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先生在《文化纵横》杂志上发表长文《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12月29日，《上海书评》刊出了杨奎松先生批评汪晖先生这篇新作的长文《以论带史的尴尬》，长度几乎和汪晖先生文章相同。

　　杨奎松先生对汪晖文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共历史的叙述与论说”上面，细读汪文就会发现，这一部分即文中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一节，只占全文的十分之一的篇幅。汪晖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是对“人民战争”这一概念重新作出理论和政治的分析，为全文的阐释提供基本的概念框架。这就决定了汪晖对“人民战争”出现和形成的历史叙述必然是粗线条的，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汪晖的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通过对“人民战争”概念的重新解释，激活其内在包含的政治能量。

　　笔者仔细阅读了汪文这一部分的内容，认为汪晖的论说大体上是站得住的，至少可以自圆其说。当然，由于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细节上的疏漏是不可避免的，杨奎松先生是中国革命史领域的专家，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善意地提醒汪晖文中的疏失，细节上加以补充和订正，相信作者和读者都会感谢杨先生的工作。然而我们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中，只看到作者如何龂龂于所谓的语病和逻辑错误，如何从具体的材料问题推断出对汪晖全文乃至其学风的全盘否定，出语也有点轻佻粗暴，与他自己标榜的“实事求是，与人为善”（《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对史清“质疑”《忍不住的关怀》一文的公开回应》）的态度，实在相去甚远，令人失望。

　　杨先生是从汪晖文中的语病和逻辑错误开始的，可是他在文章开头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把原文的意思完全理解反了。汪晖说：“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汪晖批评了“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的做法，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然而杨先生却在他的批评文章中说：“任何研究者敢言人所未言都值得鼓励，特别是作者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这就更加应该肯定。”岂非南辕北辙?(此处承符鹏先生提示，许多网友也都指出来了，特此说明)如果不是有意的扭曲，那只能说明杨先生读原文太不认真，或者理解能力有问题了。以这样的态度或水平来指摘别人的错误，让人不由得为杨先生捏一把汗。

　　果然，杨先生在给汪晖的文章挑毛病的时候，暴露出来的却常常是自己的问题。杨先生举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汪文第一节第一自然段第一句：‘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也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杨先生接下来用整整一段话来批评这句话的语病，特别是指出“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和后文的“偶发事件”是矛盾的：“因为前者讲的是中美双方不知道为什么和如何会爆发战争，从作者的角度强调这不等于说战争的爆发是偶然的，是可以的;而后者强调的是中美双方都认为战争的爆发是有预谋的，不是偶然的，作者再去否定，重复说战争的爆发不偶然，就同义反复了。”问题是，“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当然不能理解为“中美双方都认为战争的爆发是有预谋的”，“怀疑”是一种对事实是否如此的不确定心态，一种假想和推测，和基于认定某一事实的态度的“认为”怎么能够混为一谈?

　　杨先生引用的另一句话是：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

　　接下来批评说：“‘他们’指代的意向不清，很容易被误读，实际上应改为‘这些知识分子’”。杨先生的阅读能力好像又出了问题，这句话中“他们”指代的对象如此清楚，怎么会“很容易被误读”呢?

　　汪晖文中另外一句被杨先生诟病的话是：

　　“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

　　杨先生指出这句话有几处“史实不实或不确”：

　　“一是就像作者自己在(1)(6)句中所说的，国民党并非由于接受谁的联俄联共政策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特别是工运，远在中共成立之前，国民党在广州等地已经从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简单地表述成：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才联合起来从事工人运动的。”

　　大家读汪晖的原话就知道，原文根本就没有“国民党由于接受谁的联俄联共政策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原文说的是“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不是说国民党单方面从事工农运动。国民党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工农运动，在什么背景下从事工农运动，跟汪晖的原文根本没有关系，汪晖说的是国共关系问题。不是汪晖的文章有语病，而是杨先生的逻辑不清：“特别是工运，远在中共成立之前，国民党在广州等地已经从事了近十年之久了。至少不能简单地表述成：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才联合起来从事工人运动的”，这两句话前面说的是国民党工运的历史，后面说的是国共联合从事工运的事情，两句话前后有逻辑关系吗?

　　如果要指出汪晖这句话的史实问题，应该说明的不是国民党自身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而是要指出，汪晖所说的“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不是从1925、1926年开始的，也不是“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才开始的。这才是正确的反驳的逻辑。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杨先生在后面补充说：“国共两党也并不是在1925、1926年才联合起来从事工农运动的。两党合作关系启始于1922年，部分实施于1923年，全面展开于1924年，最后结束于1927年7月。这期间双方在工农运动方面都共同工作过，并非只在1925、1926两年里有过联合从事工农运动的情况。”然而，杨先生并没有举出确凿的史实，来说明“这期间双方在工农运动方面都共同工作过”，在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上含混过去，这样的反驳是没有力量的。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又如，杨先生批评汪晖“不承认中共思想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简单地把‘转型’之前的中共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其实汪晖说中共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合”只限于“创建的时候”，限于中共诞生的1921年前后，如何能推广到“‘转型’之前”?又如，杨先生对汪文“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一段话，“不加说明地用‘政党’二字代称中共的奇怪表述方法”感到大惑不解，其实熟悉汪晖著作的人都能理解，首先，这里“政党”明显是指中共，不会歧义;更重要的是，汪晖之所以用“政党”这一普遍性称谓代替“中共”，正是要把中共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创造上升到某种理论的高度，亦即某种新的政党形态(即汪晖所说的“超级政党”)，杨先生感到奇怪，只能怪他读汪晖的著作太少了。

　　杨先生在语法和逻辑上对汪晖的文章下了如此大的功夫，却暴露出自身在语法和逻辑上的缺陷，这实在有点出乎意料。那么，杨先生是党史的专家，在历史认识方面应该是出色当行了，然而似乎也不尽然。杨先生对汪晖提出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转型”提出质疑：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回事!”

　　这完全是想当然之辞。汪晖在文中对中共革命历史的叙述，只是为重新解释“人民战争”这一概念，提供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他没有（也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创造新的政党形态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挫折、失败和政策的调整，只是从大的方面指出，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是指向一种新的政党形态的，这种政党形态既不同于西方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同于国共合作到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的革命政党（也许可以称为列宁主义政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某种“政党转型”，是可以成立的。将作者没有叙述的内容，一概称之为无知，甚至说作者不知道“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样的教科书常识，这如果不是一种粗暴的判断，至少也是非常不严肃的。

　　杨先生花了很大的笔墨，详细描述江西苏区的历史。他纠缠于“人民战争”到底何时展开，中共到底何时完成了“政党转型”这些貌似客观史实的伪问题，完全不了解汪晖是在一个长时段的动态的历史视野中来分析“政党转型”的过程的。杨先生反复强调江西苏区的失败，毛泽东个人的挫折，以为这样就可以否定汪晖有关“政党转型”的论述。我们来看汪晖自己在文章中的分析：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一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而正是这一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大革命失败了，但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像火种一样存活着，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

　　循着汪晖的思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到：由于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政治”，以割据形态存在的红色政权(而不仅仅是江西苏区)才能够在巨大的失败后顽强地生存下来，也正是这些红色政权的存在，江西苏区在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还仍然有转圜和回旋的余地，通过长征，在另一个红色政权(陕甘苏区)那里找到了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根基。由于缺少长时段和全局性的视野，杨先生不自觉地陷入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尴尬境地中。到底是谁没有读懂《毛选》里的文章呢?

　　除了静态地理解历史事实，杨先生还教条地理解历史概念，并且以自己所认识为正确，据此衡量汪晖的论述。杨先生指责汪晖对中共建党时组成成分的分析，第一条理由竟然是“不符合当今政治正确的标准”，这已经不是学术的判断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概念，作者也以“不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说明”作为否定的根据，殊不知汪晖本来对这个概念就有自己的发挥和理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对“阶级”概念的理解。汪晖在文章中说，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杨先生反问说：“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主体是农民的‘无产阶级’，还可能是无产阶级吗?”，他引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并不是无财产者的大集合”，认为汪晖“把农民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嘲笑他“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这一貌似“釜底抽薪”的批判，对一位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来说，似乎是致命的。然而，杨先生并不了解，汪晖对“阶级”的理解本来就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汪晖很早就认识到，“那种简单地将阶级政治还原为阶级结构的做法，无法解释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构成》）。他在分析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指出：

　　马克思是通过对英国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关阶级的结构分析的，而毛泽东则是在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阐述中国革命与阶级政治的动力和方向。离开这一世界性的视野，中国革命者很难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离开这一独特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毛泽东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主和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产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等等范畴。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判断为前提，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等文章中，毛泽东将马克思式的结构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以租佃和雇佣为主线)运用到中国农村社会之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论根据。(《去政治化的政治》，第28页)

　　杨先生很可能没有读过汪晖的上述论述，否则他在下判断时语气至少应该缓和一些。评论他人的著述，恐怕不能只从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寻找攻击的武器，至少也应该尝试着进入和理解对方的论述理路，最好能多读几种对方的著述再下评判。关于学术批评和讨论，杨先生说过这样一段恳切的话：“学者的研究没有抄袭，就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学术观点和史实解读可以争论，但不能上纲上线到政治或道德高度去;研究中的错讹理当指正，惟应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因此，无论史文作者有怎样的不满，我还是希望有关这类批评能回到学术讨论的层面上来。这样才能对改善大陆今天已经不那么健康的学术风气，使之不致进一步恶化有好处”(《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对史清“质疑”《忍不住的关怀》一文的公开回应》)。杨先生自己做得如何呢?恐怕不用笔者再下断语，读者内心已经有分晓了。

　　(作者说明：《上海书评》编辑虽然最早对本文表示了肯定并有心采纳，但最终表示因为本文已经以长微博形式公开而不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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