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真

——“秋收起义”九十周年时的感悟

一息尚存

二○一七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第九十周年。由于我国有逢十年必大庆这样的传统，因此今年的建军节庆祝，搞得非常隆重。

七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的仪式在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向十位荣获“八一勋章”的英雄模范颁授了勋章和证书并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了奖旗。七月三十日，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军种共一万多人的受阅部队，庄严地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检阅。随即，习近平主席还当场发表了重要讲话。八月一日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悉数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八月一日的这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这源自于发生在八月一日这一天的“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的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彭湃和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强暴，策动并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贺龙与第二十四师的师长叶挺等人，毅然率部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只是当时这些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敢于发动“南昌起义”，但却没有敢于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所以，起义军在占领了南昌城之后，不仅组成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名称，仍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而且起义军，也依旧沿用了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称。

直到“南昌起义”发动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因此领导和策动了“南昌起义”的谭平山和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仍然还是国民党的党员。特别是“南昌起义”发动之后所确定的政治纲领和所喊出的政治口号，也仍然属于是孙中山所确立的国民革命的范畴。于是，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与唐生智，甚至包括张发奎，都没有太看重“南昌起义”，以为其不过就是一次为了“打倒国民党新军阀”而导致的普通兵变，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而并不是共产党为了打倒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起义。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急于派兵围剿占领了南昌城的起义军。因此，起义军这才能从容不迫地撤出南昌并一路顺利南下走到了江西南部。直到起义军暴露出占领广东的意图之后，北伐后留守广东的桂系的李济深、黄绍竑所部和蒋介石所部的钱大钧为了防止起义军进入广东与他们争地盘，这才派兵进入江西前来堵截并在瑞金与起义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随后，起义军又在会昌击溃了钱大钧部主力和黄绍竑部而进入广东。而当起义军攻占汕头而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后，李济深、黄绍竑和钱大钧等部的攻击也就更加猛烈了。因此，起义军在汕头的斗争只坚持了七天，就彻底失败了。于是今天的汕头，也就有了一个“七日红公园”。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在汕头的斗争尽管只坚持了七天就失败了，但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却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境内后，刚到大埔县的三河坝，在江西会昌被起义军击溃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经过补充，又追了上来。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能够顺利地占领潮州和汕头，于是，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等决定留下叶挺部的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阻击钱大钧所部。而空头军长朱德由于没有事情可做，因而也被留下来协助指挥。

在三河坝完成了阻击的任务之后，第二十五师正准备南下归建，可是南下的主力部队却失败了。“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失败了，第二十五师的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等领导干部也茫然了。于是这些人以找党中央汇报为借口，把部队丢给了朱德和陈毅等，就离开了。

周士第和李硕勋等人离开部队之后，“南昌起义”的这支还有两千来人的剩余部队，就只好在赣南与粤北的崇山峻岭之间，有目的而无方向地溜达着。而当这支部队于十月中旬溜达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时，由于大量的逃亡和与地主武装作战的战斗减员，不仅部队只剩下了一千多人，而且更是行将溃散。在这关键的时刻，朱德站了出来。朱德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与坚定，主持召开的全体人员的大会。在会上，朱德坚定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讲过之后，团指导员陈毅和团参谋长王尔琢也相继站出来讲话，给大家以信心和鼓舞。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鼓励下，“南昌起义”剩下的这一千多人，有八百多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三百多人，自行散去。

为了革命，当时尽管有八百来人留了下来。但这八百来人，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革命。好在朱德不仅年龄大、心眼多，而且还更是交际广、路子宽。很快朱德就侦听到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正率部驻扎在附近的郴州。于是，经过事先的通款，朱德化名王楷并将“南昌起义”的余部这八百来人，改称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百四十团。然后带着这支部队就潜藏到了国民党的第十六军中。

二、八月一日的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由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武装革命的胜利，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消灭了蒋匪军而取得的胜利。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二是依靠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则是毛主席领导的九·九“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主席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到设在上海滩外国人租借里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邀请，而是到湖南乡下去领导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来自三部分，共约五千余人。第一部分，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二部分，是安源的矿工和矿警队。第三部分，是平江和浏阳的工农义勇队与萍乡、安福、澧陵、莲花和衡山的农民自卫军。

和“南昌起义”仍旧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不同，“秋收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领导的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打响之后，由于敌强我弱，特别是由于第二团很快就被敌人打散，因此围攻长沙的起义计划随即受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主席断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而率领仅剩一千多人的起义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

在率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毛主席意识到，“南昌起义”的失败和“秋收起义”的受挫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起义的部队尽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这支部队却不管是体制上，还是性质上，仍旧还没有脱离旧军队的范畴。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那就必须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经过行军途中的深思熟虑，当九月二十九日部队行进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毛主席决定在此暂时停留，对部队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确立了两项创建人民军队的根本性原则，就是“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连队设立党支部，班排成立党小组，营以上设党委。这样不仅能够从组织上、政治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还更能充分发挥每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使部队成为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队伍;“士兵委员会”，就是由普通战士组成的对连队实行民主管理的机构。在军队中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是毛主席的创造。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三大民主”，是毛主席确立的政治建军这项根本性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军之本。它不仅使人民军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还更凸显了这支军队的人民性质。由于政治上的民主使每一名基层的指战员都具有了主体地位，因而充分地激发出了每个战士的主人翁意识、自觉意识和责任意识，因而知道了自己是在为谁扛枪，是在为谁打仗;实行经济上的民主，不仅纯洁了部队，提升了官兵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更是保证了部队不管在物质生活怎样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够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都是每名基层指战员温暖的家，这也是人民军队任何情况下都拖不垮、打不烂的关键因素;而军事民主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激发出了广大基层指战员的创造性，做到了群策群力，而且也更能使指挥员每一战都能够做到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正确决策。尤其是军事上的民主，更是锻炼了战士，培养了干部，从而保证了部队的迅速发展壮大。特别是毛主席为“士兵委员会”明确规定的参与部队管理、维持部队纪律、监督部队经济、做群众工作和对全体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五项任务，不仅改变了部队中的官兵关系，确保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而且也更是这支军队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坚强保证。另外，“三湾改编”中，毛主席还更是制定了能够保证这支部队成为人民军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这三条纪律。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我国的道家，有“九九归真”之说。“九九归真”，就是循环往复，万物重庆开始。的确，发端于九·九的“秋收起义”、特别是随后进行的九·二九“三湾改编”，就是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就是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通往胜利的这样一条真路。九九“秋收起义”，才是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武装革命的开始。

由于在改编的过程中又淘汰了一批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因此“三湾改编”后，参加了“秋收起义”的人，只剩下了七百多。这些人加上随后改编的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部队，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的这支人民军队，最初也就只有一千多人。然而尽管人数很少，但由于是人民的军队，因此这支部队却具有了惊人的战斗力，特别是由于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找到了通往胜利的真路，所以这支部队通过游击战争，通过人民战争，很快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很快就开创了我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后，这支部队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弱胜强、从小到大，终于打出了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打出了红彤彤的新中国。

三、八月一日这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经过

“雄伟的井冈山，革命战旗红”。《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军歌的第一句歌词，原本是这样的。雄伟的井冈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从井冈山走出而奔向了解放的战场，奔赴了祖国的边疆。由于雄伟的井冈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承载了太多的荣耀，因此每个有一丝可能的人，都想分上一杯羹。因而在毛主席逝世后，《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的歌词，也就被篡改成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了。

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哪来的什么八一军旗。在当时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有一面红旗以壮声色就不错了，还扯什么“八一军旗红”。而八一与井冈山之间的联系，则是因为朱德和陈毅等把“南昌起义”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

在率部潜藏到范石生部队中之后，尽管是寄人篱下，但终于还是安全了。然而后景不长，一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二八年一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得知了“南昌起义”的余部潜藏在范石生部队中的消息，于是命令范石生解决朱德等。然而范石生念及同窗的情谊，却放走了朱德及其所部。

逃离了范石生的部队之后，朱德准备前往广东的东江地区与“广州起义”的余部会合。但是当发觉前方有国民党的方鼎英部队后，朱德又率部折回了湖南的宜章县境内。朱德所部一到宜章，中共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和宜章县农军的领导人胡少海等就找到朱德，协商相互配合发动起义之事，于是这便有了朱德智取宜章县城的经典战例。

“湘南起义”，最初称为是“年关暴动”。发动和领导“湘南起义”的领导机关，是中共湘南特委。湘南特委的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前，是陈佑魁。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之后，为杨福涛。

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共湘南特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在党的领导能力较强，群众基础好的湘南各县，趁春节之际发动“年关暴动”。于是，这就有了“湘南起义”。

在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所参加的“湘南起义”中，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南特委的陈佑魁和席克思、夏明震等几个主要领导人，曾经采取了一项极左的政策。他们认为贫苦的农民之所以不跟着他们闹革命，是因为这些贫苦的农民省不得几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草屋。于是当敌人朝湘南地区反扑过来的时候，这些人竟然以“坚壁清野”的名义，下令烧毁那些贫苦农民的茅草屋。从而通过这种把贫苦农民变成彻底无产者的做法，来迫使他们闹革命。然而这种左得出奇的做法，不仅怎么看都不像是在闹革命，而更像是在闹笑话。而且有些贫苦农民也不但没有起来跟着他们闹革命，反而还成了“反革命”。“湘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就是被那些成了“反革命”的贫苦农民杀害的。由于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朱德所部和“湘南起义”后组建起来的几支农军，无法在原地坚持斗争。于是就只好在毛主席率部的接应下，上了井冈山。而后，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尽管由于朱德和陈毅、龚楚、杜修经、刘安恭等人的瞎折腾，先后遭受了“八月失败”和“冒进东江”这两次严重损失，但“古田会议”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却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打越大，终于打成了红一军团，打成了红一方面军，打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打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打出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这以后再也不曾改变的称谓。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由博古、张闻天和项英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通过由朱德任主席、而由王稼祥和彭德怀任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这一命令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对外发布。从此，八月一日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后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演变为八路军，新四军并最终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因而八月一日的这一天，也就顺延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小学生学算数背诵的“乘法口诀”的最后一句，是“九九八十一”。的确，没有九九，就没有八一。没有九九“秋收起义”，那来的什么八一建军节。“八一”是“南昌起义”的光荣，是策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光荣，是“南昌起义”所有参与者的光荣，也更是保留了“南昌起义”火种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的光荣。然而如果不是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最终跟随毛主席而走上了毛主席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通往胜利的真路，那么不管是八一，还是“南昌起义”，都只能成为历史的陈迹。当年，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尽管上的是井冈山，但是他们的此举，却就像是激流归大海那样，汇入了毛主席开创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因而“南昌起义”，这才没有干涸。因此，粟裕后来写的回忆朱德和陈毅的那本书，书名就叫《激流归大海》。所以，今天的人们庆祝八一，就更应该感怀九·九“秋收起义”，就更应该感怀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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