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更优越？驳《没有旧上海，就没有新中国》

黎  舟

在中国频频华丽亮相国际舞台，不断奏响世界强音的光鲜之下，同样混杂着一些看似不着行迹，实则潜在影响恶劣的不和谐音。在神州大地当今一派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繁荣表象之下，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却暗流汹涌，一刻也没有止息，这是值得引起执政高层与社会公权部门深切注意、并时刻保持警惕的。

本文试以最近一起涉及近代史观的不和谐舆情现象作为切入，以揭示这场斗争的紧迫性。

一、“半殖民地优越论”的粉饰登场

最近，国内某门户网站历史频道登载了一篇名为《没有旧上海，就没有新中国》的随笔，继而又被多家流媒体自平台所转载。

该文分“洋场与洋化”、“女性与消费化”、“商业化和中产阶级”与“共产主义”四部分，对于晚清以及民国治下（注：这两者的中央政府对于上海的政法管辖事实上也仅限“华界”，近代上海主城区更显著的地段无疑是受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各色租界）的上海社情风貌作了热情讴歌，枚举殖民主义时代的上海在“迈向国际化征程”上的一些好处，褒扬列强殖民统治和大地主大官僚政治，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治理上海的确切成就，或有意回避，或采轻描淡写式一笔带过。

应该说，通读全篇，倒也不讳感叹作者（国内某顶级高校于2000年代培养出的历史学博士，现永久移居香港地区）不失对近现代社会生活边边角角的细致观察力，对经济商业史的谙熟，并能通畅地驾驭行文，抒发胸臆，酣畅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然而与此同时，又不难察觉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唱衰现当代上海、影射今日中国，妄图开历史倒车，向殖民主义列强投怀送抱的所谓“半殖民地优越论”基调。

总而言之，该博文似存在明显的为文立意层面的偏激。顾名思义，在公开场合，以“没有旧上海，就没有新中国”为题，行文整个紧扣“半殖民地优越”主题，这样赤裸裸的立意，是关系到我国政权的旗帜和方向的。旗帜错了，将导致地动山摇，绝不是危言耸听。

很难想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迈向正规化，在举国上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凝心聚力斗志昂扬的时代背景之下，“半殖民地优越论”的论调竟借流媒体和互联网的渠道，精心炮制和包装之后，就这样明目张胆的粉磨登场了。

客观来说，在近代列强侵占上海的百年间，西方先进工业文明曙光的同化，的确使得租界林立的“十里洋场”、“东方魔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行一步。但殖民者屡次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野蛮属性，岂容漠视？

显而易见，其目的也决不是帮中华民族平白建设一个“东方伦敦”或者“东方纽约”，并且经营好了还拱手相送，让中国人民坐享其成；而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榨空古老“睡狮”五千年所积累之血汗财富的基地，达到物质上永远压迫剥削中华民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近代中国脆弱的破产地主群体和新兴资产阶级当中培养一群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行动上都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忠实鹰犬的“带路党”，从而分化和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统一战线，延缓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反抗“三座大山”的斗争进程。

更何况，就是在这个被当代某些文人别有用心地过度“讴歌”的旧上海——

可曾记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凌辱中华民族基本尊严的告示牌？

可曾记得，顾正红、左权这些近代进步工人、进步文人或牺牲于帝国主义或牺牲于国内右翼反动派的枪口下，所流淌的鲜血？

可曾记得，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庇护下，十里洋场中就连同为受压迫民族的印度人，尚且以“走狗巡捕”作为一个整体符号，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烙下切齿之恨？

可曾记得，面对日寇的全面侵华，英法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只知对其在上海利益的自保，不仅不助“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爱国力量一臂之力，相反却将华界军民故意推向被日寇荼毒的火坑？

很难想象，在我国国家建设不断迈向正规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举国上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凝心聚力斗志昂扬的时代背景之下，“半殖民地优越论”的论调竟借流媒体和互联网的渠道，精心炮制和包装之后，就这样明目张胆得粉饰登场了。悲哉！

当鲁迅以受压迫民族的启蒙者心态将他的晚年心血命名为《且介亭杂文》，当茅盾以劳苦工农利益的呼告者身份，将对半殖民地经济和官僚买办经济的痛彻批判凝聚在《子夜》中，他们怎会想到，八十年后却有如此多的不肖子孙竟然在鼓吹他们所奋力反抗的那些存在，特别是帝国主义这座“有罪的大山”？

在已取得独立和主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有些知识分子生于此，长于斯，却好似吃了秤砣般地热情讴歌半殖民地优越性，在笔者看来，哪怕是指斥其怀有“妄图出卖国家和民族主权，削弱中央权威，乃至达到否定民族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反而向列强完全敞开胸怀、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阴谋，恐怕都不是全无道理的。

由此可见，在关系国家主权政权安全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

二、探寻“半殖民地优越论”之生成原因

在揭示了“半殖民地优越论”之魔影之后，不妨深入探析一下它在近年国内死灰复燃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是历史原因。

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江河日下的封建专制体制和未能自主健康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自然一败涂地，致使综合国力原本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中国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深渊。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大权旁落，江海口岸和战略要冲纷纷沦于敌手。殖民势力在经济侵略上对华首先实施商品输出，瓦解小农经济基础，后来以资本输出的架势大举进攻，直到将中国彻底变成制成品倾销市场、廉价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供应地。

光是经济上盘剥占领据点，还远没有达到目的，列强的侵略步伐不会有所止步，他们一方面扶植代理人或傀儡政权，另一方面为加紧控制，炮制了“半殖民地优越式理论”，图谋从精神上麻痹中华民族，欲达消解其民族性的目的，彻底使东方永远从属于西方。甚至就连同属东方国家的日本，在蜕变为帝国主义一员之后也是大加将他们信奉的“脱亚入欧论”推销给中华民族。

然而，古往今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不会因屈从霸权强权的淫威而黯淡的。无数先烈不禁奋起抗争，反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反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期望改造旧中国，驱逐仇寇，新造独立自由之社会。

地主阶级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民族资产阶级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孙黄为代表的革命派，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被不断推向深入，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受殖民被奴役的地位，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接受其洗礼，完成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会心努力之下，逐渐深入人心，红遍江南江北。

在探索中前进，有激流也有缓流。1920年代的中国，仍处帝国主义势力互相倾轧、强敌环饲的极端艰难环境，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独出机杼，创立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在列强代理人势力薄弱的山区边远处建立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国内国际各阶级空前扩大统一战线，立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在世纪中叶建立新中国，旋即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广大人民翻身作了国家主人。

然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偌大的中国不听使唤，他们一度采取“”外交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包围威胁”的手段，为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几乎动用了大杀伤性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但没有成功。

于是，只好被迫将这些仇视因子隐藏在冷战的罩面之下，编制着一个又一个“中国威胁论”、“半殖民地优越论”式的精神炮弹，还支持策动“台独”、“藏独”等势力妄图里应外合，随时准备着在这些“炮弹”抛射之后，掀起滔天巨浪，趁机搞乱中国，开启新一轮殖民统治。

其二是现实直接原因。

如前文述，1970年代末，新中国的国门主动打开了，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经贸合作、教育互动和人口迁徙的频繁，使国家在经济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外来的腐朽文化也打着所谓“洋化”式高端洋气精英文化的幌子乘虚而入，这就为长期以来敌视社会主义政权，不愿坐视中国强大的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精心酝酿的半殖民地优越论这一殖民主义糟粕文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香港、澳门回归后的统战工作由于被他们本地精英过多片面强调为“两制”而淡化“一国”的大前提叙事，反而助长了当地遗留的殖民文化竟然以优越者自居，渗透到祖国内地。笔者批判的《没有旧上海，就没有新中国》一文的作者以永久移民香港的“身体力行”来暗示对于培养了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满甚至是仇视，或许也有投靠殖民文化的目的。

腐朽文化乘隙夹带，混入文化市场，而政府部门在履行市场监管时，又表现为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的现实性，导致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明显存在盲区，更助长了市侩贪图利润的自发性。加上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刷新行业形态，特别是信息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为文化的广泛快捷传播插上腾飞的翅膀。这样，文化市场盲目追逐利润的自发性与传媒的商业资本属性交互作用，就共同为以“半殖民地优越论”为代表的腐朽文化泛滥，创造了条件。

三、应对“半殖民地优越论”流毒之策略

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的强烈对比冲突使西方列强不愿看到一个崛起的中国“不听凭召唤和摆布，不按照其意志行动”，因此对中国继续行使西化分化动作的阴谋必然蠢蠢欲动。而且由于他们已在冷战中取得胜利，导致红色大国苏联的轰然倒塌，可以说更加助长了这一邪念。

为应对“半殖民地优越论”式腐朽文化的流毒袭扰，精神文明建设在国家战略中因凸显吃重角色，做到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条腿走路”，不能顾此失彼。因此笔者着重谈一谈这项工程的具体方法论。

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层面首先要奏响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具体来讲，就是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夯实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统率地位。引导公民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认识工具，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尤其要坚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立场上，理解并切实维护好“四个自信”。

与历史虚无主义和某些双重标准史观，即“对旧中国一切国内外反动力量，主动别出心裁地‘研究’其积极面，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逐个细节大加苛责”划清界限。

不过，仅有这些宏观的指导方案还不足。综合以上“半殖民地优越论”思潮的现实威胁，笔者认为还需要四个具体的抓手，以筑牢能够有效抵挡这股汹涌浊流的思想堤坝。

第一，对文保工作特别是其教育意义加以重视。鉴于我国至今保留有不少完好的近代租界文化遗迹（本着文化全球化的原则，确实不应排斥这类遗迹的申遗工作），若能围绕实行保护性开发，将有助于延伸产业链，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但值得强调的是，这类遗迹的存在价值必须是为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醒国人保持警惕、勿忘过去、奋起直追，自发构筑起反殖民主义死灰复燃的铜墙铁壁，而不是为了暗示当代人民反而怀念起当年的“小资风”、从而淡化“三座大山”施加给旧中国劳苦工农的伤痛记忆。

第二，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校和社会化智库的建设。这两个群体多为知识密集型，本身在“互联网+”的时代大潮下具有技术优势，并转化为话语优势，故一旦思想导向出现背离人民主体性的倾向，其后果也必将更加严重。因此从政府层面必须遴选专业技术人员组建梯队，加强舆论舆情的适时监测和研究，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争取做到将混迹外来优秀文化泥沙俱下的文化霸权主义等腐朽文化屏蔽于国门之外，斩断在行将散布的苗芽状态，尽可能消除其不利影响，这应不失为治标之策。在关系旗帜和方向问题上，绝不掉以轻心。

第三，从人民自身层面，要呼吁提高眼力，拒绝污染，提高政治觉悟，与中央号令保持一致，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持革故鼎新的态度，断不能抛弃民族的根，丧失民族性，自毁长城，以致敌人糖衣炮弹来袭时，全无招架之力；对待外来文化，要以主人翁的精神，毫不动摇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牢记自己所投身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伟大事业，不为境外敌对异己分化势力作嫁衣。

对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在关系到主权问题时，同样无可争辩，公民应当谨言慎行。国家给予公民以广泛的政治自由权利，但公民在表达自身看法的同时，同样负有必须严格遵守宪法，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第四，从市场主体层面，需切实提高责任意识、行为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不能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效益”仅仅当成一句空话。至少应当与刻意崇媚西方价值观的行为划清界限——这里结合回上述的第一个方面，实际上近年我国一些“半殖民地优越论”的沉渣泛起，与个别近代口岸城市刻意将特定历史建筑迎合“欧化范”而商业化运营，密不可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国砥砺向前的步伐，也绝不会因舍本逐末甚至开历史倒车式的疯狂叫嚣和异动的暂时局部存在而有止息。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位普通公民，我想在今日中国，存在的一个不争事实就是：当朝阳冉冉升起，《东方红》的铿锵旋律，依旧回荡在华夏天宇云霄；上海繁华依旧，然而早已“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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