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5日下午，突然传来周尔辉逝世的丧讯。那一夜，我泪眼模糊，总难入眠：周尔辉是开国总理的侄儿，省厅级干部。

我和周尔辉虽只有几年的交往，但感情却已经达到了“无话不可深谈，无宝不可示看”的程度。特别是1997年３月4日和1999年9月2日他与我的两次长谈，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他走了，我将回忆整理出来，还用他生前谈话的口气，作为对他的纪念。

淮安解放后，奶奶指着画廊里周恩来的画像对我们兄弟俩说：“这就是你们伯伯，他如今在共产党里当‘大官’了。”

我们周家是在清代道光年间迁到淮安定居的。是伯伯的曾祖父和二曾祖父兄弟俩在淮安驸马巷买房定居的，并不是社会上说的是伯伯的祖父、二祖父。

伯伯的祖父周骏龙，后改名攀龙和起魁，号云门。他从“学幕”当师爷到当知县，一直在当时淮安府辖区内的海州（今连云港）、阜宁、安东（今涟水）、桃源（今泗阳）和山阳（今楚州）一带任职。云门公有4个儿子，依次是周贻赓、周贻能、周贻奎和周贻淦。因周家是个大家族，按大家族的排行分别为四、七、八和十一。贻能就是伯伯的父亲，贻奎则是我的祖父。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你们和总理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我想说得更清楚些：我是伯伯的嫡堂侄儿。用老家淮安话说，我父亲恩硕和伯伯是“紧堂”兄弟。

我爷爷周贻奎，字焕臣，小时虽读过一点私塾，却因身有残疾而难有作为。在当时周家兄弟纷纷外出谋生时，他只能孤守淮安驸马巷老宅，与二曾祖父周俊昂的遗妾王氏（后来我们都喊她亚老太）以及我父亲恩硕等一起，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

一家数口人长年累月连肚子都吃不饱，哪还有钱给祖父请医问药？四爷爷偶尔从外地寄回些银票，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由于贫病交加，我爷爷年仅41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我爷爷的去世在伯伯周恩来1918年1月8日的旅日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我身在海外，猛然接到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第二天，伯伯又接着在日记上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这是周恩来以十一叔嗣子身份对周贻奎的称呼）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去向人家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别的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是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透过伯伯的这一字一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我家的生活已经艰难到何种程度！

我爷爷去世时，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周恩硕才十四五岁，难以撑门立户，因此一家人的生活格外困难，后来不得不步着伯伯的脚印，和恩溥、恩寿等兄弟先后都去了天津，靠四爷爷生活。

我父亲返回淮安不几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地方党组织怕伯伯的亲属们惨遭敌人毒手，通知我们全家转移到我外公陶家所在的林家码头避乱。我外公家也很穷，住不下我们四代六口人，只能在一个牛棚里栖身。父亲没住上几天，被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为县参议，但不久就在任上失踪了。祖母几乎哭瞎眼睛，带着妈妈找了一年多也没找到。后来听说是被湖匪水霸害死了。一家人只有依靠奶奶乞讨来的粥饭度日。

1948年秋，淮安城解放了。淮安县文化馆的宣传画廊里第一次张贴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大幅画像。我奶奶牵着我和弟弟挤到画廊前，指着周恩来的画像对我们兄弟俩说：“这就是你们伯伯，他如今在共产党里当‘大官’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伯伯。

1952年，政府将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伯伯让我和奶奶去了北京，把我留在北京读书。当时，北京专门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伯伯没有让我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我上普通的二十六中。这所学校原来是私人办的，叫汇文中学，各方面都比不上干部子弟学校。

我们那时上初中就住校了，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干部实行工薪制后，伯伯全部承担起了我的学杂费、生活费。他没有让我吃9元一月的伙食，而是吃7元一月的，防止我们从小养成特殊化和产生优越感。伯伯、伯母一再叮嘱我，无论是领导谈话、填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都千万不要说出与伯伯的这层关系。伯伯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周恩来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逐渐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会慢了。”

1954年，我从二十六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入学不久，就有人知道我和伯伯的关系了。

“不是说你入党时组织上搞政审到淮安调查才发现的吗？”这是社会上流传很广的事，我忍不住发问。

“你是研究我们周家的专家，你也相信？”

“我还不能称专家。但这事从1977年起就在我们淮安人民群众中传开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周尔辉深情地回忆说，“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确实没有忘记伯伯的叮嘱，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我和伯伯的关系。但是，你想，我在伯伯身边念了七年多时间的书，中南海出、中南海进，同学、老师谁没有长眼睛和耳朵？还有，那时考大学搞政审，一个经常出入中南海的人身份还搞不清吗？所以，我的身份在上北京钢铁学院不久就已‘暴露’了。”

1959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被学校留下，在教学研究科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教学改革调查和研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那时年纪轻，工作还是十分投入的。

伯伯因为我婚礼的事在党小组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

1961年暑假前，我向北京钢铁学院打报告，要求把未婚妻孙桂云调到北京来，然后结婚。当时北京钢院正在筹办附属小学和幼儿园，很需要教师，组织上很快就帮我办好了全部调动手续。暑假期间，我把桂云接到北京，住在西安门的一家内部招待所，房价每天1.5元。我选择伯伯有点空闲的时候，就带桂云一起到西花厅见伯伯、伯母。伯伯见了桂云，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伯母拉着桂云的手，问长问短。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俩都是党员，打算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举行婚礼时，伯母用商量的口气跟我们说：“改在2号吧？2号上午你们伯伯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呢。”我们当然点头同意。

伯伯永远都是忙碌的，他难得有半天的休息时间。我们的婚礼都是伯母一手操办的。1961年是我们国家连续三年天灾人祸的最后一年。那年发给一个人一年的计划供应布票只有1尺6寸，领结婚证的人凭证可以另外优惠8尺。我把这一丈多布票凑到一起，给桂云买了一条时髦的连衣裙。那时，像这样的时髦货在淮安商家柜台里还找不到。伯伯、伯母送给我们4件结婚礼品：一块“松鹤长寿”的织锦；伯伯穿过的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一条半新半旧的格子床单；再就是一对花瓶。现在只有“松鹤长寿”的织锦还在，衣服、床单用旧了，用坏了，早已不知去向。一对花瓶也在生活中不慎打碎了。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文物意识，也想不到这些东西留下来的纪念价值，没有当“宝贝”收藏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可惜。

7月2日那天，伯母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都通知到西花厅，在淮安的我母亲和弟弟尔萃都没有通知到北京。我就穿着伯伯穿过的短袖衬衫和裤子，桂云穿着那件新连衣裙。参加我们婚礼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后来是伯伯干女儿的孙维世，还有龙飞虎的儿子龙小虎等，北京钢铁学院、伯伯身边工作人员也都派了代表参加。吃饭时，两桌挤不下，小孩子只能站在大人中间。大家有说有笑，喜气洋洋。饭后，伯母又安排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合影留念。伯母让我和桂云坐中间，伯伯也高兴地坐在我身边，童小鹏、孙维世他们反而站在后边。伯母一边张罗一边高兴地说：“桂云呀，我和你伯伯结婚时，可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热闹呀！”

我们的新房就布置在西花厅东厢房。房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两把木椅。床上铺着伯伯、伯母送给我们的那一条格子床单，床里边墙上挂着那幅织锦，被里和被面还是我们从淮安带去的。这样的婚礼是不能和现代的年轻人相比的，即便在那时，也算简朴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听说伯伯为我婚礼的事在党小组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说尔辉婚宴的钱虽是自己掏的，但也不应该搞那么“大”的场面，希望同志们不要向他看齐。

本来桂云是带着调令、户口迁移证、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粮油供应关系转移证明等一应手续到北京和我结婚的。不过这些事伯伯事先都不知道。结婚几天后，我和桂云又一次被伯伯、伯母叫到身边，我就向二位老人说了桂云工作调到北京的事。伯伯听了以后说：“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我想，那怎么可能呢？因为北京钢院领导已经答应我把桂云安排在钢院附小，她在淮安是小学教师，到北京还当小学教师，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原来，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伯伯就和钢院代表谈了话。他婉转地批评了钢院领导：“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而偏偏要往北京挤呢？”钢院领导接受了伯伯的批评，没有收下桂云的户口等所有“关系”，让桂云还回淮安去。

伯母怕我们想不通，过了没几天，她来到我们新房，语重心长地对我和桂云说：“娃娃呀，因为有你们伯伯，你们在办别人难办的事时比较容易。可是，这是你们伯伯决不允许的。就以这次桂云户口迁北京来说，你们伯伯是主管全国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夫妻都能理解伯母的话，暑假一结束，桂云就揣着调令愉快地返回了淮安。

1962年，桂云怀孕了。我觉得既然伯伯不同意桂云往北京调，我就该调回淮安，好就近照顾她。我便利用一次伯伯、伯母都在场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伯伯一听笑着赞成了，但他当即却对我说：“不过现在不许办手续。”我茫然不知所措。伯母告诉我：“到时会通知你的。”事后我才知道，伯伯又让秘书到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怕我是被“特殊照顾”调回家乡的。在确信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后，我就在那年暑假调回到淮安中学当教师。

我调回淮安中学当教师，伯母给淮安县委写了封信，要求县委必须做到两条

淮安是我的故乡，我是喝淮河水长大的，对淮安有着特别的感情，回家乡工作也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2002年5月2３日，也就是周尔辉去世前一天，笔者在淮阴师范学院参加“2002·中国淮安吴承恩《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碰到了1962年在中共淮安县委办公室任秘书的徐忠同志。会间休息时闲谈，徐忠还清楚地记得周尔辉当年调回淮安时邓颖超特意给淮安县委写了信。信上说，她代表周恩来要求县委在尔辉调到淮安后做到两条：一、不能因为尔辉的调回，挤走他调回单位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二、不能因为尔辉与我们的关系在工作安排等问题上给予任何特殊照顾。

周尔辉也回忆说，伯母过问后，县委也回了信：尔辉调动属正常调动，没有任何特殊因素；他到新单位只是个普通教师，没有安排任何职务，也没有其他任何照顾。这样，我就在淮安县中学当上了“教书匠”，一直到“文革”结束。

通过那次长谈，我感觉到伯伯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文革”有自己的看法

1950年，伯伯曾让我奶奶进京，奶奶就带着我去了一趟。当时毛主席还请了奶奶的客。我奶奶和毛主席面对面时，也认不出主席，主席却诙谐、幽默而又大度地和她谈话。我奶奶在淮安老家生活惯了，在北京呆了个把月就带我返回淮安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伯伯。

1951年，伯伯又一次让我们祖孙俩去北京，就住在西花厅。但我奶奶还是不习惯北京的生活，谢绝了伯伯、伯母的挽留，坚持要回淮安。这一次，她把我留在北京读书。这样，我和伯伯就有了交往的机会。

我在北京二十六中上学，星期六、寒暑假都回西花厅。因为伯伯的家在那儿，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家。伯伯总是没日没夜的忙，很少有空闲的时候。

实行工资制后，伯伯不再让我享受助学金，我的伙食费、书本费、学杂费等全由伯伯、伯母负担。我的同学中有人说我太傻，我自己也有不太理解的地方。伯伯好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对我说：“尔辉，我们供养你读书，不仅因为你是我的侄儿，是家族关系，而是为了减轻社会负担。如果我们不给你生活、学习费用，国家和社会就要多一份负担。这，你懂吗？”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懂了。其实，直到今天，我才深切体会到伯伯的广阔胸怀和他对我们党党风建设的先知先觉。

1959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一次伯伯问我：“你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我如实告诉他我被留在了学校，搞点教学研究工作。伯伯不满意地说：“你没教过一天书，搞什么教学研究？是不是组织上照顾你留在北京？”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不知道组织上是不是照顾了我。伯伯停了一会儿又对我说：“你可以做点社会调查，看一看基层的实际情况。”

回到学校后，我就把伯伯的话向校领导如实反映了，校党委就派我到上海等高校去调查。当时，许多高校大学生因饥饿或营养不良而浮肿，问题确实很严重，最基层的农民生活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当时我调查的情况并没有直接向伯伯反映，而是汇报给校领导。至于校方有没有向中央报告，那是组织上的事，我不知道，也不应该要求知道。我想，如果伯伯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在决定国家方针政策时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内容。

我于1962年暑假由北京调回淮安县工作后，再一次见到伯伯已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我在淮安县中学教书，眼看着“造反派”把学校图书室的所谓“封、资、修”的书籍堆在操场上焚烧，并且揪斗学校的“走资派”和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师，我很茫然。也许我政治清白，又没当过领导吧，当时上边指定我参加工作组，搞有关材料。但还没搞几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冲垮了，我也稀里糊涂地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成了“站错队”的人而被监督劳动，和那些“历史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冲刷厕所，打扫学校操场。我出身穷苦，脏活、苦活都能干；但是，看到学校乱成一团的样子，心里很难受，但不能说，也不敢说，说了也没用。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我就更加沉默了。

也许因我是“总理侄儿”，那年10月，我就被“解放”了，不久又被选为淮安县中学师生代表去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我们站在长安街两侧，领导人的车队从中间穿行而过。我见到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林彪阴沉着脸，可以让人感觉到他暗自得意的心情；伯伯则两道剑眉紧锁，表情很凝重；江青则得意忘形，就差手舞足蹈了……我好几年未见到伯伯了，自然要对他多看几眼：他显得苍老多了，也消瘦多了。这使我心中升起一股酸涩的感觉，便急于要去看看他。最后，终于和他联系上了。他让秘书通知我去西花厅，那是我和伯伯的一次“长谈”：共有50分钟！也是我与伯伯的惟一一次长谈。

那天，到了西花厅，我见到伯伯既瘦又疲惫，心疼得眼泪直往外流，随即脱口而出：“伯伯，您要注意休息，保重好身体……”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忙摆着手说：“还是先谈谈你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吧。”我知道他总是忙，他的时间有时要精确到分，甚至到秒，所以我按照他的要求，一股脑儿把我们学校的情况都向他说了，连自己“想不通”、“看不懂”的那些“苦水”也都向他倒了出来，然后便期待着他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答。

伯伯没有回答我，他仍不停地问这问那，每当我回答他的问题时，他都凝神静气地听，并不时用铅笔在小本子上记着。

我该诉的苦诉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大概伯伯该问的也都问了，最后，他只是用毛主席语录的两句话对我说：“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二、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

通过那次谈话，我感觉到伯伯对当时发展迅猛的“文革”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没有说，因为他比别人更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他要维护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统一，哪怕在我这个侄儿面前，也不能痛快地表述自己对“文革”的其他看法或稍有偏差的见解。

“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

1974年，我们听说伯伯病了，但他是什么病？病情究竟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我的大孩都已10岁了，他经常吵嚷着要去北京看看爷爷和奶奶。我和桂云便与北京联系，得到答复后的那年暑假，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去了趟北京，又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西花厅。

当我们再见到伯伯时，发现他更苍老了，特别是脸上还长出了许多老年斑，显得憔悴多了。我们一阵心疼，但却不知道伯伯已患了不治之症。

记得那天我和桂云叫过伯伯、伯母后，便让孩子快叫爷爷、奶奶。谁知伯母一见我的二儿子穿着一条呢料裤子就十分惊讶地问：“小孩子怎么穿上呢裤子呢？”那时我们国家还很穷，“文革”一场动乱又几乎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缺衣少食，呢料衣服一般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快嘴的桂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说：“这条裤子原来是伯伯给尔辉的，他穿坏了，我就补，他又穿坏了我再补；现在坏得他不能穿了，我又把它打了个‘反’，来个大改小，就又给小二子穿上了。要是在家里，我还舍不得给他穿，这还是进京专门穿给爷爷、奶奶看的。”伯伯、伯母弄清情况后很高兴，都开心地笑了。伯伯还竖起拇指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周家的传统！”这件事后来在我们淮安传开了，有人还把他编成故事，在报刊上登；一些学校还把它作为少先队主题队会活动的内容，故事的名字就叫《三代裤的故事》。

当时，伯伯已重病缠身，但他仍旧关心老家他的旧居的处理情况。因为此前他曾多次向淮安县委、县政府写信，提出“房子坏了不准修，不得动员正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和不得让人参观”的三条处理意见。1958年、1960年，他先后接见淮安县领导人王汝祥、颜太发和刘秉衡时，都一再重申了自己的上述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出于对伯伯的敬爱，海内外炎黄子孙来他故居参观、瞻仰的人总是有增无减，络绎不绝。我们的正常生活也不断受到影响，真是有苦难诉！所以当伯伯又一次问起他旧居情况时，桂云说：“您的三条指示，淮安县委都执行了。我还在大门上钉上一个木牌，上面写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可是来参观的人还是不少。”

伯伯听了桂云的话后批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这不是明确告诉人家，那是我的旧居吗？”说完，伯伯又用十分慈爱的目光对我和桂云说：“把房子拆了吧。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这时，一直站在一旁的伯母也插话说：“拆迁吧！我们给钱。”桂云告诉他们说：“拆迁房屋要经地方政府批准，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主的。”伯伯无奈地叹了口气，点点头说：“你们一定要劝说那些去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1976年1月8日，我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赵炜。”是什么消息呢？难道是伯伯……我不敢想下去。

伯伯的身体不好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总是祈愿他老人家能好起来。特别是我们从报纸上、广播里不断见到和听到他在医院里还在经常会见外宾时，就想到伯伯是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力量支撑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而且，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令人难以捉摸：我们住在周家老宅里，也常常听到社会上有人在搜集有关伯伯的“材料”；在家里也经常会遇上一些探头探脑、问这问那的不明身份的人。我们十分为他老人家担心。

1974年底，我和桂云终于忍不住，给伯伯写了一封信，如实告诉他我们的担心。不久，我们就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信：“你们的信收到了。整总理、搞总理材料，不是有人，而是有很多人。总理要我们回信，要你们不要管这些事，要好好工作……”

我捧着电报，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县委，向刘秉衡县长作了汇报。刘秉衡也是若有所思。他默默跟着我来到我们家，望着矗立在寒夜中的大榆树——那是伯伯少年时候栽下的——喃喃自语道：“大树啊！你不能倒啊！我们国家、我们党需要你啊！”

大树还是倒下了！

第二天凌晨，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撕心裂肺的哀乐，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和桂云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亲手为伯伯做了一个小花圈，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小灵堂。望着伯伯那亲切的遗容，恨不能自己立即生出一对翅膀，一下飞到伯伯身边。可是，伯母为啥不让我们去北京，去见伯伯最后一面呢？后来我们得知，伯母一是怕伯伯外地亲属多，为丧事进京浪费，不符合伯伯生前一贯节俭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当时“四人帮”都还在台上，他们把持着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批林、批孔、批周公”闹得甚嚣尘上。伯母怕我们进京“暴露”身份后，有可能会遭到“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报复。伯母考虑得多么周到啊！在失去亲人的沉痛打击下，她老人家还在考虑着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们的安全！

那几天，我们全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过着像天塌了似的惴惴不安的日子。

1976年1月1３日，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开到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人告诉我，他是江苏省委办公厅的，要我们立即动身随他们去南京，然后飞北京去参加伯伯的追悼会。伯母虽不让我们进京，但江苏省委把我和桂云选作群众代表，赴京参加伯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这是居住在北京以外的亲属中仅有的。

1月15日，伯伯的追悼会结束后，伯母得悉我和桂云是以群众代表身份进京的，就单独会见了我们夫妇俩。老人家眼含泪水对我们说：“回去以后，一定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平常做事要小心谨慎，说话要按中央的宣传口径，千万不能感情用事。”看来，伯母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周密地考虑着我们这些晚辈们的安全。最后伯母又郑重嘱咐：“你们把工作做好了，你们伯伯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

我们一边流泪，一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桂云说：“按我们淮安老家的习惯，我们想请求伯母把伯伯的几件遗物给我们，带回去做个纪念。”伯母回答说：“你们伯伯的遗物要等中央研究决定，你们的要求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回去吧……”说到这里，伯母终于无法控制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我和桂云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回到淮安不久，就收到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邮来的一个包裹，包裹内有伯伯生前用过的一条打了补丁的旧浴巾，一顶“文革”时伯伯戴过的军帽等。后来，“上边”还追查过伯伯的遗物，由于我们事先已做了应急处理，才使那几件珍贵遗物保存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都捐赠给了伯伯的故居，由他们陈列展出，供游人参观，接受教育。

“四人帮”垮台后，全国人民心头去掉了以往的那种压抑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经江苏省委批准，当地有关部门于1978年开始对伯伯故居进行修整，1979年春对外开放，供世人瞻仰。

随着时光的流逝，伯母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自然也在走下坡路，但她一直对革命、对生活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伯母的那首《春天过后不是秋》的诗篇，曾激励过许多老干部、老党员。他们青春焕发，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火热的国家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