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是幸福的！

郭松民

这两天，因为“开放代孕”的话题，将共和国初期“八千湘女上天山”历史再次带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些人以激烈的语气抨击当时“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决策者以及那个时代，把上天山建设新疆的“湘女”和“代孕”划等号，说她们是被用来“给当兵的一人发一个老婆”，又可怜她们的“梦想与才华被当成垃圾一样抛弃”，随即又引发了一阵要清算历史的喧嚣。

　　坦率的说，这种似乎带着爆表“正义感”的谴责，实际上是对历史充满了无知和误读，让我们不知道该是可气还是可怜。

　　其实，“八千湘女上天山”从来不是什么“尘封的历史”，所有的史料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自行百度)。谣言和喧嚣迫使一些当年“湘女”的后代出来辟谣——

　　1957年上映的由中国当时最美丽的女影星王丹凤主演的电影《护士日记》，讲述了一名上海女青年，响应祖国“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号召，自愿报名到了西北某工地的医疗站，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并爱上了工地的指挥长——一位老革命的故事。

　　这部电影(也许还应该加上一部《年轻的一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历史。这就是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青年男女以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荣，以在火热的战斗和创造性的生活中获得爱情为最大幸福，以在大城市坐享安逸的生活为耻！

　　作为后人，如果不能理解前辈的精神境界，至少也要感恩他们的贡献与牺牲。

　　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感恩，反而从自己灰暗、狭隘的小资生活出发，带着一种夜郎、井蛙式的自信，对前辈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史诗般的生活妄加评论，这不是让自己显得可笑吗？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后人对前人的幸福和英雄行为完全不能理解的状况?

　　要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传统和文化都出现了断裂，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刻遇到危机，我们将无法从前人那里汲取力量。

　　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成灾应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分支，“伤痕史学”在建构这样历史观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什么是伤痕史学?简言之就是把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叙述为一种个人不断受委屈、不断吃苦遭罪，以至于伤痕累累的历史。用个人的凄凄惨惨遮蔽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遮蔽了新中国凯歌行进的历史，也遮蔽了个人投身于一个宏大事业后所产生的巨大成就感和幸福感！

　　伤痕史学隐然成为一切历史叙述的主旨，渗透到影视作品、纪录片、个人回忆之中。在一些时间跨度很长的电视连续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金婚》、《北平无战事》、《人间正道是沧桑》、《老农民》等，我们都能看到伤痕史学的基础性作用。

　　伤痕文学和伤痕史学互相渗透，相互印证，塑造了几乎两代人的历史观。

　　如果你告诉这些被深度洗脑的人，革命年代的人是幸福的，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是幸福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幸福的，用劳动去创造新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甚至会像听到天方夜谭那样感到不可思议。

　　被伤痕文学和史学洗脑的人是可怜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才是灰色的、无聊的。他们所谓的幸福不过是一点购物消费的快感或一些生理上的刺激，他们不能理解创造性的生活，不能理解伟大的事业，不能理解战胜敌人或战胜困难后所感受到的巨大愉悦，更不能理解把自己同人民革命或祖国建设融为一体后，所获得的那种近似永生的幸福感！

　　当然，他们也永远不能理解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中华民族未来的路还很长，“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不了民族脊梁！摆脱伤痕史学的控制，重建我们的历史叙述，接续前辈的光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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