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抗日名将”该不该杀?有些事还是说清楚的好!
1947年11月4日中午12点,郏县(今属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内东北角高寺,国民党守军整编十五师师部核心阵地被我军突破,
我陈谢兵团四纵十旅二十八团几个不同连队的战士们,率先冲进了敌人的师部。一连机枪手常明礼同志,先抓住了副师长姚北辰,再抓住了师长武庭麟。看到吓得浑身发抖,腿都站不稳的武庭麟,常明礼同志还不忘开个玩笑,讲讲我军的俘虏政策:
“报告师长,我把你解放了,跟我走吧!你不要怕,我们不杀你又不打你。我就是从“‘中央军’第一军过来的,我们军长叫董钊。”
随军记者冯牧同志,11月6日见到了常明礼同志,兴奋地在当天日记里写到:
“清早,就听说敌人已经进了城,现在正向西攻击。我到北面四里的恋庄去谈材料,找到一连,他们给我找来了活捉武庭麟的战土常明礼,一连就是捉了三个师长的部队。”
战斗结束后,旅党委不但给常明礼同志记了特等功,还给二连通讯员卫小堂同志也记了特等功,还被纵队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提升为二连一班长。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
解放郏县前,旅首长曾经发出号召,谁活捉武庭麟,就给谁记特等功!
卫小堂同志带着二连战友,一路杀进敌师部,夺机枪、炸院墙、踹碉堡、拼刺刀,眼看武庭麟就要被抓了,特等功近在咫尺,却毅然放弃了,默默带着二连同志们去寸步不离地堵守大门,不让任何一个敌人逃出去,帮助一连战友能稳稳地瓮中捉鳖。
作为共产党员的卫小堂同志,想到见荣誉就争,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完成歼敌任务才是大局、在战斗中,他表现的高尚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指挥此役的十旅旅长周希汉同志,晚年谈到解放郏县时,还对卫小堂念念不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二十九团不按时拿下东门,我的设想全都得落空。拿东门不全是靠炮火和爆破,战士们上去跟敌人拼了刺刀。拼刺刀的牺牲率是很高的呀!卫小堂在这一仗当了英雄。他而今还活着,在重庆。有机会你们可以去问问他。冲进敌人的核心工事的时候,他想没想过而今写战史要写他?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士,冲锋哪有不死人的?那是明知要牺牲也得往上冲的。没有他们的牺牲,我周希汉再有本事也没用。”
说完解放军的风格,还得找到国民党军的风格,作为参照物。
1947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新华社随军记者穆欣同志的报道《武庭麟被俘后自供:我再也没地方逃了,真是不被俘就阵亡》。内中就有作为杂牌军的武庭麟,对中央军嫡系李铁军的强力吐槽:
“五十五岁,从军卅年的武庭麟一谈到这一连串的败绩,再想到两个月来李铁军给他受的肮脏气,不免有些难以自解,神情显得十分尴尬。他本来是豫西的土霸王,在蒋贼消灭杂牌政策下,被赶到内战火线,提起这些,他很愤恨的说:‘并不是什么人要消灭我们,是人家(指蒋贼)那消灭杂牌的政策置我们于死地。’
他叙述了李铁军对他的歧视虐待,说:‘上月初刚到铁门,就发现是贵军主力,我打电报给蒋介石,他说我夸大。打电报给李铁军,一连三次都不理,最后给我个电报说:军人就要打仗。当已被贵军包围时,李还命令我退守新安,后来逃回洛阳,李给我的侮辱是我从军三十年所没有受过的。我要求整补,把师部及六十四旅全部杂务人员都算上才只编了一个营,他们却要我带着再打,后来经多方请求,刘茂恩也从中帮助,才获准到开封去整补,但是军情一紧就又令我们三个(武和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到临汝指挥地方团队。这次吃紧,我要求部队增援,却又把一九〇团残部送了来。郏县一紧,我再打电报求援,李铁军回电说:将亲率整三师来援,三号就能赶到。我问他可是真的,他回电说:你不相信,就可以自由行动。’
讲到这里他苦笑一下说:‘现在我真的自由了。’”
关于武庭麟,当年豫西有个关于他的顺口溜:
“武阎王,真叫坏,杀人好比刀切菜,有朝一日八路来,看你狗日咋下台?”
从这个角度而言,杀了这货,真不冤枉。过去这些年,吹捧国民党,吹捧土匪成风,国民党如今不好吹捧了,就吹捧土匪,说土匪仗义、仁义,如何有规矩、讲规矩……
我写过很多河南土匪“烤叶子”,也就是酷刑虐待人质,逼出更多的赎金,这方面武庭麟也是专家。不但祸害穷人,豫西一般的地主、商人,乃至这些家庭的孩子,也没少受他的折磨。
郏县解放的时候,我们俘虏了整编十五师的整套班子:
中将师长武庭麟、中将副师长姚北辰、少将副师长兼河南第十区(洛阳)行政督察专员杨天民。
整编十五师的前身是十五军,即民国初期的“镇嵩军”,属于刘镇华、刘茂恩的起家部队。
武庭麟在国民党将领中,是个很典型的人物,抗日积极,打鬼子基本不含糊,特别是洛阳保卫战,能跟鬼子打上几个回合,相当不容易了,毕竟是杂牌军,这方面地方文史专家也给吹了不少。
但另一方面,这家伙反共那更不含糊,毕竟这是阶级仇!
1933年秋,武庭麟率部在鄂豫皖围剿红军。在搜山时,鼓励部下杀人多杀人,尽量有错杀无放过,他叫嚣:
“多杀一个人,就等于毁掉‘某(为防发不出来你懂的字)匪’一部电话机,无论瞎子、拐子,都不能放过。”
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武庭麟又在豫西,我八路军豫西支队,也就是“皮旅”活动的根据地,大开杀戒。
仅仅是登封一地,武庭麟部就杀害了豫西支队南下后留在南山区的二百多名伤病员,又以“资匪”、“通匪”的罪名,活埋了登封县大冶镇百余名革命群众。
你是杂牌,跟我军没必要这样吧?好歹还是豫西出来的,江湖上尽量不结梁子,总懂吧?可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只要碰到剿供的机会,这家伙绝对是急先锋,执行“三光”政策最坚决的人物。
这还不算武庭麟、武良耕叔侄,在伊川老家作恶的情况,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可这对宝货,在家乡武断乡曲,霸占田产,那啥妇女,无恶不作。伊川县和周围几个县里,凡有大片好地,必千方百计占为己有,你想出卖土地者也必须先通过他家,否则弄死你。
由于武庭麟,作恶多端,杀人太多,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严惩。经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1952年将武庭麟由华北解回洛阳,12月11日在洛阳处决,当然那个宝贝侄子也没跑了。
所以,你说这样的“抗日名将”,被“镇反”,冤枉吗?
当然,如果能及时进入功德林这个“保险箱”,就很可能在随后的“镇反”中,因为恶贯满盈、血债太多,以致群众反响太坏,而丢了老命!
当然这个武庭麟,也不能说没有“功劳”,起码在忻口会战、洛阳保卫战中,都有相当不凡的战绩。不过一码归一码,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对于历史和人民都要说清楚,交代清楚。
杨天民在老家伊川被“镇反”,比武庭麟还早一年,民愤更大,特别是俩“宝贝儿子”杨孝忠、杨孝正更没少给他爹拉仇恨。
顺便说,豫西当时有“三大家族”,都是民愤极大,除了武庭麟、杨天民外,还有个王凌云,这位我也没少说过。
其实杨天民也是活该,本来也给他机会了,他自报奋勇说跟王凌云很熟,可以说服后者起义,我们也给他充分信任,放他去四川搞策反,结果这厮跑过长江,到了苏州,躲到小老婆的温柔乡里去了。
最搞笑的是杨天民转换思想,觉得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又有美国朋友极力帮衬,必能确保半壁江山的时间是1949年2月,可我们都知道两个月后,解放军就渡过长江了,你能跑得了吗?
姚北辰,其实身上也有血债。
河南商城(今属信阳),地处豫皖两省交界处,当年是鄂豫皖红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河南,商城是著名的“红军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县创建了河南省第一支红军队伍,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创了河南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河南红军的摇篮”。
也正因为如此,红军撤走之后,国民党各路军队对这里施行“三光”政策,大开杀戒。不光中央军如此,河南本省的军队,因为是张钫招募的各路土匪军老底子,其惨烈程度更甚。
在鄂豫皖所犯的战争罪行,就武庭麟的部队为例,如果你说武庭麟和杨天民都是行伍出身的粗人,姚北辰那可是高学历的文明人。
小学上的洛阳县立乾区高等小学堂,中学是河南名校的洛阳河南省立第八中学,接着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没毕业就官费报送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下到日军连队实习期满,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3期炮兵科。
可杀其我苏区军民,哪怕是伤员,是河南老乡,一样痛下狠手。
商城县有个苏仙石乡,这里有个“红二十八军十三烈士墓”,埋葬了我军的13名伤员和医护人员,他们都是姚北辰旅在搜山过程中,俘虏后直接活埋的。
请记住他们的英名:
彭仁齐、徐继生、李润科、王学培、张柱子、张泽贵、李看护、杨剃头。
这是有名有姓的九位烈士,虽然后面两位烈士,也等同无名,好歹还有个姓氏,还有四位烈士,是真的无名无姓了!
姚北辰在郏县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后因为改造不错,又是专业人士,被送到华中军政大学当了军事教员,还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1953年9月在武汉病逝。
加入解放军后,姚北辰荣获华北解放纪念章和解放华中南纪念章。1955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向姚北辰夫人王雅青颁发了《病故革命军人证明书》。王雅青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给予的省军级优抚待遇,直至1981年2月去世。其子女在中南军区第一干部子弟学校享受烈士子女待遇,直至走上工作岗位。
说完镇嵩军出身的三位国民党军将领,我还从这个话题说开去,再讲讲抗日英雄郝梦龄的来历。
1937年10月16日,在忻口会战的南怀化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壮烈殉国。
郝梦龄是河北藁城人,刘家麒是湖北武昌人,他们所属的第九军是中原大战前后收编的杂牌军。即便在杂牌中,九军也“杂”得厉害,属于杂牌中的杂牌。别人是滇军、黔军、川军、桂军、西北军、东北军、晋军、豫军、湘军、鄂军,好歹有名头,有地盘,可郝梦龄部就惨了,他们的前身是太复杂了。
郝梦龄的老长官是他的表哥魏益三,魏益三曾担任过郭松龄的参谋长,由此经历丰富:
最早是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属于皖系,后来投奔奉系,参加郭松龄的倒奉,郭松龄失败后,投奔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合作打败了冯玉祥,又投奔吴佩孚,北方战争再倒戈投蒋介石,这其中跟冯玉祥就打过两次,一次是作为直军打的南口战役,一次是作为蒋军打的中原大战。
为了生存,郝梦龄部这个杂牌中的杂牌,必须比杂牌还“忠勇”,才能求得新主人投喂,所以“围剿”红军也格外卖力,他的“云麾勋章”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跟正规红军打,郝梦龄部就损失惨重了,别看该部后来屠杀苏区革命群众那么“骁勇”。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郝梦龄的五十四师损失惨重,轻重武器全部丢失,副师长魏我威也被我军打死,此人就是魏益三的公子。
由于前两次反“围剿”,红军抓杀了张辉瓒,郝梦龄麾下的一六二旅副旅长魏春霖,在进“剿”的途中,尚未打仗,就吓疯了,送到后方去时,还草木皆兵,觉得红军随时要从出来,抓住他砍脑壳,于是跳江自杀。
接着良村之战,魏我威毙命,郝梦龄和参谋长也差点被红军打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时任一六二旅旅长的刘大同的回忆,毕竟郝梦龄、刘家麒两位是抗日烈士,这里我就不贴原文了。
应该正是因为如此,五十四师后来在鄂豫皖,才会如此血腥地屠杀苏区人民,打不过拿枪的红军,还杀不尽没枪的群众?
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鄂豫皖老红军林维先同志的回忆。
我最近读了几种鄂豫皖老红军的回忆录,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的同志,往往会提到一些日后成为“抗日名将”的国军将领的名字,后者在苏区制造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比如郝梦龄、刘家麒所在的五十四师。
曾经在皖西北,五十四师为了向蒋介石表功,在六安上楼房等地枪杀群众后,割掉被害者的耳朵,作为“战绩”,一次就交上去七担之多!
我数学不好,数学好的同志可以算算,这得多少被害者?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国军的抗日名将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们既是好人,也是坏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不能因为在苏区的行为,就否定他们抗战的牺牲和坚决,同样不能因为他们抗战的牺牲和坚决,就否认他们曾经在苏区的血债,功是功过是过!
我们的历史书,既要大力表彰这些国军的抗日将领,同时也不能为了某些目的,就讳言他们当年在苏区的所作所为。
问题是前些年,有些“文史工作者”是只讲其功,不讲其过,甚至奋力洗地,说人家对内战不感兴趣,甚至“通共”。
可是你看看林维先他们的回忆录,显然不是这样!
某个时间段以后,为了“统战”,这些是都不公开讲了,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因为好事就否认坏事,也不能因为坏事就否认好事,当然也不能因为过去就否认现在和未来,因为现在就抹杀过去。比如郝梦龄,尽管他曾有血债,但他最终为了中华民族而牺牲,这就要肯定大节无亏。
清明节,郏县的孩子们在祭扫解放郏县牺牲的烈士。这里安息着141位在1947年解放郏县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无名英雄。留下姓名的只有张占魁等10人。
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
同志们,我们要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
总之一句话,也是给本文做个结尾,画个重点:
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相抵,功不掩过,过不掩功。
又:这篇可能有人会觉得政治不正确,所以大家抓紧看,我不保险能不能发出来,能保留多久。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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