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其伟大的。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以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才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打完了温坊战斗，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征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有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思来署名，发布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端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象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用红星纵队等代号，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象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由二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十月二十一日，我一师一团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这一线守敌是回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我们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十月二十二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了顽抗，经两个半小时激战，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古陂，三军团早从右翼插到了古陂随后也追歼逃敌到安西。敌退守安西后不敢再出，我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兵力，监视信丰、安远这三点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这三点间安全通过以后，我们才先后撤出战斗。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我们冲垮了。

夜以继日，我们赶到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我二帅六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同志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口。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六团一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十一月二日晚，一营到达距桥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一营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二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一百多人。军团部移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又被我们突破了。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非常方便。敌人几年以前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在这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人已判明我们在突围，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我们前面堵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我和林彪之间，为了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次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要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川，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我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队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个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他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我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十一月六日下午三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他，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他才着了急，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奔袭道县，强渡湘江，突被敌人第四道封锁线

越过九峰山时，行军非常艰苦。我们冒雨行进在九峰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这里没有村庄，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和疲劳考验着每一个红军战士。但当我们得知，三军团、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其他兄弟部队已经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走到前面去了，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不顾一切地往前进。我的脚就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但仍坚持随队行动。

部队近到湖南、广西边境，还没有渡过潇水，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就尾追上来了。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乘机从两边夹击过来。这时蒋介石已任命何键为进剿军总司令，十一月十四日何键下令以十五个师分五路追击和堵击我们。第一路刘建绪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第二路薛岳四个师由茶陵、衡阳插零陵，这两路主要是堵击我军去湘西，第三路周浑元四个师，第四路李云杰两个师向我追击，第五路李韫珩一个师在我军南部跟进，配合粤桂军围堵我军。广西军阀五个师已经先期占领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军委一方面向我们通报了上述严重的敌情，一方面仍要我们加速西进。

在我们前面，横着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

过了第三道封锁线，一军团仍然先走左翼，二师占领临武，一师三团袭占蓝山，歼敌一个营。以后又变为右翼，向天堂圩、道县方向前进。

敌人的第一着恶毒计划是先合击我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从右翼部队来说，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必须先敌抢占道县。

退县旧名道州，紧临温水西岸，是这―带第一大县城，也是这一带第一大渡口。

十一月二十日，一军团二师受领了长途奔袭占领道县，并阻止零陵之敌向道县前进的任务。

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决定，将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四团、五团。四团攻正面，五团迂回。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他们率领部队，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拂晓，四、五团同时攻入道县，消灭了守敌，并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六团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架起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这样，使敌人第一个计划不能得逞，并为我进一步渡湘江造成有利态势。

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步计划是消灭我于湘江之滨。这是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最严密的部分。

敌人麋集二十个师，为了紧缩包围圈，湖南军阀何键将他的指挥部从长沙迁至衡阳，将其所属的刘建绪的四个师调至桂北全州。第二路薛岳的四个师进驻黄沙河。广西白崇禧也将指挥所移到桂林，将他的五个师和民团配置在全州、界首、灌阳等地。重点在保境“灭共”。而蒋介石的嫡系周挥元的四个师和李云杰的两个师，则从我们红军的背后，象拉网似的压过火。

我们面前是一道又宽又深的湘江，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间，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

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永明(今江永)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经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

中央军委将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以及八、九军团等，从两翼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湘江。

当一军团率领二师从道县出发，经文市向湘江前进时，一师尚滞留在后面配合五军团对付周浑元。因为周浑元一直紧追在后边不放，其先头部队已抵达道县，一师在五军团未到达之前，必须保住潇水西岸。同时，如果不给紧追之敌一个歼灭性的打击，我们也不能放心前进。

二师派四团作前卫。四团受领的任务是：提早出发，先去抢占全军左翼的界首，待夺取以后，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三军团六师。然后向右翼归还在全州方向的二师建制。这个任务四团按期完成了。与此同时，二师另两个团，也于二十七日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并派遣五团相机先敌占领全州。但当天全州已被湖南军阀刘建绪的部队先期占领，五团这一任务未能实现。

夺取全州未成，一军团只能将第一道阻击线选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距全州十六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从全州，有一条公路，就是桂黄公路，正穿过脚山铺。这一线山岭走向与桂黄公路相交，正好成十字形。脚山铺，在这个十字中心，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公路的两侧，夹峙着两列二公里多长的小山岭，各有数个小山头。以东边的黄帝岭和西边的怀中抱子岭最高，标高有三百多米，其余二百多米，山岭上长满小松树。山岭前面有一个开阔地。这个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阻击阵地。

军团召集干部看了地形，决定先将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加紧构筑工事，待一师赶到，再将一师部署在公路两侧。

白崇禧看到我军直奔湘江，就又把他的五个师开回灌阳和兴安两点。从十一月二十七日起，三军团在左翼灌阳、新圩和桂军打了几天几夜。由于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我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涉渡。中央军委纵队也已于二十七日到达灌阳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地，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他们仍然让人们抢着从中央根据地带来的坛坛罐罐，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到达湘江边。使前线战士为了掩护任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纵队要渡湘江。而白崇禧又将全州以南至界首段他所部署的正规桂军都撤掉了，只剩下民团；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攻到第二天拂晓，即十一月三十日凌晨，我一师师良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才率部队刚刚赶到，部队非常疲劳，队伍一停下，有些战士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但军情紧急，立即紧急动员，仓促调整部署，进入阵地。

三十日，全军团展开阻击。一师是二、三团阻击，一团作预备队。二师是四、五团阻击，六团作预备队。敌人前锋为十六、十九师两个师的兵力。拂晓时的第一次冲锋，很快被我军打垮。在尖锋岭和美女梳头岭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第二次冲锋。后来随着冲锋次数的增多，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地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战至下午，敌人以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突破了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我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入夜，敌人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我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夏壁田一带。

敌人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我二师前沿阵地尖锋岭威胁也很大。敌人从三面向我尖锋岭进攻，五团在上面只派有两个连，尖锋岭失守。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这时，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态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五团阵地失守，二师主力只得退守黄帝岭。敌人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在贺帝岭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持杀战，黄帝岭终于守住了。入夜，在一师撤出之后，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包围，也主动撤退至珠兰铺、白沙，与一师占领的夏壁田、水头，构成第二道阻击线。第一天战斗，四团政委杨威武也负重伤。

第一天战斗过去了，夜间也无法入眠。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这几天，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全天都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来往的电报，几乎都是十万火急，个别的是万万火急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我们军团领导人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脚山铺附近给军委发了一份电报。

朱主席：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经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一时半，朱德主席给全军下达了紧急的作战命令。其中，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出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紧接着，在三时二十分又以中央局军委、总政的联合名义，下达了一定要保证执行军委上述命令的指令给一、三军团。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军委总政

十一月三十日晚上，到十二月一日清晨，无论是红色指挥员，政工人员，参谋人员以及各类战勤人员，和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都是一个最紧张的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啊！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都是熬红了眼在为第二天作战斗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啊！

十二月―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凌晨，敌人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更加嚣张地向我进犯。而总参谋命令我们在本日十二时前，要保证决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使总部和全野战军能顺利地渡过湘江封锁线。敌众我寡，但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下，我们的士气惊天地而泣鬼神。于是在二十多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开始，敌人猛攻三团阵地，三团连续订了几次反冲锋。敌转而猛攻我一、二师的接合部，终于被敌突进四五里地，并迂回到三团背后，包围了三团两个营。一个营当天奋勇地突出了重围，和一、二团会合。一个营突错了方向，反而突入敌群，被分割成许多小股，在班、排长和党的支委小组长带领下，两天以后多数人归间了陶已的部队。敌人从我按合部突破以后，二师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因为二师部署靠外，他们当机立断，命令守白沙的团队将敌人坚决顶住，这个团打得非常顽强，他们硬是凭着刺刀，将来势汹汹的敌人顶住了，其他两个团才撤出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我们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鸽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门退入通资源的越城岭山区。

这一天，一军团军团部也遭受极大危险。敌人的迂回部队打到了我们军团部指挥所门口，这是多年没有的事。当时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正在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敌人已经端着刺刀上来了，我起初没有发觉，警卫员邱文熙同志很机警，他先看到了，回来告诉我。我说，恐怕是我们的部队上来了，你没有看错吧?他说没有看错。我到前面一看，果然是敌人。左权同志还在那里吃饭，我说，敌人上来了，赶紧走。于是我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一面命令警卫排长刘辉山同志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他那个政治部，让他们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刘辉山往下走的时候，敌人正向我们方向射击，一抬脚，一颗子弹奇怪地把他的脚板心打穿了。由于我们这次及时地采取了适当措施，摆脱了敌人，避免了损失。(进北京以后，刘辉山曾当过中央警卫师师长。)在我们撤退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活动很疯狂，撒下很多传单，说什么如果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国民党政工人员编写的这些狂妄浅薄的宣传品，连他们自己的士兵都称之为卖狗皮膏药，更吓唬不倒英雄的红军，没有人去理它！可是敌人的飞机几乎是擦着树梢投弹、扫射，很多人被吸去了注意力，不注意往前走了。我说，快走！敌人的飞机下不来，要注意的是地面的敌人。快走！

在我们一军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三军团在兴安、灌阳一带，与广西敌人进行了激战。五军团则在文市附近与周浑元等追敌进行激战。他们也都打得顽强而艰苦，损失很大。

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成立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

准备撤往西边大山时，有一个山隘口叫梅子冲，通过这里，就可以到油榨坪，是我们预定的撤退路线。大家都往这个口子挤，这个口子很窄，部队多了势必谁也过不去。所以一定要安排开。我命令聂鹤亭带一支部队在通向油榨坪方问右边的一条路上抗击敌人，从右冀掩护大部队撤退。布置好后，我急忙向梅子冲赶，当我到达这个口子的时候，罗炳辉和蔡树蕃带着九军团过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部队比较少，可以走左侧的另外一个口子，不过稍微绕点路，但也不远。这个隘口今天一定让我们军团通过，我们也好掩护你们。我亲自在这个口子上调排各个部队的行进道路。一、九军团通过以后，我在口子上等后面渡江的兄弟部队，见到八军团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一见我就说：“糟糕，我们的部队都被敌人打散切断了！”我说：“此刻，过来多少是多少，先安置宿营。”因为这时已经天黑了。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彭绍辉、肖华带的那个少大国际师还没行过来。于是又派了一个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大国际师接了过来。虽然如此，出于敌人来得快，我们行动太慢，所以仍然有一部分部队沿能渡过湘江，象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的一个团，还有八军团被打效的部队部被敌人切断了，损失很大，其中有些同志后来转到湘南打游出去了。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我们在油榨坪没有敢休息，因为敌人在后面紧追。过了油榨坪，摆脱f敌人，到了一个大树林里，我们才得到休息。几天几夜的紧张激烈的战斗，这时候才感到又饥又饿，疲劳极了。我把身上带的干粮拿出来吃，也分了一些给林彪吃，觉得真是香极了。艰苦的岁月就是这样，紧张的战斗会使你忘记饥饿和疲劳，一旦休息，能睡上一小觉，或吃上一点干粮，就会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渡过湘江以后，一军团减员不少。以一师跳三团为例，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江后，只有―千四五百人了。当然这个减员数字不光是渡湘江受的损失，包括前几次过封锁线的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都在内。

可是我们终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与湘江之畔，我们又整队前进了。

离根据地越远，困难越多；就越想到有根据地的好处，和离开根据地作战的难处。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打仗下来了伤员，还可以交给送红军出征的担架或用沿村转送等办法，送回根据处安置。可是越走越远，这种可能没有了。又不能都抬着走，只能就地安置，这是唯一的办法。许多轻伤员都是不愿意寄养的，都愿意随队养伤。

部队也不能伤亡一个少一个，总要千方百计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从道理上说，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兵源。不过，那时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又不十分了解，做好扩红工作确实不容易就是了。所以经常是减员多，补充少。这就是难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部队向哪里去。干部战士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说是转移，可是越走越远，仅“转移”两字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指战员心中积下的疑问了，特别是跨过粤汉路后，就不得不逐步明白地告诉是为了去和二、六举团会合。

求解放的理想和艰苦奋斗的意志帮助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虽然我们知道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仍然是千难万险。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以后，一军团到了广西资源县油榨坪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站在山顶上朝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一看，嗬！一层山接着一层山，象大海里的波涛，无穷无尽，直到天边。我这个出少在四川，又在江西福建打过几年山地战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山！我们作为先头部队，没有在油榨坪停留，就继续向大瑶山前进了。

开始，我们在广西境内定，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胁迫老百姓对我们实行坚壁清野，当地民团和我们打开了麻雀战。他们在这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枪，你追了去，他们又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上朝你放几抢。他们还派坏人在我们住的村庄偷偷地纵火，诡称是红军放的火，用来蛊惑群众，被我们捉住揭露了。在大瑶山地区的行军是很艰苦的，没有粮食吃，还要对付民团的麻雀战。广西的敌人在后面追击，胁迫我们出境，天上还有蒋介石的飞机不断来侦察，发现了就扫射轰炸。好在密林多我们又规定了许多防空措施，才没有遭受大的损失。

随后，进入湖南边境。十二月十一日，一军团二师五团打开通道县城，我们只在通道传了一天，继续西进。当时目的还是要向湖南西北部前进，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敌人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在湘西正等着我们，敌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筑堡堵击。为此，毛泽东同志竭力说服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但仍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十二月十四日军委仍电令贸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

离开通道城时，一军团走右翼，经雀鹰坡、新厂，三军团司左翼，经团头、鄱阳，入贵州境内。贵州当年是有名的穷省，真是“天无三日暗，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没有三分银自然是指―般老百姓。穷苦的老百姓，人们都称呼为“干人”。封建剥削，十分惊人。贫富两极分化，除封建盘剥之外，又和吸鸦片烟、种鸦片烟、贩卖鸦片烟、抽鸦片烟税等联系在一起。鸦片烟，不仅富人吸，不少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抽到倾家荡产，甚至卖老婆。军队也抽鸦片。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几乎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再加一杆鸦片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十二月十四日，我六团会同三团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当时有王家烈守敌一个团，我军进攻，他们即放弃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随后，我们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的中心。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为了充实战斗部队，紧缩机关，还下令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同志任司令陈云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向志为副司令员。

我在黎平没有住，随先头部队前进了。十八日在的进途中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要我们电台随时准备收听。不多久，就接到了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师一级干部。决议提到改变战略方向的根据是：一、使中央红军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协同；二、求得彻底粉碎敌人数五次“围剿”，发展新根据地和红军，因此新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该以遵义为小心，在不利条件下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但不应该去云南和黔西南；三、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们前进的敌人，但对蒋介石的部队和湖南、广西的敌人应力求避免大的战斗，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四、在我们内部，坚决反对出己力量估计不足悲观失望和正在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五、责成军委、总政治部制定保障本决议实施的具体计划。第二天我们就收到军委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第四条提出，二、六军团应该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北援，然后再向永顺西进，以箝制在铜仁地区的薛岳纵队；第五条提出四方面军应该在川北重新发动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能统制四川全部敌军。随后由李富春代主任签署的湘江政治部(即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也发来了。根据这个训令，各级政工人员向部队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了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拥护，大家提高了信心。

黎平会议后，我军即改向遵义进发。但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一军团受命先渡乌江。二师由军委直接指挥，一师由我和林彪率领，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强渡乌江，中央纵队则在二师后跟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二师和一师在预定地点渡江成功。渡江战斗比较激烈的是在二师方向。

二师在江界渡乌江先取得了成功。十二月三十日二师由陈光带领四闭走前卫，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占领时，敌人已经把内战的一些茅屋放火烧光了。敌人撤到了北岸，正抢修工事。

四团团长耿随同志政委杨成武同志，亲自化装冒雪到江边侦察。他俩看到的乌江真是险峻。乌江南岸要下十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十里地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正是在墨乌色的峡壁间流过。乌江江面倒不算宽，只有二百五十米左右，可是流速却每秒达一米八。整个乌江象一条乌青色的蛟龙向东北奔腾，无论投下一片什么东西，转眼就冲得无影无踪了。难怪群众称它为乌龙江了。为了搞清对岸故人的兵力火力配系，四团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逗引敌人不断朝南岸射击。驻守北岸的敌人是军阀侯之担的一个旅。耿飚和杨成武同志根据敌人发出的火力，观察敌人的工事，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再参照老百姓的介绍，哪里是敌人的排哨、连哨，哪里是敌人的团预备队哪里是旅预备队，都作出了判断。

第二天，先在渡口组织佯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在上游五百米处，又组织了以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八位善于游泳的勇士试渡。结果，由于准备架桥的粗绳索被敌人的炮弹打断没有拉过左，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得又游了回来。

晚上组织了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连长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第一筏渡河成功，第二、三两筏都渡到中流被水卷回来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路一筏渡河成功，以为它被激流卷走了。偷渡基本末成。

二日天刚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赶到了四团。他告诉四团，后面追踪的薛岳纵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督促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他带来了一个工兵连，协助完成此次紧急渡江任务。

二日上午九时，四团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以三个竹筏为先头，组织强渡，成功了。他们与第二次偷渡过去在对岸峭壁下隐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五勇士互相配合，把敌人河岸阵地上的守军打垮了。一营的部队赶紧过江。这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开到了。敌人居高临下，我们是仰攻，地形十分不利，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幸亏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同志连打三发炮弹，把向我滩头阵地猛冲的敌人压制住了，一营乘势反击，才将敌人全线击溃。

桥架起来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过了乌江。

与此同时，一师在龙溪回龙坝渡口组织强渡；稍晚半天，也成功了。一师一团任前卫，一月二日上午，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赶到了大乌江渡口。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同志亲自到渡口指挥。前卫营为一营，营长是孙继先同志。前卫营一踏进河滩，守在对岸敌人的一个团就向我前卫营开火。杨得志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几发炮弹就将敌人一座用破庙改成的据点轰飞到半空中去了。此处江面只有一百来米宽，可是两岸也是悬崖陡壁。没有渡河工具，别说木船没有，就是木桨都被敌人早搜走了。他们扎制竹排，组织了八名泅水的勇士乘暗夜偷渡，因为风急浪高，竹排被冲到下游，很多同志都落水了，没有成功。随后再接厉，组织了十几名勇土，选择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强渡，成功了。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一团胜利地渡过乌江。浮桥也搭成功了。我随一师，渡过乌江，就向湄潭进发，调理城外是开阔地，没有敌军防守，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湄潭。后续部队也陆续安全地渡过了乌江。

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前面提到的那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额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行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般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

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闭，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出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丁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十四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迫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说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山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会议还是开得很紧张的。除了个别同志处理作战指挥方面的事，临时告假以外，一律到会。那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结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别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同志后来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挥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的，遵义会议文件中的华夫同志，指的就是他。他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但对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在发言中，一慨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态度十分顽固。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

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击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出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遵义会议过程中，一军团按军委的指示，派我军前锋二师四团占领桐梓、松坎，以后全军团就集结在这一地区。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内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

因为我的脚伤没有好，军委要林彪先回部队。李德表示，要到部队去体验实际生活。林彪与李德先后去了一军团。我坐担架，仍随中央纵队行军。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达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内古蔺开进。土城战斗以后，我的脚伤基本好了，就不再坐担架，又回到了一军团。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似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三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

部队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灵活地调动敌人。为了增加部队的机动，甚至把一些累赘的火炮和辎重也都沉到赤水河里去了。红军主力先是两渡赤水。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撤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为了配合三年团作战，我骑马先赶到了遵义城里三军闭指挥部，还没有坐下来，就听说三军团前卫部队在向遵义以南追击溃敌时，碰到薛岳纵队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增援上来了，并且已经在遵义城南丘陵地接火，战斗很激烈，彭德怀同志真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立即向前线出发。我也赶紧通知―军团部队进遵义城后不要停留，立即向城南去配合三军团作战。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并乘胜猛追，在烂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烂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敌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第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陂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

有一天黄昏，敌人刚逃到一个村子，停下来做饭。敌人前脚到，二师四团后脚就追进了村。四团有个部队进了敌人的伙房，敌人还不知道是红军。四团有个战士看见伙房里有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抄起来就想吃。敌人的伙夫还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敌人根本想不到红军来得这样快。

一师二团的追击动作也很迅猛，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当敌人刚停住脚，宿了营，摊开铺吞云吐雾时，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带着二团的部队追到了，缴了敌人的枪，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在开玩笑。

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幸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作战行动。这次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四月九日，通过贵阳城郊的那天，一军团在口子两边掩护全军通过，我在后面督队，队伍拉得很长，兹不多都过去了，我在路上见到蔡畅大姐。她那时和贺子珍等几位女同志在一起。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她一听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情地说，我走不动呀！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加紧赶路。这些女同志真是令人可钦可敬！从贵阳往西，一师二团抢先渡过了北盘江。军团主力渡江之后，二师连下贞丰、兴仁、安龙三县。这一带敌人兵力空虚，都是些地方保安队等小部队，所以我们开进比较顺利，几乎是日下一城，给养也得到补充。记得到了云南曲靖，这一带倒是很大一个平坝子。部队在这里驻了两天，仍无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追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却尾我进入云南，云南敌人也调集大量兵力向我合围，当时估计各路敌人有七十个团之众。于是中央、军委四月二十九日发布命令，我军速渡金沙江，甩掉敌人，去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接命令后，我们一面向昆明虚张声势，一面向金沙江前进。前进时二师四团这次用了三个连队，全部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他们作先导，象演戏似的，用的是连环计，不费一粒子弹，一连赚开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掩护我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

这一程，又是我们一军团走左翼，三军团为右翼。刘伯承同志带着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边。到了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江。我们在元谋、龙街一艘船也找不到，江面水流太急，又无法架桥。桥架起一半就被水冲走了，再架又没有器材，敌机又不断来侦察袭扰。可是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在皎平渡夺到了一只送敌人侦察人员过江的船，占领了渡口南北两岸。朱德总司令五月五日打电报叫我们还到皎平渡去渡江。电报说：“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那时真是军情紧急啊，电报还没有翻完，但大概意思已经知道，到那边去渡河。我们立即决定，沿着一条经白马口的山谷间的沿江小道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谈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四十八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一百二十里地，疲劳极了。当我们赶到皎平渡时，干部团早已渡到对岸，消灭了对岸的敌人。就靠那几条船，将其他部队都渡过去了。我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只有五军团还在江南岸掩护我们。我们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崖洞里等候着我们。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旬，三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这时中央红军又达到四万人，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一军团一师一团五月十七日攻占德昌，俘敌二百多人。以后我们与五军团一起向西昌进发，到西昌城边，侦察得知，西昌城高三丈，而且很坚固，城内有刘文辉部守改四个团和一部分彝族士兵，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绕道通过西昌，二十日进抵沪沽。

这时候，中央军委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和我，他任司令，我任政委，带领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无线电台，再加上肖华同志的一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接命令后，我和伯承同志就率领先遣队继续向冕宁以北安顺场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左权、刘亚楼同志则带领第二师的第五团，经越西占领了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借以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

中央军委派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亡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了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沽基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见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出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当然无意于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伯霖同志便把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为金兰之盟，还拿了一只公鸡来，在湖边上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那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样，最后达成了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沽基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坐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象当年司马懿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我们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内沽基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排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土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过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沽基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次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与我们通过彝族区的同时，恰好左权、刘亚楼同志带领五团，经过冕山以后，把越西县城打开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也被我们释放了，这也有助于我们顺利地通过彝族区。

求得顺利通过彝族区的目的，在于早日出敌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使红军能从安顺场渡过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到达安顺场。

夺取安顺场的任务，当然由我们先遣队来承担，具体任务又落在了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团指定一营为前卫营，营长为孙继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为了检查渡河部队的准备情况，冒雨到了前卫营。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个刚缴获不久的法国造手电筒给伯承同志照路，因为他眼睛视力当时就已经比较差。那时驻守安顺场的两个连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以为还有几天路程呢，很麻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很快就把它肃清了。河水轰轰隆隆的巨大咆哮声，掩没了激战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并没有发觉。

我和伯承同志进到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住的棚子里，把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伯承同志仔细地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然后进一步给他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注意事项。我对孙继先同志说：“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专吃苦精神，这足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动员部队，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这时，一营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小船是敌人民团营长带过来的。其他的船早被敌人划到对岸去了。就是这条船还是一条坏船，我们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宽约百米，深约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乌江、金沙江水还要急，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继续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营的同志们为争当突击队争持不休。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通信员，争得最积极。我和杨得志向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就谁去。”这个通信员终于得到了批准，高高兴兴地参加突击队去了。

当时决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强渡。拂晓时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旁边就是架着重机枪的阵地。我们直接观察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战斗发起后，由有名的追击炮手赵章成同志和一团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等，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控机关枪进行掩护，我们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那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到了河的对岸，打垮了敌人的防御，占领了滩头阵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头都充满了激动，为我们英勇无畏的红军感到骄傲！

随后，他们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河去，船太小，每船只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团还有两个连没有渡过去。风急浪高，浮桥又架不成，没有办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师的二、三两团出来到接口，当天夜间，总算把三个团都渡过了河。在一闭渡河还没有完，二、三团还没有开始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来到了渡口，林彪也来了。毛泽东同志找我们开了个小会。当他得知渡河的困难情况，就立即决定我军要迅速夺取泸定桥，否则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人李韫珩的五十三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我们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当时确定购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同志领导的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领，从东岸北上赶向沪定桥；由林彪带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沪定桥。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肖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受领任务以后，我和伯承同志就随着一师的部队，登上彼岸。干部团随后也从这里过了河。

防守河对岸的敌人，只是被我们驱逐走了，并没有走很远，我们不知道。我和伯承同志带着部队过河以后没有走好远就天黑了，找到一处村庄宿了营。第二天天亮起来一看，才发现敌人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庄上了。我们在山坡的这一边，他们在山坡的那一边，噼里啪啦打了一仗。又经历了一场惊险！

队伍沿着大渡河的东岸继续北上，目的是要从东岸去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侨的部队。伯承同志说他要先走，他要带一部分部队先去占领一处隘口，那里敌人大约有一个营固守。我就随着本队走，我们边走边审问俘虏。从刚俘虏的敌人口里，才知道，跟在我们后边的，是敌人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另外还有一个旅。都足敌人布置的河防部队，放在我们行进右侧的山地上。我赶紧去将这个情况告诉伯承同志。我对他说，你不能那样走。如不先夺取右侧这几个高地，我们就过不去，如若敌人居高临下，来一个反扑，就有把我们压到大渡河里去的危险。当时，我们手下只有黄永胜那个三团，其他队伍还没有赶到。于是我们就带着三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占领了右侧那几个山头把敌人那个旅击溃了。敌人向化林坪方向逃去。这样才保障了我们的安全，又保证了正行进在河对岸的二师四团不受敌人隔河的射击。

二师四团的任务是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北上，去夺取泸定桥。我们两支英雄部队，互相支援，夹大渡河北上，当时的情景真是动人。他们在对岸边行军边不断地对我们又是喊又是比划手势，意思是告诉那里有敌人，要我们注意。我们这边也是―样。虽然由于河水的咆哮，大家什么也听不见，但战友的关怀却鼓舞着每个红军战士，都加紧了脚步，向泸定桥急进。我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坚信我们决不会做第二个石达开。同时，这次打泸定桥，好在采取了夹河而上的办法，因为大渡河并不宽，越往泸定桥前进就越窄，只有百米左右，两岸的敌人都可以隔河射击，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当年在一军团任参谋，现在在空军任副司令的何廷一同志，就是在西岸被东岸敌人火力打伤的。我们夹河而上，就可以消灭和驱赶两岸的敌人，保障对岸同志的安全。

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委是杨成武。他们以急行军的最大速度，二十七日晨从安顺场出发，还要一边走，一边消灭路途上碰到的敌人，真是行走如飞。他们在路上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俘虏了敌人的营长、连长等数百人，日夜兼程，冒着大雨，黑夜点起火把，第二天用的是“一天二百四十里”的速度，于二十九日早晨六时，抵达泸定桥西岸。面对着他们的是一江汹涌咆哮的江水。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得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他们组织了二十二人的英雄突击队。在当天下午四时，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是这样奇绝惊险地夺取泸定桥的。这时候我一师二团三团的几个连队，也从东岸赶到泸定城郊，对四团夺取泸定桥起了策应作用。然后四团冒着敌人放的熊熊大火，攻占了泸定城。守敌二十八团向天全溃退，我军俘虏人枪百余，补充了一批弹药。

我和伯承同志带着三团冒雨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城时，已是后半夜二时了。那时，我本来已经病了，正在发烧。可是为了查看泸定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看是否大部队还能从上面通过，状和伯承同志要杨成武带着我们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同志提着马灯，带着我们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道，在我们又回到桥中间的时候，由于伯承同志心中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在桥上连跺了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因为他过去在那里打过仗，知道沪定桥的险要，夺取这座桥的不易，感想自然更深。我也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五军团和林彪带的―军团的本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带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河。我们一过大渡河，就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全用掉了。

胜利渡河以后，一军团《战士报》连续发表捷报和评论。先是表扬了《冲部永远是模范――渡河前的胜利》。冲部是当年五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卡领了越西县城，为掩护我们从西边占领渡河口创造了条件。然后是《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牲部是一团的代号，表扬他们在安顺场强渡取得成功。最后特别表扬勇部飞夺泸定桥，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勇部是当年四团的代号。这些都反映了从机关到连队战土那股高兴劲。

特别是朱德总司令发来几份电令，一再称这次胜利是战略的胜利，十分鼓舞人心。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一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助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一九七九年十月，有的同志要求我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词，有感于当年红军过大渡河的英雄气概和我们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主要过程，我写下了这么几句：“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次分晓。”这说不上是诗，只不过反映了我军强渡大渡河的实际情况罢了。

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我全军过大渡河后，开始想回过头来，南向清溪、富林，以扼阻小央军渡河北上，所以我们一军闭又在化林坪等地击溃退守第二线的四川军阀河防部队。以后军委得知清溪有川军守敌四个旅，为了避免与敌纠缠，尽快与四方面军靠拢。又命令我们继续北上去占领天全、芦山。于是我们爬了二郎山刚近一个叫甘竹的高山。这是我们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主峰的海拔是三千四百三十七米。我们自然不会走主峰，但是我们走的这座山峰也够高的，当时说是五十里。山上没有人烟，尽是原始森林。林中是纠缠不清的粗壮的葛藤和横七竖八的被雷击倒的枯树干，地下则是老厚的腐枝败叶和苔藓。在这样大的原始森林里，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何况那天正下小雨阴暗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脚下泥泞，可以说根本无路可走，是的地方要砍倒树开路。步兵运动很困难，别说重机枪和辎重部以了。尤其是下山的时候，山非常陡，大家是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践留下山的。对牲口则是先把它身上的驮子卸下来，滚下山去，然后再把牲口连拉带准地推滑下去。这一天损失的牲口不少。只不过是一日的行军，搞得人闲马乏，精疲力尽。

这一天倒没打仗。可是四外仍然军情紧急。四川军阀以雅安为据点，前来向我堵击，想在雅安以西击溃我军。六月六日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们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于是我们军团就向北急进，赶在川敌援军的前面。六月八日四团袭占天全，一团击溃川军的一个团占领芦山。

一到天全、芦山，就象到了天堂一样。虽然只不过是原西康省的两座小县城，平坝子也不多，可是没有大山了，能见到各种蔬菜和从四川运来的各种物资。我们在天全县政府里休息了一天，部队吃得饱饱的，搞了一天卫生工作，突击治疗病号，补充了―些给养。主要是利用这个时间动员大家做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工作。在天全、芦山我们接到中央和军委发布的指示，要我军迅速北上，去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今小金)。中央军委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一军团。一军团则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他们十二日赶到懋功。刘亚楼率五团在四团后跟进。我们率军团部和一师还有三军团彭雪枫的那个师，在五团之后跟进。

离开天全、芦山，四团占领宝兴，我们就到了宝兴。这时地势越来越高，峡谷越来越多，过铁索桥又多了。从江西一直跟着我的一匹骡子在过桥时蹄子陷进铁索中去了，左弄右弄弄不出来。为了不耽误部队过桥，只好忍痛把它推到桥下去了。长征中有一头骡子是多么宝贵，失去它是多大的损失呀！何况那时我开过刀的脚又化脓了。

到了宝兴，再走百余里，就是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了。我虽然是四川人，但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看壮丽惊心的大雪山，平生还是第一次。从江西、福建来的一些红小鬼更是觉得大开眼界。

六月十二日，我们进到大硗碛，已经进到了夹金山的脚下。这时陈光同志发来电报，他们已经翻过夹金山，到了达维，与四方面军的先头团第八十团会合，并得知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已经在八日占领了懋功。接到电报真是高兴极了，给我们翻越夹金山增添了力量。在大硗碛住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就开始上山。象我们这些病号，为了不致中途落伍，更是提早上路，未等天亮就动身了。

这时，左权同志也病了。我和左权同志都是带病过夹金山的。那天一大早，他们用担架拍着我。一上坡，我想起左权同志行走更困难，就赶紧下来。我说：“我可以拄一根棍慢慢地走，左权参谋长还在后边，你们去抬抬他，帮一帮他吧!”

夹金山，是我们长征路上过的第一座雪山，地图上的海拔高度主峰是四千五百米左右，但是从大硗碛往上走并没有这样高，因为我们到大硗碛时，海拔高度已经很高了。困难的是山上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上午爬山，如天气正常，人们开始还并不觉得什么。已经经过反复动员，人们的精神准备都很充足。山坡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铺撒在茫茫浩瀚的“六月雪”中，这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再加上鼓动工作，把人们的劲头鼓得很足。但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足毛毛细雨，转眼又成了霏霏白雪，随风狂舞，把我们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变成了雪人。尤其是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战士们衣着不多，临时打开背包，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或者干脆把被子、毯子被在身上。我上到山上感到气也喘不上来。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了。我们警卫班的同志，身体都是比较健壮的，也有的走着走着有知怎么地，倒下来就完了。在山上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劲，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我一打听，左权同志也过来了。林彪这一天反倒掉了队，没有能过夹金山；过去他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

六月十四日晚上，我们到了达维，我开始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了，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真是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

这次来迎接一方面军的不光是三十军的八十八军，还有九军的二十五师，统一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带队。当时李先念同志驻在懋功。我和几个同志在二十五师师部住了一夜，他们搞了好多吃的东西来款待我们。第二天我们到了懋功，见到了李先念同志，他又热情地招待了一番。李先念同志看到我没有骡子，就送给我一匹骡子，这匹骡子我一直骑到陕北。

随后，六月十八日，中央来到了懋功。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和四方面军的领导到两河口开会，也会合了。

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野心暴露的起点。这时，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军衣破破褴褴，五光十色，在张国焘的眼里，还不如“他的”队体有战斗力。本来不管哪个方面军，那是中国工农红军，都是党的部队，谁有战斗力都是好事，可是张国焘他动了野心。我们当时看到四方面军的队伍人员比较充足，除原有的老部队外，还从川北带来一些新参军的向志和地方干部，总共约有八万人。张国焘把这些都看成是他闹独立的资本。另外，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对张国焘这个人，过去我是了解的。他狡猾阴险，个人野心很大。所以，我对他是有警惕的。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本应有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早在两军会师以前，六月十六日、十八日，中央、军委曾两次致电张国焘、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蛾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并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今茂汶)、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张国焘就是不听，红四方面军在受到敌人进攻以后，没有坚持，而是从茂县、北川等地向懋功一线以北转移。

六月二十六日，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会上张国焘却坚持异议，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金议虽然作了决定，但张国焘根本就不愿执行。他以后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这次会议，也暴露了张国焘要搞分裂，想夺权的野心。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批，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一部分兵力给我们补充部队。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我们又翻越了几座比夹金山还要高得多的大雪山，由于部队有了经验，都学会个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陷到雪里去的很少，没有象过夹金山牺牲那样多人。两河口会议以后，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当时得知在松潘附近有胡宗南的共十六个团。为了打松潘，我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一、三、五、九军团组成，由林彪和我同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统一指挥；中路军由徐向前同志指挥；右路军由陈昌浩同志指挥；分头向北，继续前进。

因为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到了黑水、芦花一带，部队要四处筹粮运粮。这一带有很多大喇嘛寺。刷经寺是其中最大的。寺里大喇嘛都很阔气，连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藏粮很多，但是不能随便取用。部队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信敌人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了，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起用了藏民的粮食，只得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当时为了掌握政策，团以上都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三、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呀！

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

那时我们一军团是前卫，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临时归我们指挥。前面，毛儿盖驻有胡宗南的一个营，七月十六日，我三十军和二师四团将那个营击溃了，占领了毛儿盖。敌人临逃离毛儿盖时还放火烧了房子。部队到了毛儿盖，缺粮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棵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是只能救一时之急。

中央曾利用在毛儿盖休息的时机，于八月二十日召开了政治局打大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重申了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批判了张国焘主张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客观上正适合了敌人企图将红军压迫至黄河以西不利地区，然后以堡垒线封锁，切断一、四方面军与其他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指出这是畏惧敌人，对自己力量丧失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还决定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由阿坝到班佑、巴西地区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进。

在此之前，还召开了一个沙窝会议。那时四方面军的十一师，政委是陈锡联同志，驻在沙窝，是在十一师司令部开的。张国焘要补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毛泽东同志和他作了坚决斗争。我们那时随部队到另一个地方执行任务去了，没有参加。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参加，因为他肝病犯了，曾经把“戴胡子”医生调去护理他。听说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向中央要权。

沙窝会议前，中央鉴于胡宗南兵力已经在松潘附近集中，毛儿盖附近全是藏民，对我们不了解，特别是粮食困难问题，虽有缓和，仍未解决，因而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不打松潘，只作为箝制方向。全军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决定一、四方面军分别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组织左右路军。右路军由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指挥，由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这时一度改称一军和三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指挥，实际上是由当时已升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一部组成。先分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班估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巴西会合。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郁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致晚上十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骡子我也不敢骑，让一个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我走中间，一个警卫员殿后。我过去在不作战时，从来没有将手枪顶上子弹的，这次我将手枪子弹上了膛，也叫警卫员将枪里顶上子弹。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前不久，我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军团军团部。

八月中旬，我们向北走，张国焘向西走，我们向巴西、阿西的进。张国焘就间阿坝前进。到了阿坝，张国焘老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巴西方向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诱使右路军也向西进。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农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二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火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时左权、朱瑞同志都在场。他俩都未表态。左权同志当时不表态有他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所以他说话十分谨慎。朱瑞同志是在长征途中接替李卓然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在争论时，他既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公数支持林彪。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右路军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出发向草地前进，一军团由二师四团作先导，走前卫。随后出发的是右路军司令部和毛主席、张闻天、博古及红星纵队的一部、红军大学等。然后是四军和三十军，最后是正在病中六天没有进饮食的周恩来同志带着三军团殿后。

离开毛儿盖北行四十里就进入草地。草地可以说根本没有路，当时由侦察科长苏静同志，带了一个指北针，找到了一位藏族老太太当向导，在前边为部队开路。那位老太太有病，我们派人抬着她走。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边开路是有功的。我们走了二十里地就到了腊子塘，路不好走，晚上把树枝架成棚子宿营。第二天走了五十里到达分水岭，在附近森林中宿营。第三天定了七十里到了后河，能寻见单株树的，在树下宿营。第四天离色既坝四十里宿营。这一夜没有下雨，附近也无森林，选择了一些干燥的高地，勉强对付了一夜。第五天才走到班佑。这只是水草地。整个草地的景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千里沼泽，“复不见人”，“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就是草地。我们的红色战士，就是在这样的荒原上，燃篝火，食青棵野菜，互相激励，相扶而行。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我到班佑的前一天，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同志打了一个电报，把我们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同志。其中有一段是：“一军团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十天以后，得到周恩来同志一份电报，他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瞩咐我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环境的确是艰苦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因为张国焘拒不受命，使红军耽误了行程，而国民党军队却争取了时间，逐渐从南从北从东围过来了。这时尾追我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纵队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四个师已在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巴西附近的高山筑起了碉堡群。进到包座的是国民党原福建军阀张贞指挥过的第四十九师，这是我们一军团在中央根据地的宿敌，这次被我右路军第三十军消灭了它四个整团。右路军才进入巴西。

尽管中央在巴西一带等着阿坝附近的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凶相毕露，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居心险恶。这份电报发到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被当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到了，他连夜骑马到巴西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我们一军团已进到了俄界，巴西只有三军团少数部队。我们在俄界对于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只收到了三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要我们停止前进，以后派武廷同志送来信件，我们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中央的危险处境，当时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半夜立即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同时命令原一方面军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先到俄界，会合一军团，临时组织为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同时电令左路军等随先遣队后北上，张国焘没有执行。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徐向前同志就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这是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的重要原因之―。

出腊子口，在吴族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北上先造队出草地后，中央政治局子九月十二日在做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讨论了北上的任务和到达甘南后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团结好部队，造成条件再迎接左路军北上。

然后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

打天险腊子口是进入甘南的关键性的一仗。腊子口是通往岷县的一个奇峻的隘口。这一仗是我们报告毛泽东同志，他亲自决定打的。并以毛泽东、林彪和我联合署名，在九月十六日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彭德怀同志。电报开头就说：“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随后，我们一军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即根据毛泽东同志下达的决心，冒雨赶到二师去，请师长陈光政委肖华连同四团干部一起，一边看地形，一边研究打腊子口的部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则驻在朵里寺等待我们的消息。

十六日这一天，四团还没有到达腊子口，在路上就打了两仗。打的都是鲁大昌十四师派来堵击我们的部队，它的两个营都被我们打垮了，消灭了它一部分。

下午四时，四团先头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我们在腊子口外，边看边惊叹腊子口真是一处天险。要北上，非走此山口不可，别处无路可走。没有想到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土山中，居然有此险峻地形。口子很窄，只有三十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似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还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四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四团当时决定，正面由杨成武政委指挥，用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奇袭敌人，达到全歼敌人占领隘口的目的。我们批准了他们的作战方案。

入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木桥的连队几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人死守桥头堡。从右岸石壁上敌人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五十米内，构成了一片火网；手榴弹木柄和还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我攻桥的部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木桥。与此同时，负责从右岸峭壁间迂回敌人的两个连队，经过指挥员精心组织，在上游不远处，用马匹将他们驮过了河，然后由一名自告奋勇、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带领，一批一批地，一层一层地用裹腿带牵引着，攀上敌人右岸峭壁的后坡。许多同志勇敢跳下岩层，象从天而降似的急袭了敌人，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这时我攻击桥头的那个连队又开始了他们的第六次攻击。两下夹攻，敌人狼狈逃窜。到九月十七日早晨，四团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并在当天穷追九十里，占领了大草滩(即现在的三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这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部队，真是无价之宝。当地回、汉族群众对我们红军的热情欢迎，更使部队受到鼓舞。

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腊子口一打开，我前锋侦察警戒部队一直的伸到甘南重镇――岷县。我们过了腊子口，当夜又翻了一座山，山虽不太高，但正下着雨，天黑路滑，真是难走，一不小心，就掉到山涧里去了。过这座山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为了赶路，我骑在先念同志送给我的那匹骡子上，任它走罢，还好，顺利地到了山脚下。一过山就是大草滩，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这个地方回民烙的大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北方人叫锅盔。我们买了不少，因为饥饿，吃着真香，于是又叫老乡烙了一些。后面毛泽东同志他们来了，吃了也赞不绝口。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夫，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里！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我任一纵队政委，下属一、二、四、五、十三大队，也就是五个团。二纵队司令员是彭雪枫，政委是李富春。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由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邓发同志任政委。全文队由七千多人编成。最后毛泽东同志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现地到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不过七八百里了。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蒋介石急调胡宗南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九月底，我四大队先占领陇西，紧接着我一大队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万余人口的城市，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三百多人。部队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然后向陕北前进。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的部队几次和敌人的骑兵遭遇。我们在草地上打过骑兵，但有的部队仍不知所措，如何打骑兵提到了教育日程。我们的部队历来是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它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如何打法，确是一个新课题。林彪当时对这个战术抓得很紧，部队都学会了打骑兵歌。越过六盘山之后，十月七日，在青石嘴打了一仗，打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六盘山驻有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军，驻青石嘴的是它的第七师第十三团的两个连。当时，他们在村里休息，我和林彪、左权在山上拿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把马鞍子卸在地下在那里休息，根本不知道我们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个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大队象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第一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副连长就是日后驰骋在晋察冀根据地的骑兵团长刘云彪。

第二天，四大队走前卫。走到白羊城附近，天则蒙蒙亮，驻庆阳敌人邓宝珊的两个地方小团队，迎面来了。敌人一点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四大队临肘组织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落地把先头那个部队消灭了。我和朱瑞主任到达四大队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俘虏都集合起来准备上送了。

十月十八日部队到达吴旗镇附近，十月十九日我们正式进了吴旗镇。这时，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毛柄文的骑兵又跟上来了，紧迫在我们的后边不放。行军掉队的战士吃他们的亏不少。我们到达吴旗镇时，已经是下午了。一纵队还在抗占气势汹汹的骑兵的攻击。毛泽东同志认为，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他给我们交代，要想办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况再下决心。半天下午我们跑到前边阵地上看了看，看究竟打得赢打不赢。我心想，把敌人带到陕北去也确实不好呀！傍晚回来，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同志同意第二天早晨出击。十月二十一日，二纵队在左翼，一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旗镇西北部的敌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两千多骑兵出击，果然，我们出击不久，敌人就垮了。随后，我们在杨城子以西，在齐桥、李新庄间，分别阻击敌三十二师和三十六师的两个骑兵团，又将敌人击溃。敌人骑兵这次垮了以后，一段时间再没有敢来侵犯。我们将先后俘获的敌人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了我们的骑兵队伍，我们的骑兵连就更充实了。

我们初进吴旗镇，看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了!从此，我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我们在吴旗镇休息了几天。知道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到达陕北了，还派了人来和我们联络，真是令人高兴。十一月六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我们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节，我们在甘泉县驻地套塘口开运动大会，全面检查了部队的军事、政治、文化和体育训练素质。这是我们从中央根据地就有的传统作法，那时多是选在“五一”或“八一”开，长征以来没有机会开，所以这次开得很热闹，把开展革命竞赛的风气，带到了陕北高原。在这次运动会以前，奉中央军委命令，恢复一军团建制。仍由林彪任军团长，我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新恢复的一军团，实际上是一、三军团的合并，为了继承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传统，保留和沿用了一军团的番号。新恢复的一军团，下属二师和四师、第一团和第十三团。过一个月以后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这次运动会结束时，我站在一个八仙桌上，面对全军团的部队讲了一次话，对比赛作了奖评，并强调要互相学习，特别要注意向四师和十三团的同志们学习，他们过去是三军团和红七军的，他们有许多好作风，原一军团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两天以后，中央在象鼻子湾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同志先后到达会场。毛泽东同志对长征作了总结。他首先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引起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长征，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其伟大的。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以胜利说明了一个真理：农民起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近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成功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才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流；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各路红军始终未被敌人所扑灭，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