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艰辛历程，有一个地方显得格外重要。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受挫后剩下的1500多人，来到文家市。

从湖南东部的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到江西井冈山，从百度地图上看，有367公里，不过4、5个小时车程。90多年前，毛泽东却在这条路上走了近40天。

到文家市那天夜里，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里气氛紧张。在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之间，为了部队向哪里走，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余洒度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不同意，因为打长沙刚刚失败，那是条死路。可是具体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毛泽东也不知道。但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中国革命要上山，要到农村去。

与毛泽东这个书生谈军事，余洒度还是颇有底气的。他是个职业军人，黄埔军校出身，曾在北伐中跟随叶挺独立团一直打到武昌。而且余洒度的理由也很充分，夺取长沙这座城市，是当时中央的明确指令。俄国革命也是走的这样的路子。

没有办法，毛泽东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余洒度还不死心，问：“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

天色将明时，毛泽东说服了大部分人。余洒度也不说话了，但他心里并不服气。几天后，他断然离开了队伍，专门跑到上海，向中央告了毛泽东一状。

其实毛泽东和余洒度发生争论当天，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就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指令。这个指令不顾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的现实，仍然强调“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

不过，这封信还没有转到毛泽东手上，他就带着队伍从文家市出发了。这支衣衫褴褛，由农民、旧式军人和工友临时组成的队伍，看到要离开家乡，又不知道最后在哪里落脚，士气开始低落，很多人开了小差。

9月26日，部队来到江西莲花县城。秋收起义前，18岁的文书宋任穷奉命找江西省委请示工作，这时候回来了，又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一封信。宋任穷曾回忆：这封信说，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这个消息让毛泽东眼前一亮，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

在三湾，毛泽东和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实行自愿原则和官兵平等，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将支部建在连上，取消了余洒度的指挥权。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三湾村短暂停留期间，宁冈县委和井冈山下农民武装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来接头了。毛泽东确认了宋任穷带来的消息，并向陈慕平提出同袁文才合作的想法。

可是，当时占山为王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心存疑虑，怕被“吃掉”，不敢贸然答应工农革命军到井冈山一带落脚。有人向毛泽东建议，他们不过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只要一包围，把他们缴械就行了。

毛泽东可不这么看，他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毛泽东决定单刀赴会。可是，当10月6日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见袁文才时，谨慎的袁文才为应付突然事变，已在林家祠堂预先作了埋伏。谁知毛泽东不但送上100条枪的“见面礼”，还热情地说他们“劫富济贫”是革命的。袁文才喜出望外，当即回赠600块银元，并同意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通过袁文才做王佐的工作，10月27日，毛泽东的队伍终于在茅坪驻扎下来。

而此时的党中央还不知道毛泽东的行踪，他们的眼光牢牢地盯着大城市，计划着在广州继续搞武装起义。

关于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关系，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曾有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一样。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是走着、站着，当然不会持久。不过，要真正在井冈山坐稳屁股，却并非易事。为此，毛泽东果断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果断处决发生动摇、企图叛变的第一团团长陈浩，明确提出革命军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第二把火是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并派代表进驻二团。第三把火是在军事上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剿”，并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这三把火，就使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建立起来了。

正当毛泽东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却等来了一个“处分”。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19岁的周鲁上了井冈山，他指责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他还带来了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的决定。

丢掉了党籍的毛泽东，自然也不再是前委书记了，他只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去当了师长，平生第一次挎起了一把手枪。

就在这时，他听说湘南暴动的朱德所部失败后正向井冈山靠拢，马上派何长工下山去打探。也正是在这时，人们在偶然得到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的处分不是开除党籍，而是“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澄清了，毛泽东又恢复了前委书记的职务。

何长工下山后，一路打探到了韶关，在洗澡时偶然听到别人的谈话，才知道了朱德的下落。说话的人是范石生所部第16军的军官。何长工听他们说：“王楷的队伍到黎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何长工一听，高兴坏了，马上去见朱德。朱德见到何长工，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其实，早在1927年11月，朱德就派他手下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到井冈山一带找过他们。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与朱德、陈毅会师，从此开始了朱德、毛泽东长期密切合作的革命生涯。两部随即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四军。不久，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高兴的不只是全军官兵，还有第一次分到了土地的农民。

但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据杨至成回忆：井冈山会师后，前委决定由28团分一些子弹补给31团，有不少战士把子弹藏在自己的包袱里，不愿意拿出来。有人在打土豪时，见到合用的小东西就拿；搜俘虏腰包；也有的战士希望到城市里去，不愿在乡村。

为把农民武装和旧军队改造成新式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他还和朱德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诀，并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时候，毛泽东连续接到两封湖南省委的来信，一再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并“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到底要向哪里发展?井冈山能不能呆得住?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连串的问题，又使红四军陷入了迷茫。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油灯下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详细申诉了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个报告和此前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讲的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充满自信地说：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收到《井冈山的斗争》这个报告，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苦心。他还向贺龙介绍了井冈山经验，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

争论暂时平息了，可是井冈山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里经济困难、地域狭窄，在国民党五路进攻的威胁下，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

1929年1月14日，是农历腊月初四。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他们走一路，打一路，连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也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经过苦战，红军渐渐站住脚，开始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范围内继续实行武装割据。

刚刚喘口气的毛泽东，在1929年4月间，又接到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指示信，要毛泽东和朱德“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行动。毛泽东很不理解，在复信中坚持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

同中央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红四军内部又起波澜。有人指责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并根据中央来信提出就地将红四军化整为零搞土地革命。一时争得不可开交。6月8日，毛泽东被迫辞职。这时，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他离开前委。6月14日毛泽东在回信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可是争论仍未平息。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来公开讨论，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令毛泽东意外的是，在选举前委书记的时候，他落选了。红四军七大还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上了疟疾。在农历重阳节的前一天，他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上杭，住进了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第二天，毛泽东看到庭院中黄菊盛开，汀江两岸霜花一片，触景生情，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这首词在1962年发表时，已时过境迁，毛泽东将“但看黄花不用伤”改成了“战地黄花分外香”。

峰回路转，伤感中的毛泽东，接到了陈毅从上海带回来的中央政治局九月来信。这封信批评了红四军以“极端民主化”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收到这封信，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12月中旬，他一口气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九大起草了八个决议案。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他又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决议》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和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起草的这篇历史文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一篇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会议结束了，1930年新年也到了，这时离毛泽东下井冈山恰好刚满一年。在大家欢欢喜喜忙着过新年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这封信又提出在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该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充满了悲观情绪。写信人是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林彪。

怎样回答这封信呢?1930年1月5日晚上，毛泽东接续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的思考，写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回信。他在信中说，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井冈山的道路、共产党人的梦想和中国革命的未来，被毛泽东描述得如诗如歌。

有意思的是，两年多以后的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发布启事，向各界知名人士提出两个问题并征集答案，一个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另一个是“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个有关梦想的问答，一石激起千层浪。邹韬奋说，他的梦想“是个共老共享的平等社会”；朱自清说，他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有人比较乐观，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人比较悲观地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只感到冷，觉得饿，只听见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他做噩梦……

纷纷攘攘，莫衷一是。

也许当时的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在距离上海不到1000公里的江西瑞金，由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手缔造的中国梦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早在一年前就已呱呱坠地。这是一个崭新的“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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