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办公室主导下的49种重点教材之一。由“马工程”办主导编写高校重点教材，体现了中共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材编写的努力。

    既不采用“革命史观”，也不采用“现代化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

    近20年来，学术界有“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或者“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提法。有人主张否定“革命史观”（“革命范式”），提倡“现代化史观”（“现代化范式”），有人主张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确有重视革命历史的一面。但是，用“革命史观”（“革命范式”）概括或者评价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概括。范文澜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从来不是只讲革命，反革命也讲了，中间势力也讲了，经济、思想文化都讲了。刘大年批评以往的中国近代史，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认为这些著作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我认为，这个批评在学术上是很中肯的。说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偏重政治史，而不说偏重革命史，这要比批评“革命史观”更为客观一些。但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是革命（费正清也指出过），革命的多次发生以及革命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实际上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的。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国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侵占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主题，即独立和富强。这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从国弱民贫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说，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到，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调。因此，现代化史观把现代化进程作为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妥当的。按照唯物史观，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

    因此，《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既不采用“革命史观”，也不采用“现代化史观”，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按照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来编撰历史。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是我们观察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并不需要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前些年，一些文章发表了一些意见，与以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有较大的差距。有些文章认为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后，无论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有的作者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一个失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设想或新的理论基点。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不妥当、不科学？是不是真的需要一种新的说法来代替它？

    我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是我们观察近代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奋斗和努力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得出了这个看法。孙中山曾经提过“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这个社会性质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历史过程，一直到三四十年代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已过世的百岁老人陈翰笙先生当年领导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农村作过许多调查和考察，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作过许多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以致引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认识的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1930年代末，毛泽东在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并以此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据，一个出发点，认为只要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能够确定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正确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成功地在战略和策略上处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特别是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一认识的正确性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当然学者们的这种研究也有不少缺陷，但是如果因为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不适当之处，就要对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基本论断提出否定的意见，这是不妥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几代学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复杂的研究过程得出的认识，这个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认识。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从这个规律性认识出发，展开历史的叙述，对于读者，对于大学历史学科的学生，更能够掌握近代中国历史的本质，而不致为某些人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所左右。

    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要考虑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教材写作中贯彻了七次革命运动高潮这一思想

    以往6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一个“革命高潮”的概念。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提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概念，为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习惯上，大家多称为“三次革命运动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

    1984年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他虽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李时岳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他于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列入，称为“四个阶梯”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已。

    我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见。但在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次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高潮的看法。这七次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1937~1945年全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认为，这七次革命运动高潮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具有主导作用的。鉴于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我在《中国近代通史》中，没有把七次高潮列入章节标题，但是在写作中贯彻了这一思想。

《中国近代史》教材导论一开篇写了这样一句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高潮，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洗刷了百年耻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当代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基础。”从这里看，《中国近代史》教材虽然没有列入七次革命高潮的具体说法，但是明确了近代中国存在着一次次革命高潮的观点。实际上，这本教材全书贯穿了这一观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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