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真的作了什么贡献吗？

胡新民

　　这些年来，抗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也不断有许多新的抗战史实被挖掘出来。如果仔细留心一下这些史实，读者可以发现有一家可以称之为史上最强的抗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中美所）。这些年，在媒体上出现了一些文章，称：“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撰文为‘中美合作所’正名，用史实证明其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巨大贡献”。

　　那么，究竟中美所做过一些什么巨大贡献呢？

　　中美所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举世无双？

　　据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称，1943--1945美国帮助戴笠培训了49180名战斗人员。就是这支不到5万人的队伍，竟然声称歼灭了71000个或者是38949个或者是32300个日军。71000的依据是梅乐斯回忆录;而38949则来自大陆某学者引自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在1946年公布的数字。关于32300，有学者称：“仅1944年6月-1945年6月一年的时间，中美合作所指挥的部队就击毙了2.3万名日军、击伤了9000名，俘虏了300名”。

　　经查，此数字来源是抗战胜利后美国报刊的某篇文章，该文1946年被国内的《大公报》转载。

　　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认为，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到1943年以后就都偃旗息鼓了，基本上无战果可言。例如有历史学者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都曾在对日作战当中采取过游击战争的战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

　　假如梅乐思的说法是真的，那与此同期的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的战果真的都要甘拜下风了。1944年的豫湘桂大战，历时八个月，国民党军队先后投入了250万兵力与日军51万人战斗，结果是自损50万（一说75万），歼灭日军70000。这是不是比梅乐思所说的71000还要少？再来看看38949和32300这两个数字。这可以与基本同期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北滇西发起的反攻作战作个比较。反攻作战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3月结束，进行了17个月（在时间上超过了中美所战果计算期5个月）。处于绝对优势且有美、英协同（包括美式装备的国军和美国航空队的制空权）的中国军队，歼灭日军的数量也只有48000人。但是这样的战果在当时却是轰动世界的巨大胜利。而中美所如此重大的战果却在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部队消灭一个日本兵，往往要付出几个甚至十个人的代价。前面提到的豫湘桂战役就是一例。但堪称“奇迹”的是，中美所这支不到5万人的部队，不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击毙了或者毙伤了3万多至7万多的日军，而且这支队伍的人数还扩大了一倍，达到了10万人。1946年春，戴笠对其心腹文强私下里说：“本局外围控制有近10万游击部队，别动军、忠义救国军、还有各战区爆破总队、行动总队等，都曾在抗战中后期，在中美合作所系统下轮训，受过美国人的训练，都有美械的轻装备。”

　　为消灭日本海军主力立了大功？

　　1944年10月20日至10月26日，在菲律宾莱特岛附近发生了一次大海战。其背景是日本企图击退或消灭盟军在莱特岛的登陆部队。结果是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的日本联合舰队战败，此战严重削弱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实力，从此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不再是一个战略力量。此战役也为后来美军成功攻下日占的菲律宾群岛打下基础。有历史学者认为莱特湾海战是历史上最大的海战。例如世界知名日本史学者，英国籍教授肯尼斯.G.韩歇尔在他的《日本小史》中写道：“麦克阿瑟履行他会回来的承诺，于10月20日登陆雷特岛（即莱特岛—笔者注）。接下来10月23日至26日的雷特战役据信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海战，结果日本海军被有效地摧毁。”（见该书第17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关于此战的情报工作，美国著名军史学家威廉.布鲁尔在其《麦克阿瑟的间谍战》中指出：日本方面一直不知道美国早已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因此，日本的主要军事行动都在美军的监视之中。此战之前，美方从情报中得知：日本“军舰已经疏散，大部分水面舰艇都在新加坡附近，而航空母舰正在日本内海培训新飞行员。尽管对日本几艘军舰的位置还不确定，但盟军情报局已经掌握了日本舰队每艘舰船的名称和特点。”（《麦克阿瑟的间谍战》第177页）值得一提的是，处于非常劣势的日军，在此战中第一次使用了“神风特攻队”，妄图以飞机撞击美方军舰以挽回败局。

　　那些声称中美所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认为，中美所及时为美国提供了情报，为“歼灭日海军主力”立下了大功。其主要依据是来自一本大陆出版的文学读物《陈布雷外史》中的一段内容，大意是：1944年的下半年，陈布雷得悉了唐生明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可靠情报：日本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出其不意搞袭击，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唐生明警告，这是日本“要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湾事件”。这个情报通过中美所转给了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的美国海军。在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国海军一下子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

　　但是这个史实一看就是假的：雷伊泰湾事件和莱特湾海战实际上是同一个海战，只是称呼不同而已。还未开战，何来“重演”？至于当时疲于奔命的的日本海军还想给“美国舰队以致命打击”和“美国海军正在竭力搜集日本舰队下落”等等，是毫无历史依据的。“击沉、击伤日舰近百艘”的说法就更离谱。日方在莱特湾海战，即雷伊泰湾事件中参战的舰只总共只有66艘，即使全部被击沉击伤，还有34艘不知从何而来？

　　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说法问世，其特点是将莱特湾海战模糊化，既不用“莱特湾海战”也不用“雷伊泰湾事件”，同时将情报内容去“袭击“化。例如有文章将情报定位在“军统局事先提供了日军在台、澎、琉球地区的精确战机数目”，其战斗名称定位为：美军在“琉球海空歼灭战中一举击溃日本海军”。2015年3月的台湾的《中国时报》有文章认为：“中美所更率先提供美海军有关日军特种部队挺进菲律宾莱特地区情报，助美军获太平洋战争最大规模的‘莱特大捷’。”

　　总之，这些文章都认为，国民党军统或者中美所，都在情报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目前在国内外任何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在史书，例如美国学者特纳和洛巴兹合著的《美国空军史》上记载的只有，在莱特湾海战期间，盟军拥有了制空权，日本航空队已无招架之力。什么“精确战机数目”的情报之说即使存在，对战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还有就是，麦克阿瑟在他指挥的战斗中，包括占领莱特岛的的战斗中，就情报而言，他拥有他自己创建的秘密战争情报机构-------盟军情报局（AIB）。他从澳大利亚开始反攻取得的非凡胜利，都是建立在这个情报机构所获取的精准情报的基础之上的。《麦克阿瑟的间谍战》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

　　关于情报方面的史实，那些学者还提到了两个重要情报：一个是中美所提供了击毙山本五十六（时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情报，另一个是中美所成立前的国民党军统（军统为中美所中方合作单位）提供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关于前者，史书记载的都是美国自己破译的，与中美所没有关系。例如美国历史教授詹姆斯.莫里斯作的《美国海军史》指出，击毙山本五十六，从情报到行动，都是美国自己一家干的，与别国无关。威廉.布鲁尔在其《麦克阿瑟的间谍战》一书中也是这样记载的。最近知名学者萨苏发表的文章《日裔美国人二战抗日向美效忠》，道出了详细的破译过程，指出是日裔美军情报人员破译的。至于后者，仅从1941年10月9日到12月5日，美国就7次破译了日本关于珍珠港的电报。最有意思的是，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的辩护团否认日本海军对珍珠港是“偷袭”，他们请出的证人之一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布拉顿上校作证说，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的前一天，日本已经向它的驻美大使发出了宣战电报。这个电报被美军截获了。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有效应对日本的袭击，学界看法很多，在此从略。但所谓的中美所在提供情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毫无依据的。

　　中美合作所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关于中美所，大陆的历史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它表面上是为了中美共同抗日，也可能作过一些有益于抗日的事情，但其大量的活动是培训军统特务，以监视、迫害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越到后期越是这样。至于大陆媒体这几年出现的中美所为抗日作出“巨大贡献”之说，则主要来自于上世纪台湾方面的宣传。

　　1967年，梅乐斯的回忆录《神龙•飞虎•间谍战》由台湾新生报编辑出版。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台湾著名作家彭歌（姚朋）为该回忆录中译本写了前言，文中写道：“据梅乐斯在此书中透露，入侵大陆的日军部队，至少有七万一千人是被‘中美合作所’所属的武力所歼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歌之所以推崇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这一段史实极为珍贵。尤其当目前我们反共复国大业积极展开之时，游击战、情报战，都是重要的项目。温故知新，极富时代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前几年曾出版了一部专门论述中美所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抗日巨大贡献的书，该书的主要史实同样来自于梅乐斯的回忆录。

　　梅乐斯回忆录书列举了其它一系列战果，但都是没有任何史书有所记载的。那么，西方的学者们又是怎样看待中美所这个机构的呢？

　　多年来数位著名的西方学者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过中美所，最新的来自于英国学者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译本2013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拉纳.米特是新一代西方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主要学者。他在这部著作中写道：“中美同盟促成了戴笠与绰号‘玛莉’的美国海军少将米尔顿.梅乐斯的合作，其成果便是赫赫有名的‘中美合作所’。后来，此名称逐渐演变成常与反共活动、囚禁、折磨联系在一起的词语。但在当时，它是中国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监视着包括美国战情局在内的各种情报活动。”“美国版的协定声明，该组织的目的是‘在中国沿海沦陷区和其他日占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中文版的协定则明确指出，将组建在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特种部队和其他纵队。梅乐斯与戴笠将共同指挥中美合作所，以戴笠为首，梅乐斯为副，创建他们各自的权力基础：对梅乐斯来说，就是巩固美国海军情报部对战情局的优势;对戴笠来说，则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强化其个人权力。”“中美合作所的活动地点里有一个禁区，那就是位于重庆郊外丘陵地带的歌乐山。……山间坐落着戴笠的军统训练营和美方人员的住宅，小山谷里的‘白公馆’是一座集中营，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多被折磨致死。”

　　在拉纳.米特以前的几位美国的著名历史学者的看法，也和拉纳.米特的看法大同小异。

　　费正清是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的泰斗，他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指出：“1943 年夏天中美合作所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戴笠将军称之为‘联邦调查局学校指导’（F. B. I. school instruction）。此项目旨在训练戴笠的特工在中国的民众之间进行侦察。美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史迪威、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对将美国的援助作此用途。当时，四周传播的信息都是中国由抗日转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内战。中美合作所确实曾部署骚扰日军并为海军的登陆作好准备。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现为，当国共内战于1945年爆发时，美国援助成为国民党的帮凶。这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动，因此激起了共产党的怨恨，他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看作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这里与抗日有关的是“确实曾部署骚扰日军并为海军的登陆作好准备”，其程度无非是停留在“曾部署”。

　　魏斐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他的《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对中美所剖析得比较深刻。

　　在谈到成立中美所美方人员的意图时，他认为：“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还极力怂勇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

　　他还指出，中文版的协议要求美国提供足够武器来组建“特务武装部队”等队伍，美国版的协议申明了打击共同敌人日本。

　　关于中美所的反共反人民性质，他指出：“我们相信，当他们一些人后来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时期，曾经参与训练国民党政权中最恐怖的，专门以绑架、酷刑和杀害等手段从事迫害整个‘国统区’里的进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他们想必十分震惊，或者无法相信。”“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项目都曾使美国战时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戴笠很快就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同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

　　魏斐德认为当年美国与中国合作训练特务的做法为美国情报机构作了一个坏榜样。他说：“中美合作所的训练项目也为后来的中央情报局（CIA）资助下的类似秘密特务活动开了先例。毕竟，CIA的运作方式是在全世界训练秘密警察，尤其是60年代在拉丁美洲。”

　　另外，美国历史学专家迈克尔.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也指出：“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指挥下工作，是国民党一个货真价实的分支机构”，“这个小组的活动，大大地把中国推向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的国内斗争。”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艾尔索普，他早在1946年2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组》一文中就指出：“该组曾替戴笠训练并装备了15支所谓的游击队。那是一桩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且现在到处为害，因为那些所谓游击队，作战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他们的中国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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