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中国的水问题

王瑞芳 范刻心

一、心系农业：陈云与农田水利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陈云开始了对中国农业与水利问题的初步探索。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并促进粮食增产问题上，他认为增产的办法很多，应该“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畜瘟，使他们减少损失。”尽管这里提出了多种增产的办法，但他经过比较后认为，恢复农业生产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防止水旱灾害。这就是说，土改与水利并重，是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观点。

陈云强调了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农业恢复的重要办法。他指出：“农业的恢复，目前最重要的关键，除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外，即在于水利。只要几条主要河流能避免水灾，并起一定的灌溉作用，加上若干农业技术改良，农业的面貌就可以大大地改观。”他认为，1950年农业丰收，与国家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密切相关：“今年的水利工程和各地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积极防灾，使几千万亩可能被灾的农田得到了丰收。今年全国丰收，农业增产。”

1951年5月16日，他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同年7月3日，他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中认为，农业增产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考虑是否可以在几年内做到全国水灾面积至多不超过2000万亩，其次是注意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

也正是在支持水利建设的工程中，陈云反复比较了多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开始将农田水利建设摆在比较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土改运动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重新配置生产资料诸元素来调动农民积极性，以此达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话，那么水利建设则是改变自然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保障。陈云提出的土改与水利并重的发展农业之路，确实抓住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要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政治和经济保障。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陈云曾经强调农业合作化是农业增产的捷径，但并没有放弃兴修水利以增产的基本思路，只是觉得其投资大、见效慢。若从长远规划上看，合作化之后若要使农业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必须靠农田水利事业。这种认识，陈云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便开始酝酿。

1956年1月，他在《粮食增产是可能实现的》讲话中说：《四十条》的要点是第六条，即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按不同的地区，从150斤提高到400斤，从208斤提高到500斤，从400斤提高到800斤。这样的农业增产目标有没有完成的可能呢？他认为是可以完成的。他分析道：“有了水就可以有肥料，有了水就可以多种庄稼，多种庄稼以后就可以多收粮食，多收粮食就可以喂猪，喂猪以后可以肥田，肥田以后可以增产，吃肉以后可以少吃粮食。所以说，水的问题解决了，肥料问题基本上也就解决了。南方的问题总起来看是什么？是水、肥料和人力。养猪要有人，搞水要有人。水和肥料比较起来，水是决定肥料的。”他还指出，北方农业增产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水浇地，二是多种高产作物。“以上这两个办法主要的还是水。高产作物需要的是水，因为旱地高产，变成水田以后更高产。”这样，兴修水利便成为农业合作化之后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1957年9月，陈云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的讲话，进一步将依靠水利和化肥促进农业生产的观点系统化，集中阐述了中国农业增产出路问题。陈云首先阐述了自己探索农业增产的认识发展历程，说明自己思想转变的情况：“从我个人来说，认识上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即养猪积肥——水利——开荒——合作化。现在已经合作化了，……就是一切条件不变，光靠合作化增产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这样，回过头来看一看，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化学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肥田粉，一个是化学纤维，也就是尼龙。另一条是水，一个是排涝，另一个主要是小型灌溉，把旱地变成水地。”这是陈云关于中国农业增产问题的总观点，说明他在合作化后将农业增产的出路转向了水利和化肥上。正因如此，他特别强调：“农田水利在我国农业的增产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要排队的话，我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绝不会排在第三位。水利、肥料这两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粮食增产最可靠的保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何搞水利？陈云对此作了探索。他此时所谓的“水利”，主要是指地方兴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而不仅仅是国家投资的大型水利工程。他指出，解决水的问题，就要兴修水利工程。小型的水利工程和小型的引水工程，农民是可以搞的；大型的像黄河、永定河、官厅水库这样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他认为，在这两种水利工程中，因为这种小型水利工程可以发动群众去做，并不靠政府投资，完全可以靠农民自己解决，所以是“又快又省”的办法。他分析道：“打井也好，挖沟也好，靠什么呢？不是靠政府，主要是靠老百姓。”由此可见，在国家投资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发动人民群众大搞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无疑是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聚焦黄和：陈云与三门峡水库

1957年9月，陈云在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的讲话中曾指出：“水利部的屁股过去坐在大江大河上，现在应该坐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农田水利，一个叫大江大河，一半一半，人力也好，注意力也好，力量使用也好，要有这样的转变。”虽然当时陈云意在强调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但在陈云心中，江河治理与农田水利是并重的。1951年初，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治理黄河石头庄溢洪堰工程，陈云在批准该工程项目后，明确表达了对治理黄河决策的支持：就这样定了。之后，中共中央在规划“一五”计划时决定兴建三门峡水库，陈云更是十分关注。

然而，在三门峡水库的上马及建设规划问题上，党内外存在很大争论。1956年，苏联专家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水库正常高水位（大沽标高）360米，库容647亿立方米，但淹没损失比《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225万亩增到350万亩，移民量由58.4万人增到89.0万人。这个规划方案中，三门峡水库回水到陕西临潼，淹没范围尽是关中沃野，除了陕西省反应强烈之外，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及电力工业部青年技术员温善章坚决表示反对。黄万里在反对上马未果的情况下，强烈要求保留所有导流底孔洞勿堵住，以便他日排沙；温善章则于1956年12月及1957年3月两次上书水利部及国务院，反对三门峡枢纽高水位“蓄洪拦沙”，认为应以“拦洪排沙”为主，正常高水位335米已足，这样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灌溉和航运，淹地50万亩以下，移民只10—15万人，工程造价4.5亿元。但就当时国内外水利科技发展水平看，不论是中国专家还是苏联专家，不论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政府主管领导，对于黄河所挟带泥沙这个特点，认识还远远不够，故黄万里和温善章的意见未受到应有重视。

1957年2月5日，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肯定三门峡水库的重大效用，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次日，毛泽东就此报告批示邓小平，“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处理”。3月7日，陈云为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起草了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主张统筹考虑全国的水利建设工程。他们向中央建议：在尚未确定全国水利工程全盘规划和进度前，三门峡工程摊子不能铺得太大，五人小组同意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所提出的1957年对三门峡水库工程暂时“勒马”的办法，先投资5000万元开工，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原定1961年竣工是不可能的，规模也可能要有些改变。尽管他们在三门峡水库上马问题上持赞同态度，但还是尽量考虑到了三门峡水库上马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三门峡水库及与其相关联的各项工程建设相互衔接的进度和投资、用材、用人的方案”。五人小组提出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批准。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三门峡水库尽管开工了，但争论仍在继续，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重视。1957年6月，周恩来针对工程设计水位和运用方式的争论，指示水利部请各方面专家召开了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及黄万里从根本上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之外，与会者面对中苏专家已完成的厚达半米的设计书和资料，一致赞同三门峡大坝上马，温善章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陈云当时对三门峡水库工程仓促上马是有怀疑的，他和黄克诚都对当时积极主张上马的李锐表示过。工程开工后，陈云给予密切关注。他敏感地意识到，三门峡水库工程由于讨论不充分，对修筑大坝后导致的淹地、泥沙等问题考虑不周，将会产生不少严重问题，必须予以正视，并将其作为水利问题决策上的教训加以吸取。1957年9月11日，陈云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三门峡工程搞的过快。之后2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分析道：“建设三门峡水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人大通过议案以前，在报纸上公布，征求人民意见，大家讨论。现在社会上有议论，党内也有不同意见，说水库要淹那么多的地，水坝的泥沙淤积起来很快，二十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就淤满了。有的人主张水坝搞高的，有的人主张搞低的；有的人说淤积不会发展，有的人说要发展，议论纷纷。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说明当时不应急于定案。我认为农业上的大问题，许多工作上的大问题，可以在全国展开讨论，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中国农业如何发展，不仅共产党内有意见，社会上很多人也有意见。一切好的意见，我们都应该吸收过来。”

但既已作出了三门峡水库上马的决策，就要正视现实，采取措施弥补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1957年10月31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关于三门峡技术设计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力图对已经存在的三门峡工程建设中的问题加以纠正。1960年10月24日，陈云在三门峡冒雨视察水库大坝建设工地。他在听取三门峡市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局负责人汇报时指出：三门峡大坝是涉及子孙万代的大事，“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把工程建设好，保证万无一失。”

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决策失误，在陈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痕，但他从不推诿自己在该项目上马时的责任问题。1979年3月21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经历这次教训后，他反复强调在重大工程建设中要科学决策，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这一点在后来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有明显的体现。

三、慎之又慎：陈云与南水北调

南水北调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计，在陈云看来，“南水北调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工程，如果能够全面实施，使我国北方一部分干旱地区的农作物得到灌溉，粮食和农作物产量将会有较大增产，人民的生活将会有可观的改善。”因此，陈云对南水北调问题极为重视，多次参与南水北调问题的讨论。

陈云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水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但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南方许多地方一年的降雨量，一般都在一千毫米到二千毫米以上。从全年的雨量来说，不是缺水而是有点多，但是水多的时候太多，少的时候又不够，分布不平均。解决的办法是，基本上靠老百姓的人力，拦山上的水、引河里的水灌溉”，而“北方缺水，不仅降雨量比南方小得多，而且降雨时间上又都集中在夏季。晋冀鲁豫这四个省一年的平均降雨量不过五百五十毫米到六百毫米，我们一年只能够找到额外的二百毫米水，那末，我们就能够保证丰收，可以保证超过四百斤而有余。”那么，在水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就成为陈云所关心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渐渐有了答案。陈云的健康状况并不太好，尤其在从1959年3月到1960年7月这一年多时间，陈云一直在疗养中，但他对粮食问题一直十分关切。7月初，陈云结束疗养回到北京，他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增产粮食。7月上旬至9月上旬，陈云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就离开北戴河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10月份在河南，陈云就农业问题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水是很重要的。一取天然之水，二取地下之水，三取外来之水。”但他看出单靠这三条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地区缺水的问题，因此提出：“特别是冀、鲁、豫三省，要从南方引水过来。”11月20日到12月6日，陈云在浙江考察期间听取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关于浙江农业生产、灾情和农民生活安排等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现在到了工业拿出一些力量来支援农业的时候了。我国冀、鲁、豫、苏北、皖北等地的灾害主要是旱灾。如果把水搞成像电网那样能在很大的区域里调度，实现南水北调，就要搞许多扬水站。”1961年1月18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系统的阐明了其关于南水北调问题的看法，“在北方，历史上黄河的大水害已经过去，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水不够。水无非来自三个地方：一个是地上之水，一个是地下之水，一个是外来之水。现在，要把地上之水留下来，地下之水逐步打出来，还要想方设法搞外来之水。外来之水，山东大概需要五百万立方。黄河跟长江南水北调的五个口，将来最有希望的是昭阳湖和丹江口。还有一个计划，是从四川横开一条水渠引过来，大概有二千万立方的水，但是那要搞很久很久。从丹江口可以调到七八十亿立方的水，用来灌溉河南南部一带。长江的水是取之不尽的，如果那里用三十八万千瓦的发电机抽水，可以搞到二百五十亿立方的水。这样，如果每亩地灌溉需要二百五十立方水，就可以灌溉一亿亩。即使除去蒸发和渗掉的水，至少还可以灌溉五千万亩。在苏北、山东这些地方，能够灌溉几千万亩地，这是一件大事。”可以说，此时陈云关于南水北调的设想已逐渐成熟。

正是因为“南水北调”是解决北方缺水、增产粮食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后，陈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江苏省开始修建江都抽水站，率先在东线实施了部分南水北调。陈云对此一直十分关注，1975年6月至8月在江苏、上海、山东、黑龙江等地视察期间，他特意赴扬州，考察江都抽水站，详细了解它的抽水量、抽水速度、农作物灌溉效果、设备维修等情况，肯定南水北调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工程。此后，他又多次强调搞好农业，应采取南水北调等必要措施。1978年2月19日，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要把农业搞好，除开展学大寨运动外，还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等。”

虽然陈云对南水北调工程给予极大地热心，但他对工程的上马还是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一方面基于当时的国力，陈云清醒的指出“这是一个大工程，要有长期规划。由于我国目前财力有限，工程只能分段进行。”另一方面，鉴于之前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教训，陈云虽对南水北调工程投以极大的积极性，但却很是慎重。他提倡把种种不同意见收集起来，认真加以研究，以使这项工程在规划设计上避免各种片面性。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9月，陈云得知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已经确定下来后，就给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写了一封信，指出：“为了接受过去在三门峡工程中的教训，避免可能出现的弊病，我认为还应该专门召开几次有不同意见人的座谈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倾听一切对立面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全面看问题的主要方法。”因此，在1979年6月5日，中国科协党组向陈云并中共中央报告了有些科学家对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不同意见后，陈云高度重视，于6月17日批送李先念、姚依林、王任重、钱正英阅读，请姚依林印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各成员，并写了一段批语：“我曾是热心于南水北调的，但必须按实际情况办事，因为这件事有关大局。我的意见由农委或水利部专门召集反对这一规划的科学家开几次会议。当然赞成原规划的同志也可参加几人，让反对的意见充分发表，并且结合他们所主张的意见（如地下水库等等）创造研究的条件。我们应该使南水北调这件事在进行之前，做到确有把握才好。是否这样做，请考虑。”

四、战略关怀：陈云与水资源问题

基于对农业发展的关切，陈云对水问题的思考从未停止。值得注意的是，陈云晚年仍然重视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利用问题，并且对水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化。他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

陈云首要关注的就是水资源的节约问题。1979年6月17日，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把全国各地水资源情况作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中的头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指出：“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有些工厂因为矿藏关系只能在当地开办，有些工厂可以而且应该在有水的地方办。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其实，陈云对全国人均水资源不足这一国情早有认识，早在1951年4月4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关于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的讲话中就提及：“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还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时隔三十年，陈云在1981年9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对于水的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计划。“南方雨水多，北方雨水少。水资源短缺，在我国北方是个大问题。……南方水资源丰富，应该考虑怎么利用水，搞水电。总之，水资源的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而水污染问题则是陈云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伴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愈来愈引起陈云的注意，1975年7月19日，陈云赴高邮视察真武地区58号和61号石油钻井时，就指出：“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1979年，陈云在写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中，也提出必须尽早注意工业污染问题。“现已办了的工厂，哪些还未处理污染问题的，我们应该心中有数，逐步加以改变。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我国水量本就不丰富，如果再受到污染，那么水资源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对此，陈云十分忧心。

1981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陈云提出，像水的问题、解决城市中污染的问题等这些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必须考虑长期的计划”。他还强调：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有一位同志讲，要根治苏州河。苏州河的污染，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留下来的，我当学徒的时候看见的就是黑黑的水。现在，马上就要改变过来，可不容易。这件事情要摆到我们日程上面，逐步解决。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在对宝钢一期工程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的同时，指出：随着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注意保护环境，一定不要使黄浦江水系受到污染。

正是因为陈云对水问题的深切关怀，及其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当他意识到水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时，就提出要把水资源问题列入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199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水利专家张光斗与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陈志恺，就我国水资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报告。陈云将其批转给江泽民、李鹏、宋健传阅，并在批语中指出：“水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以逐步扭转目前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状况。”江泽民看完陈云的批语和送来的材料后，批示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在考虑‘八五’计划时得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应该未雨绸缪。”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制订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时，将水资源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陈云十分关注水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生产亟待恢复，陈云开始了对中国农业与水利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在恢复农业生产和合作化的过程中，陈云探索一条依靠群众大办小型农田水利的粮食增产之路。对于江河治理，陈云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虽有曲折但敢于承担责任，并吸取其中的教训。到了晚年仍然重视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利用问题，并且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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