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翁德坤

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尽管这中间发生过曲折，也走过弯路，还犯过错误，但是我们的主流始终是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用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我们就可以得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一、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时期“稳定社会”的必然选择

不仅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城市安排不下众多劳力；即使是是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经济仍然困难，安置知青下乡仍然是个重要渠道。据资料介绍，当年，国家安置一个劳力进入轻工业需投资6000多元，进入重工业需投20000多元，进国营农场需800多元，进入建设兵团需1000多元，而安置一个劳力插队仅需200－300元。六十年代末，正是共和国同龄人就学就业的高峰，面对文革三年停课，大学、高、初中十届学生的海量升学、就业，国家必须断然措施，上山下乡是一条不得不采取的、最主要、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渠道。

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稳定。1967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地、市、县、乡，从上到下都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学生理该“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各地的大学、高、初中学生非但不愿回校，还在更大规模地走向社会，甚至企图建立各自的全国性组织，各省、市普遍出现“武斗升级、全面内战”，濒临着局面失控、出现更大动乱的危险。要迅速稳定社会，唯一可行的就是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去向农村，稳定城市，这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下，无可奈何也是唯一可行的措施。不把几千万学生安置好，中国就不会迅速稳定。当人们沉思下来，冷静回顾那段历史，不能不看到上山下乡对结束动乱、稳定社会所起到的极其必要、关键的重大作用。

二、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全国战备的大组织、大动员

千万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中国还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1953年，我们在朝鲜与美国签订的仅仅是停战协议，远非结束战争。作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根本不接受朝鲜战场的教训，变本加厉对中国全面封锁、破坏颠覆。六十年代美国肆无忌惮地扩大越南战争；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大批特务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印度也不甘心失败，始终磨刀霍霍骚扰西南边境；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为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企图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对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提高警惕，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当时全国实行的粮油棉布票证供应等措施，正是应对战争的一种管理机制。大规模组织知青下乡，也是对民族后续力量的一种保护。当时不仅对城市知青，而且对城市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也提出了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五七干校”、“居民回乡”等措施，其实也是战争状态下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一种预案、预演的应对措施。

下乡知青极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而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知青也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数千万知青与当地军民共同承担起了万里边疆、海防站岗、放哨、战备施工等重任。正是由于我们举国一致、全民皆兵，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了充分准备，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才不敢轻举妄动，中国才有了至今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可见，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也是一场全国的战备大动员、大建设。不仅是知青，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规模组织实施的“五七干校”，其实也是战备动员、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不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世界政治斗争大格局的人们，对此确实很难理解。

三、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开发、科学种田大普及

农业是基础，而农田、水利、种子、肥料、农机、农药则是农业的基础。在发达国家，凡是农田开发、水利设施，包括种子培植、农机制造、农药、化肥供应等生产资料都应该由政府提供、政府投资。而这些，都必须在率先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化后，政府有了充足的税收后，再由政府的财政投入、财政补贴来实施的。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政府机构中，农业部是最大的部门，国家财政中对农业的投资、补贴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然而中国不行，新中国要站稳脚跟，必须抢时间率先发展重工业，建设强大的国防。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资金重点投入了“大、小三线”等国防紧急建设，拿不出多少资金投入农业、轻工业。所以，当时只能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只能提出“先治坡后治窝”、“不靠国家靠自己”一类现在看来“很不人性”的口号。上山下乡期间，知青们干得最多、最苦、最累的就是改造农田、兴修水利。每个知青都不会忘记自己开荒、造田、挖土、修渠的艰苦磨难。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兴建的储量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达83000多个，四十多年来造福后人，沿用至今。至于各乡镇、公社、村、队自行设计、建设的引水洞、蓄水池、灌溉渠、排水沟，更是数不胜数。现在国人引为自豪的黑龙江北大荒、辽宁盘锦粮食基地、新疆棉花基地、云南橡胶基地等就是几代知青与广大农民群众奋斗了几十年，用青春血汗建立的。

科技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然而，没有文化、没有推广队伍，再好的科学技术也都是一纸空文。几千万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的知识青年分布在农村，每个村队就可以配备农业科技推广员，甚至还建立了科研站，种、养殖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立还进一步解决了优质种子、种苗供应的大问题。由此，七十年代初国家才能提出“农业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口号，中国农业才能迅速摆脱了靠天吃饭、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全国农村出现了科学种田的新局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中国农业大开发、大建设的历史性贡献，无论如何歌颂都不为过之。

四、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大普及

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教育是基础，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有了数千万知青这支庞大的文化队伍，全国农村迅速建立了几十万个小学、初中，数百万知青担任了中小学民办教师，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最迫切、最急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建设。

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提供的资料，从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简表和中学入学人数表中可以看到，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城乡儿童小学入学率一直徘徊在40－50％左右。由于知青的下乡，七十年代开始，全国儿童小学入学率一下子上升到90％以上，1975、76、77年高达95、96％，可惜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这个比例就直线下落了。再看全国初中招生人数表：1949年全国初中招生人数仅34万，50年代末达到300多万；1960－1967年始终徘徊在200－300万之间；1969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1976年起突破了2300多万；然而，1979年知青大返城，1980年全国初中招生数一下就降到1500万，一直延续到1990年每年都在1300万以下。这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大的贡献是普及了全国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

五、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大建设

当年毛泽东同志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亿万农民终年辛苦，每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医生却都留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解决。下乡知青（即使是小学文化）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就可以解决农村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而且送医到田头，送药到家里。这种不脱离生产又扎根村队的赤脚医生，成本低，效率高，农村也承担得起，解决了大问题。赤脚医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并且每年还要集中培训若干次，广大农村的医务水平迅速提高，继而又进一步办起了村卫生所、公社医院等，不少乡村卫生所甚至可以进行胸外科、脑外科手术。《中国经济论坛》2012年报道：当年全国150万赤脚医生中极大部分都是下乡知青。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医疗状况进行全面考察调查，在各国医疗状况评比中，中国排名第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评语中说：“世界上无论左、中、右人士，无论懂医还是不懂医，只要一看到赤脚医生这几个字，眼睛就会发亮”。中国农村在尚未脱贫的状况下，却首先解决了亿万农民看病难这个大问题，非常了不起，创造了奇迹。

其实，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知青还是少数，更多的知青虽然不担任赤脚医生，也在自学苦练，掌握针灸、草药技术，为农民送医送药，几乎每个知青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年下乡山西农村，也学会了针灸，劳动之余为农民排忧解难，被传为佳话。总之，上山下乡在全国建立了农村基层社会医疗服务体系，改变了“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被动局面，大大缓和了全国城乡严重对立的尖锐矛盾。不生活在农村的城里人，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以前，全国农村许多居民不到三四十岁，牙齿就黄了、掉了，农村儿童几乎没有不长疮流脓的，妇女几乎没有不患妇女病的。知识青年下乡将勤洗脸、刷牙、勤洗手、勤洗澡、勤换衣服的卫生习惯和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等文明理念，带到了农村，影响了农民，从喝开水、煮熟饭菜等最基本的饮食起居做起，到房屋的通风、透光、清洁、照明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至少，千百年来全国农村无处不在、无人不有的虱子、跳蚤，现今在中国农村灭绝了。个人卫生习惯的大普及，生活质量的大提高，大大减少了疾病，确保了健康，提高了寿命，这是开天辟地、泽被乡村的最难做到的伟大善举，仅凭这一点功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贡献就值得大书特书，永载史册。

六、农村基层文化的大建设、大普及

国家的人文关怀必须包括广大乡村、农民在内。农民也有享受文化娱乐的权力，偏远的山区、边寨也需要文化、娱乐。当年凡有知青下乡的村队，天天有书声、周周有歌声，月月有晚会。自有知青下乡开始，农民的文化娱乐就开始极大丰富，农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下乡实质上也是对农民、农村的一项常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有了知青这支文化大军，全国农村的文化、娱乐，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磅礴向上的朝气。各地的兵团、农场、林场、公社，甚至每个团、每个场、每个公社都能够排演全版的革命样板戏。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19团知青还能够排演全本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高雅艺术，不仅在兵团各师团，还到东三省6个野战军、各军区、军分区、油田、矿区、林区巡回演出，轰动东三省，至今北大荒老百姓们还念念不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大力提倡、推行文化下乡，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乡政府每逢过年过节都要花费大量人、财、物，组织艺术家、剧团送戏、送文下乡。可见当年千百万知青们长期扎根村队、天天欢娱农民所产生的文化大下乡、娱乐大普及的作用和意义，该有多么深远。

七、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大冲击、社会主义移风易俗的思想大解放

中国的“一穷二白”，不仅指物质上的贫穷落后，而且指精神上的愚昧无知比之物质上的贫穷更为悲惨、可怕。鲁迅先生批评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不仅指没文化不识字的“阿Q”、“润土”们，也包括“孔乙己”那样虽能断文识字却极其迂腐无能的旧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在城市进行了一场接一场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学习，甚至是改造运动，但对“学而优则仕”等旧思想，并没多少撼动。在穷乡僻壤，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教育还很难展开。“皇权、神权、族权、父权、夫权”五根精神绳索，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旧习依然根深蒂固。数千万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将城市文明、现代理念、科技知识带到了农村，统治了农村几千年的愚昧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无不受到巨大冲击。当年插队陕西宜川县云岩公社二里半大队的北京知青孙怡茹在回忆录《爱子》一文中，记叙了村里一个叫赵爱珍的农村女孩，在知青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新思想的影响、鼓励下，勇敢地推掉了父母的包办婚姻，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归属，还影响了她妹妹的婚姻，并带动了全村风俗的改变。仅这一个普通的似乎不起眼的小例，就可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全国农村的移风易俗、思想解放起到的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进步、推动。

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轻视工农，鄙视劳动、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神圣崇高、根深蒂固，几乎不可撼动。然而，上山下乡了，知青与农民们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了，不仅了解了农村，懂得了国情，热爱了农民，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树立了劳动光荣、农民伟大的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学而优则仕”的根基，逐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这种核心价值观上的深刻变化，多么珍贵，是任何金钱也买不来的。

八、促进城乡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稳定边疆和国家的统一

竖看中国和世界历史，每一次人口的大迁徙都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大交流、民族的大融合，无不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历史上的人口大迁徙，大都因战争缘由，非常残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不同，几百万城市知青短短几个月内，几千万青年人短短几年内，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西域，从内地到边疆，牵涉的城市每个家庭，影响到农村的每家农户，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在中国和世界空前绝后。人口的大迁徙必然带来文化的大交流、民族的大融合。

2006年8月我们上海知青回访黑龙江，途经逊克县给金训华烈士扫墓，时任副县长的刘玉栋同志的一番话很深刻。他说，你们知青从城市来到农村，自己可能没什么感觉，可在我们农村人看来却是翻天覆地。我是土生土长的逊克人，父母都是逊克农村的基层干部，我的老师就是上海知青。逊克与苏联仅一江之隔，受俄罗斯文化影响非常大。知青没来以前，逊克农村只有俄罗斯文化，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中国文化，老百姓只知道做弥撒、过礼拜、圣诞节这些俄罗斯的风俗习惯。上海知青来了后，我们才知道有中华民族文化，才知道清明、端午、中秋节、过春节、闹元宵，这么多的节日，这么多的风俗。以前北方农村祖祖辈辈、家家户户都睡火炕，不睡火炕根本不可思议。但是，上海知青来了，带来了睡木床的习惯，现在逊克农村家家户户也都扒土炕改木床了。逊克农村人的饮食习惯、服装打扮、家居装潢方方面面，已经完全与上海、北京接轨了。你们上海、北京有什么时髦打扮、新式服装，慢则一二个月，快则一二个星期，我们逊克农村很快就流行开了。

过去，大家都以为中国的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前后8年。现在全国都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前后共14年。这种重大共识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来到东北，亲眼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亲身感受到当年东北抗联、东北人民武装抵抗的历史。同样，没有几千万知青到新疆、青海，到甘肃、内蒙，到云南、广西，也不可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疆域之广、文化之深。这种民族的共识，是需要足够数量人们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才能形成的。

人口的大迁徙必然涉及青年的婚恋，上山下乡期间，各地知青之间、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特别是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秦灭六国，筑长城，车同规，字同文，仅是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隋朝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实现了中国南北经济的互补，完成了中国经济上的统一，从此南北中国很少再出现分裂。几千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全国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上的交流融合，这种文化上的交流、融合、统一才是最深刻、最基础、最根本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力地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加快了全国的沟通，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实现了中国式的城市主动辐射农村、工业大力反哺农业，其伟大促进和深远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

九、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探索

毛泽东同志不是书斋里出来的学者，而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长的革命家，特别推崇实践和直接经验，特别重视自学和学以致用，也使他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苏联的教育模式持怀疑和批评。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中多次提出：“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历史上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多数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人学问多了，不行了。毛泽东同志还说，“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书不能读得太多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放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从前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在肯定大学还是要办的后又说：“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他在结束谈话时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在这次讲话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质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制度的一种积极的改革、探索和创新。这种根本性的教育制度上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探索，不是几个月、几年能够完成，也不是一次、几次运动就能够实现的。

许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影响了一代人才的培养，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其实不然。人才的培养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回顾历史上任何一个真正有用的发明、创造，任何一个对社会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是在书堆里长大、学院里培养的。真正有用于社会的人才，无不是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基层一线的摔打中成长的。最典型的就是国共两党军事人才、文艺人才的鲜明对比。共产党“在战争中学战争”的教育路线，在硝烟炮火的“抗大”成长的“土包子”打败了国民党黄埔军校培养的“高才生”。山沟沟里的“鲁艺”培养出的农村娃，在深入连队、参加土改，与工农兵结合中所创作的优秀诗歌、歌曲、歌剧、戏剧、小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从根本上奠定并影响了新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新艺术。仅仅“鲁艺出来的”马可同志一个人创作的《白毛女》、《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我们工人有力量》就非常典型，非常有说服力。其他的如《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小说，远远超过了大城市经典院校培养的博士、硕士们。事实难道不是吗？

表面上看，上山下乡影响、耽误了年轻人的文化、理论学业，但总体说还是促进了青年人的学业，并终身影响了他们科学、文化、文学、艺术等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提高，以及文学艺术的成就。这里仅举二个小例。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5年首次公开招生，从全国7000多个美术少年中挑选了50多位学生。仅学了一年，1966年便停止了学业。1968年开始，30多位同学下乡，20多位留城。40年后的建国60周年庆典时，全班同学回到母校，发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年凡是下乡的30多位同学，后来全部考上了大学，全都从事着自己钟爱的美术专业，大多数成了著名美术院校的教授、主任，最差的至少也是中央、省市级重点报刊杂志的美术编辑，其中三位还获得了国家美术界的最高金奖。相反，当年留在北京没下乡的20多个同学都表现平平，居然没有一个上大学，也没有一个继续从事美术专业的。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一连的知青理论学习小组的10多位各地知青。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影响了这些知青参加全国高考，没一个被允许考大学。但是，就是这批没上大学的知青，无论是返城，还是留在北大荒，后来都很有作为。回上海的四位知青先后创办了《上海教育报》、《上海家庭教育报》，担任了《文汇报》“文艺天地”栏目的主编等；留在北大荒的几位先后担任了农场的场长、农垦总局的处长，著名的北大荒农业股份上市公司，就是他们经办的。另外，回到江浙农村老家的几位，后来也都担任了县文化局、教育局局长、校长等。虽然，他们并没有大学学历、文凭，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在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岗位上的优秀的领导才能。

有人会说，文学、艺术类人才，上山下乡培育了不少，但是，科技类人才培养得不多。其实不然。这里也举一个小例。1963年9月江苏镇江近400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地处江淮大地的白马湖农场，分配在四个中队。农村的贫穷落后激发了这批青年人学习农业科技的强烈愿望。为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其中100多人参加了江苏函授大学，边劳动，边学习，带着问题学习，为解决问题研究，将学到的知识与生产建设紧密结合，在引进良种、推行各种先进生产技术等方面成为农场科学种田的先行者。最有说服力的是，仅仅一、二年时间，这四个中队就涌现出一批科技人才：由一中队组建的良种站，成功繁育和纯化水稻优良品种，将农场建成了国家级水稻良种基地。1965年由三中队种植的“农垦58”水稻，单季亩产达814.8斤，超《农业发展纲要》苏南的指标，获江苏省农业先进单位称号，省长亲自颁奖。更令人骄傲的是四中队水稻试验亩产超千斤，团支部书记张勤1965年出席了全国水稻高产经验交流会，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和表彰。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遍及全国农村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名基层会计、统计、医生、教员、技术员、驾驶员、科普员、土记者、土编辑、土作家、土诗人、土演员比比皆是。文学创作、艺术表演、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知青们在干中学、学中干，迅速成长起来的。如果按旧常规，这些人员的培养教育需要经历多少大、中专、技校的培养、教育！这几千万青年人的培养教育在当时的中国有那么多大、中专院校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36名是有知青经历的。在国家重要的“985科技发展计划”中70％的学术带头人就是当年的下乡知青、正是被一些精英们所看不起的“工农兵学员”。

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知识的系统性，知识的系统性决定了学习的系统性。我们并不反对学习的系统性，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系统性。但是，学习的系统性，并不排除学习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是相互相成的，不应该将其割裂、对立起来。上山下乡对多快好省地培养中国特色的实用型人才的促进和启发，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极其有益的探索和启发，其深刻影响和深远意义，还将在以后数十年、数百年内不断地反复地体现出来，我们坚信。

十、培养、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学校

作为开国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各方面比任何人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特别是面对美国等西方集团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阴谋，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需人才的培养思考得更长远、认识得更深刻。

人才的培养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世界上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人的培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百万富翁、文人墨客，都在子女教育上失败了。培养一二个、数十个、甚至数百、上千个杰出人才并不难；但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杰出人才就难了；尤其是要培养出千百万忠诚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灵魂高尚、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无私奉献、永远奋斗的各条战线的杰出人才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然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上山下乡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培养造就了千百万既忠诚于人民利益，又务实肯干、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杰出人才和干部队伍。

国内外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完全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真正含意。全面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全面研究毛泽东同志对干部、对人才的要求，可以明确看到，所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首先是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三是敢于担当、乐于牺牲，第四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借用现代“草根”的说法就是“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这四个特点。从这个标准上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宏伟战略任务是完全实现了。正是由于上山下乡，数千万知青来到中国贫穷的农村、偏僻的边疆，在完全不知底数、毫无外来救助的残酷环境下，经风雨，见世面，学游泳，会生存。正是由于这种长期基层、艰苦环境的历练摔打，知青一代才真正了解了基层，懂得了国情，立志于人民，献身于大众，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摒弃了形形色色错误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成为“接地气、肯务实、敢担当、能创新”的一代，成了忠诚于人民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有知青经历的成员中，更可以从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骨干队伍中，以及社会上极大多数最能吃苦、最肯奉献的人群中看出上山下乡对培养人、造就人的伟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最有说服力的是知青一代本身的感悟和评价。2013年3月，黑龙江知青博物馆来上海图书馆举办首场巡展。上海《解放日报》、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下乡各地的600位老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摘抄几段结论如下：

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也使知青反思。知青卜大华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说，“到了陕北，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农民，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说，知青的艰苦岁月也是思想解放的萌芽。在本次调查中，有75％的受访者认为知青经历让自己接触到了人民大众，更深刻地了解到了国家的现状。

当问及对知青经历的整体看法时，50.5％的受访者选择了“辩证对待”；22％的受访者认为这段经历值得肯定；仅有9.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知青经历应该否定。

进入新时期，知青们花费了更多的努力追赶时代步伐。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成长为社会的中坚。知青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走出了青年时代的狂热，走向成熟和理智。本次调查中，认同知青经历“丰富了人生经历，加深对生活的思考”的占了81.8％；认为知青经历对自己事业有所帮助的占了88.1％。

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功。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没有千百万人的坚定拥护、积极投入、付出牺牲，是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么成功的。知青一代更多的是树立了甘愿奉献、不图报酬的“长子意识”，养成了“关心国家、顾全大局”的责任奉献精神。上山下乡奉献青春，改革开放拼搏创新，退休下来再献激情。

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专家、学者，更没有一个政治领袖，能够像毛泽东同志这样提出培养“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标准，这五条标准，既伟大又平凡、既普通又高尚，并非不切实际、高不可攀，经过努力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还是一个伟大的杰出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千万知青的成长史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教育学、人才学的经验宝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的未来及未来人类培养走向的启示和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高。

以上仅举十个主要方面，其他不一一罗列。以上这些上山下乡对中国城乡建设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不是说知青自身的能力、作用、贡献有多大，而是反映知青一代拜农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以实践为荣，通过广大农民群众和社会实践的作用，才得以施展才干、发挥作用的。

当然，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和历次运动一样，如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漫长的十年、二十年时间，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和缺乏经验等，不可避免、不能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问题。特别是当时许多青少年还没有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习，就仓促下乡，这是我们整个党和国家的痛，整个民族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痛苦。而且，在组织形式、方式、方法上的一刀切、一风吹，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等；加上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旦下乡就意味着永远不得回城等死板教条，也造成了许多非理性的恶果。这在当时，就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批判和抵制。限于篇幅本文都不一一涉及，也不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