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苏联卫国战争

张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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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说的苏联卫国战争，指的是1941年至1945年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保卫祖国的战争。这次卫国战争无论就规模来说，还是就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来说，都大大超过俄罗斯历史上另一次卫国战争，即1812年反对拿破仑侵略和保卫祖国的战争。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是为了与1812年的卫国战争相区别，有时称为“伟大卫国战争”。斯大林从开战之日起，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这次战争，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逝世后，有人开始否认这一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时，采取歪曲和捏造事实的手段，企图把斯大林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出现的第二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更是把卫国战争的胜利说成不是“有赖于”斯大林的领导，而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这就把斯大林所起的作用说成是阻碍胜利取得的作用。所有这些论调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本文将先比较概括地讲一讲斯大林领导战争的情况，然后根据历史事实对赫鲁晓夫等人否定斯大林的论调进行驳斥。

　　一

　　苏联卫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从而揭开了二战的序幕。到1941年春，德国军队已控制了西欧、北欧和巴尔干半岛，与英军隔海对峙。在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德军纠集一些仆从国家的军队于6月22日悍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联军民奋起保卫自己的祖国，于是卫国战争开始了。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深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本性，预见到战争不可避免。但是觉得国内尚未做好迎战准备，为了赢得时间，竭力想推迟战争的爆发。由于这个原因，在二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8月23日。苏联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互不使用武力，并立即实行。而希特勒军队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后，便背信弃义发动了战争，使还没有完全做好战争准备的苏联一时陷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得知德军发动进攻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开会了解情况和商量对策，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首先建立了适合战时情况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为战争期间最高权力机关。为了集中统一指挥部队，6月23日成立了统帅部大本营，后更名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一直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5月6日，他又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这样，在战争期间斯大林集领导党政军各部门的大权于一身。

　　在建立战时领导体制的同时，对军队的编制作了调整以适应战时的要求。按方向组成了军队指挥部，组建了西北方面军、西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同时对战争爆发后敌军的行动作了详细的了解和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对兵力的部署作了调整，任命一批有经验的高级将领为前敌指挥官。再就是成立了疏散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把西部地区的大批工厂和企业迁往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区，以保证战时的生产。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些有关的决议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的命令。

　　在摸清情况，对如何迎击敌人作了初步安排后，斯大林于7月3日发表了广播演说。演说开头，除了称呼听众是“同志们，公民们”外，又称为“兄弟姐妹们”，这就一下子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演说谈到希特勒德国6月22日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并取得了进展，“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①]演说在分析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侵略阴谋暂时得逞的原因时说：“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生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一百七十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要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的苏联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的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会被全世界认为它是进攻的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1939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爱好和平的我国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接着他对苏联政府为什么会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的问题作了说明。他说，苏联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约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地触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他还谈到苏联签订这个条约是有所得的，即保证苏联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得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德国法西斯胆敢冒险进攻时予以反击;而德国撕毁条约，虽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在政治上却输了，“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他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他满怀信心地说：苏联各族人民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的优秀人士，包括德国优秀人士在内，“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②]

　　接下来斯大林谈到了为了消除祖国面临的危险和粉碎敌人需要做些什么、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他认为首先必须使苏联人了解面临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其次，必须反对怨天尤人、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要求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法西斯奴役者的战争中去。他要求“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要求红军、红海军和全体公民为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要求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巩固红军的后方，一切企业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武器，组织好对工厂、电站、通讯设备的警卫工作;要求严厉打击一切扰乱后方的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破坏分子，消灭间谍和其他破坏分子;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斤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运不走的贵重物品一律就地销毁;在敌占区建立游击队和破坏小组，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③]

　　斯大林强调指出：“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作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④]斯大林在他讲话里三次使用了“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eнная война)这个名词，强调它像1812年的反拿破仑的战争那样，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国际意义和国际影响。

　　斯大林在他的演说中最后号召用一切力量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用人民的一切力量粉碎敌人，争取战争的胜利。

　　他的这篇用语简朴、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演说，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阴险和凶恶，表达了战胜侵略者的必胜的信念，同时具体指出了在这关系到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每个人具体应该怎么做。他的演说对苏联军民是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增强了克服暂时困难最后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动员他们投身到这场保卫祖国的卫国战争中去。

　　战争爆发后，德国侵略者利用背信弃义突然发动进攻、具有装备上的一定优势以及军队全部进行了充分动员并积累了实战经验等有利条件，一时占有上风，在较短的时间内占领了立陶宛全部、拉脱维亚大部地区。随后兵分三路，北路直指列宁格勒，开始了对列宁格勒长时间的围困。南路则指向乌克兰广大地区，不久占领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中路则走当年拿破仑侵俄的老路，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向莫斯科进军，不久逼近莫斯科城郊。德国飞机开始对城区进行轰炸。于是莫斯科会战揭开了序幕。

　　斯大林对敌军的进攻急速作出了反应。首先他调兵遣将，于10月10日任命朱可夫为西方面军司令员，负责莫斯科的防务，并调集部队增援莫斯科，其中包括一部分预备队和从其他地方调来的部队。同时发动和组织莫斯科市民挖战壕，修筑防御工事。德军加强了进攻，企图在冬季到来之前攻下莫斯科，情况愈来愈危急。10月1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从苏联首都莫斯科疏散》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政府的重要机关以及在莫斯科的一些重要活动家将疏散到古比雪夫市。斯大林本来也同意撤离，不过表示要最后才走。有关部门已为他准备了撤离的交通工具。但是他看到疏散的决定传出并且开始实行后，社会上出现了惊恐情绪和混乱状态，谣言四起，军心和民心发生了动摇，于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自己不离开莫斯科。为了使人们知道这一点，他有意多次在公共场所露面。当人们看到斯大林本人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留在莫斯科时，各种谣言便不攻自破，惊慌失措的情绪很快消失，而乘机制造混乱的行为得到了制止，军心和民心稳定了。斯大林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秩序，发布了戒严令，使得遭到敌军攻击的莫斯科变成了一座做好反击准备的巨大战斗堡垒。斯大林作出不撤离莫斯科的决定，是一个英明的决策。这说明他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抱有必胜的信念和临危不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时也说明他意识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表现对稳定军心民心的重要性。也许后一点对他作出留在莫斯科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他可能想到一旦他离开后军心民心发生动摇，出现混乱现象，不仅会危及莫斯科的安危，而且会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之后不久，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到了。斯大林作出了在战乱的环境下照常举行庆祝大会和阅兵式的大胆决定。不过11月6日的庆祝大会不像平时那样在大剧院召开，而是在地铁马雅可夫斯基站举行。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的报告。报告讲述了开战以来四个月战争的经过，指出德国的“闪击战”已遭到破产，说明了红军暂时失利的原因，对希特勒之类的“民族社会党人”进行揭露，指出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希特勒分子的党是帝国主义者的党，同时又是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中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者的党”;“是民主自由的敌人的党，是中世纪式的反动势力和制造黑帮大暴行的党”。[⑤]报告接着指出，“德国侵略者道德退化，早已丧失人性，堕落到禽兽般的地步，——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他们必然自取灭亡”。报告还指出，决定希特勒侵略者及其军队灭亡的，不仅仅是道德因素，还有三个正在发生作用的基本因素：“第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德国的欧洲后方不巩固，欧洲的‘新秩序’不巩固”;“第二，这就是希特勒侵略者的德国后方不巩固”;“最后，这就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同盟”。[⑥]报告引用列宁的话，把战争分为两类：“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指出德国人进行的是前一类战争，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的则是后一类战争。接着指出当前的任务是举国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为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自由，为消灭德国军队而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⑦]报告最后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口号结束。

　　红场阅兵要冒很大风险，可能会受到敌机的攻击。幸好天公作美，11月7日清晨红场上乌云密布，使得敌机无法任意骚扰。斯大林率领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冒着寒风，登上了列宁墓。首先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到了国内战争时期1918年的情况，说道，现在的状况要比二十三年前好得多了，列宁的精神和他的胜利旗帜像二十三年前一样鼓舞着我们去进行卫国战争，因此毫无疑问，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最后他满怀激情地对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们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⑧]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这里除了像通常那样谈到列宁的胜利的旗帜的引导外，还提到了俄罗斯历史上一系列捍卫祖国的独立自由的英雄人物，希望他们的英勇形象能鼓舞全国军民战胜德国侵略者。可见，他在这里提出了发扬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的问题。

　　参加阅兵式这一壮举的有莫斯科第2步兵师的部队。他们从红场直接奔赴前线。阅兵式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全国各地。同时刊登阅兵式报导的报纸用飞机往敌占区散发，使那里的居民也从中了解到莫斯科并没有放弃。这对鼓舞全国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增强必胜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

　　莫斯科会战前期，德军以重大损失为代价，向莫斯科推进了一点，红军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到1941年12月初，斯大林下令转入反攻，打败了进犯莫斯科的德军，到1942年1月战斗结束，德军总共损失了五十多万人，一千三百辆坦克，两千五百门大炮，一万五千多辆汽车和许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被从莫斯科向西击退了一百五十至三百公里。这是希特勒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苏联红军的胜利打破了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对苏联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然而德国侵略者对他们的失败并不甘心，他们虽受到严重打击，但还有相当大的实力。同时他们趁西线尚未开辟第二战场之际，把部分兵力和武器装备调往对苏作战的前线，继续发动对苏联红军的攻势。1942年5月德军突破克里木方面军的防御阵地，攻占了刻赤。6月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企图占领这个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重要城市。斯大林立即采取对策，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进行抵御。7月，德军突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阵地。斯大林于7月28日签署了第227号命令，命令要求誓死保卫城市，“一步也不后退”。同时调兵遣将，任命朱可夫为副最高统帅，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调集部队驰援。苏军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各个要冲上与德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德军还是攻入城内的一些地方，红军便与他们展开激烈的巷战。这个英雄城市始终没有全部落入敌军之手。在斯大林的具体指导下制订了歼灭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的名为“旋风”的战役计划，于11月付诸实施。经过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苏联红军终于打败了德国侵略者，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缴械投降。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德国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据朱可夫统计，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一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辆坦克和强击火炮，一万两千门大炮和迫击炮，约三千架飞机以及大量的其它技术兵器。他认为这些兵力和兵器的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⑨]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德军虽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困兽犹斗”，企图挽回败局，1943年7月初，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强大攻势。红军当即应战，两军展开了一场大搏斗。经过五十来天的激战，红军终于取得了胜利。这就是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接着红军挥师西进，解放了第聂伯河左岸的大片乌克兰领土，并于9月渡河，11月6日解放了乌克兰首府基辅。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的报告中对库尔斯克会战的重大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红军不只是击退了德军的进攻，而且还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同时在夏季实施了一系列连续的的突击，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过了第聂伯河。”他还说：“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就把它推到了覆灭的边缘。”[⑩]

　　1944年是红军发动大反攻的一年。这一年如同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对德军进行了十次毁灭性的打击。后来人们称此为“斯大林的十次打击”。这称为“斯大林的十次打击”的战役包括：1月解除列宁格勒围困，解放了列宁格勒州;2～3月把德军击退到德涅斯特河对岸，解放了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4～5月解放了克里木和敖德萨;6月把芬兰军队打退到芬兰内地，解放了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6～7月完全解放了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解放了波兰的很大一部分领土以及立陶宛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强渡涅曼河，逼近德国边界;7～8月解放了乌克兰西部，强渡维斯瓦河，在河对岸建立大登陆场;8月解放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打垮了与德国结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打通了进入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的道路;9～10月解放了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解放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打垮了德国的盟国芬兰，切断了德军三十多个师同普鲁士的联系;此外，还在匈牙利和芬兰北部对德军进行了打击。[11]可以说，到1944年底，苏联红军已基本上解放了被德国军队占领的全部国土，并越过国境追击敌人，打垮了纳粹德国的一些盟国，打通了进军德国的道路。

　　早在1944年底，斯大林就筹划进军德国和攻占柏林的战役，调拨了三个方面军承担这个任务，给他们配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和装备。1945年初，红军发起进攻，先后突破了德军的数道防线，到4月间，到达柏林近郊。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4月底攻入市区。4月30日，勇敢的红军战士把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同一天，恶贯满盈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德军停止了反抗，放下了武器。到此攻占柏林的战役以苏联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5月8日午夜，德军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自当天24时开始执行。斯大林立即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了，彻底战胜德国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并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祝贺胜利。同时他作为最高统帅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发布命令，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们祝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并宣布在5月9日这个胜利日在首都鸣放礼炮向他们表示敬意。于是这场长达四年左右，共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日日夜夜，规模空前的战争在向胜利者表示敬意的礼炮声中正式宣告结束。

　　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深知，要给敌人以打击，并且最后彻底打败敌人，苏联军队除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无比勇敢的战斗精神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同样是数量充足的供应。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的金属以及充足的燃料、棉花和粮食等。因此，他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大力抓军工生产，同时兼顾矿业开采和农业生产。他特别重视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生产，使得不仅能够做到供给足够数量的大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某些新型的飞机、坦克和火炮，曾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至于说到粮食和军服的供给，前线在这方面并不缺乏，而且有必要的储备。所有这些，对保证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再就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对外交政策作了大的调整，采取与英美结盟的方针。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三国举行莫斯科会议，研究对德战争中相互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问题，并就加强军事联系和援助苏联军用物资达成协议。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亲自前往德黑兰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战时同盟国的合作和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出席雅尔塔会议，与美英两国首脑讨论战胜德国的计划以及战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战争赔款、联合国组成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斯大林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以及盟友的援助，促使他们积极参加对德作战并为战胜德国作出自己的贡献。斯大林在从事外交活动中，显示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非凡的气度，同时也展示了卓越的才干。他的外交活动对保证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他的国际威望。

　　以上讲了斯大林作为党政最高领导人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军民作出超人的努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基本事实。应该说，他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他在领导战争的进程中也犯过错误，在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就承认这一点。他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及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别的出路。”[12]他这里讲的是战争初期的失利，承认这是由于“政府”犯了错误而造成的。他感谢俄罗斯人民没有因此而抛开政府。当然他说的“政府”是他领导的政府，承认“政府”犯了错误，就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值得称道的。总而言之，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同时他在领导过程中也有过一些失误，造成了本来也许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也不应当避讳，而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深知，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必须把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于是在秘密报告里大讲他的失误。首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战争初期发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说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他又说，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表现得“漫不经心”，“漠视各种明显的事实”，这种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敌军在战争一开始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我国的大量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众多军事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结果我们无力阻止敌军向我国内地推进”。[13]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他讲的是事实，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众所周知，希特勒上台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做好迎战准备。1938年开始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重视国防工业，规定它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这样的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已达到极限。斯大林亲自大力抓军工生产，经常同一些重要的军工工厂的厂长、党的工作者、总工程师见面，督促他们完成生产计划。他尤其给予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设计和生产以更多的关注。但是由于过去基础较差，与德国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莫洛托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够。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还说，“斯大林在战前曾认为，只有到1943年我们才能与德国势均力敌”。[14]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争取时间从各方面做好备战的准备，斯大林想尽各种办法以推迟战争的爆发。为此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上面提到过，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避免受到东西两面的夹攻，1941年4月13日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在进行部队调动和采取其他的备战措施时，尽可能不让德国方面发觉，以免对方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而德国似乎也设法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经常改变自己的军事行动的时间和顺序。在战争爆发前，苏联情报部门曾经不断向国内提供关于德国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一些苏联驻外使馆也发回类似的消息。这样的情报和消息很多，其中有准确说明希特勒发动进攻的准确日期的，例如在苏联驻日使馆工作的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的报告就是这样;同时也有一些不实的情报，甚至有一些虚假情报。莫洛托夫曾经这样说道：“在我还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时，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看侦察机关的报告。那里什么都有，什么样的进攻日期没有提出啊!如果我们信以为真，战争爆发可能会早得多。”他提出不能完全相信情报人员，对他们的报告可以听，但应当核实。他还说，“总的说来，我们思想上有准备，认为战争将要爆发，我们会比较困难，无法避免。拖了一年，拖了一年半。如果希特勒提前半年发动进攻，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会是很危险的。”[15] 总的说来，斯大林采取的是尽可能延迟战争爆发的策略，在行动上小心翼翼，不给对方以发动战争的借口。同时他估计德国在西方战争尚未结束时，不会贸然东进，冒经受两面夹攻的风险。因此他对各种报告德军就要发动进攻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写信给斯大林，通报说德军正在大批东调，准备发动战争。因为当时苏联与英国尚未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斯大林认为丘吉尔这样做是另有所图，对他提供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而不加考虑。

　　总之，斯大林预见到同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一直为迎战作准备。但是由于短时间内无法做好准备，于是采取推迟战争爆发的策略。他的这一主观愿望当时对分析来自各方面的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产生了影响。同时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理性似乎有过高的估计，总以为此人在西线战事未结束前不敢轻率地东进，没有料到他会干出这样的冒险行为。而从客观上说，当时形势非常复杂，收到的情报和消息常常自相矛盾，有时弄得真假难辨，要判定其真伪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这些原因，斯大林在判断上产生了失误，没有在接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各种情报时要求边境地区的军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直到德军于6月22日凌晨发动进攻后才下达迎敌和反攻的命令。这就使得苏联红军如上所说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斯大林判断和决策的失误，是造成战争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是要对此负主要责任的。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情况错综复杂、形势千变万化的紧要历史关头，领导人的失误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应该根据事实说明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不作具体分析，把造成悲剧的原因简单地说成是由于斯大林“漫不经心”和“漠视各种明显的事实”的结果。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还指出，战争初期的失利还因为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据诬蔑性的指控杀害了大批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16]这里他指的是1937年处死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案件以及在这之后对部队干部的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握有军权。苏联政府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他们与德国军方联系密切并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特别是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纳斯于5月中旬亲笔写信，告知他从德国方面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斯大林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接着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七名高级将领死刑。这件事发生在肃反运动的高潮中，它成为在军队里进行大清洗的开端。问题在于像在整个肃反运动中一样，军队的清洗也搞过了头，存在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从部队中清洗了约四万名各级军官。联共(布)中央发现这个问题，于1938年就开始纠正这些做法，恢复了一万一千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杰出统帅和著名将领的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人)的军籍，从而减轻了损失。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即大清洗加速了军队干部的新老交替，一大批文化水平较高、受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担当起了指挥军队的重任。再说在战争爆发后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没有出现倒戈行为，这说明清洗运动是起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果当时图哈切夫斯基还掌握着军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谈到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断定说：

　　“在前线遭到最初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来临了。这几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不可挽回地丢失了。’

　　“在这之后，他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去见他，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况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时，他才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17]

　　可是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远在基辅，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斯大林的心情和表现，亲耳听到他说的话。翻一翻他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他从贝利亚那里听来的。在回忆录里他把听来的情况说得更为详细，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精神十分压抑，在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宣布辞去领导职务，说完坐上汽车到别墅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贝利亚同莫洛托夫等人商量后，决定去见斯大林，请他重返工作岗位。据贝利亚说，斯大林见到他们时惊恐万分，以为是来逮捕他了。在说明情况并进行开导后，斯大林才稍微清醒一点，这时才开始商量组织防御等事宜。[18]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里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

　　而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如上所说，在战争爆发后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商量对策;他签署命令，要求各军区抗击侵略者的进攻;他对政府部门进行改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他安排军工生产，以保证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他在做大量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会见各方面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与他们商讨问题，鼓舞他们的斗志。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不幸的是，在战争爆发时他患了严重的咽喉脓肿，据他身边的人说，体温高达四十度。而斯大林全然不顾这些，他不忍着病痛，作出了超人的努力，坚持工作。

　　档案馆里保存的详细记录斯大林从1924年到1953年接见的人的登记册，可作为说明斯大林的活动的有力的和可靠的佐证。下面根据登记册讲一下战争爆发后一周内的情况。在1945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一天，斯大林从清晨5时45分到下午4时45分总共会见了二十九人次，首先来到的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铁木辛哥、梅赫利斯、朱可夫，接着前来的有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库兹涅佐夫、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杜丁、库利克等，其中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进去。在这之后的6月23日为二十一人次，6月24日为二十人次，6月25日为二十九人次，6月26日为二十八人次，6月27日为三十人次，6月28日为二十一人次，具体的人名这里就不再列举了。有时会见常常持续到深夜。[19]

　　在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是一直在斯大林身边的人之一，对情况最为了解。诗人丘耶夫在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人这样写道，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了语言能力，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说惊慌失措，心情沉重则是真的，但是不表现出来。斯大林无疑有他的难处。要说心情不沉重是荒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绘成不是他当时的样子——居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当然很荒谬。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连惊慌失措或丧失语言能力的时间都没有。”[20]

　　莫洛托夫说得对，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人有他的难处。而对危急的局势，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不过他善于自控，以免影响别人。但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他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6月底，白俄罗斯前线形势恶化，28日明斯克失守，德军有直指莫斯科之势，统帅部大本营与前线失去了联系。斯大林十分忧虑，建议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了解情况。6月29日他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可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也报告说联系中断，已派人去，但建立联系需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一听，实在按捺不住了，当场发了火，大声呵斥他们是干什么的。心情同样沉重的朱可夫忍不住顶了几句，当时弄得很不愉快。据说大家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出来时，斯大林说了句我们“断送了”列宁创造的一切这样的话。当时斯大林没有回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而是回到了别墅，大概想独自待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这时又有重大的事情要处理，特别是正在酝酿成立战争时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的问题。莫洛托夫等人便带着这个问题去请示斯大林。于是国防委员会于6月30日宣告正式成立，斯大林出任委员会主席。从以上所说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根本没有像贝利亚、米高扬等人渲染和赫鲁晓夫传播的那样，曾提出辞职不干，他始终坚守在领导岗位上。他一时思想情绪失去控制，只是极为短暂的现象。到7月3日他发表了上面详细介绍过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通篇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念，真正表达了斯大林的思想和情绪，说明赫鲁晓夫贩卖的贝利亚等人的说法都是拙劣的编造。

　　这里还要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当天没有发表广播讲话的问题。赫鲁晓夫又就此做文章，说什么这是由于斯大林“丧失了活动能力”，“无法集中思想”才让莫洛托夫讲的。[21]确实，当时政治局委员们都主张由斯大林来讲，但斯大林不同意，主张先由莫洛托夫出面。莫洛托夫讲了此事的经过，说道，讲话稿是和斯大林一起起草的，斯大林不愿意先由他出面讲，因为他需要把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才好决定用什么语气和采取什么态度。莫洛托夫又说，斯大林既是一般的人，又是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应当会等待，应当进行观察，要知道他通常讲话是很明确的，而要一下子弄清情况并给以明确的回答，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莫洛托夫还说，当时斯大林就表示再等几天，当前线情况明朗化后他再发表讲话。[22]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不同意自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立即发表讲话是有他的考虑的，这些考虑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同时这也符合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特点和惯常的做法，可以设想，如果他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发表讲话，未必能像十多天后的讲话那么切合实际，那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也就是说，所起的客观效果就会差得多。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放弃了领导等等，均系不符合实际的猜测和捏造，目的显然是为了给这位伟人抹黑，丑化他的形象。

　　三

　　赫鲁晓夫还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进一步否定斯大林作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才干和能力，夸大和渲染他的失误，企图否定他建立的功勋。他说：“斯大林根本不想了解各条战线上发生的实际情况。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没有到过任何一条战线和任何一个解放的城市，只在前线处于稳定状态时闪电式地去过一次莫扎伊斯克公路……”[23]

　　应该指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到过任何战线的说法就不合事实。根据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的回忆，斯大林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曾两次亲临前线，谢尔戈带着电台陪同前往。1943年8月斯大林到过斯摩棱斯克前线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指挥所，会见过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但是在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看来，最高统帅这样外出大可不必，他待在党中央和大本营最合适，因为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各种各样的情报源源不断，他能及时了解军事行动的过程以及各方面军的需求和困难，作出有效的和正确的决定。

　　赫鲁晓夫接着说：“可是斯大林直接干预作战的进程并发布各种命令，这些命令常常没有考虑到该作战地段的实际情况，不能不导致重大的人员损失。”[24]作为例子，他讲了1942年5月进攻哈尔科夫的战役。他说，当哈尔科夫地区形势变得十分严重时，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和他(当时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作出了停止包围哈尔科夫的决定，并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却要求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结果牺牲了十几万士兵的生命。[25]可是根据朱可夫的回忆，斯大林曾对哈尔科夫形势的发展表示严重不安，就这个问题打电话询问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而两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斯大林才否定了总参谋部提出的停止进攻的意见。朱可夫还说他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部的谈话，断定西南方面军根本没有提出过告急的报告。[26]赫鲁晓夫那样说显然是为了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说他曾给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请他拿出地图来指给斯大林看形成了什么样的局势，说斯大林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的。[27]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是否符合事实。战争年代曾在总参谋部作战处工作的格列勃科夫上将证明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什么斯大林根据地球仪领导各方面军。自然，这全是谎言。在军事博物馆里保存着各种比例尺的地图，上面有最高统帅做的各种记号。”[28]而各种作战地图都有一定的规格，方面军的作战地图要比集团军的地图详细。斯大林如果需要，随时都能看到总参谋部绘制的各个战场的地图。对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曾在大本营工作、后又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麦列茨科夫元帅气愤地说道，“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话”。[29]赫鲁晓夫制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不了解情况，不懂得战略和策略，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人，他甚至提出“必须对许多战役重新评价，作出新的解释”。[30]这实际是断定斯大林不是一位合格的最高统帅，否定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功绩，甚至提出要对卫国战争的许多战役作出新的评价，实际上是要重写卫国战争的历史。

　　当然，作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斯大林首先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对军事并不外行。国内战争时期他曾领导过武装斗争，积累了不少经验。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他仍关心军事，而在三十年代苏联被战争乌云笼罩时，他又开始读军事方面的书。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也抽出时间来学习军事理论，了解现代战争的规律，并把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指挥战争的实践活动中去，成为一个成熟的和名符其实的军事家。而且由于他首先作为一位政治家，视野比较开阔，惯于从全局出发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因此与一般的军事统帅相比，有更胜一筹的地方。在整个卫国战争中，在初期由于还缺乏实际经验，再加上其他的主客观原因，他在领导工作中曾出现过一些失误，造成过一些损失。但是大致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就没有再犯过重大的错误。在他指挥下苏联红军基本上是节节胜利，直至捣毁德国法西斯的老巢。因此斯大林是一位集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最高统帅。

　　卫国战争中的历次重要战役，包括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都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领导下进行的。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大本营与前线指挥官保存着紧密联系，有时派大本营代表前去了解情况。作战计划初步方案制订出来后，大本营组织讨论。讨论时斯大林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有时能听取言之有理的不同意见，但也有固执己见的时候。最后由他拍板定案。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大本营进行监督和指导，与前线指挥官常有函电来往。在形势紧张时，直接派代表前去坐镇。各个重要战役的计划和实施过程大致如此。

　　斯大林在这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当时留下的大量文字材料可以为证。这些材料包括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的决议，斯大林签署的各种命令和指示，大本营与前线指挥部往来的函电等等。许多文字材料收入了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集》第15卷。2008年以后出版的第15卷第2版内容大大扩充，由一册变为三册，其中第1册收入1941年6月到1943年2月的文献，第2册收入1943到1944年的文献，第3册则收入了1945年的文献。关于斯大林领导战争的材料更加详尽了，同时收入了反映斯大林在战争年代组织生产和从事外交活动的材料。文集的编者P.科索拉波夫和C.雷钦科夫在《前言》里这样说道：“我们预计将会由于文集里‘充满’过多的细节和从学院派观点来看没有重大意义的‘多余的’文件而受到责备，但是有意识地这样做。我们这样做将会彻底埋葬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的低俗神话以及多次重复的胜利‘不是有赖于’最高统帅的努力，相反，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谎言(不知是谁想出来的?)。”[31]确实，读一读这些材料，有助于识破各种谎言。

　　战争年代许多高级将领曾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或与他有过较多的直接接触，他们在回忆录里对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活动作了叙述，肯定他发挥的主导作用。首先应该提到朱可夫。这位担任过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员，后来成为副最高统帅的名将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曾受到斯大林的赏识的重用，常常被派去解决棘手的问题。同时他有很强的个性，有时不免顶撞斯大林，这使得两人的关系变得比较复杂。战后朱可夫由于某些过错受到了贬责，内心对斯大林产生了不满。因此他曾一度赞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苏共二十大后原计划要召开中央全会进一步讨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朱可夫准备在会上做报告。后来全会因故没有开成，他也就未能把准备好的报告在会上宣读。从保存下来的报告原件来看，他在多处重复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和谴责，基调是否定的。[32]但是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不久他被赫鲁晓夫解除了职务。这使他看清了赫鲁晓夫的为人，头脑变得比较清醒起来。他在回忆往事时进行反思，出版了回忆录，其中既写了对往事的回忆，又写了他的思考，因而取名为《回忆与思考》(中译本改名为《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其中发表的对斯大林的看法已不同于上述他曾经准备要做的报告，变得比较客观和符合实际。

　　《回忆与思考》第1版出版于1969年，1974年和1978年又出版了第2版和第3版。第3版中新增了《最高统帅部》一章，主要写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的活动。朱可夫在这一章里写道：

　　“我这本书第1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愈来愈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的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 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高统帅成功地履行了他在这个最高职位上所担负的职责。”[33]

　　朱可夫在另一处还写道：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34]

　　接下来说一说战争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担任总参谋长和大本营成员，将近两百次见到斯大林的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他在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这样写道：“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时而把这个、时而把那个负责人从前线或后方召来研究当前的的问题。他要求对所讨论的任何问题都要有详尽的材料。他得到这种材料后有时也征求一下意见。但起初往往总是自己立即作出决定，二话不说就下达命令。斯大林把极重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同时也不宽容别人。恐怕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卫国战争时期最充分地显示了斯大林极为坚强的品格：他是一个卓越的的组织者。”[35] 接着华西列夫斯基谈到斯大林不恰当的自负和自信，在工作中也有疏忽之处，但是他不会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和缺点并给自己作出结论。华西列夫斯基还说：“我们大家都逐渐清楚地感觉到，他开始越来越以现代化战争的观念来进行深刻的探索，极为成熟地解决军事艺术问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个里程碑，但是。只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中，他才充分掌握了按照新的方式指挥战争的方法和形式。。。。。。斯大林不仅变得通晓军事战略，——因为他是政治战略大师，所以通晓军事战略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而且通晓战役学。因此，他对制定战役的过程产生了十分有力的的影响。他在军事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大大超过了战术学的知识(其实，他也不一定要懂得战术学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斯大林无疑可列入杰出统帅之列。”[36]

　　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是与朱可夫相似的，他们两人分别称他为“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和“杰出的统帅”。

　　下面再讲一下曾任远程航空兵司令员的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的看法。他备受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能较多地见到斯大林，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写下了他的印象和看法。他写道：“最高统帅每天、即使不是每时每刻都监督着他的命令和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求是很严的。我这里想着重说一下，没有一位同志，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能够，或者说得更老实些，敢于各行其是，如果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的话。我还想在这里证明一点，即任何一次战役和任何一个重要的措施，无论何时何地从来没有未经最高统帅批准或未向他报告就实施的。他果断地领导各方面军实施的战役，领导自己的副手在这样或那样的战线或这样或那样的方面的工作。他对所有的人，不管官职大小，不管担任什么职务，要求都是一样的。他毫不客气地给每个人指出失算或错误，并建议或直接指示如何加以纠正。这说的既是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也包括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副最高统帅朱可夫。”[37]

　　戈洛瓦诺夫接着写道：“最高统帅作出的所有决定通常事先进行了讨论，或者预先向一大批与作出的决定有关的或了解所讨论的问题的同志作说明。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都经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讨论并作出决定。请注意，国防委员会拥有全部苏维埃的行政权和立法权以及全国党的领导权。国防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党的和苏维埃的组织都毫无例外从属于它。在讨论或决定问题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最高统帅，但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把自己的意见与多数人的意见对立起来，尽管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某些军人同志的意见，而根据大多数人为了事业的利益发表的意见作出决定。我想，这里没有必要说服人们相信斯大林是苏联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真正的领导者。他的军事才能不仅我们的军事活动家不能与之相比，而且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活动家或国务活动家，包括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活动家，同样如此。有些同志说他在战术方面不行。我不知道这讲的是什么战术。如果讲的是小部队的战术或一个团、一个师进行战斗的战术，那么应该认为他并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应当了解这种战术的是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以及集团军军长。如果讲的是战略方面的策略，大家知道，也有这样的策略，那么在这种策略方面无人可以与他相比。我觉得，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证明最高统帅不是按照地球仪作战的，虽然大家知道，这场战争具有全球的意义。”[38]

　　戈洛瓦诺夫这里根据所见所闻概述了斯大林在最高层决定重大问题时的主导作用，说明他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真正领导者，肯定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认为他不仅高于苏联本国的军事活动家，而且也高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活动家。

　　上面讲了三位重要的高级将领在回忆录中对斯大林的活动的叙述和对他的评价。这样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其中包括上面提到过的大本营代表、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的《为人民服务》，曾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巴格拉米扬元帅的《我们是怎样走向胜利的》，曾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士兵的职责》，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崔可夫元帅的《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曾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的科涅夫元帅的《一个方面军司令员的笔记》，炮兵元帅雅科夫列夫的《生活的目的》，炮兵主帅沃罗诺夫的《服军役的情况》，卫国战争中指挥过苏联舰队的戈洛夫科大将的《与舰队在一起》，战争期间担任过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什捷缅科大将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等。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写了自己在卫国战争中的亲身经历。由于他们当时身居高位，有的人因工作关系与斯大林有过直接接触，因而在回忆录里也写了斯大林留给他们的印象和自己的感受。这对认识和评价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想讲一下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盟友和对手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看法。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丘吉尔有过直接接触，两人之间常有函电来往，关系比较密切。也许因此丘吉尔对斯大林有了较多的了解。1959年12月21日，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时说道：

　　“对俄罗斯来说，在受到最严峻的考验的年代，有天才的和不屈不挠的统帅斯大林来领导国家是巨大的幸福。他是一位最杰出的人物，使得他度过一生的那个庸俗的和残酷的时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斯大林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在会谈时不顾情面，反应激烈，毫不留情，甚至像我这样的从不列颠的议会出来的人，也无法与他分庭抗礼。斯大林首先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善于冷嘲热讽，具有准确地领会别人的想法的能力。斯大林身上这股力量非常大，使得人们觉得他在各个时代和各族人民的高级领导人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斯大林留给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具有深厚的智谋，遇事不慌，干得合情合理。他是一位不可战胜的能手，能在困难时刻找到走出绝境的出路。此外，斯大林在最紧急的时刻以及在胜利的时刻都同样地保持克制，从来不陷入幻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建立了巨大的帝国并使其服从自己。这是一个利用自己的敌人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上无人能与他相比的独裁者，他接管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交出的则是一个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

　　“既然如此，历史、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39]

　　丘吉尔用热情的话语说了他对战争年代的盟友斯大林的看法。他虽然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但肯定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俄罗斯在战争年代有他来领导是巨大的幸福。他认为历史、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丘吉尔的这些话说明，斯大林建立的丰功伟绩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从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现在距离卫国战争结束快要七十年了。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十来年，斯大林领导战争取得胜利的功绩受到一致的肯定和赞扬，甚至有时有过头之处。但是苏共二十大后，他遭到了批判和贬损，尤其是在“改革”年代出现的新的“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功勋更是被全盘否定。然而这只是暂时现象。随着苏联解体后社会上怀旧情绪的出现，许多人开始反思，重新认识和怀念斯大林，颂扬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巨大功勋。同时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许多谎言被揭穿，大量事实得到澄清，这为正确评价斯大林对这场战争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争论并未结束。俄罗斯主张走西方道路的人仍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他们的代表人物、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卫国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时发表的讲话中，仍否定斯大林的领导对取得卫国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接着他又试图实行第三次“非斯大林化”。但是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前进，各种逆历史潮流的思潮将会退潮，作为杰出统帅的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而为人们所传颂。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

　　[②]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9～290页。

　　[③]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292页。

　　[④]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页。

　　[⑤]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3～304页。

　　[⑥]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307页。

　　[⑦]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8～309页。

　　[⑧]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3页。

　　[⑨] 见《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下)》，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556～557页。

　　[⑩]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0～391页。

　　[11]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423页。

　　[1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

　　[13]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6～148页。

　　[14]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15]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16]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页。

　　[17]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8～149页。

　　[18]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3页。

　　[19]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216～220页。

　　[20]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1]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3页。

　　[22] 见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23]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2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25]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150页。

　　[26] 见《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下)》，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493页。

　　[27]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49页。

　　[28] 《军事史杂志》1995年第3期，第30页。

　　[29] K.麦列茨科夫：《为人民服务(回忆片断)》，政治书籍出版社，1968年，第380页。

　　[30]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0页。

　　[31] 《斯大林文集》，第15卷，第2版，第1册，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8年，第XXIX页。

　　[32] 报告原件作为附录，收入《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之中，见文集第692～707页。

　　[33]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339～340页。

　　[34] 《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344页。

　　[35] A.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77年，第159页。

　　[36] A.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77年，第160～161页。

　　[37] 《小说报》1995年第4期，第12～13页。

　　[38] 《小说报》1995年第4期，第13页。

　　[39] 转引自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