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恩来学知人善任

孟  红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方能于事大有裨益。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道理。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中，他以科学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用人唯贤;坚持各方面人才相互配合，取长补短，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一生都在为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地培养一支干部队伍，并在困境之时设法保护他们，使这支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的干部队伍为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探其根本，是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胸怀全局且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使然，是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之展现。其间，无不闪耀着他克己奉公、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

海纳百川，广攬名士

周恩来一生广交深交党内外朋友，并对党外人士坚持一条原则：“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

1949年初春，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大批民主人士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和邀请下，跋山涉水来到北平，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大计。

1949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

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写信给住在上海的宋庆龄，欢迎她北上参加领导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并派邓颖超到上海迎接。

筹建新中国首届“内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为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认为：新中国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机构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体现。为此，他十分重视各爱国民主党派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历史，注意发挥民主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一样看待，给他们工作做。真正让那些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与共产党共患难的民主人士称心满意。为使民主人士能真正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他还亲自主持制订《关于与党外人士合作的综合意见》，签发《政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几项具体规定》，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要求党的干部要诚恳地同民主人士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发挥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和积极性，真正体现我们党的统战精神。

为此，周恩来同毛泽东精心商讨筹划着对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安置问题。最终，在新组建的政务院里，党外人士在4位副总理中占2位，21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占11位，109位正副部委级领导人中占49位。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几乎都在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有了职务，可谓各得其所。

1949年2月，周恩来（左三）在西柏坡会见接受北平和平改编的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左五）等人。

1949年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周恩来提交的政务院副总理及其下属、部委、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令他们深有感触的是，在此前后不少党内外知名人士提议在政府里给邓颖超安排一个职务，但周恩来力排众议坚持不予安排，他曾解释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他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对夫人如此严按规矩办事的周恩来，却积极设法力荐傅作义、劝导黄炎培、推举李书城担任要职、参政议政，均成了历史佳话。

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傅作义，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率总部进驻北平。在其50多万部队被我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处于对峙态势之际，为使千年古都和200万泱泱生灵免遭涂炭，他毅然于1949年1月30日率部接受和平改编。此后他还与时任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一起，为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基于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等事上有重大贡献，还考虑到他在水利方面的特长及想治理河套水利工程的愿望，周恩来特意提名他担任水利部长，并大力支持他抓好工作。

周恩来还十分信任傅作义，放手让他发挥才干，包括让他亲定班子。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后来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个是曾任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的张含英，另一个是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北平市长的刘瑶章。不久他们便分别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多年以后谈及此事，傅作义仍感慨不已地表示“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

也有民主人士不愿担任政府职务，为此周恩来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工商界代表人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社会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解放后在中南海举行的晚会上，毛泽东曾问及“北洋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他回答：“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特意前往他家中拜访。开始黄炎培仍抱定初衷：“不为官吏”。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20岁的老人，诚挚地说道：“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还表示要考虑考虑。次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答复时，黄炎培高高兴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了。黄炎培此举反倒使其子女感到难以理解。他任职后不久，其四子就问何以一生拒绝不做官，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黄炎培详告了周恩来做其工作的经过，严肃而中肯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

1949年10月10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李书城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并提议任命其为农业部长。许多人大惑不解，主要是对其不甚了解。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曾任武汉国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支持国民党改组和实行国共合作，并参加北伐战争，因愤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大屠杀，拒绝参加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被以“倾共”罪名关押，获释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民政厅长、通志馆长等。抗日战争时主张抗日救国，曾一度避居成都。1948年在湖北发起反蒋和平运动，并赴长沙劝说程潜率部起义。

周恩來详尽介绍了李书城的经历和业绩，充分肯定了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过的有益工作，强调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使大家豁然开朗。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使李书城十分感动，他接受任命后便全力投入到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工作之中，特别是解放初期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全国不许饿死一个人”要求，他参与开展大规模救灾工作，采取“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社会互助，政府救济”等政策和方法，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古耕虞是四川猪鬃出口商，人称“猪鬃大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接见了古耕虞。叙旧过后他用商量的口吻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并诚恳地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面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古耕虞当即表示：不辜负总理的信任，接受这个任务。他在事后感慨道：“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周恩来对荣毅仁（1916-2005）有着知遇之恩。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的日子。荣毅仁在他的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原来，毛泽东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小平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恩来之命来请荣毅仁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一口答应了。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他生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后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文革”中，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负责人。1966年夏，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1917-2014）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毒打得昏死过去。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196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召开，荣毅仁作为筹委参加了大会。会上，荣毅仁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关切地问：“鉴清怎么样？”接着又说：“总理不是已让人带口信给你了吗？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带口信的人并没有把话带到，荣毅仁还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荣毅仁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荣毅仁声音有点发颤地对邓颖超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的蒋光鼐病故。在6月12日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见到荣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低垂双眼，把两只手都搭上，周恩来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握了好几分钟，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北京北太平庄有家小理发店，就设在当时荣毅仁住所附近，“文革”期间荣毅仁经常光顾。1971年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等候理发，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来找他，说是周总理请他立即去参加一个会。荣毅仁有点摸不着头脑，赶忙起身跟着走了。原来，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情况。他虽点名要荣毅仁参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开会时，周恩来没见到荣毅仁就查问这件事，坚持一定要荣毅仁来参加。荣毅仁赶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了。周恩来见荣毅仁来了，点点头，让他坐下。这是“文革”期间荣毅仁第一次在周恩来主持的高层次会议上亮相。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

求贤若渴，不惜重金

周恩来不仅能任人唯贤，延揽人才、集思广益促进民主建国，而且在礼贤下士、聘用人才方面也是知人善任、不拘一格、虚怀若谷，甚至不惜重金。早年他礼待黄炎培且慷慨买下其题诗画作而令其感动，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风起云涌的抗战时期，周恩来根据党的指示，领导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奋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首都重庆。他积极团结民主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壮大了革命力量，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的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时的重庆虽然物资匮乏，但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文艺家们常常举办专场演出或个人作品展览。一次，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沈钧儒的三子沈叔羊在夫子池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展览馆举办个人画展，既是画品展出，也作现场销售。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与沈钧儒既是江苏同乡又是志同道合者。好友的儿子办画展，他当然要前往参观。他在《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国民党报纸报道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时战士们以酒洗脚（实际上是以酒疗伤）的事，就询问沈叔羊能否在其画作上题写一首诗。书画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题跋，称之为“添香”，作品身价倍增。沈叔羊欣然答应并为他研墨。黄炎培思索片刻，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讽刺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讥讽。

而这很快引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当时，南方局文委一直重视文艺界动向，沈叔羊的画展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参观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了两个情况：一是国统区已知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画作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指示工作人员，立即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与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购，送往延安。

1945年夏，为推动停滞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5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赴机场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黄炎培很感动。然而，更令他动容的是，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看见了自己的题诗。他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拿他当朋友，所以直言提出了能否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则称已找到新路即民主。

若干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关于这幅画的故事，除大骂手下人是饭桶外，还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周恩来建国后重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是类似的感人事例。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就对顾颉刚这样的著名学者一贯是团结和爱护的。抗战期间，毛泽东曾专门从延安给他寄去一本《论持久战》，周恩来一直从工作与生活等各方面对顾颉刚给予关心和照顾。

1953年冬天，为了充实中国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当时在上海听到了这一消息。当他后来因事去北京的时候，有朋友问他在上海一个月挣多少钱时，他大概在脑子里迅速将自己“除了书店业务外还在几处兼课教书总共每月可得500万元（当时的旧币，折合新币500元）”的情况略算了一下，并未作多想便照直答了。熟料这话被误传成“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不然就不去北京”。

就在同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获知此事的周恩来非但不生气，反而十分理解而激动地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求贤若渴、大度大气的心态和风范。

顾颉刚听说后深为感动，被周恩来宽广的胸怀深深折服，随即他让妻子赴北京，真诚地向有关部门领导说明了自己本无要高薪的意思，工资给多少就是多少，并表示马上即可进京。事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1959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指示下，顾颉刚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出版，其以分段精准、校勘审慎、标点妥贴，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是中国历史典籍整理标志性成果。

1959年4月29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闭幕后，周总理邀请330多位60岁以上的委员参加茶话会。在会上发言时，顾颉刚率直地说出了心里话：“解放后政治运动太多，不能专心搞业务。”对于这个意见，周恩来极其重视，对顾颉刚说：“你谈得很好，你并不老嘛！”再一次鼓励他多做工作。随后，他每当想起周总理对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的关怀，总是激励自己：一定要多出“产品”，以不辜负总理的期望。

1961年，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成立，顾颉刚荣幸担任了副主任委员。在庆祝委员会成立的宴会上，顾颉刚坐在周恩来的身旁，像老朋友一样侃侃而谈。周恩来询问了他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又谈到了祖国边疆的辽阔，历史的丰富，史家的众多，周总理拍着他的肩膀，十分亲切地说：“近代史方面的工作，现在有这个委员会来做了。古代史方面，要做的事还很多，郭老事情忙，我希望你能多写多做一点。”顾颉刚听着这朴素诚挚的家常话，感到荣幸而激动。

熟料1966年“文革”爆发，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搅得混乱不宁，哪里容得下专家学者静下心来做学问？被套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顾颉刚只能“一批二养”度日如年地受煎熬受折磨，甚至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正当他走投无路时，1971年4月的一天清晨，周恩来派吴庆彤到家里来看望他了。原来，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要求抓紧中国历史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指出：“60年代、70年代做这件事还好办，往后懂古文的人就不多了。”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又问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情况。有同志汇报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由中华书局负责。到今年2月，上海也组织了40多人校点《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周恩来又问：“顾颉刚还在中华书局吗？还有没有人校点二十四史？”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说：“顾颉刚现在在社科院。”周恩来眉头一皱说：“顾颉刚在社科院能发挥什么作用？”并当即指示，“把他请到中华书局来更好。老弱病残圈点历史书也能工作嘛！”

登门拜访顾颉刚的吴庆彤带来了周恩来对二十四史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二十四史除了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周恩来的关爱和重用使危难之中的顾颉刚绝处逢生。

经过研究，国务院出版口在5月3日向周恩来上报《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政治局常委傳阅，并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毛泽东还口头指示：不能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发给出席出版工作座谈会的同志每人一份，鼓励鼓励大家”。此后，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校点工作全面展开。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组织上及时给顾颉刚配备了助手，改善了工作环境，安排了最好的医疗条件，使他挑起“总其成”重担，经各方共同努力，二十四史终于在1978年全部标点完毕。这是我国史学界上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可是令顾颉刚感到遗憾的是，非常关注这项工作的周总理却未看到最后的成果便病逝了。

心怀信任，用人不疑

中华古训有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周恩来善于用人，他用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不疑。

1933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保卫部门忽然接到一些材料说“红五军团领导人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企图组织部队反水”。

如何看待这些材料呢？周恩来思忖片刻：红五军团是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经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一支万余人的部队，素来英勇善战且为革命建立过很大功绩……随后，他坚定明确地指示有关同志：以赵博生、董振堂为首的红五军团的同志们反蒋、革命是很坚决的。他们领导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宁都起义，在革命斗争中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不少人在艰苦斗争中还献出了宝贵生命。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完全相信他们、尊敬他们，要坚定地以增强革命团结为前提，去开展红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军团党委领导下，保卫部门认真分析了那些“材料”，终于识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随即，他们把所有的材料都交给了董振堂军团长。董振堂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从此，这批起义过来的将士对敌斗争更坚决了。

周恩来慧眼识珠、大胆起用冷少农、熊向晖等人也体现了“用人不疑”，写下了红色特工史上的传奇。

1925年7月，冷少农一腔热血下辞别母亲和半岁的儿子，只身赴广州投身革命并考入了黄埔军校，拜访了贵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时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何应钦了解到其来意，派其任黃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办公室秘书一职。

当时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中共中央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冷少农在任职期间与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周逸群、陈赓、李克农等朝夕相处，深受影响。他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并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还跟随周恩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冷少农也隐蔽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潜入南京。他利用与何应钦的同乡及师生关系，打入南京国民政府何应钦所主持的陆军训练总监部和军政部任秘书，搞党的地下工作，并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情报中心小组长。在敌人“心脏”领导地下党活动。他节衣缩食，除了寄一部分钱给家里，其余的全部用于党的活动，终日周旋，获取许多机密情报。

1931年，何应钦被任命为湘赣“剿匪”总指挥，率20万兵马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前线战斗还没有打响，何应钦总指挥部的电台密码已被冷少农送到了根据地。很快，国民党军队的通讯全部被红军破译，联系被红军掌握。这奠定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另外，在不断收集情报的同时，冷少农受周恩来的委托，多次协助遭破坏的中共南京市委恢复党组织，并与王若飞等领导南京地区的兵运、工运、学运。在此期间，他还秘密发展了多位国民党军官入党。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地下党联络站被敌人破获，敌人在搜查时，发现了冷少农的联络信件。他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随之曝光，1932年2月不幸被捕。1932年5月，冷少农等13位革命者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一年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红军部队行军路上，途径冷少农贵州老家时，周恩来依旧不忘这位勇敢可敬的革命战友。为表达对他所作贡献的感激和不幸牺牲的悼念，周恩来曾一度想前去冷少农的家中探望。但无奈军情紧急，为不耽误部队行军，周恩来只好派遣两位干部带着10块银元，前往冷少农的老家去慰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冷少农为革命烈士，毛主席亲自为他签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中，周恩来经过多方考察和慎重思考，最后选中年轻的秘密共产党员熊向晖作为红色特工打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

1937年11月的一天夜晚，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熊向晖并对其说：“恩来因事外出，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又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南翔推荐了你。”并说：“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至于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倘若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倘若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随即，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8年5月，熊向晖作为胡宗南的重点培养对象，进入设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毕业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抗战初期，胡宗南配合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敌，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胡宗南越来越紧密地配合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嘉奖他的卖命，蒋介石提升他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时的胡宗南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俨然一个反共急先锋了。而周恩来早日布下的“闲棋冷子”也逐渐变成了“忙棋热子”。 熊向晖的特殊任务也随之完全成了“搞情报”。

1943年2月，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胡宗南积极部署，“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5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电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7月9日胡宗南复奉命进攻延安，攻占边区。在此之前，延安派出王石坚驻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熊向晖将上述情况及时告诉王石坚，通过密台迅速报向延安。党中央很快收到了熊向晖的情报，不但向社会各界及时揭露了蒋介石和胡宗南的阴谋，而且还以朱德的名义给胡宗南发出电报，指出：“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胡宗南大吃一惊，开始对共产党的情报来源注意起来，因为该计划只有几个高级将领和机要人员知道。胡宗南按照熊向晖的意见，派特务头子刘大军侦查“泄密者”。过了几天，刘大军将调查所得向胡宗南作了汇报，一件是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一件为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央”，“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听后大怒。7月7日蒋介石密电“罢兵”。

1946年4月，蒋介石令胡宗南于5月4日发起围歼中原李先念部，由于熊向晖通知及时，被周恩来巧妙地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才予以制止。一旦有风吹草动，熊向晖都及早报告陕北。

1947年3月2日，熊向晖本已由胡宗南保送去美国留学，却又突然召回，原因是“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胡宗南要他留下来参与制定攻打延安的计划。事后有人说胡宗南是“鬼挖了心”。很快，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又被秘密送到了延安。在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收到情报时，胡宗南部下的军、师、旅长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晓。3月10日晚，胡宗南到了洛川召開军、师、旅长会议，正式向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3月13日晚6时前进入攻击位置，14日拂晓攻击前进。在这次会议上，熊向晖获悉：国民党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为配合胡宗南的行动，专程从南京赶到洛川，给他带来了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企图侦测陕北共产党军队各级指挥部的位置，可是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

显然，事关重大，熊向晖迅即报告了我党秘密联络员。正因为情报准确及时，才使中共中央机关一次次处险不惊，未受重大损失。延安尽管被胡宗南占领，却只是个空壳，胡宗南目瞪口呆。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而1947年7月胡宗南派熊向晖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时，气得暴跳如雷。

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这些人见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笑着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接着洒脱地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周恩来对于像赵博生、董振堂以及熊向晖这样经受过严酷斗争考验的革命同志信而不疑，对于那些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等同样信而不疑，委以重任。

早年，宽敞考究的梅兰芳私宅位于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20世纪30年代初，不愿为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唱戏的梅兰芳搬家至上海定居，迁徙之前将这座房产卖掉。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受周恩来之邀，梅兰芳怀着刚刚迎来解放的喜悦，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北平参加。会议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演出了《霸王别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了。梅兰芳感到特别高兴，激动地说：“这个戏，我演了千余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全国文代会将闭幕时，周恩来希望梅兰芳到北平工作，并嘱咐有关方面作出适当安排。梅兰芳表示同意考虑。当年9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梅兰芳作为戏剧界四位代表之一，应邀出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式。还在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并告诉他“这是由我们政务院直接任命，而不是由文化部来任命的”，梅兰芳接受了这一任命。

1951年5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来应梅兰芳所请，亲笔题词祝贺：“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这使梅兰芳很受鼓舞。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在周恩来的支持下，1955年1月6日，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梅兰芳出任院长，聘请了一大批老艺术家为名誉教授。周恩来还派人去香港，把俞振飞、张君秋等名演员请回来。这些老先生觉得能为新中国培养戏剧人才，心里很高兴，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梅兰芳说：“中国京剧院是国家剧院，在全国要起示范作用。全国人民都盼望能见到梅先生的艺术。目前，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成立梅兰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满足全国人民欣赏要求，并为青年演员作示范;二是整理舞台艺术的经验，著书立说。中国京剧院的日常工作，可由副院长马少波负责。”

1957年，周恩来观看著名戏剧家梅兰芳（左二）演出后，与演员亲切交谈。

期间，周恩来对梅兰芳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非常关心，为让他生活舒适、工作方便，拟安排他迁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梅兰芳听说后，温暖于心却坚辞不受。他说：“那座房子是我卖掉的。今天，我不能借党和政府的力量再把它收回来。请政府随便给我安排个住处吧。”就这样他住进了北京西城护国寺街一号院。他在住房方面谢绝政府的照顾，体现了人民艺术家的自爱。

在同中共领导人和普通党员的交往中，梅兰芳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知道梅兰芳想要入党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多次和梅兰芳谈心，提高他的思想认识。入党前夕，周恩来曾向时任中国京剧院党总支书记的马少波说：“1957年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兰芳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马少波为此征求了梅兰芳的意见，梅兰芳恳切地说：“总理关心我，我很感动，总理做硯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光荣。但是我想文艺界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如果大家入党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介绍人，那中央领导的负担就太重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最好找最了解我的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马少波把梅兰芳的想法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赞许道：“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1959年7月1日，梅兰芳光荣入党。

“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材料、罗织罪名，将一大批党的忠诚干部和优秀知识分子打成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可他对这些被诬陷、迫害的同志的信任从未动摇过，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同志申辩，并一有机会就救护他们。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仅因顶撞过江青、批评过姚文元，就被编造了大量材料，把他以“反革命”罪名关了起来。张春桥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但因周恩来仍对贺绿汀坚信不疑，使“四人帮”的阴谋几次三番都未能得逞。后来，周恩来把贺绿汀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张春桥：“贺绿汀怎样了？我看不要整了吧，他的《游击队之歌》还是很好的么！”  这时，周恩来也严厉责问：“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一直揪住不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仍以所谓“过硬理由”，顶了3个月。贺绿汀的弟弟到北京又向毛泽东申诉，周恩来再次义正辞严地责问张春桥：“还有什么理由不释放贺绿汀？”这才使贺绿汀恢复了自由。

崇尚知识，人尽其才

周恩来一直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急需人才之时。他是党内最懂知识分子最善做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他任总理后曾3次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在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工作，交了大量朋友，影响深远。他深谋远虑、以高超的智慧倡导：国家建设中需要大量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而我们的专家太少了。因此，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在他指导下，政府各机关安排使用了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了领导工作，如郭沫若、孙越崎等。他还亲自做工作争取滞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科学家、著名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归国的大批科学家和学者，如李四光、钱昌照、钱学森等，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各尽所能、人尽其才，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科技文化事业贡献了卓越才智，这与他知人善任及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分不开的。

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他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此后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与国民党顽固派同流合污。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很长时间内他看不清楚，因而感到矛盾和痛苦，终于离开祖国，漂泊海外。抗战时期，李四光曾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受到过周恩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感召下，李四光决定回国，为新中国效力。1950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在李四光夫妇离开伯恩后，就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了。这期间曾谣传李四光已去了台湾、不会回大陆了，然而周恩来对李四光的信任毫不动摇，坚信他一定会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他甚至坚持把新中国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到李四光回国后再召开。

1952年，周恩来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亲切交谈。

李四光听说周恩来等他回来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深感党的信任，刚到北京，就开始考虑全国地质工作问题。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们正在埋头工作，忽然进来两位同志对李四光说：“李先生，有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你。”李四光刚刚站起身，周恩来已经跨进了房门。李四光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工作那么多，会亲自来看望他。李四光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地质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认真听完后说：“我们的事业正在开始，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工作分不开。地质工作要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们就打算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那时候我想，没有个挂帅的，一定要等你回来。”李四光听了周恩来这一番话，非常感动。他本想向周恩来辞去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现在再没有勇气说出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四光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中国地质部第一任部长。

李四光回国后，忘我地投入工作，对我国的地质事业贡献卓著，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957年初，李四光患上肾病，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3月，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参观，忙完公事后，立即去看望李四光。他们攀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身体，谈地质，谈形势，谈思想，并郑重地向李四光提出是否有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想法，李四光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思想情况。杭州见面不久，李四光住院，被初步诊断为恶性肿瘤，需要动手术，心情忧郁沉闷。就在这时，周恩来穿着白大褂走进李四光的病房，关切地询问病情，让他安心治疗，好好养病。温暖的安慰，使李四光的心情由阴转晴。临别时，周恩来对站在旁边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李四光手术前一天，周恩来再次来看他，鼓励他战胜疾病。事后才知道，周恩来这次来医院亲自审阅了手术方案，详细询问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和处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手术方案。手术后，周恩来又来探望李四光。这次交谈中，李四光郑重地向总理提出入党问题。周恩来建议他请董老（即董必武）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因为周恩来知悉他们是老相识，且董老最了解李四光。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周恩来千方百计吸纳海外科技人才的号召与关怀下，除了李四光之外，还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也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国，成为核工业领域挑大梁的人物。

尤其是中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摆脱美国羁留得以回国，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受周恩来委派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王炳南大使曾回忆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美国阿诺德等11名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1956年先后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恩来对“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1956年的5月底6月初，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

周恩来对顶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的关怀总是不遗余力。他曾向聂荣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他经常对“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1957年，在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要去苏联参观。但苏方提出，他们的火箭、原子弹须是相当级别的官员或高军衔的人才能参观。当时钱学森没有军衔。怎么办？而钱学森去不成，我们的计划必然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果断决策，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国家一直是按将军等级给予待遇的。当时，钱学森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工作按国务院的高级官員对待，工资是特一级，当时国务院进口了少数苏联吉姆车，周恩来拨给钱学森一辆。钱学森当年跟着冯·卡门老师去德国柏林、不伦瑞克考察德国的V—2火箭时，曾授予他上校军衔。周恩来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一个将军呢？他念了龚自珍的诗：“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幽默地说：美国人还是蛮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清朝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这成为50年代我国核武器研制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文革”开始后不久，七机部搞火箭、科学院搞卫星的分工和部署也被搞乱。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搞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他表示同意并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了进一步落实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他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常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在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同时，周恩来又想方设法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在宋健受到冲击无法工作时下令进行保护，并派人送其到新疆而脱离混乱环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众都不准冲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