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究竟好不好？看看国民党大官怎么说 

保赞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些传媒上、在互联网上吹捧蒋介石，吹捧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似乎成了很时髦的事。其实在这批人当中，老蒋真正的粉丝很少，而滥竽充数的冒牌货极多。这帮滥竽充数的人可谓形形色色，有文化流氓、有寻衅滋事的，有拿钱凑数的，有神经错乱的，有缺乏信仰的，有跟着起哄的……他们之所以混入蒋粉的被窝里，就是为了便于散布谣言，兴风作浪。

 

　　《剑桥中华民国史》公允地评价道：“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

 

　　然而到了1927年，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当口，蒋介石依仗枪杆子，突然倒转枪口指向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他不光屠杀共产党人，还狠狠折腾了一把国民党。

 

　　军事政变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极大混乱。蒋介石借机清除了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自毁了基层组织，愣是把一个还算正常的国民党折腾的七零八落，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

 

　　蒋介石清党开了一个恶劣先例，是依靠军警力量进行的一场血腥屠杀，各地滥杀无辜，几乎毫无节制。清党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约为100万人；清党后，40万国民党军队党员与海外党员还可以幸免一劫，但是国内60万普通党员大多被清洗。

 

　　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人即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国民党员、农工群众占遇害者的九成以上。国民党1929年10统计，包括清党期间乘虚而入的地痞流氓、投机分子等乌合之众在内，国民党国内60万普通党员只剩下20多万。

 

　　在不少资料中：国民党各地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土豪劣绅打着清党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地痞流氓，胡乱招募投机腐化分子加入国民党。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所剩无几。经此劫难，国民党被折腾的七零八落，腐败不堪，从此四面楚歌，可谓天怒人怨。

 

　　1928年3月15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认为清党造成了严重后果：“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

 

　　同年4月，《中央日报》连载一封读者来信，来信反映：“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时也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

 

　　1929年10月，国民党员宋哲元批评南京国民政府“贪污之风，实甚于昔北京政府，以致开国正气，竟被蒋氏一手破坏无余。”

 

　　1930年3月，国民党南洋同志会通电讨蒋：“蒋中正已经由党员而为军阀，把持中央，滥施威权，对军政则用收买手段，对民众则用屠刀政策，试观近二年以来，籍清党为名，乱杀学生工人，阴图大权独揽，封建势力，复盛一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多为军阀土豪劣绅地痞操纵。”“政府滥发公债和苛捐杂税，人民处在饥寒交迫之中。”

 

　　1930年4月，国民党员阎锡山评论蒋介石“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用大白话讲就是老蒋人品不怎么样，私心很重，喜欢耍威风，不是用开会选举的办法，而是要依仗枪杆子篡夺国民党最高权力。

 

　　阎锡山还提到当时的中国“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1931年，国民党员陈肇英在视察福建省党务时，发现地方党部与民众格格不入，而外来教会却很能赢得民众。陈肇英认为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即教会为民众排忧解难，某家或某村有了困难，教会就组织一些人去提供帮助，排解困难，而地方党部和党员什么利民的好事都不愿去做。

 

　　国民党员李宗仁则在回忆录中批评蒋介石：

 

　　“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 ……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

 

　　值得注意的是，“绑匪手段”并非是抨击蒋介石的蓄意夸张之词，如果会议开得不如老蒋所愿，他真的会采取这种手段。

 

　　李宗仁还提到，老蒋“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皇亲国戚”，自然是指老蒋配偶宋美龄、大舅哥宋子文、连襟孔祥熙等人。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这个“贻害中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其他各国产值的7倍。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有资料显示，1932年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

 

　　1930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召开，会后发表宣言：“蒋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一无保障，党至不党，国亦不国……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除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

 

　　1945年，美国人李敦白在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一天，一个美国士兵喝醉了酒，开着卡车撞死了一个12岁的名为李木仙中国女孩子。女孩的母亲深受精神刺激，不久就去世了。女孩的父亲经由甲长、保长，向美国军方提出索赔。李敦白走访调查后，向赔偿部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军方给予最大可能的补偿。但是理赔官决定只赔偿26美元，要知道，当时在美国撞死一匹马都要赔150美元。李敦白没有办法，只好将这少的可怜的26美元交付给女孩的父亲。

 

　　然而，让李敦白更加意外的情景出现了，当天下午这位父亲带了6美元送到他的办公室，显然他也将李敦白视作贪腐官员的一分子了。在李敦白的追问下，这位父亲表示甲长、保长也各有一份。一个底层的老百姓觉得有必要给甲长、保长一点回扣，给递交报告的美军官员一点回扣。在这个层层递交的过程中，每个经手的人都会从这十分微薄的赔偿金里榨取一份。在当时的中国，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农民要控诉统治他的寡头政权，是决无效果的。他要控诉不法的捐锐，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蛮，必须向地方政府请愿，而地方政府的组织，恰恰就是保护压迫他的一群人的组织。”

 

　　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蒋是一个掌握实权的中国气息十分浓厚的中国人。我最初对他很敬仰，继而对他产生过同情，最后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史多次证明：即便在医疗条件很差的古代，只要老百姓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全国人口是可以实现较快增长的。

 

　　唐朝初期，唐太宗把归降的草原突厥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州、并州、冀州等地。魏征上书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老魏的意思是，投降唐朝的突厥部落大多是青壮人口，相比中原地区他们特别能生，加之政府又帮助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也许用不了十年，这些部落大概会增加一倍的人口。

 

　　资料显示：在西汉前期、在唐朝前期，全国人口都曾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一倍。再比如自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五年，由于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清代人口在五十年间也翻了一番。

 

　　所以，人口增加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时是：第一，人口出生率不应太低；第二，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必须解决。

 

　　然而，自从1836年中国达到四亿多人之后，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尽管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尽管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接近6.0，但是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却长期停滞不前。摆在老百姓面前的最大问题是长年累月的饥饿，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

 

 

　　1940年代，山西省的一些农民向美国人韩丁讲述自己过去的人生经历：“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树皮。因为肚子饿，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子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槽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娃们都挺成了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那个小的就起不来了。他害了红痢， 睡在炕上，从屁腮里爬出了好多好多虫子，足足有一盆……小闺女吃不上奶，因为我自己也投有吃的。不用说，她也死了。”

 

 

 

 

 

　　王从来媳妇向韩丁讲述道：

 

　　正在那时节闹起了大灾荒，从来设法子，只好从太原回来，身子骨却落下了病。我那块地里总共收回来两袋粮食，交完税后，一粒也没剩下。因为没什么可吃，从来那病更厉害了。那时我已经养下了两个娃，一个小子，一个闺女。我们娘儿三个出去要饭，有时候跑得太远，黑夜回不了家，碰到有庙让住就住进去，找不到庙就在露天里歇息。有回我问娃们，‘你们怕不怕? ’他们说，有吃的就不怕。’可是撞上那个灾荒年头，想要找点吃的别提有多难了。我们被迫卖了地，靠换下的两石多谷子整整过了一年。不管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就和这点粮食搀在一块吃。可是什么能吃的东西也不容易找到，树上的叶片都让人家采光了。

 

　　王从来夫妇的悲惨人生并非仅是饥饿。因为灾荒年把地卖了，只好靠打零工拾麦穗生活。一天小女儿在村外拾麦穗时，被狼咬伤，大腿上被狼撕掉了一大块肉，尽管孩子被救回来两眼还有神采，但是民国的乡村一无医二无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

 

　　韩丁在《翻身》中写道：

 

　　“人们一说到过去，就泣不成声，听他们讲述的人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然而，当这些苦难和恐惧积累多了，人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了。过去的生活中充满了野蛮、残酷、恐怖，人们也不感到心惊了。虫子从奄奄一息的孩子身体里爬出来，象买卖牲畜一样地买卖妇孺，把人活活毒打而死，为着争抢树叶而互相厮打——这一切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变得平淡无奇了。 苦难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那时候张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还不是这种或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大部分人都是每况愈下，生活变得一天比一天更痛苦不堪。”

 

　　1929年，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绥远省看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景象令人惨不忍睹。

 

　　他这样描述一个饥饿的农民：“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 20 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他还看到，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的小身躯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

 

　　不过让埃德加·斯诺十分吃惊的是：在许多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有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和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就可以收购饥饿农民的耕地。做官的依然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

 

　　斯诺不得不问自己：农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为什么不联合成一股大军，从“恶棍坏蛋”，“流氓无赖”手中夺取可以活命的粮食？

 

　　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编著的《陕西省农村调查》记载：1933年陕西一些地方“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曾经直言不讳的回忆说，在30年代的西北地区，他看到很多老百姓穷到没有裤子穿。

 

　　请留意，这不是说在严寒的冬季，贫困地区某个家庭因为缺少厚棉裤，在屋子里“猫冬”，裹着棉被御寒；而是说很多的老百姓在春夏季缺少最起码的裤子。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写道：

 

　　“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

 

　　“两家上海报纸在1922-1931年间所记载的197起涉及佃户的案件中，7起是佃户在无力交租的绝望中自杀。”

 

　　“在1931年长江大水后建立起来的难民营中，农民愤怒地与那些仁慈的人发生争论，因为后者决定给已经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1937年春荒期间，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

 

　　人们在饥饿的长期摧残下，监狱都会成为一个好去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多年之后，人民生活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人口死亡率和晚清王朝、北洋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仍然居高不下。费正清注意到：“1930年中国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的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

 

　　国民政府实业部排除战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年鉴：民国二十五年第三编》中公布：1931至1934年，苏南地区江阴县农村人口年均死亡率高达40‰，1936年全国各省区平均人口死亡率接近28‰。

 

　　日本学者饭田茂三郎认为1931年民国人口死亡率超过40‰，民国学者陈达认为1934年全国人口死亡率高达33‰。

 

　　综合以上数据，不难看出，1927至1936年，中国年均人口死亡率超过30‰。

 

　　英文资料显示，在同一时期，荷兰、挪威、丹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瑞典、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人口死亡率已经降低到12‰以下。1927年至1936年，东南亚的菲律宾年均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至17‰。

 

 

　　与荷兰、挪威、丹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瑞典、阿根廷、乌拉圭等国比较，1927至1936年，民国年均人口死亡率高出约20个千分点。在“黄金十年”， 民国近5亿人口因饥饿、营养不良、小病不能及时治疗而致死的人，平均每年接近一千万人。

 

　　即使以菲律宾人口死亡率作为参照，在“黄金十年”，民国因饥饿、营养不良、小病不能及时治疗而致死的人，平均每年也多出了约700万人。

 

　　有不少媒体报道，在北洋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仅是死于饥饿的人平均每年就有500万人。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员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自觉生死未卜，1937年1月6日写下日记：“西安之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惜国难家仇未报，中国人30岁为高龄，余已36岁，还有何惜乎！”

 

　　三十多岁竟也称之为高龄，这里面有多少百姓的无奈和眼泪？保赞唐认为，张学良写下的此段文字颇有历史价值。

 

　　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很快保障了人民的吃饭问题。此后，新中国兴修水利，增产粮食与肉类食品，努力发展防疫卫生事业，增强了人民体质，人口死亡率1953年迅速下降至14‰，1955年降到12.3‰，1956年降到11.40‰，1963年降至10‰，1969年降到8‰，1973年降至7‰。（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费正清注意到：1930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显著高于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受严重创伤，而印度并未遭受战争的破坏。资料显示，1950年印度人均GDP比新中国高出41个百分点，1951年比新中国高出30个百分点。（资料来源：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尽管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新中国经济起步条件、外部环境都远不及印度，但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至8‰、7‰，反而比印度提前了34年和39年。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新中国，人口死亡率应该长期高于印度，方能符合经济规律，方能符合正常预期。

 

　　1971年，新中国提倡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而1949年之前一百多年间，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资料显示，由于城乡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节育服务的广泛开展，7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由1970年的5.8降至1979年的2.75，下降了一半多。

 

　　直到21世纪，仍然有人在大肆传播无耻谣言“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让学术蒙羞。他们疯疯癫癫，确实已经无药可救，而大多数有良知的学者则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提供的节育服务，是最受广大群众认可、成绩最显著的十年。

 

　　1949至1979年，尽管妇女总和生育率比晚清、民国时期有明显下降，但是新中国在这三十年间，人口仍然增长了四亿三千三百万。

 

　　从1836年至1936年，一百年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是长期停滞不前的；然而新中国在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能增长4.33亿人口呢？

 

　　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反差，就是因为新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确实太猛了，是因为英雄前辈们艰苦奋斗、勇于“挑战不可能”。这样的成就，在人口大国中可谓史无前例，后无来者。

 

　　这一切快速的改变，完全超出了老蒋的思想空间、智慧空间，当然也不是他的眼光、能力所能企及的。

 

　　在《我所受的庭训》中，蒋经国这样回忆1920年代的蒋介石：“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其中第一段文字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认为：如果能让中国的老百姓不饥不寒，特别是让老百姓吃上肉类食品的机会再多一些，那么这样的业绩堪称王道，是一代英雄才能做出的业绩。

 

　　有些“蒋粉”读到这，一定会说了，蒋介石如果在大陆继续执政几十年，人口死亡率也不至于一点都不降吧？毕竟医疗技术也在慢慢进步。更何况，台湾经济不是搞的很不错吗？

　　在这里，笔者需要初步交待的是，经过计算，1949至1979年，相比蒋介石的执政能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前辈至少将一亿八千万老百姓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而且，普通老百姓吃到的猪肉也增加了好几倍。您没看错，相比民国“黄金十年”，普通老百姓吃到的猪肉不是增加了0.2倍，0.3倍，而是增加了好几倍。

 

　　1979年，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辞世，但是从全局范围来看，新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民生政策以及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依然是1976年的政策体系。

 

　　换句话说，蒋介石如果在大陆继续执政几十年，中国死亡的人口至少会增多一亿八千万。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此项业绩，即便是保赞唐非常敬仰的一位真英雄——先秦时代的墨子也无法做到。尽管两千多年以前的墨子是一位集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团体领袖、逻辑学家、科学家、制造专家、军事家于一身的人；尽管墨子的思想一流，科学技术一流，但是他老人家因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难以完成心中的夙愿。

 

　　好在墨子学问大，懂得多，学贯文理，能文能武，又是位善于发明创造的制造专家，他和学生们自食其力，收入来源多渠道，生活上虽然不是锦衣玉食，但还算富裕。

 

　　墨子与学生之间情同父子，共同坚守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老人家闲暇时，还可以去泰山游一游，与学生共饮美酒，吃着孟子都十分羡慕的肉。

 

　　而当时的儒生们大多穷困潦倒，诸侯把你赶出门外，就没有饭吃，累累若丧家之狗；运气好得来个饭碗，还要时时看主人的脸色。

 

　　尽管儒生们拿着诸侯拨发的很多宣传经费，背后有专制权力、地主豪强做靠山，他们还是被墨学批判得毫无招架之力。

 

　　儒生们诈骗的那一套理论把戏，早就被墨学掀开了层层的遮羞布，其核心理论的内在矛盾根本经不起逻辑验证。他们实际上是说着一套而另做一套，挂着羊头卖着狗肉，这简直是欺世盗名，是在愚弄老百姓。

 

　　面对墨学强大的思辩精神，面对墨学并非空想的社会理想，面对墨学的正义之剑，那些依附权贵的大儒们，还能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与专制权力、地主豪强互相勾结，全面制造谣言，向墨泼污水，大肆歪曲墨学，刻意遮蔽墨学，合力围剿墨学。他们为了一己之私，颠倒了黑白，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

 

　　久而久之，不少人会觉得墨学是让老百姓受穷受苦的学说。其实，这是一些人刻意捏造的谎言。墨学认为老百姓的生活富裕是头等大事，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使能，贵义重信，怎么会去主张大家都过穷日子呢？

 

　　比如，史籍中看到是“墨学消除贫困”。墨子的学生曹公子就说过：“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

 

　　曹公子说的是：开始我到您门下学习的时候，穿着粗布短衣，吃着野菜一类粗劣的食物，早晨吃了，晚上可能就没有了，自己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但是因为学习了墨学后，就变的有不少家产了，日子好过多了，生活富裕多了。

 

　　正是因为墨学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先秦时期的墨学才能成为“世之显学”，才会有“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所以诸侯弟子多往学之，天下男女皆愿归之。

 

　　孙中山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

　　梁启超说：欲救中国，厥惟墨学!

　　章太炎说： 墨子之道德，非孔老所敢窥视。

　　陈独秀说：假若墨学不绝，汉以来的历史绝不会如此。

　　鲁迅说：墨子是中国的脊梁。

　　毛泽东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蔡尚思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杨向奎说：墨子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胡适说：墨子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季羡林说：墨子在人类文明史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他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

　　 ……

 

　　一些所谓的“精英”，不知他们怀着怎样扭曲的心理，就喜好歪曲墨学，向墨学泼污水，而且自以为自己聪明正确。这么多的伟人名家都敬仰墨子的人格力量，发自内心推崇墨学，难道是纯属巧合吗？究竟是一个自封的“精英”智慧多呢，还是几十位举世公认的伟人名家智慧多呢？

 

　　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墨学，有那么多墨家弟子甘愿“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去保卫公平正义、扶危济困，恰恰印证了墨子的内心燃烧着理想的火焰，印证了墨子是个中华伟男子，是位真英雄！

 

　　对于新中国的业绩，也请那些“蒋粉”们不要胡乱猜疑，我们一向用坚实材料说话，而且是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材料和数据。

 

　　回想两年前，为了检验一篇文章的草稿是否存在明显疏漏，笔者曾在某论坛发过一篇主帖，主贴内容赞颂了新中国的英雄前辈。然而，让笔者甚感惊讶的是，几天之内，无理取闹的回帖竟然多达500多个。好在论坛里还是有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在几位侠士鼎力相助下，经过一番论战较量，那些“蒋粉”灰溜溜地跑掉了。

 

　　对于那些到处折腾、煽风点火的“蒋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已经误导欺骗了很多青少年，甚至在某些领域他们确实颇有收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过两三年，蒋介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就已经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干部进行痛斥。

 

　　1930年10月，老蒋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

 

　　1932年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

 

　　1933年老蒋进一步指责国民“无能”、“失信用”。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

 

　　1935年，在峨眉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更是毫不留情的开骂：“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1944年7月，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毫不留情的痛斥腐败，激情澎湃的骂人，绝对可以对得起蒋中正这个“伟光正”的名号。总之，中正先生公正的讲了真话，讲了压抑很久的实话：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我们抗战七年，牺牲无数民众，伤亡几百万军队，不仅失地没有收复，而且耻辱一天比一天加重!”

 

　　“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

 

　　“因为我们现行的办法，有些几乎是纵容一般部队公开舞弊，使一般部队不能不吃空额，不能不贪污，不能不腐败！”

 

　　“试问一个军队要藉空额来维持预算，要出卖军粮来周转经费，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

 

　　“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

 

 

　　“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作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如果联系到蒋介石北伐之前的讲话，就会发现，他此时就想表达这么这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国民党曾经是一个进步的党，一个光荣的党，一个懂得为老百姓谋点福利的党；但是短短二十年后， 有相当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是真正的国民党，而是扰民流氓，是腐败分子、是拿钱不办事的官僚寄生虫，他们哪里还有国民党的样子？

 

　　此时的很多国民党员到处吃喝敛财，当初的理想早已丢得一干二净，国民革命军也不想革命了。

 

　　一口一句“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叫我们怎样作人”，“无面目作人”，“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说到底，蒋委员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某些时候确实很有自知之明。

 

　　中国国民党优秀的右派党员蒋中正同志，拍桌子，瞪眼睛，吓唬贪官，不仅有民国范儿，还彰显十足的愤青范儿。

 

　　1948年11月24日，老蒋与蒋经国谈时局，并在日记中写下：“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

 

　　老蒋一方面筹备撤退台湾，一方面还要写日记痛批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干部。老蒋这么忙，实在累得够呛，过得不易。

 

 

　　总之，蒋介石已经把一个还算正常的国民党折腾成这副模样了，对国民党的组织、政权、军队在大陆的表现已经近乎绝望，只能“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跑到台湾另起炉灶了。（后来台湾经济之所以排在亚洲前列，除了令人困惑的国民党土改，还有至少七个特殊因素起了助推作用，而这些情况大陆青少年知之甚少。）

 

　　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痛骂老蒋，老蒋也反过来骂他们。他们这样有来有往，也算是公平合理。

 

　　此外，蒋介石写日记，还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老蒋对自己估价很高，他认为自己也是“太极”的代表，代表宇宙、社会、道德的最高法则。

 

　　蒋介石甚至说，他在抗战里也发明了一些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跟古代军事家孙子相比，极端自我迷信。无论什么事情，任何人去做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都要独断下命令。（参见《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感慨：“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蒋介石之妻宋美龄

 

　　学者王奇生看蒋介石日记，有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蒋给前线打电话，他不打给战区司令官，他经常打给师长、打给团长。国民党员徐永昌因故在日记中指责蒋介石：“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却在千里之外越级指挥、遥控指挥，这个战役让前线司令官怎么指挥？老蒋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为什么屡屡犯军事大忌却不思悔改呢？其实也简单，除了他自己，在成堆的国民党官员里，老蒋对哪一个都不放心，哪一个他都看不上嘛！

 

　　 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老蒋搞在一起，哪怕只是照个合影，智商似乎都会下滑一截。

 

　　解放军将领和领袖在一起，生动活泼，令人振奋。

 

　　按说，指挥打仗水平不够，有点实干精神也能向民众交代、向历史交代。然而蒋介石几乎没有多少实干精神。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成立直到1937年，总体上仍旧依靠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遗留下来的几个兵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寻求西方国家一点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四处奔波，仰人鼻息，十分艰难。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受人接济，被人轻侮。”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如能搞出点样子，日军想要占领南京、打到武汉，就没那么容易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从时间上看，等于两个五年计划了，中正先生与同僚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建设，钢铁年产量竟然还是清朝末年的四万吨，原地踏步整十年。老蒋懒政怠政，可谓不惊世人不罢休。

 

　　当然，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大陆也不是干什么都不如愿。保赞唐始终认为，人家的日记写的就不差，既缓解压力，又能自我励志。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一个多月后，老蒋在日记中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老蒋一面乞求外国的援助，一面哀求、贿赂西方救世的大菩萨，他不仅看不到数亿民众当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也无法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强国之路。

 

　　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新中国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经济建设，1956年解放牌载重汽车、歼-5喷气式战斗机已经批量生产，1957年钢铁年产量达到五百多万吨。短短几年，新中国国防军事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受制于人的窘境，让侵略者望而生畏，让各国刮目相看。

 

　　一些有意吹捧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文章往往会加上这么一段：“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增加80%” 。这里面有多少是民族资本，又有多少是外国资本暂且不论，十年80%的增长率是否也值得大书特书？

　　

　　作为“黄金十年”的一个对照，1959年新中国工业产值达到538.5亿元，比1952年增加349%，而且只用了7年时间。80%，349%，究竟哪个时期增长快？10年与7年，究竟哪个时期才有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

 

　　在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已有的电力基础上发展电力事业，蒋介石并不缺少电力工程人才。但是，蒋介石治理了二十多年的民国除了少数大城市，全国99%的地方到了夜晚仍然一片漆黑。

 

　　像孙运璇这样的电力奇才，在西宁电厂苦干大干，也只是建成了40多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当时西宁电厂的电力勉强可以点亮几百个电灯泡，用于工业则根本谈不上。

 

　　一个省份的省会尚且如此，又何谈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

 

　　有些“蒋粉”还是不以为然。他们狡辩说：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军阀把财政的大头儿都用在了军事上，国民党各路军队总计有近200万人，所以没钱搞工业建设了……

 

　　作为一个参照，1952年初，新中国全军员额为600多万人；1952年底，新中国全军兵力为406万人；1956年新中国全军兵力仍然接近400万。

 

　　显而易见，面对霸权国家的军事威胁，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保持的军队员额比民国“黄金十年”时期还要多。无论这些“蒋粉”如何胡搅蛮缠，都遮掩不了历史的本质问题。

 

　　中华大地的江河还是那些江河，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为什么新中国就有能力快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呢？更何况，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还打了一场高强度的抗美援朝战争！

 

　　1944年9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

 

　　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用大白话讲就是回想自己的过去，虽然骄傲专横，脾性暴躁，搞了一些凶暴残忍、杀戮无辜的荒唐事，但是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报应吧？

 

　　应当承认，到了抗战后期，面对糟糕窘迫的局面，蒋介石是做了不少自我反省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很不彻底，只是触及了一些皮毛。

 

　　同许许多多国民党抗战老兵一样，抗战将领陈明仁后来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他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黄埔将领陈明仁不光会打仗，还善于演讲，是位不多见的人才。陈明仁的讲话水平不仅在蒋校长之上、也在国民党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之上。

 

　　蒋介石已经忘掉了初心，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学生批评校长可谓言辞犀利，句句说到点上了。

 

　　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检讨承认：“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当政20多年没管过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官僚主义达到此等境界，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可以推行减租减息，兴办夜校、冬学、识字班等基础教育，而蒋介石在安稳的大后方却不能做到。

 

　　怪不得老百姓早已心向真英雄，期盼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