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若干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性影响的事件述论

唐正芒 冯  玲

摘要：除遵义会议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转移举动，通道—黎平转兵、巧越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得悉张国焘南下密电后速离险区的巴西行动，实现根据地重建的奠基西北举措，制定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策略的瓦窑堡会议，实现革命力量集聚的三军大会师等，都是红军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具转折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且都是实现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这一历史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事件其实都体现了中共党内强大健康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历史必然性。

谈到红军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性影响和意义的重大事件，人们往往只关注到遵义会议，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遵义会议外，长征中还有不少事件(包括会议、行动等)，也对中国革命颇具转折性的深刻影响。如果把遵义会议生死攸关转折点的到来和这一转折的实现看成一个历史过程的话，则其每一个具有转折性影响和意义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一历史过程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环节。本文试就此予以简述分析。

一、战略转移：从死的危险到生的希望的转折

1933年5月，蒋介石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同年8月25日，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由南城经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为标志，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对于这次“围剿”，南京政府以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四管齐下的总体战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以“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的作战方针，先后集中100万兵力“围剿”各根据地的红军，其中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就有50万;他们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主力决战。与此相反，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和教条地服从共产国际指导，中央苏区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危机，尤以军事危机最为严重。加上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推行军事教条主义，采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被动。他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等，致使许多战役失利。广昌保卫战严重受挫后，局势更加险恶。1934年7月中旬，国民党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进攻，红军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日渐渺茫，被剿灭的危险严重威胁着红军。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开始为战略转移作准备。9月底，战略转移行动得到共产国际同意。9月-10月间，中央苏区只剩下纵横百里左右，面对严峻形势，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10月10日、17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1、3、5、8、9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转移——即开始长征。此次战略转移虽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危局下被迫进行的，但却避免了中共、红军和中国革命被剿灭的结局，赢得了浴火重生的新希望。

与此密切关联，毛泽东能随军长征，其本身也具有转折性意义。众所周知，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后至长征前夕，毛泽东一直受冷遇乃至“靠边站”，其领导权实际上被剥夺。虽然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仍不能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博古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他的潜在威胁。战略转移前，在考虑高级干部随军行动名单时，博古拟将毛泽东打入“另册”、留在苏区，后经周恩来的努力争取，再加上博古另有考虑，即让毛泽东离开具有深厚根基的中央苏区，以防他东山再起，终于同意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提升到“正册”。殊不知博古这一改变，甚至也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改变。如果将毛泽东留在苏区，那么遵义会议对王明(以博古为代表)“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错误的清算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就无从谈起，这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

二、通道—黎平转兵：从面临全军覆灭到走向相对安全的转折

从过老山界起，中央内部就在要不要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问题上开始争论。毛泽东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未得到博古、李德的采纳。而早在湘江战役前，国民党就已洞察中共意图，布下重兵以待。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12月12日凌晨2点，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军团发了一份敌情“密译”的“火急”情报。据情报来看，红军军情已被国民党完全洞悉，且布置了大量兵力进行围堵，双方兵力悬殊。伍修权回忆说：这时蒋介石“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中央部分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同意了毛泽东向西行军、进入贵州内地的建议，并于当晚19时半，发布了中央红军于13日西进入黔的“万万火急”命令。但会后博古、李德等人仍未最终放弃到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他们不仅于13日21时半致电各军团：“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还命令红2、6军团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可见通道会议还未就改变红军进军方向取得一致意见。但该会酝酿、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且会后实际上实施了进军贵州的行动，为改变红军战略方向迈开了关键的一步。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进入贵州境内。12月15日攻占黎平城，18日在黎平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不去湘西建根据地而到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迫在眉睫的行军方向问题，避免了钻进敌人口袋、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会后较快而成功地将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和乌江以南，从而减轻了军事压力，争取了主动。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对此评价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中央领导及大批优秀干部就难以保全，中国革命的航船也就难以继续在惊涛骇浪中前行。可见，从通道—黎平转兵使红军“免遭灭顶之灾”，特别是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开始影响中央核心领导层，由此为遵义会议奠定正确方向的意义上说，它对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性意义并不难理解。

三、遵义会议：从错误指挥到正确领导的转折

通道—黎平转兵后，红军改向黔北地区前进。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错误指挥到正确领导的伟大转折，是中共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调整了军事领导，红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军事指挥从错误到正确的转折。在军事路线上，遵议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分析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否定了博古夸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的报告，指出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领导上，改变了以往由“左倾”领导者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状况，决定取消过去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3月的苟坝会议后南渡乌江前，又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指挥军事的新“三人团”，彻底解决了“左倾”领导者控制军事指挥权的问题。红军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此次会议对错误军事指挥的纠正，使红军终于从第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等惨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由一支撤退转移的被动疲惫之师，转变成主动征战的活力之师。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报告道：“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确立的开始，是由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向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的历史转折点。自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几乎被剥夺了发言权。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名义上还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但正如他自己所说，遵义会议后他说话就算数了。邓小平也曾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他指出：我们党第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形成的。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更善于团结人了”。由此，在毛泽东周围开始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使中共开始了从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错误思想路线向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转变，实现了中共对共产国际由言听计从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转折。毛泽东曾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前，中共未能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内盛行着一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终于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控制，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征程。

四、越江渡河：从长期被围追堵截到甩开敌人追杀的转折

中央红军从战略转移开始便处于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先是通过4道封锁线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人员折损达60%;接着是国民党调迁布防五六倍于红军的重兵，张开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再到遵义会议期间，国民党各路军阀拼凑了150多个团，约40万兵力，向中央红军进逼。后经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乘虚西进，特别是巧越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红军才摆脱国民党的围堵追杀，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

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给各军团的指示》，令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金沙江急进。1军团取龙街渡，3军团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5军团取皎平渡。九军团相机在金沙江下游过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飞调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并急电龙云封江锁船，以防红军北渡。但其误以为龙街渡为红军过江之主要渡口，不断派滇军向此急进，而洪门渡、皎平渡却因地势险要，疏于戒备。5月3日，红军先遣队干部团一部伪装成国民党军，胜利占领了皎平渡口两岸。3日-9日，中央红军3万余人，分乘6只大船，昼夜不停，从皎平渡安然越过天险金沙江。3天以后，国民党军才匆匆赶来，但此时红军已远走高飞，他们只能望江兴叹了。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深知，只有大渡河一道天然屏障能够阻挡中央红军，如让其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再要消灭就更难了。于是蒋介石立即飞抵昆明，布置大渡河封锁线：以中央军薛岳部在后面追，川军刘湘部在前面堵，川军第24军主力从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修筑堡垒，严密布防，其20军主力和21军一部在雅安、汉源地区防堵。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把中央红军消灭于大渡河以南，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中央红军先是顺利控制安顺场渡口，后又成功飞夺泸定桥，并分别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处强渡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想把中央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妄想，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战略的破产。

巧越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后，长征路上虽然还有国民党军队阻拦，如芦山宝兴防线，天险腊子口等，直至落脚陕北后仍有蒋介石督剿，但都与此前意义上的围追堵截相距甚远了，红军从此再没有被彻底剿灭的危险了。曾亲自考察过长征之路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说大渡河战役是长征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斯诺也在《西行漫记》中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朱德后来在接见抢夺安顺场渡口的17勇士时，更是赞扬他们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他们的英勇行为永远不死。可见，说越江渡河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性影响，亦非夸大其词。

五、巴西会议：从面临张国焘武力威胁到中央成功自救的转折

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军委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向甘南开进。在两路军分别进至阿坝、班佑、包座期间，张国焘曾多次致电要求右路军南下。1935年9月9日，更是背着中共中央致电陈昌浩：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武力解决)。很明显是企图武力危害中央。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于9月9日下午、晚上两次在巴西两个地点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执行北上战略方针，避免红一、四方面军的武装冲突，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1、3军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向甘南挺进。会议决定右路军以后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会后，中共中央立即率领红1、3军脱离险区北进。

在右路军单独北进前，左、右两路军之间已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其浓烈程度从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彭德怀说右路军到巴西后，他“秘密派出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他还向毛主席提出如果四方面军解散3军团，要不要扣押人质的问题。黄克诚亦有类似的佐证。聂荣臻也讲过，他在拒绝了陈昌浩的拉拢后，在回部队的路上，因怕陈昌浩整他和怕遇到藏民中的坏分子打冷枪，在不作战时从不将手枪顶上子弹的他，将手枪子弹上了膛。杨尚昆回忆说，在讨论张闻天《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稿时，陈昌浩拍桌子大骂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刘伯承的警卫员王泉云回忆说，刘伯承曾拿着准备捉拿张国焘的方案同朱德商量：“我建议如果带领五、九军团单独北上不行，干脆施个计谋，将张国焘抓起来，强行北上。”但朱德强调红军的团结，制止了这一方案。

此外，《毛泽东年谱》中的“脱离险区”、《博古传》中的“危险区”、《王稼祥传》中的“危急局面”等提法，和徐向前那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等史料，均可见“九九电报”后两军剑拔弩张的危急关系。如果没有巴西会议的召开和速离险区的举动，武装冲突甚难避免。即使迁就张国焘“一同南进”，则“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如果那样，则中国革命的后果就不难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西会议堪称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的又一次成功自救。

六、奠基西北：从丢失根据地到重建根据地的转折

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部西征，该根据地基本丢失;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其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并发展为红25军，但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至此，鄂豫皖根据地完全丢失。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还造成了洪湖根据地的丢失，红2军团转战湘鄂黔等地。继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虽留下项英、陈毅等继续坚持斗争，但由于国民党的重兵“清剿”，中央根据地也基本丢失。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誓师突围，这虽为主动撤出根据地，但撤出后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也同样处于丢失状态。至此，全国除刘志丹等创立的陕甘边根据地外，其余根据地均基本处于丢失状态。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正是以此为依托，奠基西北，才逐步实现根据地从丢失到重建的转折。那么这一转折是如何实现的呢?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将红1、3军和中央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并率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进占哈达铺。根据所获《大公报》《山西日报》等，得知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的重要信息。毛泽东、周恩来等当即商议，提出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动议。随后，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1935年9月27日，红军攻占榜罗镇，当日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率陕甘支队向北前进、与陕北红军会合、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的方针。10月19日，红军抵达吴起镇。22日，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常委会议的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正式批准了以陕北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张闻天在会议总结时说：“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会后，中共中央领导红军开始为实现新的战略任务而斗争的新征程，开启了有“后方”的运动战，即开启了根据地从丢失到重建的转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里所说的“出发点”，其意也就是“转折点”。1935年11月21日-24日，红军取得了对国民党第三次“围剿”陕甘苏区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而实现了根据地从丢失到重建的转折。

七、瓦窑堡会议：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折

正在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命令红军再过雪山草地艰苦长征之际，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3日到达陕北瓦窑堡，并于17日-25日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贯彻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精神，通过了对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调整，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折。

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当时中国形势的特点，指出日本吞并中国的行动，在政治上改变了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的相互关系。而这一改变，为中共“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会议指出，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实现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批评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号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以反抗日本侵略。此后，中共政治路线转向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轨道。这一转变为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后来做好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形成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统战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之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原来的“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

瓦窑堡会议提出，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扩大红军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把白军士兵革命运动置于民族战争旗帜之下等。会议还确立了游击战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地位与运用原则，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这是中共由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以李德为首错误军事指挥的正规战，向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游击战转变的重要开端。会议还明确赋予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从根本上保证了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根据瓦窑堡会议的战略，红军实施了东征和西征，扩大了政治影响和力量，为后来出师华北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瓦窑堡会议实际上成为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不可否认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后来对史沫特莱说的那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新政策宣布后，“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八、三军大会师：革命力量从分散到集聚的转折

从红军初创到会师西北前，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全国红军长时间分处于各个“山头”，既缺少相互了解，也缺乏战役上的直接配合。虽然1930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颁布了统一的军制，1931年11月召开的“一苏大”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对全国红军的领导。但从1933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给闽浙赣省委的信中，我们仍可看出中共中央和各区之间的联系极不便利。该信写道：“因为交通上联系上的不敏捷和其他原因，下面的信，我们仅仅是根据万永顺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一些五六月份材料来写的。”中央10月的信根据地方5、6月份的材料来写，哪还谈得上及时联系和战役配合。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更带领部队南下另立“中央”，中共中央不得不率红1、3军单独北上;并且张国焘还控制了和红2、6军团的联络电台。由此，三军不仅各在一方，且处于不同战略意志指挥之下而力量分散，严重影响革命发展。

三军大会师，改变了革命力量分散的局面。会师前，红军抗日前进阵地力量仅有红一方面军30000人。会师后，加进了红二方面军13300人(至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37300人(含后来渡过黄河的西路军21800余人)，总数达到了80000余人，实力大增，在数量和地域上都实现了红军队伍从分散到集聚的转折。且三军会师后，经过战役配合，特别是经过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批评，大大增进了各主力红军间的了解和联系，大大加强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全体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在组织上实现了从分散领导到实际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中领导的转折。经长途转战集合起来的红军将士，都对革命无比忠诚，是后来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精英和骨干。1936年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战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可见，长征胜利与三军大会师，使革命力量从分散到重新整合集聚，实为对中国革命颇具转折性意义的又一重大事件。

九、余论——系列转折性事件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

毋庸讳言，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作为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更处于这一转折的核心。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以1935年的长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14年的话，则可以说前14年挫折和失败接二连三，而后14年则接连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直至全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而未再出现大的失误和受到大的损失。从时间节点上说，取得这一系列胜利的后14年就是以伟大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为转折点的。但我们细想，如果没有长征途中的一个个具体胜利及一次次具体的命运转折，则这种总体上的转折就无从谈起。换言之，假如前文中所述的那些重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不是长征途中所发生的那样(这在当年并非绝不可能)，则长征乃至中国革命后14年的历史就有可能是另一幅图景、另一种结局。并且，遵义会议所具有的那种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也是依托这一次次具体的胜利和转折来实现和体现的。

首先，战略转移特别是通道—黎平的成功转兵，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是毛泽东被中共全体指战员重新认同的过程，也是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在内的中央绝大多数领导支持和拥护毛泽东、使其在遵义会议及随后取得核心领导地位的新局面逐渐形成的过程。其次，越江渡河、巴西行动、奠基西北、瓦窑堡会议、三军大会师则是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得以实现的体现和保证。换言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后其他具有转折性系列事件的综合性作用，则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性意义也无从体现。所以，笔者认为，本文所述长征途中的那些重要事件，对中国革命确实均具有转折性的影响和意义。

这些重要事件的发生，看似具有偶然性，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这种“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实际上就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应从上述偶然性的现象中把握其历史必然性的本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始终保存着强大的健康力量，并在关键时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无私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人的坚毅、守信、忠诚、担当、无私、果敢、睿智、顽强，广大指战员英勇拼杀、浴血冲锋的殊死奋战精神，党影响下的广大群众对党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等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形成了我党在危急时刻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纠错的强大能量，得以使我们党总能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并成为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决定性力量。

（作者简介：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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