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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是怎样反对和批判绥靖主义的？

作者：唐正芒李国亮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2期日期：2022-04-26 点击：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演讲、社论等，对英美政府的绥靖主义行径进行抵制，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英国政府“推行的妥协政策帮助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到揭露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必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奉劝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以上诸多论述体现了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凸显了其在安全问题上坚持和平不可分割，反对以邻为壑的主张。毛泽东反对绥靖主义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毛泽东；东方慕尼黑；孤立主义；绥靖主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美政府担心对日制裁会影响同日本的经贸往来，加之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的意图，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均采取了绥靖的政策。同期，美国政府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远东事务采取“不干预”政策，该政策看似对中日双方一视同仁，但在结果上却纵容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从而成为一种相对隐性的绥靖政策。对于英美等国政府的绥靖主义行径，毛泽东不仅予以密切关注，而且多次发表谈话、演讲、社论等进行揭露、批评，并与其引起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危险作了坚决的斗争。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已有研究对毛泽东反对绥靖主义的史实梳理不细，尤其对其来龙去脉论证不够。其次，现有研究往往将毛泽东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与其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混为一谈，忽视了斗争的阶段性与复杂性。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反对绥靖主义的相关史实作一详细考察，以期补充、拓展相关研究。

一、批评英美政府妥协政策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对美英两国政府在远东奉行的对日妥协政策提出批评，如提出美国一些政客认为中国存亡与己无关的看法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英国一些政治家“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并警示“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1937年5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批评英国的妥协政策，指出“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同时他也批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指出“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在与造访的毕森等人的谈话中再次论及了英美政府的妥协政策，认为英国试图通过绥靖日本来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体系，而“他们(指英国政府——引者注)推行的妥协政策帮助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对于美国，他表示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美国人当中存在着孤立主义情绪，那么我们需要说明，这是不可能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尚不愿同日本翻脸，而英国则忙于欧洲事务，无暇东顾，其对日政策亦不得不看美国脸色行事。1937年7月21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开宣称对中日事变采取不介入的态度。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肯定罗斯福演说立场，并指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是与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原则不符，是违反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中关于对华事件应遵守的政策及原则的规定及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规定。”然而，在美国国内高涨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罗斯福也迅速从“隔离”演说的立场上后退。总之，英美虽不满日本侵华，但却未能拿出实际行动来制止其进一步侵略，更未给中国以实际援助来抵制侵略。

1937年10月，在会见来访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时，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英美政府口惠而实不至行为的不满，指出：“到现在为止，英美虽然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而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帮助了法西斯侵略者。”不久，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同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当前国际形势作出阐述，指出：“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时表示：“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此一表述实则绵里藏针，流露出其对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不满。同年5月，毛泽东会见兼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信使”的卡尔逊。谈话中，毛泽东对美国以“中立”旗号允许大量战略物资输出日本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美国的一些孤立主义政客“往往利令智昏”，“他们的眼里看不到国家，也看不见自己”。由于知道卡尔逊的信使身份，因此可推断这是毛泽东在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孤立主义政策，给予中国抗战以真正的援助。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英美政府的批评主要是在和英美人士的谈话中表露的。从这些谈话的场景、内容可知，这一阶段毛泽东对英美政府妥协政策的批评程度比较轻，语言也较为含蓄、委婉，凡提出批评，必总是在拥护国际和平战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主旨下给出的。此外，这些批评也主要散见于一些私下场合，看得出他对英美政府妥协政策的批评还是留有余地的，目的也主要是以批评来求团结、促团结，从而维护、巩固国际和平阵线。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签订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通称《慕尼黑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意味着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绥靖达到顶峰，也为欧战的加速爆发埋下祸根。慕尼黑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严厉批评了英、法在欧洲不惜出卖捷克斯洛伐克而绥靖德意的政策，称英国的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断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是毛泽东对英国妥协、绥靖政策的总结性评价。英法等国原本是毛泽东心目中可以统战的国家，但两国却在欧洲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以求苟安。残酷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开始质疑英法究竟是“友”还是“敌”。国际和平阵线与德日意侵略阵线的斗争因英法的绥靖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但毛泽东认为，虽然英国在欧洲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但英日之间“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日本政府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第二次《近卫声明》立场的变化意味着日本向国民政府伸出了诱降之手。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对日投降，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紧接着，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寄希望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来解决中日问题。一时间，主和投降的舆论空气笼罩在重庆上空，反对东方慕尼黑的舆论被禁止发声，鼓吹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谰言甚嚣尘上，妄言太平洋会议不是慕尼黑。

1.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之所以提出反共方针，部分“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可见，国际上的绥靖及日本的诱降是导致国民党抗战方针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而反过来，国民党反动方针的出台也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英美政府之于中国抗战究竟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同这些国家建立国际和平阵线是否真正可行1939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有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时指出：“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可以看出，国民党抗日方针的逆转使得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改变，即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欧洲妥协的同时，在亚洲亦大肆绥靖日本，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已无实质区别，这便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有关“两个阵线”斗争的判断。

1939年5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5月30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是英美法在远东极力推行妥协政策，试图造成新的东方慕尼黑协定的一种必然反映，其中可能包含重大阴谋”。次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就共产国际来电进行讨论。会上，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电文精神，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举措，指出：“国际指示指出了新的慕尼黑协定及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现在我们要立即准备，首先造成群众舆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妥协投降，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压迫。”王稼祥在发言中说：“国际指示与过去大不相同，首先便指出妥协的危险。现在我们要解释，新的慕尼黑协定有可能，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是主要的危险。”毛泽东则指出：“国民党的借口很多，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力量不要怕国民党的借口，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自卫的原则。”看得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已做好了思想上、舆论上揭露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准备。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中国周”撰写《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文。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首次发声。在对英国援华委员会表示感谢之外，他将笔墨基本都落在了呼吁英国人民督促本国政府援助中国抗战，立即制裁日本侵略，制止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出现。对此，毛泽东写道：“我们向你们建议，请你们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愿望与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很明显，此文贯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指示”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有关反投降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6月30日，毛泽东专门撰文批评了阴谋牺牲中国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同时也代表中共就召开太平洋会议的传闻作出表态，表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2.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1939年7月24日，英日双方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指出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时，日军有权“铲除任何妨碍日军或有利于敌人之行为和因素”，“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于日军达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为”。“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侵略为合法，这是英国对日绥靖的顶点，也是其酝酿东方慕尼黑的突出事例。在获悉英日达成协定后，中共中央迅速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示”指出：“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表示：……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指示”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达到高潮。

遵照“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舆论攻势。如1939年8月5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社论《敌政府及汉奸汪精卫的荒谬声明》，称“我们应该着重指出：英、美、法等国统治阶层内的一些政治阴谋家，也正在企图牺牲我国，策动东方慕尼黑会议，以与日本妥协”。同期《解放》周刊还特别发表长文《西方慕尼黑会议的严重教训》，专门对慕尼黑会议的教训展开论述，意在告诫国民政府要警惕东方慕尼黑阴谋，反对投降。与此同时，《新中华报》也接连发表相关社论，如《纪念“八一”，抗议“平江惨案”》(1939年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废除美日商约》(1939年8月4日)等。此外，《群众》周刊也发文批评英国妥协政策。如1939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周刊就发表了相关文章三篇：《莫把枷锁套在自己头上》《英日已成立初步协定》《论英日初步协定》。

值得注意的是，英日协定签订前，毛泽东认为英美在策动东方慕尼黑阴谋上是不分伯仲的，经常英美并提、并批。协定签订后，美国宣布限时废止1911年签订的《美日商约》，并加紧打压日本。美国此举并非表明其反对东方慕尼黑，而是英日协定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在美国收紧制日缰绳后，英美两国在毛泽东眼中已非等距，是故中共在反对东方慕尼黑的宣传中也不再英美并批，而是着重声讨英国张伯伦政府。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与《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相较于对英国的猛批，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则客气得多。关于美国，他指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此外，毛泽东还就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国内影响作了评价，认为“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这一谈话表明，毛泽东对国际绥靖可能造成的国内联动效应已有充分认识。

3.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1939年6月，在与英法谈判无果后，苏联彻底放弃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并于8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着欧战的爆发，疲于应付德国的英法亦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远东政策。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断定，欧战的爆发已使英法政府无心且无力再召开远东慕尼黑会议了。对于这个判断，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作了多次表述。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指出：“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2月10日，他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欧战产生后，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美日间矛盾还很大”。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再次指出：“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

1940年5月，英法联军在德军进攻下迅速崩溃。6月5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在德军闪电攻势下，英法联军仓皇撤出欧洲大陆，不久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英法在欧陆的失败意味着其再难插手远东事务，而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的实力尚不及日本，日本于是趁此时机加紧进攻中国和南洋。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中国现阶段投降危险的策动源已发生转移，“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从1939年6月拉开序幕，到是年8月掀起高潮，再到次年6月适时结束，历经一年后，中国共产党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宣传攻势才告一段落。

法国投降后，国际局势波诡云谲。随着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英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停止筹划牺牲中国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在维护自身远东利益的前提下，英美采取重开滇缅公路、借款等办法力图拉住蒋介石。鉴于这一情况，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作时事报告，指出：“英美以华制日，七七决定尚不能说得很具体，现应补充即英美是从帝国主义利益出发，利用和争取中国参英美之战，……我们当然也不反对，因为还要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可见，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后，毛泽东也及时调整了国际统战策略，以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之“名”来行“利用帝国主义矛盾”之实，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迅速回归、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英法在远东的失势刺激日本妄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国、朝鲜、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4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解除了日本南进的后顾之忧，也为苏联全力以赴对付德国的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苏日条约的签订刺激了日本南进，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惜再次牺牲中国以换取同日本的暂时和平。关于美日妥协的可能毛泽东早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就有估计。1941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将荷印让给日本，甚至停止援华，都是可能的。”5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文中他再次表示美日有妥协的可能，认为“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邱吉尔之锦囊里面的，远东慕尼黑的新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这是他自1940年6月后时隔近一年再次提出要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1941年5月18日，苏联《真理报》披露美日正在进行秘密谈判。5月24日，《解放日报》转发《真理报》新闻，对美日协定的内容进行曝光，并配发评论家文章，指出“某些帝国主义当局也还是两面政策：一方面给我一些微弱的援助，另方面则继续进行对日妥协谋我投降的勾当，关于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已从纽约交易所泄露到全世界。松岗格鲁的会谈不为无因”。次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提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毛泽东将美日妥协看作是“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印证了他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一文中提出的“远东慕尼黑的新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的推断。

1.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1939年至1940年毛泽东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期间，蒋介石确曾考虑以九国公约为基础，由美国在华盛顿召集太平洋和平会议，对东亚和平问题作一根本解决。1941年5月毛泽东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则与此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在美日策动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中，重庆国民政府既不是发起国，也不是当事国，更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美日谈判的4个月后才得知这一消息。因此，不能将毛泽东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与其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混为一谈。英日妥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历历在目，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新的反共宣传又纷至沓来，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断定“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自是理所当然。不过，这里有必要分析毛泽东认定重庆国民政府也参与酝酿东方慕尼黑新阴谋的缘由。翻阅现有材料，笔者推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直接的。重庆国民政府未就美日谈判之事及时作出澄清，这使毛泽东猜测其就是谈判的参与者之一。关于这点，有三个证据。一是毛泽东在5月25日同朱德等人就目前形势致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文中就提到这点。电文写道：“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二是次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到：“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三是《解放日报》5月24日发表的《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中表示：“最近合众社海通社及其他通讯社所散布关于远东‘和平’的消息，均未被中美日有关当局所否认，所以时局亟需国人注意，而克服各种可能危险的关键，固不在外而在内。”

第二点原因是间接的。国民党与日本的“默契”宣传使毛泽东有理由怀疑双方是在相互配合。日军在发动中条山战役时发动了宣传攻势，意图挑拨国共关系，诱降蒋介石。战役开始后，虽有八路军的配合作战，但战事仍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借机诬蔑八路军不愿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对此，毛泽东在5月25日的指示中提出：“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同日，他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中提及“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对日本此次发动的宣传攻势作了详细叙述。文章写道：“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日寇这种军事攻势和谣言攻势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说吓降!”以上就是令毛泽东判断重庆国民政府也参与了酝酿东方慕尼黑新阴谋的间接原因。

2.揭破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强调“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但对日美关系，则称“尚未予以研究”。5月30日，《解放日报》对炉边谈话内容作了解读，认为“罗氏谈话还包藏了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谈话之所以对日美关系“尚未予以研究”，“实包含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极大阴谋在内，深堪注意”。炉边谈话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苏联《真理报》的消息，表明美日妥协的可能性极大，而美日妥协极有可能刺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是故，毛泽东对接下来国共关系的走势深感忧虑。5月30日，他致电周恩来，对罗斯福炉边谈话内容作了总结，称：“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仍具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次日，又发一电给周恩来，断言“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足见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担忧。

根据毛泽东“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的指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立即发动宣传攻势，揭破、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如《解放日报》刊发了《谨防扒手》(社论，1941年5月23日)、《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评论家评论，1941年5月24日)、《美国的罢工潮》(社论，1941年5月25日)、《美国走向公开参战》(社论，1941年5月29日)、《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评论家评论，1941年5月30日)、《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社论，1941年5月30日)、《评罗斯福炉边闲话与对记者谈话》(社论，1941年5月31日)、《评松冈谈话》(社论，1941年6月5日)、《晋南战役的教训》(社论，1941年6月9日)、《地中海烽火与太平洋暗云》(社论，1941年6月11日)、《论目前战局》(周恩来，代论，1941年6月14日)、《提防零星出卖》(社论，1941年6月15日)、《评最近美国政府的两项措施》(社论，1941年6月19日)等一系列社论和评论家文章。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对此也作了诸多评论，如《论目前战局》(周恩来，代论，1941年5月25日)、《罗斯福的演说和命令》(时评，1941年5月29日)、《论时局中的暗流》(周恩来，代论，1941年6月1日)、《论敌寇两面政策》(周恩来，代论，1941年6月8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周恩来，代论，1941年6月15日)、《对美油输日的感触!》(短评，1941年6月20日)、《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二)》(周恩来，代论，1941年6月22日)。

综观此次中共发起的宣传攻势，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规模大。这点从发文量上即可看出。从5月23日至6月19日，不足一月《解放日报》即发表相关社论13篇，几乎是两天一篇的密度。《新华日报》则在同一时期发表相关社论7篇。限于国统区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能发出7篇已属不易。二是级别高。这点从《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家文章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连发5篇代论即可看出中共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1941年7月，国民党亲日派首领何应钦趁苏德战争爆发，通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连续发动反苏反共宣传，诬蔑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国民党谣言之策。会议指出，国民党反苏反共宣传的用意在于“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会议决定“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会后，毛泽东一连写了三篇批判文章，并以新华社电讯的名义在《解放日报》发表。分别是：《何应钦的反共新阴谋》(1941年7月23日)、《何应钦一手主持反苏反共》(1941年7月24日)、《何应钦认敌为友》(1941年7月26日)。这些文章虽然点的是何应钦的名，但实际上批的是蒋介石。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海面的美舰上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大西洋宪章》内容作出分析，认为“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会议同意毛泽东的看法，提出应警惕日本进攻苏联与国民党趁机反共的危险。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罗邱宣言》，指出宣言中“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仍未关闭姑息政策之门”。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再次指出“罗丘宣言”“仍在企图拉拢日本现状维持派，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党内指示，提出近期宣传工作的要点为关注日本动向，“我们应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而急起制裁日寇”。

3.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谈判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大事件。直至珍珠港事变前夕，双方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逾50次的秘密谈判。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迅速放弃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转而回归、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7月6日，毛泽东就苏联战局与国内外形势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发表的社论、宣言等中基本不再对美国进行批评，更多地体现为遗憾、劝阻，这与之前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反对美日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中共虽然已不再公开批评美日谈判是在搞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关注谈判的进程。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始终对美日间背着中国所进行的谈判保持高度警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其机关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代论文章，表达了自身对美日谈判的立场。具体文章见表1、表2。

对于美日谈判，毛泽东也在严密关注着。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与周恩来多次就太平洋局势相互通电，并征询周恩来的看法。如1941年8月30日，他致电周恩来，询问道：“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9月3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有关太平洋局势的观察，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电文中所说的“哄与拖的政策”指的正是尚在进行中的美日谈判。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广播讲演，呼吁“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的，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分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去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日，美英对日宣战。次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显然，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日妥协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结语

1939年1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面对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肆虐，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任何作壁上观、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绥靖主义行为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欧战及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均证明了毛泽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论断的远见卓识。事非经过不知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英国政府“推行的妥协政策帮助了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到揭露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必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奉劝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以上诸多论述及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也凸显了其在安全问题上坚持和平不可分割，反对以邻为壑的主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绥靖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不仅顶住了投降逆流，使国民党政府惮于走捷克斯洛伐克的老路，而且加强、壮大了国民党政府抵制绥靖主义，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底气及力量，更使英美政府在阴谋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时不得不权衡轻重、谨慎考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