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考察

周良书

    摘要：“五四”以来，历史虚无主义虽时隐时现，但产生较大消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90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做足“历史功课”、以“史学”教育人民，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才能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必须正其本、清其源，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之“根”在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集中反映；其“源”可追溯至五四时期，是中西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思想传统和历史文化主要有三种态度：一是“国粹派”，强调固守中国文化之本位，抵制西方文化的输入，力图从“国学”中寻找变革中国的根据；二是“调和派”，主张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三是“西化派”，要求不设任何限制，全盘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借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三派的表现最为突出。它促进了中国文化“吐故纳新”，但同时也给中国新文化建设埋下了巨大隐患。这一派中的激进者对传统文化采“一概否定”之态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全盘西化”论的先河。这种态度及思潮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对立，因而在“文化”“传统”“历史”等问题上，就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认知取向。

第一，关于中国文化“西方化”的观点。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西方化”即为这场运动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该杂志创刊号上，汪淑潜就明确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针对这种将“东西”根本对立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第二，关于中国传统“现代化”的观点。“西化派”不仅认为“东西”根本对立，而且强调“古今”水火不容。毛子水说：“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因而主张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允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如同顾颉刚后来回忆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针对这种视“古今”水火不容的观点，李大钊指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

第三，关于中国历史“虚无化”的观点。“剿灭”文化，“弃绝”传统，必然走向对历史的“虚无”。比如，毛子水就断言：中华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如此极端言论，让支持“西化派”的顾颉刚也大为惊讶：“看着现在人对于历史的观念，真使人害怕”，“这种的民众心理，真要使得中国成为没有历史的国家”。针对这种将历史“虚无化”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历史“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的批评则更为直接。这或许是因为他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办《新青年》以宣传“西化派”观点这一特殊经历使然。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虚无主义之危害有更深感受。陈独秀指出：“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陈独秀甚至认为：“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和判断，有效地纠正了虚无主义“割裂”历史、“虚无”历史之倾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历史虚无主义之危害和影响。因为要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完全驱除，还必须牢固树立历史主义的鲜明观点。对此，瞿秋白1924年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也有过专门探讨。他指出：“社会科学中之历史主义”，“亦可以称为‘历史观’，因为一切现象不当做永久的看，而只是历史的过渡的形式，有生有灭的”；因此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这亦是互辩法的原理之一”。但瞿秋白的论述也仅停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在当时还未转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动。

二、延安时期中共以“历史主义”清算“历史虚无主义”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了贯彻历史主义的号召。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在1942年3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用“古今中外法”概括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的号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当时，“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它迫切要求党的理论工作者举起“历史主义”旗帜，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批判。

第一，清算“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也“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鉴于此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倾向和认识偏差，毛泽东提出一切“以中国做中心”的明确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正是通过这种史学实践，何干之提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侯外庐提出建立“特殊的民主制度”，胡绳提出采用“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这既有力批判了“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观点，也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批驳“中华文明外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由来，西欧和日本的学者提出不少假说，“东来”“西来”“南来”“北来”各种说法都有。它们虽然观点各异，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自他处”。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为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之野心，更是大肆鼓吹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而“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也“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以“加强民族自信心”。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大批论著对上述观点予以驳斥。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等。这些论著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以翔实资料论证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指出“中国这块广大的地带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起来，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

第三，批驳“侵略有利健康”论。为发动侵华战争找借口，日本还大肆宣传它的侵略，是给中国“补血”“增元气”，“犹如行荷尔蒙之注射”。持这一派言论的代表是日本法西斯文人秋泽修二。在《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秋泽认定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根本途径。其核心观点是“侵略有利健康”论。在抗战期间，这一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很快受到国内投降派和部分反动文人的追捧和响应。

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批判。其代表性成果有吕振羽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邓拓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吴泽的《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华岗的《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等。他们一致认为，秋泽“虽然还穿了一件历史唯物论的外衣，但已经走到玩弄现象与虚构图表的歧途”；“这种历史唯心论的谬说，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性格’，只能说明法西斯理论的反动特性，也是一种笨拙的反动宣传”。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上述思想批判，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和延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文章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中国自周秦以来封建社会的矛盾和特点，揭示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总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阐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主义”论争及中共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两次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论争。中国共产党本可借此宣传历史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抵制和克服新形势下历史研究中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但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两次论争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次论争发生在新中国初期，由艾思奇、黎澎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问题。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并就各自史学著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中，范文澜自我检讨说：“这本书里，有些地方的叙述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而对封建统治阶级、封建制度一律加以否定，也存在“片面反封建”的倾向。翦伯赞也指出：“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

为推进问题论争的深入开展，《学习》杂志1951年还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观点》一文。这得到众多史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响应，他们发表了许多批判非历史主义的论文。只是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急于获得新政权的政治认同，选择标语口号式的“急就章”，从而暴露出对历史的“过度解读”之弊。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并终于引发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新论争。

这场新论争由翦伯赞、郭沫若等人发起，主要针对历史研究中“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问题，认为阶级观点不能替代历史主义，“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对此，林甘泉等人表示反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于是一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大讨论由此展开。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初，一年多时间全国十多家报刊直接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

翦伯赞等人意在表明，单纯的阶级观点会导致历史认识的片面性，历史主义有其单独存在的价值。而林甘泉等人则认为，历史主义可包含在阶级观点中，没有独立存在之必要。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讨论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前提下，主张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观点，便被认为是怀疑以至反对阶级观点了。这也成为后来“文革史学”攻击的目标。

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认定翦伯赞等人的观点，“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号召“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这实际上揭开了“文革史学”的序幕。它将历史主义从史学研究中驱逐，使得历史学不幸成为“文革”政治阴谋家的宣传工具。

“文革史学”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如“影射史学”、“阶级观点”绝对化、“以论带史”等，虽不可一概统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但它的确为这股错误思潮的发展和泛滥埋下了隐患，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摧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在拨乱反正中不断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正本清源的探讨。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深刻的“破”与“立”的过程。它的重要收获在于清算了“文革史学”的研究范式，使历史学重新回归历史主义的正确轨道。但是必须认识到，要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绝非“一日之功”。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掀起三次大的波澜。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重点是通过“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很快被借题发挥，变成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人甚至公开表示，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对毛泽东也应当“采取同样做法”，“如果我们不处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我们将不能越过前面这堵墙，并且向前进”。其实质是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

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回击。1979年11月党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哪些内容”。决议起草小组还接受陈云意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框架。这既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也有效抵制了否定党的理论、丑化党史人物的错误观点。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重点是借“理性思考”名义，重提“全盘西化”论和“侵略有功”论，鼓吹“告别革命”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以1988年电视片《河殇》播出为起点，它认定中国黄土地“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国家出路在于融入西方的“蓝色文明”，无条件地接受“全盘西化”，主张从“现代化”的高度来思考殖民化问题，认为西方大炮也“一身兼二任”，正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除此之外，它还鼓吹“告别革命”论，认为中国人患有“革命崇拜症”，以致近代史“变成了一部不断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

上述观点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被广泛传播，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恶劣影响。对此，邓小平告诫说：“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针对“侵略有功”和“告别革命”论，江泽民明确指出：“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这既批驳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观点，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得以顺利推进。

第三次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其重点是借“学术创新”名义，重提“中国文明外来”说，鼓吹“历史人物重评”说和“党史诟病”论。这一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提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外来”说，认为“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子宫’”，中国文明实质上是古代中东“闪米特文化的遗泽”。它还大作“翻案”文章，认为以前历史评价“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要“解构”这种叙事方式，于是在“价值中立”下宣传“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观点。鼓吹“党史诟病”论，用所谓案例分析法，或通过个案否定整体，或通过某种现象曲解附会所谓的“权力斗争”说，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成是一部充满阴暗面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上述论调，不仅颠覆中华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赖的历史观，也在解构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对此必须加以严肃批判。正如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书。

四、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及启示

历史虚无主义总是以“虚无”的态度审视一切，怀疑历史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也一以贯之，即以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此过程中，党虽有过挫折和教训，但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开展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以“史实”取信于人。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相反地，如果抓不住事物的根本，不能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揭示不出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无法取信于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把60多年的新中国史、90多年的中共党史与17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衔接起来，深刻揭示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党史国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如果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挫折，实际上就把一个又一个阅读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话柄和空间。因此，既要实事求是地写出党史国史上失误和曲折的本然，又要实事求是地道出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所以然。对历史上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历史中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国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因为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历史真实可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以“史识”凝聚人心。坚持历史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必须将书写“中国历史”与叙说“中国故事”结合起来，以“史识”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只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不忍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编造”“戏说”和“碎片化”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第三，做足“历史功课”，以“史学”教育人民。毛泽东说：“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邓小平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惯于以经济效益和实用价值评判一门学科的价值和地位，以至于出现取消或弱化历史教育的错误倾向。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借此混淆视听、误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使历史学成为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第四，批判“虚无主义”，以“史观”正本清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认为个人在历史“必然”的潮流中无可选择，也无可作为。这样一来，历史就只能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对此，马克思曾严厉批评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正是从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现实的联系”，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形成其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与事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判；尊重历史的内在联系，并通过这种内在联系发现其客观规律；尊重历史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对历史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运用好这个武器，并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的消极影响。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这应当成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一项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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