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元代文明

全根先

近年来，我经常听到向往宋代的一些高论。这当然有一定的学术根据。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柳诒徴先生说：“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民国时期史学界有“南柳北陈”之说，“南柳”即柳诒徴，而陈寅恪即“北陈”之一（另一人为陈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也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样几位史学权威的观点，自然令人信服。

事实上，宋代的文化昌盛也不是吹出来的。如果说，唐代是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一个阶段，那么，宋代则是对外来文化的融会贯通进而形成一个文化高峰。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宋代不是积贫积弱吗？是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说：“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不过，“积弱”固然不假，在与周边民族冲突中屡遭败绩，而“积贫”则不见得是真的。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朝廷财税收入11600万，这是唐玄宗天宝八年（749）5230万（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还多。根据英国学者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的说法，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中国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

问题是：承认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宋以后的元明清诸朝就倒退了呢？或者，退一步说，这几个朝代没有多少进步，因而必须担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主要责任？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在元明清诸朝中，对于元代的否定声音似乎要更大一些，恐怕也是真的。以前曾有人把元代看成是中国被外族入侵后建立的一个王朝，有人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把成吉思汗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并列是不对的，实际就是要把元朝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至少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早在甲骨文文献中,就已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记录；其后数千年，有关民族关系的历史记载从未间断。各民族之间有和平共处时期，也有过战争。不论是和平共处还是相互争战，各族间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从未断绝，即便是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各族人生相互交往、相互依存，文化不断走向融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元代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割裂的重要一环。成吉思汗建国后称“大蒙古国”，当时汉文文献里称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建国，以“大元”国号,就是按中原传统取的“美名”，汉文书中称“大元”,蒙古文书中称“大元大蒙古国”。因此，在元统治者那里，元朝是“大蒙古国”的延续和发展。陈得芝先生说：“元代不仅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熠熠流灿的时期。” 〔1〕

现在，让我们来简略地回顾一下元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这是世界历史上惊人的一幕：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其崛起与衰亡，都不及一个世纪，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永久性的伟大历史贡献。它是怎样出现的?因何而兴衰?其过程如何？作为思考者，我们不仅要关心那一代人的处境、作为，还要看到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的价值。

随着元帝国时代的到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五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大统一。自秦统一以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以疆域之广而论，都不及元代。许多在过去被作为“羁縻之州”的边远地区，到元代“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且，由于行省制度的推行，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的建立，由一千五百多处驿站和大量急递铺所组成的全国范围内交通网的形成，大运河的重新疏凿，以及海路航运的开辟，使元代政治出现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梯航毕达，海宇会同”的繁盛局面。因此，元代的统一，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论，都是空前的。而这一局面，为元代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统治者采取了一种较为现实的政策，不仅基本上保证了当时比较发达的汉族文明不致受到大的破坏，且使之有所发展。与北魏、金代女真以及后来的清廷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不同，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基本上是从事单纯的游牧经济，几乎对汉族农业文明没有多少接触和了解。也与北魏、金代和清代不同，蒙古人所接触的，除了先进的汉族文明，还受到中亚伊斯兰教文化、吐蕃佛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影响。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建立后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王朝名义上一直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据有重要地位。由于上述原因，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学习与采纳虽然程度有限，过程曲折，却是相当不容易的。

汤因比在论述统一国家的可沟通性时曾说：“把支离破碎的社会的残余组织容纳在统一国家的政权组织之内，是既不能恢复那些已经崩溃了的东西，也不能防止那些剩余的东西继续瓦解，但是这种庞大的而且一直在扩大的社会真空的威胁，迫使政府违反自己的本意而成立一些制约性的制度以填满这些真空。”〔2〕这也是当时蒙古统治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只是这种各民族间文化的沟通，对于蒙古人来说，是有点不对称的，政治上的强权难以遮掩文化上的薄弱。

在元代，由于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呈现出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色，再加上蒙古族统治者本身并无深厚的封建文化背景，所以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对思想文化的禁锢比起前代来反而有所松弛。“三教九流，莫不崇奉” 〔3〕，蒙古语、汉语、色目人使用的“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语)并行，这种较为开放的文化环境，客观上对文明的发展更是有利的。

正因为如此，元代的对外关系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间频繁的接触与交流，不仅使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发明传向世界，而且也使外国的医学、天文学以及建筑、铸造、印染等许多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

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条件下，中华文明得到了继续延伸与发展。

当然，蒙元统一帝国的建立，是通过不断征战来实现的，战争的阴影一直紧紧地伴随着文明的脚步。蒙古族统治者进行的历次征伐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深重的。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屋焚毁，城郭丘墟”。自1211年蒙古与金朝的野狐岭大战（地点在今张家口市万全区）后，昔日中原繁庶之区，变成了丛棒灌莽、狐兔出没之地，往往“百里无人声”。这对于中原文明无疑是一次惨重破坏。蒙古军三次西征，同样给中亚、西亚和东欧各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可以想见，元代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是十分艰难的。

与此同时，在历次征伐战争中，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人口掳掠现象。蒙古诸王、将校和大小汉族军阀都大量掳掠人口，抑为私奴，一次战争所获动辄以万计。当时，私奴被称为“驱口”，意即“被俘获驱使的人”。在元代，驱口的种类十分繁多，他们都属于贱人，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落后的奴隶制再现，当然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倒退。

另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公开地将不同的民族划分为四等，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署的实权都掌握在蒙古人、色目人手中，汉人、南人难得参预，至多只能充任副职。这种情况，不仅使元代官员素质低下，地主富民巧取豪夺难以得到抑止，真正的经邦济世之才不能脱颖而出，官场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现象十分盛行，而且使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日趋尖锐。

所有这些，都使元代文明的步伐沉重而艰难。

的确，整个元代并没有出现封建史家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有世祖、成宗时期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发展时期，然元代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抹煞的。

姑且不论其政治制度和文化交融，在经济生活和生产技术方面，元代各族人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艰苦斗争，也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诸如棉花种植的推广，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提高，航海线路的改进、航标的设置，潮汛、风向、气象规律的摸索与总结，郭守敬的《授时历》早于《格里哥里历》三百年而达到与后者基本一致水平，朱思本的舆地图丰富了地理知识的宝库，完备了计里画方的方法，朱震亨的医学破除了《和剂局方》的束缚，创立了独立的家法，马端临的史学重视社会经济，否定五行、灾祥，初步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以关汉卿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剧作家以纯熟的技巧和直面人生的勇敢精神，使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些，在我国经济和文化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元代还是多民族大家庭初步形成的时代。

首先，元代是蒙古族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前，蒙古族只是一个语言不同、族属各异的部落联合体。正是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打碎了原有的部落系统，实行了千户制度，并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才使蒙古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

其次，元代也是回族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初，汉文史籍中所称的回回人，其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既有中亚的突厥人，又有西亚的波斯人、阿拉泊人。他们入居中国以后，在伊斯兰教的整合作用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到元代后期，回回人原来各自的族属称谓逐渐消失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再次，元代还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原在大漠南北的蒙古人，因从政、驻防、屯田、谪戍等原因大量涌入内地，与汉族混杂而居。原居西北、中亚的西夏人、畏兀儿人、阿儿浑人、哈剌鲁人、康里人、钦察人，也都一批批地东来，散居在全国各地。原居华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到元代逐渐融入汉族，被称为汉人。元亡以后，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回回人除外)也都融入汉族，以致达到了“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4〕的程度。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元代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尽管在元代蒙古人统治时期推行了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使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甚至出现了向奴隶制逆转现象，但从总体上说，元代对于中华文明史及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所说：“蒙元帝国在文化传播方面对世界作出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5〕。而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也因多种文化的互相碰撞、交流，注入了新的血液。

历史的美总是残缺的、悲壮的，有时甚至是狰狞可怖的。

当我们再次展开地图，审视十三世纪蒙古军人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路线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即蒙古人的征战策略，究竟是出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还是出于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北魏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走的是山西北部、河北平原和河南中部这条路线。而蒙古人，同样兴起于北方，其征伐路线却极其迂回曲折，构成对汉族文明核心地区的月牙形包围，最后才消灭了南宋政权。蒙古人以其游牧民族惯有的凌厉快捷之风，迅速消灭西夏、西辽，并展开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又下云南大理及于吐蕃，联合南宋之力以灭金，一路所向披靡。但是，对于中原汉人及江南地区，蒙古族统治者却不得不予以礼遇，笼络人心，作极其周密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准备。即便如此，在北方汉族地区仍发生了震惊蒙古统治者的武装反抗，而在南方，在长江中游，光攻克一个襄樊城就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有时候，文化之间的差异、文明程度的高下，是无法翻越的一堵高墙，任何人要无视它的存在，只会使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早在先秦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就已呈现出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一直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所在。后来，随着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中华文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自东晋时代开始向南逐渐转移，到南宋移至江南。在元代，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粗略地形成四个层次不同的地区，即：蒙古高原；新疆、吐蕃与大理；黄河流域，包括原西夏与金所统治的地区；原南宋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北方的汉人与南方的汉人在经济与文化上已经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

文化的交流需要的是自然互补，而不能强制灌输。任何人，不管如何强大，在文化面前只能是沧海一粟。当年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强行并入的那些汗国，结果怎样呢?离心力太强，终难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只有那些具有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的民族与地区，才能凝聚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这正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生机勃发的奥秘所在。

成吉思汗是世界性的。有元一代各族人民所从事的一切进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都是世界性的，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田余庆先生在为部级领导干部所作的讲座《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中说：“元以后中国的历史，从国土开发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分裂的可能性。所以过去可以有偏安，有东晋和南宋的偏安，到了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南宋皇帝再想在这里偏安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明朝，明朝被灭以后有一个南明，南明的皇帝也是想搞偏安，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搞成了，在清军的追逐之下，一个一个被消灭掉，出不了一个割据的局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南北一体，已经达到了很难在南方建立偏安局面的状态，所以南明跟过去的东晋，过去的南宋都不一样。”

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文明的巨河将永不停息地奔腾向前。

参考文献：

〔1〕陈得芝：《从元代江南文化看民族融合与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3〕(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立袭封衍圣公事状》。

〔4〕(明)丘浚：《议内夏外夷之限一》，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七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

〔5〕(法)格鲁塞，龚钺译：《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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