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800万军队，为何败给了当时只有200多万军队的解放军，而且国民党装备精良，美式、德式武器装备占主要，还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结果却打了败仗。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几乎一直在打仗，从国民革命战争开始，到中原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军事指挥能力不可谓不高，手底下黄埔毕业军官无数，仍然被共产党按在地上摩擦，为什么？

一、除了蒋介石政府统治腐败、丧失民心，战略战术原因当为其首。

从大的战略上：蒋介石一味占领大城市，然后分兵把守，包袱越来越重，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则不以占地守地为主，而是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通过前8个月机动防御作战和几个大的歼灭战一打，胜利在手，所以毛泽东在战略上更高一筹。蒋也谙战略，例如1945年毛蒋形成的共识是：“得东北者得天下。”所以1945年9月毛让林立刻改道山东去东北，蒋则派了6名心腹爱将杜聿明、陈诚、熊式辉、卫立煌、郑洞国等对付林彪。解放战争的进程说明蒋并非“草包”一个，他的几个战略决策，例如确保锦州、放弃东北、撤主力于关内防卫华北等俺认为都是对的。可是国军将领们内部意见分歧矛盾重重，未能迅速贯彻执行。加之抗战胜利后，地盘括大了，蒋处理国家大事每天万事缠身，行色匆匆，飞来飞去，没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作战，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大势一丢，万事皆休。

而毛泽东当时无国事缠身稳坐窑洞运筹帷幄，具体的作战细节是不必亲自操管的，因为他有好的助手，那就是周恩来、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俺觉得具体指挥作战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既要有严密的思考能力和高度的智商！又要有承受巨大压力、避免败仗的稳定心理。

战役指挥者：举例林彪。之前的长春七个月围城导致国民党“杀民养兵”政策，少说饿死长春老百姓12万人，超过辽沈战役我军和国军双方死亡总数（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俺认为这不能算战略杰作。但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总的指挥甚为出色：从刚入东北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70万的东北野战军；林废止与敌主力在锦州及其周围决战，并主动撤出四平，改变了解放战争之初中央军委对东北的作战方针，实践证明富有战略眼光且其意义与关内我军内线作战的方针同样重大；实际交战中仅用31小时就攻克了锦州，“开创了我军攻坚作战迅速解决敌人的光辉战例”，以高度机动和大胆穿插将廖耀湘兵团打乱并分割围剿，仅用两昼夜就将其全歼，时间之短战果之大，使毛泽东要求淮海前线我军也仿效此种战法。罗斯福曾说林是“雪地之狐”，斯大林说林是“天才战将”，蒋介石说林是“战争魔鬼”。林没有嗜好别的不管只管作战，每天枯坐在地图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许任何人打扰。他既考虑战略，也考虑战术，甚至每个师、每个团的使用方向，都计算得十分精细。这样周全的以至每个细节都想到的将帅确实难得，所以毛泽东对他既放心又信任。

举例粟裕。陈毅在山东时稍微说了大话，打起仗就麻烦了，不是打成击溃战，就是打成消耗战。没有粟裕时，陈连吃败仗，心急如焚，迭电催粟速到山东会合，一到立即把作战交给粟，于是陈有了好助手。粟裕和林彪一样，是个打仗迷，也是缜密思考，精于计算，既胆大又心细。粟几次不听中央命令，大胆陈述自己的意见，苏北七战七捷包括莱芜大捷、孟良崮消灭74师，陈毅乐得合不拢嘴。特别是1948年9月以32万兵力迅速拿下济南，粟以56%的兵力打援，只用44%的兵力攻城的独特部署也让援敌望而却步。这种攻城打援战术在兵力部署上科学合理的配置，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也为后来淮海战役中的成功打援和辽沈战役中的攻坚大城市提供了经验。当然此胜和国军将领吴化文领2万军倒戈包括迅速缴械首批飞抵济南援军导致国军重新调配影响作战不可分。粟裕曾戴着从苏联买回来的健脑器，因负伤每天头疼得厉害无法睡觉，可见指挥庞大战役的精神和脑力压力！

国军战略错误。近日读兵法：“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国军之败除最重要的政治腐败失掉民心，也常由于违背以上作战之要领，使得我军统合战力，紧缩包围，各个击破。兵法又云：“胜败之数，首决于兵要地理与用兵时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先举辽沈战役，俺认为国军西进兵团之撤退首败于“地”与“时机”，撤晚了；再举淮海战役，国军主战场似可铺得大些，却将50万兵力集中于碾庄、双堆集、青龙集三个窄小狭长的作战地带总宽不超过几百里干等被围歼。刘伯承部豫西佯动，使国军华中剿总中计，先驱诱使黄维第12兵团西奔南阳，以致延误东进，造成分散。国军既犯了“地”与“时机”的错误，又犯了“制人而不制于人”的先胜之道。

尤其是，兵贵神速，应动如脱兔。举例黄维兵团，以十万大军千里驰援，本应讲求后发先制，但黄既不遵守上级指示，将重装备部队由汉口水运浦口，再沿津浦路北上，以减轻行动负担，对行军部署又碍于常理，所有部队共趋一道，以致兵团纵长达百公里，渡河时仅架桥三座，漫不经心，蠕蠕而动。黄伯韬（抗日25军军长，第7兵团司令官）兵团渡河允许一批批逃难的老百姓和军队轮番过桥，亦延误了战机。反观刘伯承部，于第12兵团东进时，除以一部在该兵团进路之前破坏交通、设置重重阻碍，并以一个纵队在其侧跟踪并进，大部则昼夜急行军极力向东迂回，一夜之间不仅切断第12兵团东向通路，且已完成包围之势。双堆集的国军在被围困时等不到空投而吃榆树皮，用地下挖出的棺材板当燃料，因抢收空投而互相开枪威吓。蒋违背国际公法下令空军对我军使用了糜烂性毒瓦斯和窒息性毒瓦斯炸弹，但敌军仍被我军层层包围、紧缩蚕食、炮弹重攻，甚至肉搏所击溃。刘邓大军的时、空、力与地障配合尤为允当，行动之快速，尤其惊人，从而改变整个事态，成败之局由是而定。

我军的战略转移及时。举例《聂荣臻传》，1945年8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伦、傅秋涛、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20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雁北陵丘，然后奔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区，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

二、国军内部被我党我军内线打入。

《孙子兵法》之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我军运用娴熟。例如南京总统府军用电话台9名工作人员中7人为我党地下党员，为我军提供了大量的美蒋情报。尤其是，黄埔五期、日本陆大十期、1929年在川军时即加入我党的郭汝瑰，倍受白崇禧、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四大军事巨头赏识，仅1947年就一年三升，从伪国防部三厅作战厅长升为徐州陆总参谋长，郭从1945-49向我军传送军事机密逾百次之上。如：提供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人马数目表（该件仅印13份），提供了蒋派军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我军出关的计划，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机密报告，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序列的9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的计划，所有国军解围长春的计划，解围双堆集的计划，1948年11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以及1948年12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等数不胜数，最后郭还带川兵起义了。

特别是，白崇禧亲手一路栽培保送日本陆大学习战略的伪国防部运筹帷幄的参谋次长刘斐，于重庆谈判期间被周恩来策反成功。刘于淮海战役前后利用职权，以能词善辩敢于犯上影响和误导了蒋的官邸战略决策。他不但对白崇禧的战略多次吹毛求疵，也敢同蒋的战局处置唱反调，这在恭维惯了的上层极为罕见。奇怪的是蒋白二人居然受用他而不以为忤。从会战计划制定到杜聿明部被围陈官庄，刘、郭二人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会议。刘斐一面将所有军事配置和部署以及作战计划和盘给了我军，一面故作错误布署（见程思远“深切怀念刘为章先生”1998），包括叫黄伯韬一个兵团去救王泽浚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挨打，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叫刘峙放弃工事极好粮弹储存极丰富的徐州，加快了东北和华北近百万国军覆没。

平津战役，傅作义的女儿、我党党员傅冬菊在围城期间到父亲身边做策反，每天向我军平津前线指挥部报告其父的活动部署情况，使我军对守军的一切了如指掌。正如聂荣臻所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据《李先念传》，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我军友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获取了机密情报，挽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侥幸从老百姓床底下逃脱的活了103岁的国军徐州指挥部副主任中将司令官孙元良曾对被我军生擒的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实则是南京国防部。国防部对共军情况算不清，对他们企图断不明，要部队白白送死，实可叹息。陈毅主力几十个纵队南下，离新安镇100里时，还不让该兵团西行集结徐州，反要黄伯韬掩护第44军，贻误良机，为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现在共军在整理部署，如果我们再等待不撤，就只好坐以待毙。目前局势能救多少救多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望你多向总统建议。”

黄伯韬在覆灭之前说对李以劻说：“作战厅郭汝瑰、张宗良等人做出这样计划，令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黄还悲观地说：“今日国共之争，与历史上楚汉在徐州附近一决雄雌的味道相似。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做不到的。”黄最后补了一句：“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的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是阳奉阴违。”

被俘的杜聿明特赦后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遇见郭汝瑰，杜手指郭激动地说：“郭汝瑰呀郭汝瑰，我们吃败仗都吃在你手上！”郭汝瑰却笑着回答：“各为其主嘛！”（陕西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杜聿明传”）。我党一贯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傅、刘、郭等等张松献地图的现代版，后来并没受到重用而且文革遭了惨整。

毛泽东宴请归国后的卫立煌时说：“当年我故意把阁下列入战犯名单，旨在麻痹老蒋的警惕心，不然你就会像张权、黄樵松一样遇害了”。卫立煌去世后四年，毛主席对毛远新说：“卫立煌是因为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所以卫立煌这样的人，人们都看不起他。”以“将侍其主”的原则，从严格意义上讲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并非一个好军人。由于非蒋介石嫡系，卫几次被任命又被罢官于是动摇。卫从38年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未批，并于抗战期间赠送林彪大量武器弹药。后在东北战场一再贻误战机被认为是“暗中协助共军”的“共谍”。

不过俺分析，卫也并非完全“暗中协助”而确有自保的成分。理由是，他一没有领兵起义，二是作为一方司令，他当然愿意保存自己实力不愿看到单线撤出辽西被我军分段合围各个击破导致全军覆没，因此他一直盼望蒋兑现1948年5月的几次许诺调来关外部队支援，然后撤退。卫对从南京飞来的蒋让监督他的国防参谋总长顾祝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俩打个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画押）在场的廖耀湘也插话力挺卫。而蒋出于“从全局考虑”加上老不死心，不但没有兑现对卫的援沈许诺，还坚持要求卫和廖于10月和林彪进行决战。

蒋对廖说：“你是我的学生，怎么也和他（卫）一样不听我的话？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如有贻误，唯你一人是问！”廖再次壮胆据理力争按他的办法出营口，蒋出乎意料地说：“现在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是要在撤退前和东北共产党进行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这是当大将的考虑，今后我再告你为何。”廖的心情马上冷了，他想，原来卫也不知道蒋的真实意图--不是撤退关内而是决战。然而卫，包括廖，本不想战，而想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三、我军的人海战术

这方面，我军有大量书报电影和电视剧。我官兵争先奋勇向前与敌人阵地共存亡的精神，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可比。一个英雄纪念碑，是远远不能刻画诸战役我军的前仆后继、不畏牺牲、英勇战斗的情景的。

国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徐州办事处处长姚立夫记述：“当碾庄战幕即启，一时炮声震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黄伯韬7万余众被迫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下。当炮声隆隆过后，照例是震人心铉的冲锋号声，潮水般的人海，一股一股地涌向我军所扼守的各局点，在黑夜冲杀中，照明弹不停地大放光芒，照映着穿着灰色土布棉军服、胸前挂满手榴弹、拼命前冲的士兵们。国军据守在碉堡内，一待人潮涌近，便集中火力扫射，眼看着一排排的战士倒了下去，又一排排地冲了上来。这种前仆后继的人海，任凭你火力如何充足，火网如何密集，也有着死不完的人来和你的枪弹相拼。但奇怪的是，在那些阵亡的共军尸体上，却很少见到有肩负皮囊、手持短枪或冲锋枪的，甚至连步枪也见不到一支，似乎都是徒手。当这些勇士们冲进国军的碉堡，雨点般的手榴弹便纷纷投进碉堡，那一簇簇的火花，映着地面上激起的黄土，真乃血肉与炮弹起飞，泥沙共烟雾一色，在青白色的照明弹的余辉下，构成一幅悲壮的战地图画。有一些碉堡内的国军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即阵亡的共军尸体渐渐地竟成为一座尸墙，遮断了碉堡内国军的视线，以致正面火力无法发挥效能……。共军知道人海战术奏效，此时精锐部队，倾巢而出，在步炮配合下，发起总攻。一时炮火震天，杀声遍野。国军士兵则以尸墙作掩护，无奈敌不过四面八方汹涌冲过来的人潮。也有很多机枪射手们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杀人而杀得令自己害怕和恶心，经过了一次次冲杀，很多机枪射手都换成了军官，因为颇多的士兵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迫。共军在停止进攻的时候，将阵亡者拖回掩埋。”

“俗语说得好：‘好死不如恶活’人没有喜欢去送死的，可这些共军为什么肯一个个只持着手榴弹，均‘视死如归’向前狂冲呢？…… 这种以人海对火海的战术，可以说是共军的杰作。”

而淮海战役我军歼敌数量最多！国民党军官，是无法理解我广大官兵的阶级仇恨和解放全中国的决心的。

四、蒋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

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和他的统帅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蒋军统帅部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正规军的80%），向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这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共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共匪消灭。”

几乎同时，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了他们（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乐观之情，溢于言表。蒋在南京“复员整军”会议上说：“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有信心，有把握取胜，问题是在军事上，就是在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身上。你们是否有把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打败共军？你们必须确实掌握好你们的军队，切忌腐化堕落，努力完成任务。”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

但老蒋忘记了：红军在幼年时期，即在中央苏区时，只有10万支枪，蒋尚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进行过五次围剿，结果仅把红军从南方赶到北方而已。抗战胜利后，我党已拥有数十块根据地，120万军队，200万民兵，今非昔比。蒋却错误地认为能够很快消灭共军而假谈真打，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直到1947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将尖刀插入蒋心脏时，蒋虽然非常不安，但仍坚持认为刘邓到大别山不是毛泽东的战略举措，而是“被迫临时决定的”，表现出故作镇定，盲目乐观，还是“轻敌”。甚至三大战役结束，蒋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势下，蒋在离开南京前，还对陪他一起拜谒中山陵的几个高级军政人员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奋发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此时的蒋家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蒋这番大话，只是鼓起肚子为自己打气罢了。

五、苏、美军事援助优略顿显

斯大林本来希望蒋介石跟着他，但蒋介石偏偏说了实话：“我们是支持美国的”。于是斯大林转而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装备都给了解放军，还提供了苏式武器以及美国援助苏联的美式武器，仅林彪的四野就有很多苏联军事顾问，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

苏联向解放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其中步枪70万枝、机关枪12000挺、炮4000门、汽车2500辆、飞机、坦克、仓库679座，另外还有日本留下的兵工厂尤其是大连的兵工厂。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还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支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1948年苏联提供了苏联和捷克武器。

另一来源：解放后莫斯科华语广播电台曾透露：“在1946年起的中国内战期间，苏军司令部把从日本关东军那里缴获来的一切武器都转送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是苏军对日作战的两个方面军的战利品就包括3700门大炮、迫击炮、掷弹筒、飞机、坦克、12000挺机枪和680个仓库，以及战备用品。此外，堆积在海参威与西伯利亚铁路附近的靠近中国北疆如珀力军区的美制耐寒装备，统统移交给林彪部队。所以说，当时我军并非“小米加步枪”了。再例如天津攻城战中，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我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我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平津战役记略》方正之，国军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处上校参谋）

对比之下，1946年东北国军的军力可以说达到巅峰，然而王牌军新一军炮兵营的105毫米榴弹炮，全营只有500发炮弹，而整个东北国军也不超过1000发，几分钟就射完了。单是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25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电冰箱、汽车、家用电器，有时连宠物也带着；学校、俱乐部，邮政都必须随军设立，汽车调度场必不可缺；美军丢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胜利后充塞大陆城镇摊档的美国奶粉、军用品、纸烟，乃至手纸，都算在总数20亿军事援助之中。顺带一句，自二战后，美国兵纯粹是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的少爷兵，从小坚信“个人主义”不明白为何替国家打仗，所以后来的朝鲜战争哪有不败的道理？

另一个资料来源：美国对国军军事援助：从二战开始的1938年到1949年,美国各种类型援助总和30亿美元。而其中对华武器援助只有8亿美圆，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1946年6月26日，中国内战爆发。1946年，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才解除武器军火禁运，而解除武器禁运后，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国港口已经是半年过后的事情，也就是1949年6月，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2日结束。

六、我军的纯洁性和人才的集中

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越来越多披露的事实常常胜于统计。社会/历史学有两种研究方法，其一是靠统计数字的“计量方法”，其二是靠“列举事实”的事件分析法（但此处事实略）。

不光是广大党员群众，连罗荣桓在湖西“肃托”运动中都认为：很多干部例如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整风”一系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教训；例如“肃托”使得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湖西的群众同我们的关系疏远了。如果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不去那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但正因为一次次的整肃，我军的纯洁度远远高于国军。

在发掘人才方面，蒋曾多次对属下叹息：“可惜林彪、粟裕、周恩来、徐向前这样的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他在胶东军事检讨会议上愤慨地说：“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成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里也找不出一个来！而共军之所以可怕，即在于他们的干部大多都有自动的精神，能够自动地发挥力量、达成任务。他们独立作战、自立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这虽然表现出蒋介石对自己不能拥有我军的高级军事人才既恼怒又嫉妒的心理，也确实说明了国共两党在高级军事人才上的差异！毛泽东有这些好助手，而蒋实则只有杜聿明等两三个能人。白崇禧虽号称“小诸葛”能打仗，但和蒋不一条心。所以将帅失和，焉得不败？

七、用人的方略不同

国共用人的方略不同。从表面看蒋用人似乎比较宽松。他的非嫡系重要将领卫立煌、傅作义等都在抗战中与我党有过较好的合作，所以对“反共”似乎并不太上心。而蒋把数十万大军交给这样的人掌管并让其作战略区的主帅，无疑是自掘坟墓。再看我党的军事领导，几乎都是当过红小鬼的久经考验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老红军。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电视剧《三大战役》中，蒋让傅作义集团离开华北南下，但傅作义当场拒绝，说北方兵到了南方不习水性，不能动，蒋居然气得差点晕过去，也没有办法。

再则，国军任用第一线大军指挥者，从东北、华东、华中到西北战场，兵团指挥官都是黄埔一期。而他们在第一线的指挥都是失败的：或者被俘，或者投降变节。俺认为就传统战而言，国民党当时高级将领的战略战术素养不足，亦为失败原因。黄埔一期仅受训六个月，而国民党建军始自1924年，至1949年的25年间，未能建立完整的军官教育体系。当时手握军权的黄埔一和前期的不出10年，就从排长升至师长，一旦握有万人以上兵权，就自认战场经验丰富。来之轻易的北伐胜利，养成他们骄堕的心理，反而导致失败。

组织的力量（最重要的一点）

“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
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