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群神秘的人物，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甘愿将知道的一切带进坟墓，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某一个瞬间改写历史。

这群神秘的人物，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共产党创立、成长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这群人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策划这期共产党情报工作先辈的故事，和你一起缅怀与致敬。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仅有的十字情报，曾经挽救了党中央。

1931年4月25日，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正独自值班时，突然一连收到六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密电。当时正值星期六晚上，徐恩曾已去了上海的花花世界。

因为多才多艺，精通医学、文学创作，绘画与演剧，且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钱壮飞受到徐恩曾的青睐，成为其机要秘书。在徐恩曾眼里，这个有才能、埋头工作、熟练执行命令的年轻人，是一位模范工作人员。但他不知道的是，钱壮飞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钱壮飞没有将密电呈交给徐恩曾，而是当机立断掏出密码本破译。密电的内容让钱壮飞大吃一惊：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其要求国民党把自己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部供出，并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

千钧一发之际，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于是，钱壮飞立即赶回家让女婿刘杞夫乘夜车去上海给“舅舅”送口信，内容为“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其中，“舅舅”指的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也就是顾顺章的化名；“已走”指的是顾顺章叛变了；“母病危”意思是中共地下党将面临巨大的危险；“速转院”即立即转移。

4月27日上午，“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得知消息后，周恩来立即下令销毁机要文件，切断所有和顾顺章的联系，并废除其知道的一切工作方法与暗号。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四五百人的庞大地下组织被全部转移。

因为这一句情报，周恩来、瞿秋白、博古、邓小平、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等逃过一劫，也让党中央躲过一场劫难。

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事实上，钱壮飞只是中共情报工作者的一个代表。在他身后，有一个更大、更真实的群体，以及一个非常神秘且不断发展的组织——中央特科。

早期：特务工作处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到终点。共产党在没有任何情报保卫的情况下，组织机构与革命力量受到严重伤害。敏锐意识到共产党情报工作的不足后，周恩来着手建立中共的早期情报保卫机构。

1927年5月，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汉口主持成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特务工作处，分设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与匪运股4股，工作重点为情报与保卫工作。这是共产党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

其中，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安全；情报股，负责获取情报，每天在武汉搜集一般所能知道的情况；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匪运股，“专门争取改造土匪那些民间武装”。后续由于中共中央结束武汉工作，迁回上海，特务工作处仅仅存在了两个月。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位于上海市武定路930弄14号

中期：中央特科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基于原有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交通科。

总务科由原来为党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改称，主要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负责同志以及亲属的安抚工作。总务科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初，负责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购买和储存武器、租家具、做生意、找铺保、组织营救、布置开会场所等工作。

情报科主要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获取情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选派干练的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方提供秘密情报。当时，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即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陆续在国民党“中统”内部取得要职。后来，胡底被调往天津，顺利掌握北方机关的情报。钱壮飞则当上了总务调查科科长、中统领导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行动科，以原来武汉特务工作处特务科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部分人员组成的红队为基础建立。主要负责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同志，保证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顺利进行，既是党在特殊时期的执法队，又是党中央的“护卫队”。

交通科最后建立，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主要任务是研制无线电台，科长为李强、张沈川。从1928年10月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强与张沈川两人分工合作，成为了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李强制作出共产党第一个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张沈川成为共产党的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并自主培训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

图①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公开使用的“大电台”，但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同意才可使用，中共代表团曾多次申请使用却遭拒绝。为了与延安联络，中共代表团只能使用图②自制的“机要小电台”，也就是“秘密电台”。

后期：中央社会部到国家安全部

1935年9月，上海党中央、中央特科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党中央撤离上海，中央特科解散，结束历史使命。中央特科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与政治保卫机关，先后存续了8年时间，为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队伍，为后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9年2月，为应对当时的复杂、严峻国内外形势，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掌握情报资料，中央社会部在延安成立。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基本从上海时期的中央特科和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同志中选拔，主要职能是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锄奸保卫工作与边区情报工作的领导。

1941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中央情报部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部被撤销。中央社会部撤销后，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

1969年6月, 中央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接管调查部（调查部成立于1955年，由总参联络部调整为的中共中央调查部）, 至1971年后逐渐恢复正常。1983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情报工作的新形势, 中央决定撤销该部建制, 并以其为主体, 同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淮海战役

“天下无人不通共？”

蒋介石败退至台湾省后，面对自己的失败，他发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感叹：“天下何人不通共？”蒋介石的这句话，正是对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最好评价。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全歼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第二阶段，全歼黄维的12兵团；第三阶段，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奉蒋介石命令前往双堆集为黄维的12兵团解围。

杜聿明是征战沙场的老将，他料到这是一个陷阱，特意向蒋介石建议，希望大军能往永城方向撤退，这样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还有可能为黄维解围。蒋介石同意了杜聿明的方案。不过，在杜聿明撤退到半路途中，却突然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杜聿明前往双堆集为黄维解围。

蒋介石让杜聿明在行军途中改变决定，此举犯了兵家大忌，最终杜聿明的30万大军灰飞烟灭，杜聿明也兵败被俘。而促使蒋介石改变决定，诱使杜聿明进入包围圈的，就是隐藏在国民党内部20年的共产党情报人员郭汝瑰。

郭汝瑰是淮海战役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淮海战役的具体作战方案就是由郭汝瑰本人所制定，在作战方案尚未下达至前线国军时，方案已送达解放军的指挥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以郭汝瑰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在历史性战役的关键时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情报，为战役的胜利出了一份重要力量。

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秘的战线”。在这条隐秘的战线之下，有无数个隐藏的无名战士。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也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最终，这些都成就了我们现在的安全与幸福。

如今情报工作的手段与方式早已变化，但情报的最终目的都一样：守护安全。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作为情报领域的一员，微步在线向所有隐秘战线的前辈致敬。

参考素材：

[1]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保护机构及特点

[2]《豪情恩来，周旋与暗战》，刊于2016年第1期《环球人物》杂志

[3]《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 中共党史出版社

[4]《郭汝瑰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