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埋”的，是一个阶级的宿命

耿来意

夜来翻书，看到毛主席的一句话：“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我就想到了《软埋》，一本引起比较大的舆论争议的书，书里讲了一个很血腥的土改故事，川东一个陆姓地主挖了个大坑把自己一大家人活埋了，这是个听起来十分骇人的故事，书作者认为“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痛，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所以书作者把“软埋”释义为双重含义，“有些人直接被泥土埋葬，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忘却过去，忘却自己，无论是有意识地封存往事，还是下意识地拒绝记忆，也是软埋。只是软埋他们的不是泥土，而是时间。时间的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屏蔽历史事件，就是软埋自己的方式。”

《软埋》是扒开历史给人看的，是把那些所谓的“屏蔽历史事件”扒拉出来，向后人有个交待的。然而《软埋》所扒拉出来的历史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人们怀疑《软埋》扒拉出来的是一座“衣冠冢”，它名义上说是记录屏蔽的历史事件，而实际上呢？却在有意屏蔽着历史事件。因为从大量的史籍中，从历史的常识中，从历史的逻辑中，从民间的言传中，都会得出与《软埋》相反的结论来。历史其实是很难屏蔽的，有的只是一种企图，企图屏蔽历史的都会被历史无情的嘲弄。

《软埋》口口声声所说的被屏蔽的历史到底怎么样呢？

我的家乡在胶东，一九四四年就解放了，属于老解放区。我经常听长辈们说起刚解放时邻村大楼子的一个杀人事件。解放后的村庄都进行土改，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每个村子都推举一名积极分子，邻村推举的积极分子姓李，在家里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小李三”，我曾问过父亲“小李三”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因年代久远，父亲一时也想不起来了。有一天，“小李三”突然从人们的视线里神秘地消失了，无论家里人怎么找都没有一点消息，人民政府派了人来破案，也是毫无头绪。这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案，尽管人们议论纷纷，但日子久了，也就悄无声息了。后来，村里一个叫郭世全的人傻了，经常胡言乱语，说他杀了“小李三”，村里人也只当是他说胡话，也不在意。不知怎么，这事就传到了政府那里，引起了当初来破案的工作人员的注意，把郭世全找了来一番审问，这一审问不要紧，一桩杀人案水落石出。原来，村里的地主徐少明对“小李三”热心土改心怀不满，便买通了郭世全等七个人，在一个黑夜里将“小李三”用绳子勒死了，然后装在麻袋里埋到了村里南边的“坑瀑潭”里。郭世全可能因心理压力太大，最后精神崩溃，将杀人内幕无意中说了出来。经郭世全指认，果然在“坑瀑潭”挖出了“小李三”的尸体。于是对参与作案的人员进行抓捕，其他几个人一一落网，而主使者徐少明因提前知道了风声早早逃走了，不知去向，最后村里人也不知所终。就与这一杀人案一前一后，另一邻村南辛庄，也发生了一件因土改被杀的事情，被杀者叫李根，也是一个土改积极分子，行凶者也是村里的地主。土改，因为触动的是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触动的是世代统治着农村的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意味着这绝对不是一次和平的改革，而是一次必然充满着血腥的革命，而首先使用暴力的则是为了维护统治利益的地主阶级，假如土改者如《软埋》里所表达的首先对地主阶级使用了夺命的手段，哪里会有“小李三”们的死于非命呢？

大量的史实也证明，地主阶级为了夺取他们丧失的土地和地位，他们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激烈残酷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还乡团”，他们对参与土改的农民的报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活埋便是其一，这在史料中有大量的记载。仅以我的邻县为例，1946年，胶州李哥庄镇河荣庄东村孙芝兰因为积极拥军支前，被“还乡团”抓到平度县山上村，在百般摧残之后，将她及她的妹妹、年仅两岁的儿子活活埋掉了。1947年，国民党占领高密城，早先跑到青岛的地主武装纷纷组织“还乡团”返回高密，进行了疯狂地反攻倒算。在三个月里，以枪杀、活埋、点天灯等，杀害了农村革命干部、家属3600多人。姜庄“还乡团”头目张子申在设墓田挖好坑，将土改干部张光烈的妻子张高氏、12岁的女儿张志嫚、9岁的儿子张新驹、8岁的侄子张好斋活活埋掉了。“还乡团”成员张来舜怕人不死，又走到土堆上跳了几跳。张高氏和三个孩子被埋后，尸体被狗扒拉出全部吃光，高密的老百姓说：“姜庄的狗眼都是红的。”地主“还乡团”出于传统利益被剥夺而产生的报复心理，做出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恶行，姑且可以说是一种阶级报复。而毛泽东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记录的劣迹：“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对中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指导下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又怎么解释？就只能用阶级本性来解释了。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中说：“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这也许可以作为地主阶级为什么会做出那些令人发指的诸如活埋、点天灯之五花八门的私刑的史学的权威解释吧。象我的邻村的“小李三”，我的邻县的孙芝兰、张高氏等等悲剧，在中国那段历史中俯首即是，罄竹难书，而今日之中国的那些声名响亮的书写者们，大都选择了视而不见，却都异口同声地盛赞“乡贤”，仿佛要将这些历史通过他们的笔触一律地“软埋”起来，而且他们还都言之凿凿地声称要出来记录被掩盖的历史和人性，忘不了给自己的头颅上贴上一个亮光光的标签。看惯了今天那些历史书写的大家们的精彩表演，突然就理解了毛泽东主席那一声断喝：“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

《软埋》的书作者认为“软埋”具有两重含义，其实我倒认为何止两重含义，明明还有一重含义：当中国的地主阶级用活埋这种方式把一些农民们推进大坑的时候，他们也在为自己挖下了另一个大坑，就象川东陆姓地主挖下的那个用于“软埋”自己的大坑一样，他们埋掉的是地主阶级的宿命，无论怎么反攻倒算，无论怎么不作让步，也无论怎么妙笔生花，无论怎么声名远扬，都无法改变这一宿命：他们是回不去了，永远都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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