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恩来学调查研究

李春发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我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保证，也是转变干部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政能力和施政水平的不二选择。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各级各地各部门都极力倡导机关干部走出去、走下去，并且要求听真声音、真听声音。在这个方面，周恩来给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只要有机会和有可能便亲自深入第一线，因地制宜地灵活运用科学的调研方法，取得最可靠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他在 1962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重申的：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恩来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心系群众、平等待人的调研作风，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对重大事故迅速亲赴现场查清处理

194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城市后不久，北平电车厂意外发生了烧毁 59 辆车的火灾事件。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就中止正在进行的会议赶往火灾现场处理，当即针对性强地作出“领导必须第一时间赶到重大突发事件现场”的指示。这一指示所立的这个规矩，此后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各部门工作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并得到继承和发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喜讯传到北平电车厂，工人们欣喜若狂，又恰逢北平解放后首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厂里决定当晚把电车装扮成彩车，第二天一早让市民们共同分享喜悦。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一辆辆电车被张贴上彩色宣传品直到 25日凌晨 1 点才干完。却不料凌晨两点，电车厂停车场突发大火，消防队接警后奋力扑救 4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一场大火烧毁了修好的机动车 29 辆、拖车 11 辆、未修好的机动车 13 辆、拖车 6 辆共计 59 辆，并烧毁 104间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损失折合当时币值（旧币） 两亿多元。经初步调研、查证和分析，断定为敌特纵火破坏。

事件发生后，火灾所在地的外三分局及时向市公安局第三处 （治安处） 作了报告。当时值班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接到报告后，因虑及上午就要参加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会议，届时再报告不迟，故未及时按系统向上报告。

上午8点，中央当时负责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召集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开会。周恩来也来到东城区弓弦胡同的中央社会部，听取北平市公安管理工作和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原来，自 3 月 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后，他非常关心北平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曾向李克农询问过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李克农因此决定就此问题召集市公安局开会当面向他汇报。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秘书长刘进中、机关党委书记刘涌和几个处的正副处长。谭首先汇报了市公安局清理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整顿社会治安的情况。周恩来听了很满意并就情报保卫工作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谭又汇报了市局近期工作和下一步打算。李克农让大家补充发表意见。

在座谈中，贺生高汇报了凌晨“电车厂重大火灾”的情况。周恩来一听马上问：“哪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南京吗？”贺答：“北平。这儿的电车厂着火了。”周恩来非常重视地追问：“老谭，怎么回事？”谭事先没接到报告，一点情况都答不上来，只好问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岂料武也一无所知。在场全都不知道。这一来，周恩来很生气，说：“这个会先不开了。这样大的事情，谁都不知道！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他随即带领谭政文、刘涌和武创辰赶去现场。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连忙接待。

周恩来不等坐下就问事故经过和现场情况。慕对答如流，他满意地又问：“你什么时间到的现场？”慕说：“我刚从现场回来。”他又问：“你是夜里去的吗？”慕答：“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周恩来有些气愤地说：“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夜里就去现场！”并语重心长地说：“小慕啊，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我们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后，你们公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慕只好如实解释说，值班的旧警察按旧规办事，直到今晨才报告。

周恩来听完慕汇报后又赶到现场查看情况，脸上的怒气才渐渐消失。随行许多人都为慕捏着一把汗。从现场回来后，周恩来心情非常沉重：“损失啊！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啊！”事后，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对慕说：“若你当时不把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纱帽摘掉了！”

此后，周恩来又在谭政文等人陪同下回到李克农的办公处继续开会。因受到批评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几乎没吃午饭。

下午会议临结束时，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批评了市公安局领导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对此又专门作了指示：“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根据该厂工会负责人和工友的反映，再加上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的分析，查出是厂内的特务分子搞破坏制造的。厂内工人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查处厂里的特务。市公安局立即将嫌疑重大的焦家驹、董元及厂内两个中统组织的成员高树桂、鄂振等全部拘捕侦讯，侦破了这起大火事件。

那天散会回到局里后，市公安局马上就周恩来的指示进行讨论，并作了相应规定：以后再发生重大事故，市公安局、有关业务处、分局领导必须亲自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这项规定逐步成为很多部门的制度和作风，一直沿用至今。

跑遍全国重点钢铁企业搞调研

周恩来日理万机，但在分管冶金工业期间几乎跑遍全国所有的重点钢铁企业，如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厂还实地考察了邯郸、麻城等一大批小钢铁厂。他是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态度，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缩短工业战线，精减大批职工，充实农业战线。周恩来首先从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入手，实地考察并和鞍钢的同志逐厂地算细账，统一了思想，把鞍钢 20 万职工精减到 12 万人，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周恩来每到基层，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技术情况。

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上钢一厂视察时来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和工人一起边吃边谈。彼此间距离顿消，像朋友一样拉家常，从而听到了群众的心里话。

1957年2月，周恩来视察重钢时，在平炉炉台上拿起一些不同的铁合金，逐一询问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和冶炼过程中的作用。车间负责同志一时答不上来有些紧张。陪同视察的贺龙笑言：你问得那么细，谁答得上来，看你把人家考倒了。周恩来却亲切而严肃地说：“不懂就学嘛，要变成内行啊！”他的指示对这位车间负责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狠钻技术很快成了行家。7 月，他在上钢一厂二转炉车间，登上五号行车对驾驶员徐金庚说“徐师傅，我要拜你为师”，并在徐师傅指点下驾驶了行车。

1958 年，周恩来和陈毅在湖北麻城凤凰窝钢铁厂，和职工一起挥舞铁锤打铁、锻钢。在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小钢铁厂缺乏技术人员、技术水平低，就指示冶金部调派大批技术人员到各地小钢铁厂去，帮助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11 月，他到武钢视察。登上高炉平台，手拿风口镜，仔细观察了八号风口的情况。当发现并不象炉前工报告的那种颜色时，便亲切地对陪同他的一号高炉炉前总技师李凤恩说：“是不是炉温低了？”李凤恩一看，果然如此，立即作了处理。

要与百姓平等相待方能了解实情

在调查中，周恩来坚持既听喜也听忧，而且还特别注意“求真”，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在尊重地方同志意见的同时，他常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到那些事先没安排、没做过手脚的地方调查，从中发现问题。他说：“你要想摸到真实情况，就不要老围着别人挑好的地方转，要多到那些事先未得到通知的地方走一走，在那里你才会看到、听到最为真实的情况。”他指出：“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强调，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与群众区别对待和隔离起来，要杜绝那种事先安排、前呼后拥的调研方式。在调查中，他总是轻车简从，不要迎送，反对戒备森严。他曾严厉批评过那种把众人拦住为领导车辆让路的封建官僚做法。他说，到处设卡，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1958 年至 1961 年，周恩来曾三赴三门峡水利工程现场调研，下到工地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了解具体施工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现场会，详细听取各方面意见，还与水电部、沿黄晋陕豫三省、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工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商讨解决黄河泥沙的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后库区的淤积程度严重超出预计。周恩来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总结教训，认真谋划可行的补救方案。在他的主持指导下，批准实施“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败的水利工程。

调研时周恩来完全把自己融于群众之中。在工厂、农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队买饭，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干粮。他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动拉近与谈话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他总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因势利导进行思想沟通和交流。1964 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他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畅所欲言谈了许多情况。

轻车简从在广东新会蹲点调研 7 天

1958 年 7 月 1日至7 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莅临广东省新会县 （今江门市新会区） 视察。原来，1958 年 5 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 《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 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毛泽东指示：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6 月 8 日至 18 日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在新会召开。6 月 19 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会农民周汉华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出水稻优良品种的消息，引起周恩来关注。于是，便有了这次深入新会蹲点 7 天的调研。为能广泛接触群众，了解更多真实情况，他在广州就对省委提出要求：这次活动要轻车简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因此，随同到新会的只有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

7月1日，周恩来一行抵达新会。县委安排周恩来住新建招待所，他婉言拒绝说：“我是共产党员，县委会有地方，还是住在县委会吧！这里很好嘛！与同志们住在一起，工作方便。”7 天一直住在县委书记工作兼休息室，睡的是木板床，坐的是普通木椅，吃的是县委食堂的普通饭菜。为照顾其生活，省委专门派来厨师但被他谢绝了。食堂炊事员说：“总理啊，我只会做大锅饭，不会煮小灶呀！”他爽朗笑言：“我就喜欢吃大锅饭。”还一再叮嘱县委负责人：“我们吃的已经比群众好多了，不要搞什么特殊照顾，要朴素，不要公家请客。”

7月2日午后前往大泽区五和乡第二农业合作社视察。出发前，正在新会检查工作的省、地领导要求陪同下乡，为此新会县委安排了两辆吉普车。周恩来不同意，再次重申要轻车简从，只能开一辆。县委负责人解释说：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周恩来说：“坐不下，人可以再少一点嘛。”县委只好遵命尽量减少陪同人员的同时叫随行人员挤着坐。周恩来还叫搬来小板凳放车中间自己坐上去。到官冲视察途中，他远望山上有一面红旗 （是当地少先队员队日活动用旗），误以为县委通知当地干部群众组织欢迎活动，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搞的，我说过不要惊动，你们又通知了吗？”县委干部如实回答说没通知。

据周汉华回忆：7月2日那天下午4点，我在实验田犁田，临时接到通知：“周总理来了”，我顾不了满身污泥，就往社委会跑。总理亲切地握住我的泥手，问我的名字。我看总理穿的是普普通通的白布衬衫、布鞋，说话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心里热乎乎的。总理听完汇报天已不早，我以为总理要离开了，没想到总理提议到我家去，要看看我们的高粱和水稻杂交试验，我高兴得差点欢呼起来。一路上总理问我家庭情况，文化程度……看了我们小组试验田，我说 1956年开始搞实验，没有成功。去年终于成功了，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总理笑了：“既然高粱做父本和水稻杂交，为什么不可以高粱作母本和水稻杂交试一试。如果做到一穗一千粒，一颗一斤，如果你到北京来，有一颗就够我请你吃一顿饭了。”接着又察看了周汉华培育实验的海岛棉和剑麻。年已六旬的他与20 岁的农民专家边问边答，时而站着，时而蹲下，时而弯腰，他拿着试验田水稻端详良久，还细心地盘数株数、实验品种、特性、培育期。天越来越暗了，他坚持看完柑、桔、橙等试验果园后才动身回村，又上周汉华家阁楼察看搞的杂交水稻标本。月光下的农家晒谷场上，周汉华搬出一个靠背竹椅请总理坐，总理却将它推让给周汉华坐，自己只坐在一张四脚小板凳上，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两人就这样促膝谈心。左邻右舍的村民打着赤脚也围坐在周围。当时，周汉华说经费困难，没有水稻试验的必要工具和仪器。周总理马上请秘书把带来的一盏空气电池灯拿来说：“我把这盏空气电池灯送给你。这盏灯可以用 8 个月。”接着，手把手地教周汉华怎么使用。见周汉华科研需看时间，周总理脱下自己的手表赠予。乡亲们围在总理身边一直聊到晚上 9 点多。直到有人催促，未吃晚饭的周总理才乘车返回县城。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

7 月 3 日中午，周恩来途中在周郡吃午饭。干部群众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准备了一些地方小食。开饭时他看到饭桌上摆放着鹅、鱼、猪肝就笑问：“我看见你们这里种了豆子、番薯，怎么不拿来给我们做菜？”社干部回答说：“这都是本地特产，我们并不敢搞多少菜。”周恩来接着又问：“像这样的菜，你们的社员一年能吃多少顿？”社干部说：“社员逢年过节也是这样吃的。”周恩来笑着说：“请我们吃得这样好，你们不怕社员贴大字报？你们不怕，我是怕的！”吃完饭他对省里的干部说：“这餐饭的费用，不能让社和县负担，就由省里出吧。”

7月 4 日，周恩来前往官冲调研。由于电船动力不大，需航行数小时。周恩来一行在船上共进午餐，十分节俭，只有馒头、油炸花生米、咸菜等。临别时，当地渔民送给他一条大鲤鱼，他再三致谢却不肯收下。渔民把鲤鱼偷偷放在他乘坐的电船上，他发现后如数付了钱。在结束视察时他在干部会议上再次说：“下次来，你们可不要这样招待我了。这样招待，我就不敢来了。”

在群众面前，周恩来没有丝毫官气。他一到新会就嘱咐地方负责人：“不要使我同群众有距离。”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劳动大学，他亲自动手用牙签把切好的菠萝插好，先送给身边的学员品尝。在五和农场，他与干部职工在农场门口大树底下谈生产谈计划，还亲手捧杯为农场技术员敬茶；在参观葵厂时，他拿起葵扇给正在烙画的青年工人扇风取凉。临别时走到送行工人的后排与老工人握手话别。此情此景令在场工人深受感动。他视察周郡时，群众都想亲眼看看他。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正为是否让群众进去为难时，他高兴地说：“不要紧，我们相信群众，让他们进来吧！”霎时，百余名群众争先恐后挤入会场。他十分关心农民生活，询问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社员全年收入有多少，公共食堂一天做几顿饭等。在参观废旧物资利用展览会时他问：“怎么没有群众？”听管理人员回答说因下班休息时间后仍心存疑问，不够满意。走出展览会，看见有人叫过往群众不要停留观看，他一再声言不要影响他与群众接触。他在人民会堂作形势报告时，门外的群众纷纷朝里探头，有的人干脆进去。工作人员怕影响他作报告把门关上。他见状笑着对县委书记说：“为什么把我同人民群众隔开来？”于是会场的门全打开，门外的群众兴高采烈进去了。他作完报告走出会场，同等候在外面广场和街上的广大群众见面。

在新会 7 天调研中，周总理深入到工厂、田间、学校、供销社、卫生站等，同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归侨、侨眷、学校师生、医务人员、城镇居民等广泛接触，促膝谈心，殷切关心和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生产、学习等情况，就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金融贸易、城镇建设、群众生活、侨务工作等问题广泛深入调查研究。跟随采访的记者邓国庠把现场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重要全部记录下来。谁知一开始走访圭峰山，周恩来见记者有闻必记、站着走着都记就几次摆手轻声说：“不要记，不要记。”因他不让摄影记者拍照，故未能留下他视察圭峰山的照片。临别时他对跟随采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说：“未经我同意，是不能报道的。”后经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面请求，周恩来才同意在广东 3 家地方报纸发表约2000 字的综合报道，新华社则未向全国播发消息。

调研务求实效：带头捐资助修群众浴室1959 年 1 月 5 日，周恩来参加完外事活动后，从上海到广东从化疗养院看望因病休养的邓颖超。在从化的几天，他一点都没闲着，满腔热忱地深入到乡村和学校等基层进行考察调研，了解社情民生。

有一天，周恩来一行在温泉边散步的时候，见到工作人员正艰难蹬着载有一叠毛毡的三轮车，连忙走过去帮忙，后来干脆骑上这辆三轮车帮助送毛毡。车子一骑起来他很开心，而他身旁的邓颖超和保健医生却替他捏着一把汗，谨慎地跟随着并不时用手带着车。这个过程，在场的工作人员拍摄数张留作资料。这辆三轮车也留存至今保管较完好，车身为墨绿色，款式十分特别，载货位置在前面，后面才是三轮车蹬车的座位。

周恩来到从化之后，在四处走访调查之余，仍不忘同温泉馆的员工一起劳动或促膝谈心，这令宾馆许多老员工记忆犹新。一位老员工回忆起周恩来到温泉休假的情景时感慨地说：与其说总理是来休假的，不如说是来关心群众的，他在短短十天的休假期间竟没有一天好好休息，先后访问了从化的农村、商店、学校、幼儿园和许多社队干部，所到之处都把老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

的确，周恩来对广大群众的关爱细致入微、无处不在。譬如，1959 年 1 月 11 日下午，周恩来冒着寒风步行走过碧浪桥去了温泉村，首先视察了村里的小学和幼儿园，还健步到了保健站等单位察访。周恩来在村上逗留了 3 个多小时，每到一处不是问寒问暖，就是同大队干部一起商讨改善农村条件事宜。他曾 3 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关心村民健康，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周恩来了解到温泉村民和幼儿园孩子守着温泉难洗上温泉澡、不少社员还经常到流溪河里洗澡时，当场叮嘱身边人员一定

要想办法给温泉村建一个公用洗澡房，还马上带头并倡议凡到温泉休养的同志及温泉机关里的同志们都捐点资，帮助修建澡堂。之后不久，在广东省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在温泉村建起了一座面积达 150 多平方米的公用浴室。温泉村民从此告别了守着温泉洗不上温泉澡的窘境。

早在 1943 年 3 月18 日，周恩来就制订了 《我的修养要则》，其中第六条内容是这样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周恩来亲自蹬三轮车帮服务员送毛毡、帮助群众建浴室，正是这条要则的生动体现。

走村串户专题调研农村工作

自 1958 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经济失衡、市场紧张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加之许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到 60 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同时，一些地方干部作风也存在严重问题。对此，中央领导一致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现实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样的背景下，毛泽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希望 1961 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号召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尽快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随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广泛兴起调研之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1961 年，堪称调查研究之年。

为摸清农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中央领导于 1961 年春季纷纷动身分赴各地调查。4 月 28 日至 5月 14 日，周恩来奔赴河北省邯郸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具体到武安县伯延公社就公共食堂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周恩来在下基层调研之前，就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发动大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付之行动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3 月 19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南和华北小组上发言说：“这些年对许多问题所以不摸底，不落实，最根本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依照毛主席的要求，深入厂矿农村，进行系统调查、典型试验、反复研究、认真核实，便轻率从事，这就不可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要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呢？他做了精辟的分析回答：“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了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4 月底至 5 月初，周恩来先来到河北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汇报。随后，5月 3 日至 8 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了走访调查。武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地群众为支援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过重大贡献。在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恩来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生产队的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还到公社商店了解了商品价格。就当时农村中群众最关心的食堂、粮食、供给制若干问题，通过个别谈话、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深入了解。周恩来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座谈。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

1961 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走村串户深入调研“三农”问题。一点都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地问长问短拉家常，就真实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直率地说出心里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周恩来听后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并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张二廷直言道：“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这番话顿时在周恩来心中击起了层层波澜，引起了重视和沉思，正如 20 多天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所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这是我在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在场的地委干部未料到张二廷贸然说出这些话来，立即有些尴尬地过来“打圆场”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却说：“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谏言十分赞赏，主动与他交朋友。会后即去家里看望他并促膝交谈。

面对和蔼可亲的周总理他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一一如实讲出。周恩来一字不漏地听着，了解到了许多难得的一线实情。临别时，他依依不舍地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常来伯延走一走。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还要来的，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革”前每年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代表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调查时，看到革命老区群众的贫困状况：除了树叶、咸菜、野菜外就没东西了，硬是没存粮。他特感痛心内疚。他还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自己的自留地，并恳切要求他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详细调查及多方深入了解，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 1960 年秋自己主持起草制定、11 月发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即“十二条”） 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即“六十条”）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意见较集中、反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 7 日凌晨，他如实将调查情况打电话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十分重视，连夜将其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也从各地向毛泽东寄去调查报告且所反映的问题与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他们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在此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原条例而形成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样，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改变了前期的做法，满足农村群众的要求，解决食堂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继农业之后，1961 年下半年，中央领导将调研和调整工作的重点转到工业上。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扭转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周恩来分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研工业情况。2 月下旬先到沈阳调研，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炭工业生产等情况。回京后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况。7 月中下旬他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调查。他提出：上海生产有潜力，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所需原材料，自己不能解决时，中央可以帮助。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规划上，在调研基础上 8 月 12 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会后下发试行，对整顿工业企业，恢复和建立正常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调查力倡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1963 年 5 月 1 日，周恩来得悉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当即指示海军迅速派军舰前往营救。当时还不清楚沉没原因，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也众说不一。他决定先查明情况再作处理，指示新华社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并立即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他先后 4 次主持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向事件亲历者、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负责人反复调查了解情况。待调查小组很快向周恩来提交 《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 并提出“‘跃进号’沉没极大可能是触礁” 出人意料的观点之后，周恩来认为报告分析得有道理，但仍谨慎地认为：“最后判明，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并决定亲赴一线指挥调查。

12 日，周恩来迅速飞抵调查事件的上海前线指挥所。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就关切地说：“总理，您为什么非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却用凌厉的语气说：“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出了机场他立即主持召开情况汇报会。在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汇报后指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当海军负责人汇报出海舰队编队的领导干部组成情况时，周恩来突然问：“怎么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出海？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得到的回答是“一把手”没有被列入。他再次语气刚硬地强调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了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员、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

周恩来还一锤定音地当即作出规定：“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他紧抓调查活动中的每个重要细节，一一督察。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深海潜水探测取样是个重要环节。他很关心潜水员的安全问题并亲自到加压试验现场检查潜水员的准备情况，他问随行负责人：“‘跃进号’装了那么多玉米，船沉后船舱已破，玉米会流出来，鲨鱼肯定要去吃，潜水员的安全怎么办？”几位负责人没想到总理会想得这么细，惭愧地承认“没有考虑到”。他严肃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能不考虑呢？”他来后连续用“这么大的事”来强调关键环节和细节问题，这种细密和高度责任心给现场的每个人很大的教育。为确保出海工作万无一失，他翌日还亲往吴淞口，登上舰艇一一检查出海舰只的准备情况。后经进一步调查发现，原因有可能是：“跃进号”出航前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等情况不熟悉。

为进一步摸清事实真相，取得物证，周恩来决定派人出海现场调查。出海编队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天周密的现场潜水调查，拍下现场有关照片，取回航海日志和其他实物，以确凿的物证证明“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外电转而赞扬中国的务实态度。

后来，海军领导机关在一篇名为 《海军战士倾四海之水写不尽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周总理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复认真地检查各项准备工作，从出海力量的配备到指挥干部的调整，从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到后勤保障，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放过，保证了这次调查任务的胜利完成……

至此，引人注目的“跃进”号货轮沉没事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周恩来发现的深层问题—— — 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悬在许多人心中的疑团总算是解开了，然而，事件本身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太多了。这时，周恩来善于抓住事件，进一步教育干部。正如他 5 月 8 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信中所说的：“‘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门的严重官僚主义……”“跃进”号遇难事件使他对进一步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又有了更深的思考。当月，他在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作 《反对官僚主义》 的报告时明确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为此，他告诉中央各系统的干部：“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

赴导弹试验基地调研探究得很全面

1966 年 6 月 30 日下午，周恩来赴位于甘肃省的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调研。在通往基地的车上刚落座就看见窗外不远处有几棵迎风挺立的沙枣树，便兴致勃勃下车去看。在树旁他问当地陪同干部李福泽：“这是种的什么树？”李答：“我们都叫它沙枣树，也叫桂花柳。”他又问：“为何叫这个名字呢？”

李答：“它常年生长在沙漠地区且结椭圆形果实，颜色有些栗褐色，形似内地的小枣。树的叶子有点像柳树叶，叶两面都有银白色鳞片。它夏季开银白色花，有点芳香。生长在沙漠地区可作水土保持、防沙造林的树种。”他还问：“这种树在戈壁滩上是怎么种活的呢？”基地政委栗在山马上答：“靠浇地下水。这种树长在沙漠地区较耐旱。三年自然灾害时它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采集沙枣磨成面，连同树叶作为代食品。”他满意地说：“这好哇！看来人是可以改造自然的，人也是可以战胜自然的！”

酷暑炎热下周恩来还把外国友人赠送的西瓜、芒果等拿出送大家品尝。当透过车窗看见铁路旁有位战士头顶烈日汗流满面维护路基时立即要求停车，请工作人员下车送去一个西瓜。当战士得知是周总理送他的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并向车上招手敬礼。

在车上，周恩来关切地询问基地领导同志：你们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土质怎么样？水怎么样？部队搞生产了吗？家属生活如何？问得很细。在得到相应回答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事业是这样，你们生产生活也应是这样。要会搞导弹试验，也要会打仗，会生产。大家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艰苦奋斗！”

到达基地办公生活区后，周恩来忙着听取了栗在山、基地副司令员张贻祥等人的具体汇报，同杨成武谈了话。视察了基地的地对地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将于 10 月份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用的改进型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的发射合练，并来到地空导弹试验场区观看了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实弹打靶。当看到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后他祝贺说：“你们要继续努力，加快科学试验速度，要抢时间。”晚上回到招待所，周恩来把招待所准备的崭新被褥叠起来，从他带来的一个旧皮箱中拿出一床褪了色、有些破旧的薄被子和一条军用毛毯，穿上已多年的拖鞋和领子上打了补丁的睡衣。服务员发现后说：“总理，请您还是用新被褥吧。”他微笑着说：“小同志，我习惯铺盖这些了。新被褥是人民的财产，是招待客人用的，我们应该爱护啊！”7 月 1 日上午，周恩来由杨成武和李福泽陪同乘直升机视察了基地场区北部的试验设施布局和乌苏木、建国营、居延海一带设防地区的地形，察看了兰州军区的防务工事。他一边细致察访、深入思考一边提出建议说：“你们这个地区很有前途，开发这个地区不仅有国防意义，还有重大经济意义，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财富，减轻国家负担。”又说：“你们基地和施工部队有劳动力，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开发黑河流域，这里是大有作为的。”下午返京前他还同基地的干部战士、科技人员、职工家属、学生儿童和在基地场区执行施工任务的部队代表见了面。

来源：《党史文汇》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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