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雕像。

▲一分区主要干部在狼牙山指挥所前合影。左五为杨成武。

▲1942年，葛振林(右)、宋学义(左)康复归队。

　　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三军仪仗队过后，第一支抗日英模部队方阵威武行进。猎猎军旗上，“狼牙山五壮士”几个大字，展现着百炼成钢的铁血军魂。

　　七十多年前，五壮士为掩护大部队及狼牙山地区群众安全转移，将敌人引向狼牙山峰顶绝路。战至弹尽路绝，他们跳下万丈悬崖。纵身一跃的决绝身影，诠释了中国人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

　　近几年，网络上不时冒出怀疑和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斗争情节的奇谈怪论，混淆了视听，抹黑了英雄。记者日前重访狼牙山，还原70多年前那场血战和壮举。

　　在这片传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慷慨悲歌的土地上，五壮士的铮铮铁骨嵌入巍峨狼牙山，顶天立地。

　　让我们永远记住五壮士的名字。他们是壮烈殉国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以及侥幸生还的葛振林和宋学义。

反扫荡

　　出河北省易县县城，向西南方行驶45公里，莽莽太行山脉陡然变了模样，由平缓山丘成了悬崖峭壁。这里就是狼牙山了。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坨36峰，方圆百里，与山西五台山绵延相连。《水经注》中形容它：众岑尽举，若竖鸟翅，立石崭岩，亦如剑戟。

　　山势险峻之外，其位置亦处战略要冲。主峰棋盘陀海拔1105米，登上山巅可俯看华北平原，军事重镇保定就在眼皮底下。

　　狼牙山是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东北大门，门外是日伪占据的平原市镇，层峦叠嶂成了保卫根据地的天然屏障。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万余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易县周边的大小战斗持续不停。敌人来势汹汹，晋察冀边区一分区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不得不深入狼牙山，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9月23日，晋察冀根据地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副班长葛振林，在山头的哨位上心急如焚地远眺山脚。那里是南淇、北淇两个村子，村落里正在着火冒烟——日寇在这一天开始了对狼牙山的进攻。

　　近处的山路上，当地百姓背着干粮，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一群一群地向着更深的山里逃难。

　　当时，葛振林刚刚24岁，却已经是打了四年仗的老兵了。四年的血火经历，他知道日寇的凶残，也知道山路上这样的逃难队伍不会是全部的村民。山头上还看不到日寇，但南淇、北淇两个村子的烟火，意味着那里被日寇实施着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馆长李芳是土生土长的狼牙山人，致力于收集、整理“狼牙山五壮士”各类资料十余年。对日寇进攻狼牙山第一天制造的南淇村、北淇村惨案，她寻访过多位亲历者、幸存者。她告诉记者，目前仅有两位惨案幸存者在世。

　　耄耋之年的杨文花老人是两位幸存者之一。她是当时的妇救会主任，在组织村民转移过程中掉队遇到了鬼子，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留下了一生中最黑 暗的记忆。“鬼子朝乡亲们不停地鞭打，用刺刀挑，把身上的衣服都挑破了只挂着一块小肚兜，最后开始用刺刀扎，我的右手手筋也被挑断……”老人说。伤疤至今 留在老人的手上。

　　山头哨位上的葛振林虽然看不到这些惨状，但能够想到山下正在发生的暴行。多年以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心里急得不得了……鬼子兵这样糟蹋自己的亲人，我却只好拿着枪站在这里……几乎每个同志下哨以后都说，去向上级要求要求，快下命令打吧!”

　　打，却是当时最不可取的办法。

　　晋察冀根据地创立于1937年11月，是全国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其间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

　　建立之初，根据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麾下，兵将不过3000余人，下辖4个军分区，狼牙山一带是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第一军分区。

　　无论是武器、兵力，晋察冀根据地都不足与华北日寇正面对垒，只能因地制宜与敌人周旋。更何况，此时一分区部队主力都调去阜平保卫晋察冀军区机 关，留在狼牙山的部队只有编制不全的一团。进攻狼牙山的日伪军数倍于己，直接迎敌无异以卵击石。所以，日军此次大扫荡开始后的一个月里，一分区的部队都在 凭借着地形优势进行着游击战，牵制、阻击着敌人的攻势。

　　如果仅仅是部队作战，在山势险峻的狼牙山中摆脱敌人、保存自己并不是难事。摆在杨成武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这时的狼牙山上，还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4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他要以两三千人的兵力，迎击上万敌人，掩护数万人突围。

　　左思右想，杨成武定下“围魏救赵”之计：调集外围的三团和二十团全部兵力，从上下隘刹和岭西打出来，猛攻管头、娄山、松山和周庄一线的敌人，从 而把九莲山和碾子台那一路敌人吸引过去。这样，日军包围圈上就有了一条宽十余华里的口子，被围在狼牙山上的人就有了突围的可能。

　　9月23日黄昏，一分区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管头、松山一带日军伤亡惨重。敌人果然中计，以为遭遇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立即从九莲山、碾子台和雪踅岭等地赶往北娄山救援。

　　时机稍纵即逝。当晚，一分区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西转移。第二天中午，分区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张家庄。4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也按部署沿着盘陀路，向那片敌人被撕开的口子悄悄转移。

　　“围魏救赵”之计成功实施，狼牙山上已经唱起了“空城计”。但这时突围出去的大部队和狼牙山地区群众尚未安全。一旦敌人醒过味儿来，随时可能紧随追击。

　　杨成武对此也早有准备。根据此前的部署，他让一团留一个连在狼牙山，由民兵配合掩护转移。这个连的作用是“疑兵”，要摆出一个团的阵势来，把敌人主力稳在狼牙山一段时间。

　　“疑兵”的任务，交给了一团战斗力最强的七连。狼牙山五壮士所在的六班就属于这个连。

“要受得住考验”

　　葛振林在口述《狼牙山跳崖记》时，回忆了这样的细节：9月的一天，吃过晚饭，他刚想出去蹓跶蹓跶，班长马宝玉走过来，用大拇指在他腰上用劲戳了一下。作为副班长的葛振林马上明白了，向马宝玉点点头，一声不响地跟着走出村子。

　　马宝玉那一戳，是连里开会的“通知”。部队常年进行着游击战，没有固定营房驻地，为了保证重要会议、特别是党组织会议的安全和保密工作，会议通知都是这样由参会者不着痕迹地逐一传达。

　　那次会议是七连的党支部大会，全体党员参加，会场选得极是隐蔽僻静、远离人群——那是村外一片坟地。

　　支部书记、连指导员蔡展鹏讲了讲当前的局势和连队任务：敌人想寻找我们的主力作战，而我们为了保存力量，主力要进行游击转移，瞅机会消灭敌人。为了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上级决定留七连坚持在狼牙山区。

　　据葛振林回忆，讲到这里，蔡展鹏说：“今年是我们每个党员经受残酷斗争锻炼的一年。坚持狼牙山这个任务就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在战斗中要受得住考验!”

　　蔡展鹏没有细说七连的战斗任务。孤军断后，而且还要留在敌人重围之中牵制敌人，危险和艰难本就不用多说。他只是把“要受得住考验”几个字说了两遍。

　　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落成，葛振林出席仪式，他又一次提起蔡展鹏重复了两遍“要受得住考验”这个细节。那句话，让他意识到一场血战即将开始，也抱定了“受住考验”的决心。

　　按照部署，在大部队展开突围之前，七连指战员迅速从狼牙山东面的林泉转移到西面，在秘密储藏军火的山洞里领足子弹和手榴弹，做好战斗准备，上级还安排了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他们行动。

　　24日，分区司令部、团机关和大部分群众突围转移。

　　被掩护对象开始撤离，轮到七连上场了。按要求，他们要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再利用夜幕掩护和熟悉地形的优势，伺机打击消灭敌人。

　　9月25日凌晨，翻过了狼牙山，来到山背后的一个小村子。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并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了炸药。

　　随后，连里安排一、三排警戒，五壮士所在的二排集中在山脚下的几间草房子里待命。一直待到凌晨三四点钟，仍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大家认为今夜不会有情况、刚要睡觉时，一阵急促的枪声、手榴弹声传来——那是一、三排和敌人交上火了。

　　马宝玉、葛振林所在的六班领命，带着两人、两枪的机枪组，占领西侧小山头，把敌人火力引过去，掩护一、三排撤退。

　　当葛振林他们爬上西侧山头，天色渐亮，周围群山已能看清，面前的各个山头到处都是敌人，“像狼群似的，满山嚎叫。”他们面前，一、三排与先头敌军激战正酣。

　　六班的两挺机枪嘶吼起来。

　　崇山峻岭之中，天色拂晓之时，敌人本就难以辨清对面八路军的兵力。七连的安排又是三个排轮番射击，交替掩护，一时间四下里都是枪响，仿佛到处都 有伏兵。特别是六班带领的机枪组，一下子两挺机枪在响。这可不是八路军一个班所能拥有的火力。日寇自然认定这就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更加猛攻不止。

　　趁着六班火力掩护的空当，一排、三排向后撤离转移，二排二班也随后转移。

　　六班所在的位置是一段小横岭，正卡在山口。在他们身后，战友们还在转移。敌人全力追击，火力更猛了。葛振林听到马宝玉大喊：“拼命也要掩护住!”

　　依仗居高临下的地利，六班与敌人“顶”了一个多小时。眼看战友已全部转移到山背后，马宝玉下令：钻山。大家且战且退，顺小道撤向深山中。

断后

　　今天的狼牙山已经开发成为红色旅游景区，过去的山路多已布置成游人栈道，铺设或者开凿了台阶，许多战斗遗迹再难找寻了。

　　在狼牙山脚下北管头村村民杨成海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马宝玉和战友们完成最初阻击的地点。这里两壁山崖陡峭，高有数丈，宽十来米，长五十米，当地人称之为“石门”，的确是一处绝佳的阻击地。

　　杨成海今年72岁，是宋学义好友。他既不是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见证人，也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却称得上对五壮士战斗经历了解最详细的人。

　　宋学义和葛振林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幸存者，他们的回忆是后人了解五壮士战斗经历的最主要依据。这两人的回忆中，个别细节存在不同之处。在葛 振林不同时期撰写或口述的回忆文章中，亦有某些细节的前后差别。两人视角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再加上经年日久，都可能造成某个细节上的偏差。而网络上一些 帖子，以这些细微差别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性，实在不通逻辑。

　　不过，两人回忆中对具体战斗位置的一些记录，或用当地俗称，或用自己习惯的叫法，这些地名无法界定具体的区域范围，或者多个地点同名，要把它们与现在的狼牙山一一对应确实有些难度。这也造成了狼牙山五壮士壮举中个别细节存在几种说法，其中包括最后的跳崖地点。

　　能够描绘出五壮士战斗路线图的，只有杨成海这样对狼牙山和五壮士都极熟悉的当地人。

　　宋学义于1971年逝世，此前一年的年初，他拖着病体最后一次来到了狼牙山。见到当时担任村主任的好友杨成海，宋学义说了许多“掏心掏肺的话”，其中包括当年那场战斗的许多细节。

　　此后，杨成海便萌生了这样的念头：依据宋学义的讲述上山踏勘，还原当年五壮士一路阻击敌人，直到最后英勇跳崖的实地线路。从当年尚未而立，到如今年逾古稀，杨成海已说不清自己爬过多少遍狼牙山。

　　袖筒沟，是五壮士阻击敌人的第二处战场。

　　这里是一处天然的百米岩缝，状若袖筒。钻进岩缝再向上爬行就到了狼牙山最险要的地带，当地人称之为“阎王鼻子”“小鬼脸”，上下仅容一人通行， 还需手脚并用扣岩攀壁，稍有不慎便会葬身崖底。如今，景区为安全起见建起了栈道、护栏，记者也只好借助杨成海老人的讲述，想象当时的画面。

　　擅长山地游击的战士们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机枪已经架在了“阎王鼻子”上。

　　此时，山下的鬼子长了心眼，先派出几十人的小股部队来探路，正当他们为如何爬上悬崖犯愁时，六班战士又是一阵扫射。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仓皇逃回。

　　鬼子没有别的招儿，只得又抬出炮来轰炸。马宝玉他们此时已奔向了山上一处平缓的地带——“缓气台”。

　　等了一个小时，才又见着敌人的影子。为节省弹药，马宝玉等人此时已准备好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居高临下朝敌人砸去。鬼子没想到有这一招儿，乱叫着退了下去。

　　六班也趁机继续向深山转移。在棋盘陀一带，他们与七连的其他战友会合了。

　　机枪排占领了制高点，等鬼子再摸上来时，全七连的火力都瞄准了他们。日军感到也许碰到了八路军的主力，于是不惜弹药，调集所有火炮冲七连阵地开火。

　　一时间，山石横飞、硝烟弥漫，战士们被压制得抬不起头。

　　七连虽然占据了地利，但敌人也已经学乖了，利用迫击炮大曲线的射界，不断轰击七连阵地。七连坚守数小时，也付出了伤亡过半、连长身负重伤的惨烈代价。

　　到了必须撤退的时刻。敌人重兵追击近在咫尺，要想摆脱他们，必须有人断后。这个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机枪组带着两挺机枪也留了下来。

　　七连先撤到了老道庵小横岭以避开敌人视线，六班则和机枪组埋伏在相反方向上的老道庵山口。这里两侧岩高壁陡，面前有三个岔路口，不管敌人走哪条路都在射程之内。

　　葛振林和胡德林配一挺机枪守左边，宋学义和胡福才配机枪守右边，马宝玉和机枪组长申常贵守在中间。日军先头部队赶来，端详着三条岔路正在犹豫间，战士们的枪就响了。

　　又是一波手榴弹、机枪、步枪……轮番攻击，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见七连主力已经撤远，马宝玉要申常贵赶紧带着机枪追大部队去。那两挺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歪把子”，是七连无比金贵的重火力。

　　申常贵说什么也不肯走。这时机枪组撤退，让六班靠几支步枪去阻挡敌人，无异于看着战友以身饲虎。

　　宋学义回忆当时的情景，马宝玉急了，端着还发烫的“歪把子”砸到申常贵怀里，高声嚷起来：“多少兄弟拿命换来的，必须带回连队去!”

　　在马宝玉等人强硬坚持下，机枪组最终离开了。这时留下为大部队断后的，就只剩六班的五个人。

　　班长马宝玉，年仅21岁，河北蔚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保定容城县平王乡郭村同村。这四个人都是1938年参加的八路军，23岁的宋学义参军晚一年。五个人都很年轻，也都是打了三四年仗的老兵。

　　在葛振林和宋学义对狼牙山战斗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过同班战友的伤亡，六班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一直就是五个人。而按照正规的部队编制，一个班应该有10名战士。这个编制人数上的差异，给一些人提供了想象空间。

　　曾有人提出过六班有12个人、9个人等不同说法，但都给不出五壮士之外的任何人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某报曾刊发题为《当年狼牙山上有六人—— 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的文章，绘声绘色地称，在五壮士之外，还有个小商人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这个吴希顺最后当了叛徒，举枪向敌人投降，被日军用 刺刀当场挑死。

　　当时葛振林还在世，对这个所谓的“第六人”之说极为愤怒，发文驳斥：“没有这个人!不仅六班没有，二排也没有这个名字的人!”曾参与救助葛振林 的余药夫与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等人，也先后出面否定“第六人”的说法。杨成武将军听闻此事，专门找人了解情况，同样否定了“第六人”之说。

　　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对六班人数的问题做过这样的注解，狼牙山战斗时，六班“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个人。”葛振林在反驳“第六人”之说的回忆文章中，也是同样的说法。

　　根据地斗争环境艰苦，留下的部队档案资料有限，随着年代日渐久远，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出六班在五壮士之外的战士都有谁。晋察冀根据地部队在艰难的对日作战中逐渐成长，有战斗就会有牺牲，部队的人员编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满员的编制几乎是常态。

　　在狼牙山战斗之前，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实际人数已经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参加这次战斗的就是马宝玉等五个人。他们从战斗之初就在为大部队断后掩护，一直在最危险的战斗位置上。

　　到机枪组最后撤离时，五个人已经从拂晓战至正午。堪称奇迹的是，十来个小时激烈的战斗，五个人居然毫发未损。

矗立在狼牙山之巅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勇士们曾经与敌人战斗的地方，如今修起了栈道。

表彰大会。前排戴红花者为葛振林(左)宋学义(右)。

绝境

　　依靠有利地形，五位勇士又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大部队已经撤离，断后掩护的任务可以说已经完成。依托着复杂险峻的地形，他们本可以轻易摆脱敌人撤退，平安归队。

　　“我从宋学义那里了解到，这时按照部署，五位壮士应该去和主力会合。”杨成海说。

　　五壮士最终没有选择那条追赶主力部队的山路。

　　一个名叫冉元通的游击队长这时从背后来到老道庵山口，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山背后也来了鬼子。

　　民兵在战斗中配合着八路军作战，主要是运送弹药、转运伤员等。冉元通背着一个八路军伤员转移，与大部队失散。他把伤员隐蔽在一座山洞中，没想到刚走出洞口，就看到一群正在搜山的鬼子。

　　冉元通撒腿就往山上跑。他是狼牙山本地人，熟悉地形，惯走山路，本想把鬼子引开，没想到正遇上六班。

　　前后都有敌人，几个人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不过，他们并没有被包围，从这个位置上还有两条路可以走：向北是主力部队撤退的方向;向南，则通向狼牙山主峰棋盘陀。

　　冉元通带来的敌情，让马宝玉等人坚决放弃了向北追赶主力这条退路。

　　敌人在两个方向出现，显然还没有摸清大部队撤退的方向，六班如果此时追赶大部队，这两拨敌人就会尾随而至。

　　大伙儿盯着班长马宝玉，他略一沉思，下了决心：“钻牛角壶。”那是大部队撤退的相反方向，也是狼牙山顶峰棋盘陀的方向。

　　牛角壶是棋盘陀下的一处支峰，山体活像一对牛角，因此当地人给它取了这个土名字。牛角壶上有一块开阔隐蔽地，向左顺山岩小路直上百米，可到棋盘 陀顶峰，向右另有小路可达大、小莲花峰。只是，这两条小路都是绝路，尽头就在山峰顶上。棋盘陀顶峰和大、小莲花峰一样，三面峭壁，仅一面有路上下。

　　据冉元通事后回忆，他当时还给五壮士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冉元通对棋盘陀了如指掌，在大莲花峰上有很隐蔽的山洞，他可以带战士们进去躲藏，兴许能不被鬼子发现。

　　冉元通最后确实是在那个山洞里躲过了鬼子。但他当时的提议却被马宝玉拒绝了，因为“仗还没有打完。”

　　这五位战士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躲过鬼子。恰恰相反，他们要主动让鬼子发现，要牵着鬼子的鼻子，把两个方向的敌人一起引过来，尽最大可能使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当然，他们五个人就是随时会被敌人吞下的诱饵。

　　事实上，如果不是五壮士牵制住了敌人，冉元通藏身的那座山洞也很难说安全。

　　冉元通看着马宝玉和战友们爬上牛角壶开阔地，在那里隐蔽待战。他一人折向大莲花峰，钻进了山洞。

　　刚进山洞，便听到棋盘陀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他趴在洞口小心观望，只见两股鬼子兵正在夹击六班战士。

　　小炮、重机枪一起朝六班猛攻。开阔地上半人高的山草被打着，大火弥漫，硝烟滚滚。伏在地上的葛振林棉衣也被烧着，他顾不上解扣，赶紧一把扯下。 “扔在地上我还心疼地看了一眼，它一会儿就烧完了。可惜里面还有几毛钱的津贴。”《狼牙山跳崖记》中，葛振林对于这个细节这样回忆。

　　七连撤退前，给六班留下了尽可能多的弹药，这时派上了大用场。

　　陡峭的山势之中，不适合大部队作战，敌人的人数、火力优势大为削弱。五个战士东一枪西一枪，枪枪咬肉，让敌人辨不清具体人数。几十颗手榴弹更显出威力。他们边打边撤，沿途爆炸声此起彼伏。五个人造出了大阵仗，牢牢地把敌人引向了棋盘陀。

　　但是，五个人能够携带的弹药毕竟有限，打到牛角壶山顶，几个人的子弹都打光了，手榴弹也仅剩了一颗。班长马宝玉被一发炮弹炸伤了大腿，行动困难。那颗手榴弹就攥在他的手里。五个人都明白，那是他们留给自己最后一刻的。

　　子弹没有了，还有石头。五个人合力，或扔或推，把身边能搬动的石头都砸了下去。

　　轰隆隆一阵巨响，巨石撞着悬崖上零散的石头一起滚下。霎时间，牛角壶如同下了场石头雨。

　　敌人纷纷后退不敢上前。可时间不长，日军重新开始了试探性的冲锋。马宝玉命令再后撤。

　　再撤，到达的是路的尽头——棋盘陀顶峰。到了这里，也只能最大限度地拖延敌人，再无与敌人周旋进而摆脱的余地。这里，是最后的绝境。

　　最后这段战斗，葛振林在《狼牙山跳崖记》中这样回忆：

　　为首的一个鬼子摇晃着小太阳旗，哇啦哇啦叫着，探出半个头，正往崖子上爬，后边的敌人也叫起来了：“抓活的!抓活的!”

　　再也没有犹豫的余地了，我看见班长跑前几步，一咬牙，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轰的一声，敌人又往后缩了一下。这时，班长喊了声：“撤!”扭头就往后跑。其实，说撤不过是他涌到嘴边上的话，周围三面是悬崖，从前沿到后崖边不过五六十步，往哪里撤?

跳崖

　　棋盘陀顶峰能搬动的石头也砸完了，最后的手榴弹还是扔向了敌人。马宝玉的一声“撤”，把五个人集中到了悬崖边上。

　　据葛振林回忆，马宝玉伸手抓在他的肩膀，嘴唇颤抖，激动得说不成整句：“我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无论如何不当俘虏……”

　　没有人说跳崖，但谁都清楚这是他们不做俘虏的唯一途径。

　　山崖边又能看见鬼子的钢盔乱晃了。“人死了，枪不能让鬼子夺去。”马宝玉咬着牙说完，抡起手中的步枪扔下山谷。

　　那是一杆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大盖”，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极为珍爱的武器。子弹早就打光了，“三八大盖”就成了废木头，他们还是不嫌累赘地背着、抱着，一直带到山顶。枪如同士兵的生命。

　　葛振林抡起枪往岩石上砸，手震得生疼却没砸烂。他也不再费力气，抬手把枪甩向山谷。余光中，只见班长的身影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

　　据葛振林的回忆文章，他当时觉得心里发胀，血气上涌，没有任何犹豫就往悬崖跑去。身后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那是宋学义他们几个也在砸枪、摔枪。

　　到悬崖边只有几步，葛振林闭着双眼扑了出去。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紧随其后。

　　急速下落中，求生的本能使葛振林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在《狼牙山跳崖记》中，他自己这样回忆：“手被树枝划了，不觉得;腰被石块砸了，不觉得，只是噔噔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哐的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沟，停住了。”

　　葛振林死里逃生。

　　他的回忆清晰地记载了跳崖后幸免于难的场景和心情：“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 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这时正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经过我的身旁， ‘通通’摔下崖去了”。

　　他听到上方阵地打了一阵枪，又响了几炮，就再没有动静了。

　　葛振林目测自己距跳崖地点不足一里地。他忍着痛咬牙往山坡上爬。每爬一步要停下来，揪上一棵小树或者一块石头，咬咬牙，攒攒劲，再爬一步。

　　这途中，他发现了卡在树丛间的宋学义。宋学义同样幸运地死里逃生，只是在下坠过程中摔断了腰。葛振林拉上他一起爬，没爬几步就大口吐血。

　　葛振林又朝空谷高喊其他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只有山间回响。声声呼唤，引来了救命恩人——19岁的易县青救会主任余药夫。

　　余药夫在突围中与大部队失散，在悬崖的一条夹缝中躲过了日军，正好看到了五位壮士跳崖的过程。

　　余药夫发现浑身血迹的葛振林、宋学义时，太阳已经西垂。他搀扶两位战士，一路护送至一座石庙，将他们交给正在这里养伤的七连司号员李文奎。

　　第二天，在李文奎带领下，两位壮士终于回到了连队。听说他们回来了，全连战士都跑出来看，屋里屋外围个水泄不通。“指导员几乎是抱着我们回到连部的小土房里。”葛振林这样回忆。

　　大家问起六班其他战友的下落，葛振林、宋学义失声痛哭。他们只知道另外三位战友也跳下了悬崖。另外三个战友不知掉到哪里，生死未卜。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位烈士血肉模糊的遗体，这时已经在悬崖下的山沟底部找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分别定格在了21岁、28岁、24岁。

　　跳下上百米的悬崖而奇迹般地生还，葛振林和宋学义无疑是幸运的。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幸运得生，却在几十年后给他们招致无端地质疑、污蔑。

　　有人不相信人从上百米的悬崖上跳下来而不死。最极端的污蔑发生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宋学义：“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

　　也有人想当然地给葛振林和宋学义的生还寻找解释。曾有报纸刊文：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人是“跳”，因此距崖壁比较远，坠入了万丈深渊;葛振林、宋学义二人是“溜”，紧挨着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长出的树木挂住了，受了重伤，昏了过去。

　　“三跳二溜”之说甚为详细，且描述得活灵活现，曾经流传甚广。葛振林在世时，对此非常愤怒，多次撰文予以澄清。

　　“都不用葛振林自己说，只要是到过狼牙山的人，就不会说出‘溜崖’这样的话。”杨成海说。

　　下山途中，他特意让记者一起乘坐缆车，从空中看看狼牙山的全貌。从缆车上俯瞰，脚下一处处山峰比肩而立，好似野兽尖牙般直耸着，让人不寒而栗。

　　“为啥管这里叫‘狼牙山’?这样的山峰，故意去‘溜’，咋个溜法?谁敢溜?”老人问。

　　杨成海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能生还，是因为他们在坠落过程中砸到了“岩障”，即岩石中长出的树木，两人被树枝挂住才没有一摔到底，但都负了伤，幸免于难。

狼牙山巅

　　1941年秋季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持续到10月中旬结束。关于狼牙山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情况，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也 不得不承认。该书在总结此次日军“肃正作战”的教训时，谈到八路军“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 有故意想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

　　看得出，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英勇抗敌的“共军哨兵”，是日军在“扫荡”中遭遇的普遍现象。书中没有提及狼牙山五壮士，但当时参战的侵华日军，被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和精神深深震撼了。

　　1997年，时任易县县长的刘建军曾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日本老兵——茅田幸助。他就是当年追击狼牙山五壮士的日军中的一名小队长。这位八旬老人面对狼牙山笔直立正，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随后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

　　茅田幸助说，他亲眼目睹壮士跳崖，深受震撼，便令士兵脱帽敬礼、朝天鸣枪，以示致敬。后来有人告发此事，他因此被调回日本国内并受到处分。

　　日军向狼牙山五壮士致敬的情节，棋盘陀道观的李海忠道长也是亲眼见证。

　　狼牙山战斗打响后，李海忠躲在棋盘陀的先人洞里，目睹了五壮士抗击日军，最后全部跳崖的经过。当年，李海忠曾和人说起，五壮士跳崖后，日军整齐 地排成几列站在跳崖处，随着指挥官的口令，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只是，这个情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被看成“美化日军”，因而并未广泛传播。

　　晋察冀根据地一分区反“扫荡”的直接指挥杨成武，在1941年9月25日当天，一直密切关注着为大部队断后的五位战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下午 3时，狼牙山通天顶上的观察组曾通过“飞线”(电台)向他报告，“敌人正在疯狂向他们扑去，在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五位同志的投弹和射击动作”;稍 后，通天顶上的观察组又第一时间将五壮士砸枪跳崖的消息报告给了杨成武;下午4点钟左右，又有狼牙山下的情报站报告，狼牙山上的老道士李海忠“特地跑下 山，要情报站设法赶快转告我，有五位八路同志在棋盘陀附近的险峰上英勇跳崖，其中两位被挂在凌空伸出的小树上，是死是活不知道，请赶快派人去营救。”

　　杨成武被五壮士的壮举深深震撼和感动，当天，他就把情况汇报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1941年10月18日，晋察冀根据地反“扫荡”斗争刚刚胜利结束，聂荣臻即签发训令：对五壮士以身殉国的英勇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为三位遇难的烈士建纪念碑，幸存下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则被送入“抗大”分校深造。

　　转过年来，一座五勇士纪念塔在狼牙山上建成，上有聂荣臻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1943年纪念塔被日军击毁。1959年，易县重新修建纪念塔，“文革”中，由于人为和地震的缘故，纪念塔又一次被损坏。

　　今天，在狼牙山主峰棋盘陀峰顶上高高矗立着的五勇士纪念塔是1986年第三次修建而成。塔身五层，象征着五位勇士，正面嵌有聂荣臻题写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九个金色大字，塔身底部镶嵌着五勇士汉白玉浮雕像。

　　棋盘陀是狼牙山主峰、最高峰，也是五壮士的牺牲地。不过，关于五壮士最后的跳崖地点，一直以来还有不同的说法。除了棋盘陀顶峰外，也有不少人认为是在小莲花峰或者大、小莲花峰附近，依据的多是当地老人的相关讲述。

　　杨成海介绍，狼牙山当地所说的“陀”是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所以说到棋盘陀，既可以是狼牙山主峰，也可以指主峰周边的一大片区域，大小莲花峰也在这个区域内。至于五壮士究竟是从哪座山峰上跳下，最可信的一种，也就是纪念塔所在的棋盘陀顶峰。

　　1941年第一次建造纪念塔时，聂荣臻签发的训令说的就是“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狼牙山三烈士碑”。

　　宋学义写得最详尽的回忆文章《在狼牙山上》，曾明确指出这个位置：“太阳还有一竿子高，我们便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日本鬼子也像一群疯狗似的跟了上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引敌人了……”

　　而葛振林的多篇回忆文章中，跳崖地点具体名称并不完全一致，有一篇文章中提到跳崖地有“三个小山包”，地形上倒是很像大小莲花峰。

　　杨成海对应着两人的回忆文章，曾无数次实地踏勘过狼牙山、棋盘陀。他将文中的地名、地形描述与实际情况一一比对，沿着五壮士的战斗路径，最后抵达的正是棋盘陀顶峰。

　　宋学义因为跳崖时腰部重伤，于1944年转业到河北省易县北管头村，任农会主席。1947年，宋学义家乡——河南省沁阳市解放，遂返回沁阳北孔 村。返乡后担任多年村党支部书记，从不居功自傲，终生低调。1971年，宋学义逝世，遗体安葬在沁阳烈士陵园。葛振林跳崖生还后，没有离开部队，继续参加 抗日战争，随后参加解放战争，历经天津、张家口、清风店和太原战役，还参加过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全身六处负伤，为三等甲级伤残。

　　2005年，88岁的葛振林在湖南衡阳逝世。那一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葛振林生前曾说：“我已经替老班长他们活了60多年，但还想替药夫和学义再多活两年，最想替战友们见证抗战胜利60周年。”他得偿所愿，含笑九泉。

　　狼牙山下北娄山烈士陵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长眠于苍松翠柏间。陪伴在三壮士身边的，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狼牙山地区的一千多位无名烈士。

　　组织修建这个烈士陵园的，正是当初七连的连长刘福山。他的儿子刘宏泉介绍说，父亲退伍后，不以功臣自居，就在狼牙山住下来，义务看守北娄山烈士 陵园，一守30多年。当时晋察冀一分区有1500多名战士牺牲，但最后只找到了1150多名烈士的遗体。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没有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留下名 字，但在刘福山心中，他们一样都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