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采桑子·重阳》时艰难处境，读完已潸然泪下

赵建嵩

重阳节在朋友圈在转发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的这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虽然是早已熟悉的词句，今天特意去查询了这首词的背景，竟然被它深深吸引，读来竟然不能罢手，以至于潸然泪下。

　　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利用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的时机，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根据地。但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演变成红四军内部的一场大争论，进而导致了毛泽东在7月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一段低潮，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时刻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同时又为红四军党内出现争论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痛心疾首，可谓身心交病。　　

　　遭到撤职和党内处分

　　1927年11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会议决定撤销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与朱德主要围绕保守主义与游击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即家长制与民主制、“党权”与“军权”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发生争议。

　　1929年6月27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会议认为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毛泽东因身体原因申请不参加会议，但是再次受到处分。不得已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

　　在毛泽东隐居闽西这段时间，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1000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因此会感到高兴。”

　　还说到：“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名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民国元老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神烈峰透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还特别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在诗里。但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关于人生与战场的诗。

　　“万里霜”的心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29年10月，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河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锦绣，黄菊遍野，流溪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第二天就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里登高，赏菊。

　　这天正在养病的毛泽东登上临江楼，凭栏远眺，但见天高云淡，秋雁南飞，远山逶迤，汀江远去，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离开井冈山后，他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

　　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挥毫写下了这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是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的词则格外地渗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到达的乐观和高昂。他一扫过去诗坛的悲秋情调，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的内心世界，把秋日的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在1962年发表这首诗词时，他把“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进一步表现出战地秋景的绚丽和壮美。

　　毛泽东在雨顶坪小住后转到陈东上石垅。9月下旬，又移到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指导地方政权建设，慰问革命烈士家属。此时，由于有毛泽东的精心指导，永定各地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全县先后建立了12个区、113个乡苏维埃政府。到了10月26日，永定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各项建设紧锣密鼓地开展。

　　红四军在这段时间里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为此深为忧虑，在攻下上杭之后，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

　　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

　　“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之后，毛泽东也感觉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

　　重回四军　　

　　前委会议后，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后，集体讨论后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1929年10月1日，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经汕头、梅县，回到闽西。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

　　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立即表示：“同意。”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写上：

　　“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特派员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红四军驻地长汀见到了久未谋面的朱德、陈毅。朱德、陈毅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就这样，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消除了，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红四军领导紧紧握手。在经历近半年的曲折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红四军。

　　在《采桑子重阳》之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迎来新的开篇，党的事业也迎来新的发展。这首词所展示的境况其实是整个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抗争的缩影，读来让人感慨缅怀。我们的生活和事业与这段历史相比，变得无比渺小，但是它给予我们的内心涤荡，给予我们的前行的鼓舞，确实是86年后这首词新的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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