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其间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正确或者比较正确的时候，也有对其认识庸俗化、教条化甚至歪曲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完整、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期。建国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曲折发展、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的敌视、封锁、禁运的政策以及我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还不稳固的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影响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跌宕起伏，对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建国初期苏联的影响

　　建国初期，党在对毛泽东思想宣传和学习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关。中国革命胜利之前，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一直持有偏见，他认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对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看法，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琪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内心深处仍旧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怀有顾虑。毛泽东十分了解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偏见，特意请斯大林物色一位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苏联同志来华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毛泽东提出这一要求，目的是想让苏联人“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这可以从后来毛泽东与尤金的一段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你（指尤金——笔者注）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2]出于这种怀疑和偏见，“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3]。面对这种情况，又由于新中国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许多地方需要苏联的支持与援助，所以毛泽东决定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此后，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及通过的《党章》中均未提及毛泽东思想一词，甚至八大以后一段时期，党的文件中都较少出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

　　2.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对当代国际共运中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新的阐述，这给当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到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错误，这对当时共产党执政的各个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共的影响也不例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比较注重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5日发布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无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4]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特别强调了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意义。他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由于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十分注重反对个人崇拜，所以在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上，还是能够以一种比较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的。

　　其次，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在对待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趋向日益严重，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不但逐渐被强化，而且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区。对于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党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此后，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都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与此同时，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始终以“老子党”自居，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这使得中苏原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裂痕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经过分析后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路线，走向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由于中共认为苏共领导人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所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统治地位，必须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坚决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与此相应，毛泽东思想重新被提出，而且在宣传上更加普及、强化。因为中共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地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毛泽东思想还被作为批判国内修正主义的思想武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随着毛泽东思想重新提出并且在全国大规模的宣传、普及，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抬头，加之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推波助澜，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庸俗化、教条化，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走向了歧途。

　　3.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伴随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挫折，一时间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的论调甚嚣尘上。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进而断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过时论”使得党的有些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缺乏热情，形式主义，敷衍了事，严重妨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面对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积极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政策，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十分猖獗。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永远不要改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指出：“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由于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了，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有的人甚至站到动乱一边去了。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在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也将长期存在。”[6]在这里，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党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定决心。1991年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出版发行。随即党中央发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通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意义，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热潮。

　　二、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影响

　　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随着实践由浅入深地进行，认识也不断由初步向深入发展。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曲折探索直接影响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第一，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探索实践，使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同时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比较正确。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伟大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使得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继续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比较实事求是，一方面有力地学习、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注重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各方面的实践，并且注意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

　　另一个探索实践比较正确的时期是“文革”结束后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毛泽东思想恢复了科学面目，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探索实践的深入逐渐走向科学、成熟。为彻底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1978年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7]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的科学面目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科学的阐述，标志着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进行，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第二，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失误，导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遭受挫折，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陷入误区之中。

　　1957年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出现，“左”的思想逐渐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中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缺乏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滋长起来。“左”的错误实践，不但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困难，在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错误理论被看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这些严重失误的理论采取绝对化、神化的态度去对待，导致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受到严重扭曲。而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非理性的认识，又使得在实践上“左”的思想进一步泛滥，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其次，党内民主制度和领导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党不能够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毛泽东思想。“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8]这样，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风气，即以领袖的言行作为是非标准，领袖成了党的化身、真理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同意见不但很难发表出来，而且有时这种不同的意见却被定为路线分歧、阶级矛盾。对于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理论，不但不能提出异议，还要大加神化、颂扬。林彪、“四人帮”这些阴谋集团正是在这种土壤中产生，并且利用这种体制的弊端，大搞迷信、教条，推行造神运动，玩弄各种阴谋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全党也在为此不懈努力奋斗。

三、毛泽东本人因素的影响

　　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本人对它的认识，无疑对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一，当毛泽东本人比较谦虚、谨慎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是比较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已由一党领袖转变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但是这种身份、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使他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继续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中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0]1954年6月，毛泽东删去了宪法草案中称赞他的条文，并解释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11]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国际化的倾向，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多次强调不要强加于人，要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关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总店”与“分店”的关系，是“根”与“枝干”的关系，并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1954年12月，中宣部为此专门下发了通知，指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时应注意按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与马列主义关系的正确认识，加深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第二，当毛泽东个人骄傲情绪逐渐滋长，主观主义、个人专断作风日渐严重的时候，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逐渐走向了歧途。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由于国内国外的种种因素，毛泽东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实际，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个人专断。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2]这样，他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彪、“四人帮”等阴谋集团，正是利用这点，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大搞“顶峰论”、庸俗化、教条化，使得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出现了重大挫折。“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更是恶性发展，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被推向了神坛。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做法，毛泽东也提出过异议，例如1966年7月，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笔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13]同时，他对“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绝对权威”等提法也提出了异议。1970年12月他会见斯诺时又说“四个伟大”讨嫌，对于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个人崇拜，他说：“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14]由此可见，由于晚年毛泽东未能区分个人威望与个人崇拜的界限，虽然他对林彪、“四人帮”的一些做法提出过批评，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同志即使有正确的意见，也根本无法得到表达，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陷入了严重错误之中。

　　四、国外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

　　在如何看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国外也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由于受国内对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大搞个人崇拜的影响，国外也存在拔高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但是，另一种影响颇大的态度是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毛泽东逝世后，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党必须做出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国外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大肆活动，西方一些记者和学者纷纷涌入中国搜集“材料”，写文章、写书污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揭中国的所谓阴暗面。而在党内，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有些同志曾受到错误的批判甚至严重打击，对此他们耿耿于怀，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不能持一个公允的态度，甚至产生怀疑和否定。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等党内、军内的一些老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抵制这股错误思想的不良影响，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邓小平站在世界观的高度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5]在对右的错误思想的批判过程中，邓小平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重要意义。他说：“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16]1980年在中央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黄克诚说：“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17]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科学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时也澄清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的评价，坚决挫败了“非毛化”思潮的恶劣影响。但是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却没有就此停手，他们继续大搞对我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大肆鼓吹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渗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他们把我们党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污蔑为“乌托邦”；把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为过时的教条；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攻击为专制独裁，并企图利用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来取代。在这样国际大气候影响下，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出现并泛滥开来。毛泽东思想被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肆意歪曲、践踏，对毛泽东本人也是恶毒污蔑，资产阶级的各种“名著”、“新观点”被大肆传播，一时间“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接踵而来，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尤其是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此，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在与国外一些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党一方面始终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另一方面也随着新的实践的发展，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659-660.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8.

　　[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6.

　　[4]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04-05(1).

　　[5]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9.

　　[6]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9-11-22(1).

　　[7][8][9][15][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330，333，298，334.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563.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506.

　　[12]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93.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71-72.

　　[14]陈明显.晚年毛泽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535.

[17]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N].解放军报，1981-04-10(1).

（作者简介：江大伟(1982-)，男，河北围场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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