本身渐增的经济改革将带动其政治改革。保持与其贸易沟通管道畅通以及坚定地支持人权，是确保中国逐渐从军事强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最佳途径，同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依赖且可预期的一员。”(第339页)预期的一员，按夫人的愿望分析，绝不是公有化社会主义的一员，到底是什么，也许有朝一日中国同前苏联一样了，才能明白讲出。

夫人回忆录的这些言论，肯定是他们十分巨大工程的一斑缩影，不宜公开的肯定比公开的多得多，实际的运作一定远远超出了回忆录的表述，而况领导者还是美国，美国总统如回忆起来，一定会更为详实丰富，那些直白的表述对现今中国，借鉴俄罗斯的结局将产生什么启迪呢?

过去世界上搞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大国有两个，苏联和中国，西方在苏联已经演变成功，而在中国也已接近成功。我们无法知晓美英等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次领导内瞄准的代理人是谁?试想他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连一个北朝鲜都不放过，不断找借口干涉，一定对中国不可能没有“措施”。中国同前苏联一样时，他们自然会讲出来。

60年代初我们批评当时苏共中央，开始偏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的当权派，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九评”文章，苏联解体距那时只不过30年，果然十分准确的应验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判断。

《三国演义》里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言，苏联一分为十五，俄乌战争时间长了，战争若能引起革命，革命就能制止战争，也是好事的例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有助于思考华夏的未来。

(2023年1月—2024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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