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董振瑞

原编者按：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观察与思考。在当前中国快速崛起、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深入学习和研究陈云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对于我们以史为鉴，把握好中美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一

从目前已公布的材料来看，陈云对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早至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晚至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内容涵盖国际政治、对外经济、中美国情比较以及美国在粮食、工业等问题上的成功经验等诸多领域。

早在 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陈云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国问题。这期间，他所撰写的《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一文，便从中国同欧美国家比较的角度，提出了“欧美工人已取得相当地位，而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深受几重压迫”的观点。

1919年底至1925年初，陈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图为商务印书馆旧址。

其后，他在 1930年担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期间，针对上海美资花旗烟草公司锡包车间女工因反对降低工资而罢工一事，坚决主张利用美国资本家因此事开除 200余名中国工人的蛮横做法，积极发动斗争，以扩大该厂的中共党支部建设。

再往后，在延安期间，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之一，他又直接参与处理过筹备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群众大会以及听取赫尔利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等涉美外交的重大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基于对中国革命所面临严酷环境的深刻认识，甫一投身革命，陈云即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美国情比较等角度，十分重视对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同时，基于丰富的革命阅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也比较熟悉自建党以来党在对美外交上的政策沿袭。这些积累对之后他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持续观察、思考并提出一些真知灼见打下了基础。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陈云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深入思考。关于当时东北地区的形势，陈云通过分析认为，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国共两党、美苏两国之间围绕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和战略博弈，一方面，日军投降，苏军驻留，我们党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另一方面，国民党把抢占东北作为其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步骤，且其得到了美国的有力支持。在美国支持下，到 1946年 4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兵力已达七个军近 30万人。在此背景下，一场围绕东北地区的争夺已经不可避免。

面对这一形势，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成员，陈云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解放战争全局的角度，对国共两党以及美苏两国等四方力量的复杂博弈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这其中，他尤其对美国对华政策和美苏、美蒋关系的实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东北问题的实质是美苏两国的战略争夺。

陈云指出，为了赶苏联走，蒋介石叫美国出面干涉，以使东北问题国际化。在美国的积极支援下，国民党军队除了业已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之外，还准备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则一面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一面却要求共产党退出大城市及交还已接收的政权。

那么，该如何看待东北地区的这一复杂形势呢？对此，陈云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两点认识：一是，“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惟其如此，才可以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东北；二是，在美苏激烈博弈之下，“国共之间还要打仗”，我们党“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

第二，东北地区的斗争十分尖锐，是停停打打的长期战争局面，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两面手法。

1946年，陈云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图为会场一角。右三起：陈云、林枫、吕正操、李立三。

陈云认为，当时东北地区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因此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其中，一则是由于日寇统治东北14年，而且“一般群众对国民党存有相当的幻想，认为他们是正统，牌子正”；二则是由于国民党“有美国援助，力量大”；三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群众尚没有发动起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同时由于一部分部队和干部思想上混乱，打人民战争还谈不到。

基于这样几点认识，他明确提出：“我应不放松有利条件，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应在思想上作最坏的打算。”“我也需要准备两手，慎重对待之。不能寄希望于国际条件的变化。”他还强调：“我军必胜，但敌人仍得到美国援助，尚有力量，不能有速胜观点。”

第三，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陈云认为，蒋介石露骨地给了美国诸如内河航行，天津、青岛驻兵等许多权益，导致他的威信大大降低，同时国民党统治区民心厌战，反对美国；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统治危机已经日益加深，美国的援助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其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向背。

据此，他对东北地区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革命一定能够胜利。他还强调：“时机到了，我们要有打大仗的精神准备，要敢于胜利。”

总之，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基于争取东北地区的早日解放和中国革命的早日胜利，陈云对美国对华政策及美苏两国所进行战略争夺的实质都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实践证明，他的这些观察与思考，无论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理解还是对我们党对美外交政策的深刻把握，都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三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和敌视的态度，还实行经济封锁、政治遏制和军事包围的政策。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经济封锁。

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在1950年 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刚担任中财委主任不久的陈云即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围绕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在处理对美外交的实践中，陈云就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经济封锁，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中国完全封锁死，中国同他们之间的贸易不会完全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对新中国采取了封锁、禁运政策。这样的局面早在陈云的意料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基于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深刻了解，陈云就分析指出：一方面，“我们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不仅是目前的军舰、飞机、水雷的封锁，在经济上也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死，南北我们都有通路。帝国主义之间是有矛盾的，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与外国做生意”。这些判断为新中国成立后应对美国等国的封锁、禁运，做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自1950年 7月起，中财委和贸易部积极抢购物资，至年底抢购到各类物资共计 2亿美元；同年 12月，美国政府对华贸易禁令下达仅十天后，中财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进口购买证及出口许可证、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等七项紧急应对之策。这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做法，尽可能挽回或者减轻了新中国的经济损失，缓解了其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给新中国造成的压力。

第二，各有关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防止美元外汇被美国冻结或因其他因素造成我方损失。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如何确保中国的美元外汇不受经济封锁和朝鲜战争的影响而蒙受损失，是陈云反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朝鲜战争爆发后，陈云同薄一波联名签署了关于金融物价情况的通报。通报明确指出：“对目前所存外汇，为防止被美国冻结与减少因美元贬值的损失，须迅速运用，并注意用之得当。”1950年底，他又提出要冻结美国在华的有关资产。他说：“美国在华财产约有美金一亿三千万元至两亿元。对其进行管制的步骤是，先要求美国在中国各地的公司、企业及银行等向我们作报告，再由中财委根据情况制定出一套具体管制办法。”他还特别强调：“美国在华公私存款是要冻结的，但如果其中确有为了维持其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允许他们动用，不过要规定一个可动用的最高数额。”

一年多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又进一步提出国内各有关机构应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我方被美国冻结的外汇。由他签署的中财委《关于处理被冻结美汇的决定》就此曾明确规定：“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被美国冻结的我方美汇，虽暂时不能运用，但不能认为已经损失而不注意解冻复活的工作。各有关机构应随时掌握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取解冻复活，以减少我方损失。”

历史证明，陈云对于这一问题的研判，既最大程度减轻了中国美元外汇的损失，又充分验证了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及美元外汇的深刻洞察。

第三，随着美国对华经济封锁政策的实行，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困难将越来越多，危险也将越来越大。

基于这一判断，他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例如，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要把我国的外贸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以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要坚持易货制度，加强缉私工作；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暂停开新购买证，以保证资金安全；等等。据此，他强调：“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加强城乡物资交流，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农村活了，城市也就活了。”

图为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问题的报告。

他还以粮食、棉花问题为例对此进行了阐发，强调为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需要切实加强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他说：“美帝国主义说，没有他们的粮食，我们便不能生存。现在，我们把东北、西南等地的余粮运出来，解决了大城市解放后的吃粮问题。”

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艰辛实践中，陈云观察和思考的主要立足点，在如何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和确保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上。围绕着这一立足点，陈云对对外贸易、美元外汇问题进行了更富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其思想观点也对其时中国的对美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此背景下，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以苏联经验为借鉴，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及金融等问题以及中美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具体说来：

第一，美国承认中国也可以，不承认中国也可以，不承认不一定是坏事。

在对美关系上，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陈云认为，美国是否承认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多打扫房子”，“把他们在中国的基础打扫干净”。就此，在 1957年 6月接见苏联消费合作社访华代表团时，他阐释说：“在国际上，美国还没有承认我们，英国是又承认又不承认。我们的态度是他们承认也可以，不承认也可以，不承认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可以多打扫房子，等把他们在中国的基础打扫干净，他们再来就找不到了，悔之晚矣。”

第二，中美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只能走适合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

20世纪 60年代初期，针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出现的严重粮食问题，陈云着重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国情差异以及美国成功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通过研究，他认为：美国在一战后几年间粮食便增长了60%，其主要原因就是靠大力推广良种和发展化肥。降雨量和气温对农业至关重要，美国大部分地方常年降雨量在 500至 700毫米，全国平均气温在 10度以上，非常适宜农业，且美国的化肥工业十分发达。而中国的国情则与此大相径庭，中国不仅地少人多，化肥工业还十分落后，因此中国只能走适合自己的农业发展之路。那种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并把中国简单地归于类同于美国、加拿大、苏联那种土地众多国家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中国人多地少，是属于日本、德国、丹麦、荷兰型的国家，粮食不会多，将来还会很困难。对此，他明确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苏联和美国地多人少。中国是地少人多”；“我们解决肥料的方针必须是土洋结合，有机与无机结合”。

1961年2月，陈云在北京参观人民生活消费品分类展览会。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缓解其时全国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陈云又提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立脚点虽在自给，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进口粮食。他认为，“粮食是大头，大头紧，各头紧；大头宽，各头宽”，“换粮食进来，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为此，他主张，我国应积极开展国际粮食贸易，通过可能的渠道适当进口一些我们急需的美国粮食。

第三，“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

进入20世纪 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对外贸易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势头较快。在此背景下，在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的陈云又适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的主张。他指出：“过去对外贸易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这个趋势是定了。”在这其中，他对有关美国的各种信息尤为重视。

这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特别是美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各地气候变化等问题的研究；美国同英、日、西德、法各国的主要矛盾及经济上矛盾的表现；美国从 1969年至 1973年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以及美国度过危机的办法及每次危机的间隔时间，经济繁荣、衰退、危机的行业标志；美国和日、英、法、西德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取的解决办法；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之间的大致比例；美国 1973年对外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的赤字；800亿欧洲美元分布情况；等等。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陈云逐步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例如，他认为：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以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美元虽软，但其在较长时期内却仍是国际主要货币，没有别的货币能代替它，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等等。为此，他提出建议：“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

再如，他还分析指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排列次序是：美、德、法。美国回旋余地最大，原因是：掌握美元发行权，有工业生产潜力，是主要粮食出口国，可以扩充军备，利用跨国公司；美国与各资本主义大国有矛盾，但不会让其中哪一国垮掉；美苏有合作也有斗争，但斗争是主要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即生产过剩；国际市场价格在工资提高后，只会增，不会减；对美国的贸易还是要利用香港，同时要利用加拿大、墨西哥同美国的边境贸易；资本主义国家经不起再来一次 1929年那样的大危机，等等。

据此，他强调：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可见，在从 1956年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的大约 20年时间里，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陈云从借鉴美国经验、深刻观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深层次矛盾等角度，对美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对外经济工作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还有助于打破其时在对美问题上的“左”的思想禁锢，提高了全党对于美国问题的重视和认知程度。

五

1972年 2月 27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历史大门。此后，又经过近 7年的努力，1979年 1月 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围绕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陈云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观点。主要有：

第一，明确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

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急需改善的国内经济形势，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稳定农村工作，陈云不仅提出“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的观点，还大胆表示“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他说：“‘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不能这么说。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时期，我就请示过毛主席，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主席说可以。现在有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就此，他还强调：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第二，既要看到外国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实际。

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外一度出现的急于求成、急于加快建设速度的思想倾向，基于历史经验，陈云明确表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既要看到外国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实际。就此，他反复强调：中国不仅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不同，“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是美国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他还专门告诫说，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第三，要把搞外汇当作一个大题目来做，并且手头一定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陈云，始终对外汇问题高度重视。进入 20世纪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他鲜明地提出：“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他还以石油开采为例强调指出：“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

1973年至1974年，陈云受周恩来委托，调查和研究外贸问题。图为1973年10月，陈云视察广州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此外，针对党内对外汇储备认识不足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他说：“我认为，我们有一百亿、一百五十亿、二百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他还强调，要紧紧抓住外汇控制和组织好出口货源两个方面，以此来确保外汇储备的稳定。

第四，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中国与苏联以及西方国家的交往。

陈云认为，过去中国向苏联学习、同苏联打交道多，是历史形成的；现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也多起来了。对于这些问题，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

在 1987年 12月的一次谈话中，他集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说“过去我们学的是苏联那一套”，但那时我们不能不学苏联。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学美国、英国、法国行吗？只能结合中国实际向苏联学习，而且，苏联那时对我们的援助也是真心实意的。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多起来了，从 1957年开始举办了广交会。对这些问题，都应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他的这一观点，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主要矛盾不断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得出的。

可见，进入新时期以后，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陈云主要从国内的经济形势、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与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以及如何看待美元外汇等角度，深入阐发了对于美国问题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时至今日也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结论

实践证明，陈云不仅十分熟悉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对美外交上的政策主张及其思想沿袭，还十分熟悉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全貌和战略演变，并据此因时顺势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独到、影响深远的观点，从而对中国的对美外交尤其是对美经济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云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贵在站位高远，能够始终把握住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把握住党在对美外交上的战略考量，并以此为视角来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可以说，陈云对美国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既体现出他所具有的广阔的国际视野，又体现出深远的战略思维。通过这种国际视角和战略思维，陈云既能够依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准确抓住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又能够顺应历史大势，对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对美外交政策予以准确贯彻。

陈云对于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始终紧紧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纵观陈云的相关阐述，其出发点都是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这就决定了陈云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并非泛泛之谈，而是始终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实践紧密相连，始终与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相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观察与思考，浓缩着陈云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思考和远见卓识，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作者：董振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