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半岛的南北内战的战火延烧到鸭绿江边，新中国成立仅一年，中共就决定出兵参战。战后迄今，有关中国参战原因及其决策过程，在学术界一直是广受重视、然而歧见较大的研究课题。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对中国参战始末与战争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①，其中从“冷战”和“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新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②。但相对而言，对战争爆发的地缘战略因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地缘战略是决定当时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东北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在面对完成革命战争、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国家建设以及维护睦邻关系诸多战略任务之际，而作出出兵抉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然而地缘战略因素在史学界未受到应有的关注，这种状况在整个20世纪中国问题研究中都是存在的。有学者指出：“很可惜，现代中国政治史的分析很少详细研究国家的地理状况，而这是中国国内生活最重要、最不稳定的方面之一。”③ 所以，从地缘战略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原因，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共开展武装斗争及其战略重心转移概况

中共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过程十分曲折，经历过不同时期的战略方向的调整。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兴起于南方，30年代初曾建立了影响较大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其后遭受挫折，经由西南边陲地带长途转移，于30年代中期落脚陕北，致力于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

陕甘宁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利于隐蔽；但是人口稀少，粮产有限，难于担负起支撑全国性战争补给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共在该区休整建设的同时，确定以开拓华北为战略发展方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武装力量挺进华北，经历了艰苦的八年奋战，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及山东等大片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中共武装力量已发展到90余万，民兵达200余万，控制了华北大片地域，其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央统帅机关又逐步向东和向南迁移。在全面抗战开始时，八路军在延安建立后方总留守处，主力由朱德率领东进山西，八路军总部亦转进五台山、太行山等根据地，就近指挥华北抗战。抗战胜利后，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中共中央随之成立“前敌委员会”转战陕北，拖住了国民党军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另成立“工作委员会”，移驻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一年有余，于1948年4月进入西柏坡。中共“前敌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合并，使西柏坡村一度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中央指挥中心。至此，华北地域已经取代陕甘宁区，成为中共党、政、军力量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

另一方面，当中共力量在华北地区迅速增长的同时，国民党军、政势力也在华北取代原有地方势力，得到了相当发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源源不断自南方调入天津、济南等战略要地，加之原有阎锡山部控制山西大部，傅作义控制绥远、热河以及北平等地。华北地区依然重兵云集，各方军政力量相互制衡、犬牙交错。

从地缘战略全局考察，中国幅员广大，而华北位居中心，为辐射四方之地。在民国的战乱时期，北洋实力派皖、直两大派系都崛起于中原，而最终都在北边的奉系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夹击之下失败了。有学者指出北洋军阀中“占有津京地区的派系，战争频率最高，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准备单独作战”④。

因此，在抗战胜利后的数年间，尽管中共武装力量逐步在华北占有了优势，首脑机关也渐次进入华北并以华北为指挥中心，但是，如果中共仅仅驻足于华北中心区域，不继续向多方向进行战略开拓，必将在该地区遭遇更加艰苦的斗争，并难于尽快控制中原。而当时的华东、华南、西南等富庶之区，基本上都是国民政府的地盘，中共力量一时难以介入。所以，中共随后实施了“控制东北”的战略。

其实，中共在建立陕北、华北根据地的同时，从未放弃包括东北在内的其他战略方向的努力。早在抗战后期，中共曾命令王震率领由八路军第359旅等部组建的南下支队，转进湘鄂赣革命老区，试图重新建立南方根据地。1945年春，中共七大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任务，以及将中央机关迁往江苏北部地区等战略构想。

重要的战略发展契机，是在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在大片日占区、特别是东北地区一度出现了政治“真空”，致使国共两党逐步发现其价值，并竭其全力调动兵力占领之。虽然中共具有占据华北的地理优势，最初只派出了小部武装力量进入辽宁、吉林等地，接受日伪投降、或协助苏军活动。9月上旬，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不过1万人左右。国民政府军队主力由于地处西南，并且依赖有限的美军运输力量，且受到苏军的制约，至1946年初才大规模进入东北。

稍后中共得知苏军在东北只占领了中长路沿线的城市，国民党军队迟迟未能全面进入东北，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处于政治“真空”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在取得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的同意后，于9月19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⑤ 10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

按照“向北发展，控制东北”的方针，中共中央自1945年9月至11月，派出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罗荣桓、林彪等20名中央委员，其中政治局委员4名，约占全体政治局委员的1／3；中央委员约占全体中央委员的1／4，从延安、华北和华东抽调2万干部，11万大军挺进东北，并组成了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上述措施，构成了自中共成立以来，在党、政、军组织史上一次最大规模战略区域性的人事调动。

中共确定了东北的战略目标，并立即展开了有效的开拓新战略基地的关键性步骤。由于国民党军未能及时进入东北而失去先机，加之苏联的援助，中共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至1948年底发动辽沈战役获胜，中共完成了“控制东北”的战略任务。中共在东北的战略性发展，付出的代价最低而收益最大、开拓的速度极快而且非常成功。

“控制东北”的直接战果，是平津战役的全面胜利。是役投入东北野战军所部主力80余万，占战役作战总兵力80％。首批入关还有随军民工15万、火炮千余门、汽车3000余辆、战马10万余匹等。⑥ 借助于东北之兵力与物资，解放军其后在关内作战所向披靡。经过平津、淮海战役，1949年春，中共终于平定中原地区。东北入关部队还胜利完成了攻占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华南地区的战略任务。

东北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了决战全国的胜利基础，中共指挥中心也由农村走向城市。1949年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北平，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取得了对于华南、西南、西北各战略方向作战的完全胜利。

中共东北战略的胜利，即是其作战对手国民党军队的对策失败的核心要素之一。蒋介石自有总结：“到后来不仅进军东北的情形并不良好，而且自接受停战以后，一切恶劣的形势更相因而来，结果卒使每况愈下，竟致不可收拾，这个关键，就是我们失败的一个总因。”⑦

总体而言，中共开展武装革命之后的制胜之路，其战略方向的开辟与根据地建设，经历了曲折艰苦的过程而最终赢得了胜利。其阶段性进程主要是南方苏区建设、西南长征、陕北落脚、华北发展与“控制东北”等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实施，而“控制东北”则是全过程的高潮。“控制东北”的成功，使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成为了支撑中共武装部队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决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也成为了建国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国家建设诸多战略任务的大本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自然不能容忍这一战略根据地受到威胁，不会无视突然出现在这一大本营边境线上的威胁性力量。

二、二十世纪中国战争史及东北战略地位再分析

东北地区的战略意义，不仅涉及中共武装革命之重心转移，也直接关系到20世纪中国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战争与政治冲突的战略态势。当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之时，中国内战并未完全结束。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继续得到了美国多方面的支持。在这样的关头，进逼鸭绿江边的军队，是支持国民党军、且较国民党军更为强大的美军，故中共必然视之为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共掌握了全中国的政权，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仍然非常重要。

换言之，中共的战略需求与东北地区地缘战略意义相结合，促成了中共领导层的出兵决策。所以，面对已经蔓延到鸭绿江边的战火，周恩来简洁而干脆地表示“我们要管”⑧。东北地区地缘战略位置可从以下数据看出。20世纪前半叶共发生省级以上战争约20场，其中与东北地区有关者见下表：

从上表可知，东北地区以附属战场或主战场的形式，关联20世纪中国（跨省级以上）内外战争比例，竟高达70％。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发生境内外较大规模战争，则无论东北地区由何种军事政治力量控制或支配，均有近70％的概率要被卷入或成为主战场。

东北地区在20世纪中国战争史上占有如此地位，是由其特殊的经济、地理等综合条件所决定的。东北地区（当时包括热河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总面积为11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0％以上。东北与苏俄、（苏控）蒙古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等接壤或邻近，既有广阔的陆地面积，又有曲折的海岸及良好的港湾。东北具有陆域和海域的双重地理优越条件，工、矿、农、林、牧诸业经济十分发达。

1929年披露的日本《田中奏折》写到：“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⑩ 与此论点相同的，是日本关东军将领炮制的侵略计划指出：“四周有天然地障，自成一战略据点”；“退可保养国力，整顿兵马，待时机成熟，即可猛然跃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日军曾估算东北的资源财富，每年可以“绰绰有余地提供三亿日圆”作为战费，不仅关东军“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11) 后来的结果是，日军以占用这块土地的资源，打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范围遍及东半球的侵略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及朝鲜内战爆发之际，东北地区在中国及东北亚的战略意义继续上升。东北地区是中国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的大本营，也是安顿共和国政治秩序、完成平定全国并准备解放台湾的战略根据地。

为护卫这一根据地，中共本应及时在东北部署重兵。不过新中国与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东北基地因此获得了可靠的外交安全保障。中共之所以在东北地区不留主力而将东北野战军80余万调入关内，是基于不用顾虑该地区的边境安全问题。据研究，至1950年初野战军主力仅有第42军“由河南调到齐齐哈尔附近开荒生产”(12)。如果没有美军侵入北朝鲜，当时东北地区“轻边防”甚至是“无边防军”的态势，还会持续保持下去。

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种轻兵防卫态势。7月，朝鲜半岛战争形势复杂化，中国立即抽调关内的军队，组建东北边防军。原指挥部署进攻台湾的粟裕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8月上旬，随着朝鲜人民军攻势受阻，中国加紧了军事部署，向东北调入更多军队。原准备进攻台湾的第9兵团和开始复员的第19兵团，被调至津浦路和陇海路集结。在8月26日的国防会议上，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推迟进攻台湾，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所以，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固然考虑到朝鲜战争的因素，实质上也是东北边防态势的恢复与整顿，东北“轻边防”状态不复存在。

在国共两党激烈争战东北之际，当时的著名学者周鲸文即在香港指出：“东北是远东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肥沃宝藏最丰富的地区。在行将到来的太平洋时代当其光芒万丈时，东北应当是这个光芒的核心。”(13) 以周鲸文曾先后留学日、美、英各国的学术积累，继又担任过东北大学代校长、张学良秘书等职而对于东北问题的了解深度，(14) 此语确实包含了值得深刻理会的涵义。

周鲸文借用历史概念强调“东北得为中国的生命线”。又指出：“假如这个富源落在日本手里，化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四百余州在这个司令塔指挥之下永远须处于低头屈服地位，以致灭亡。反之，这个富源大地，经由中日的生死斗争而重归中国的手里，那就是中国得了新生。”(15)

周鲸文还比较了东北与西、南等地域的条件与地位差异：“我们的新万里长城就须设在鸭绿江边，及沿苏联境界。这个坚固起来便无可忧，重的工业，肥沃的土地，得到确保之后，东方来的攻击可以不怕。……在南方、西方我们自然也有严密的国防，即使在这方有些外患，也不能致中国于危难，因为在东北打定了万世的基础。反之，若疏忽于东北，或是东北为人占据，司令塔在人家的手里，中国大难不一而足，可为预卜。”(16)

周鲸文作出“预卜”数年之后，毛泽东作出了有关出兵的利害比较：“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所强调的利益焦点也在于东北，并专门提到了鸭绿江：“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17)

周恩来也明确警告东北与鸭绿江的严峻形势以及中国必须防守的战略要点：“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18)

上述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都强调了“鸭绿江”国防线的重要意义。战后70年代的韩国研究者也认为：“东北存亡，实中国安危所系。中国的生存保障乃在于中国之东北，又可以说‘东北为中国之生命线’”。(19)

对于中共来说，无论是为赢得全国范围的革命战争，还是为执政后的国家建设，东北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基地或大本营；就更大范围的20世纪中国政治与战争历史来说，无论是实现国家“统一”，还是和平与安定时期的建设问题，“鸭绿江”国防线都是中国的安全保障线。

三、中国对朝鲜半岛“睦邻”政策之传统与现实

结合上述中国的革命与国家政治关系，再上溯东北亚的历史线索，可以发现跨越“鸭绿江”国防线的战略决策，其实绝非偶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与古代中国维护邻邦唇齿关系和半岛安全，以共同抵抗外来入侵威胁力量的参战历史，其性质是相通的。

从古代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行支援作战的史例，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睦邻”政策的传统已经具有上千年历史。该方向历史上所出现的主要战争史例综合图示如下：

从上表可知，中国人在面对一江之隔的危机时，唇亡齿寒的原则是决策的重要依据，而19世纪以来的历史教训尤为深刻。周恩来对此点讲得十分明确：“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20)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也曾遭受日本的进攻，美军是盟军的主力并主持了战后对日审判。但是美国很快采取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改变对日政策，放宽对日战争罪责追究，并通过占领改变日本，使之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加大对亚洲事务的干预，支持国民党军对中共作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人眼中，美国已经由盟友转变为敌手。按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主任郭化若的回忆，1950年初在上海多次打下蒋军飞机，在组织市民参观时，“他们见到敌机残骸上‘U·S·A’的字样时，又无不对资助蒋介石、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切齿痛恨”(21)。

美军向半岛北部推进、越过三八线逼近鸭绿江，必然会被周恩来与共和国领导人视之为沿袭日本“老路”、威逼中国东北的凶险力量。周恩来直接地强调了“鸭绿江”防御态势的紧迫性质：“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22)

前述熟悉东北与朝鲜半岛事务的周鲸文，早已提出这方面的警告。他主编的《时代批评》在国共内战期间发表社论指出：“过去，短短的四十年的历史给我们证明，在东北这块肥沃丰藏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若占有优势，其结果就是战争。”(23) 他在答辩董显光时强调：“任何外国势力在东北占有优势都足以引起战争。”(24) 他具体分析了将要“引起战争”的几点要素是：“共军在东北占优势如目前的情形，则已使华盛顿暴躁不安，于是军事援华的呼吁充满了美洲大陆。”(25)

这一论断不仅预见了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的对立，更以东北的内战因素作为分析“导源”。周鲸文所见确实代表了中国方面一种重大观点：因为华盛顿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国民党的盟友、又是日本新伙伴，所以被周鲸文所描述的“暴躁不安”的华盛顿终于出兵，既是针对苏联，更是直接针对中国，所以中国人必须出手。

四、从“鸭绿江”出兵到“平壤、元山线”的作战与停战指导

考察志愿军参战后的作战与停战指导，也可以揭示中国主动参战原因及其积极防御性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于6月27日决定出兵朝鲜，同时封锁了台湾海峡。中国方面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决定推迟打台湾的时间，福建沿海部队转入守势，继续贯彻实施既定的陆军裁军计划。

据肖劲光回忆，当时中央传达的方针：“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继续陆军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26) 这说明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以处理国内政治统一为首要任务，无意介入朝鲜内战，同时对美军战略封锁保持了灵活的应对态势。

随着朝鲜内战局势的演变，中国在7月重新组建东北边防军。8月5日，毛泽东指示“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3日，周恩来发表声明“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美国不加理会；10月7日，美军大举跨越三八线北进；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出兵。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从国内的台海战场抽身，出兵“鸭绿江”，参战朝鲜战争的全过程。这一转向与出兵全程，仅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

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志愿军参战总目标，是通过争取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知难而退”(27)，即迫使美国在一定条件下进入谈判以解决有关问题。同时，中国还希望将半岛战争局部化或地方化，而不能扩大化。10月3日周恩来同印度大使潘尼迦会谈时，明确提出“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概念，包括实现立即停战，外国军队撤退，不过首要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28)。

对于志愿军跨越鸭绿江之后的作战指导，毛泽东指示应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和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防线。如敌攻击则在阵地前歼灭，如敌固守平壤、元山，志愿军则可以不打仗，或“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29)

毛泽东重视美军并对其战斗力作了清醒估计：“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30) 稍后又指出：“兹将我志愿军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31)

毛泽东所作的富有信心的战斗力对比分析，并没有导致战面扩大，而是坚持积极防御方针，坚持以“平壤、元山线”为战略防御基本线，制定有节制的具有可行性的作战计划，以作切实的作战指导。

在连续的五次战役的大规模运动战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规定的作战范围是：“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32)

毛泽东在这些指示电文中反复提到的“平壤、元山线”，就是志愿军作战指导上，必须加以控制的一条军事意义极大的战略线，它是志愿军方面为进抵或收复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三八线的辅助线。而“越在北面一些越好”的提法，除了战术意义，还清楚地揭示了中方战争指导之防御目标。

“平壤、元山线”也是美军十分关注的战略线，因为它恰好位于半岛地势之蜂腰部关节线上。在第四次与第五次战役之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修订麦克阿瑟的强硬主张，但又相信麦氏的力量，决定“一、继续在三八线以北进行战争。二、建立平壤、元山战线”(33)。

故“平壤、元山线”是中美双方均为重视的战略线，双方对这一战线的争夺战，最能深刻反映双方的战争目标。美国试图控制半岛北部；而中国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目标是以战迫和。志愿军在该战略线作战与停战指导，极富原则性与艺术性。按毛的电文指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34)

实现以战迫和，也是为了保障国内的正常建设：“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35)

毛泽东规定参战第二周年的目标，仍然是以主动反击方式结束战争：“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36)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之中，采取“主动”的积极防御战略？周恩来的解释是：“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主动“出手”可以得到什么利益？周恩来也有明确而直接的阐述：“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同时又强调：“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37)

周恩来的上述论述，是在战争业已发动之际，在10月24日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不是一般的宣传文告，而是周恩来作为战争指导副帅，在中央一系列会议之后，综合了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有关参战的认识与决策而作出的全方位说明，是为统一高层领导集团思想认识的系统阐释。

志愿军果决出兵，体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系列指示文电的后发制人“保持自己的主动”的基本精神。而参战后则以“平壤、元山线”作为护卫鸭绿江的作战辅助线，即以坚守蜂腰部的“平壤、元山线”为中心，力求达成恢复三八线战前态势的基本目标，或进而实现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的最高目标。

总而言之，通过分析“平壤、元山线”对于战争双方固有的战略意义，实际考察志愿军控制“平壤、元山线”的作战指导及其实际战况，应该是认识中方以东北为战略后方基地而实施对美军的作战与停战指导的主要依据之一。

五、几点结语：果断与主动的防御性参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即面对朝鲜半岛的艰难复杂的战争局势，对于执政的中共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中共一直致力于国内革命的完成，建国之际由于有了中苏同盟条约，有了同北朝鲜建交的安全保障，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东北地域的轻边防甚至无边防态势。但朝鲜半岛内战爆发后，中国立即重建边防力量，并为守护鸭绿江国防线，果断赴朝参战。

在中共力量甚为弱小的延安年代，自1941年初至1943年初，斯大林曾多次要求中共出兵绥远察哈尔等地区，以巩固苏联远东和（苏控）蒙古的安全，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则依据国内战略形势及八路军实际力量慎重处置。直到1942年秋，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一年之后，中共才在长城内外布置了吕正操、杨成武等部，这些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完全是为达到斯大林的要求，而是为适应中国抗战形势之战略部署。这批部队开辟了新的抗战根据地，三年后终于成为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38)

需要再度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参战确系“危机处理”的后发制人，但在战略指导层面并不被动，概而言之是果断与主动的防御性参战。类似的战例还有，在中国兵力最为衰弱、国势最为险峻的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国民政府为捍卫大西南抗战基地，也曾毅然派兵入缅，配合盟军对日作战。比较入缅之战而思索入朝参战，可以理解在20世纪的艰难岁月，中国人为达成最高的国家安全目标，在守护大后方战略基地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果断与主动的出兵决策以及作战和停战指导的基本范式。

注释：

① 主要成果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90年）与《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2000年）；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等。

② 其中专著有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1995年）和《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等，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利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

③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④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40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2页。

⑥ 《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21～423页。

⑦ 蒋介石：《大陆军事失败的关键和教训》，李云汉主编《蒋中正先生在台军事言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第158页。

⑧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⑨ 本文列表由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综合整理，其战争名称各项要素，亦为本文简要用法，仅供参考。

⑩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55～59页。学界对于《田中奏折》是否出自田中首相之手有不同见解。可以肯定的是，披露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一历史文献，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扩张战略，也表现了中国东北地区在日军战略规划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11) ［日］《现代史资料》第7册，《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85年，第139页。

(12) 郑惠等编、余雁著：《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13) 《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制造的祸害》（社论），（香港）《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第4卷第86期（1948年7月1日）。

(14) 周鲸文（1908～1985），辽宁锦县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赴英入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1941年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国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12月去香港。1985年逝世。

(15) 周鲸文：《中国的生命线——东北》，（香港）时代批评社，国家图书馆藏本，年代暂缺，据文中内容当成文于40年代初，第2、8页。

(16) 周鲸文：《中国的生命线——东北》，第12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1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19) 朴斗福：《中共参加韩战原因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216页。

(20)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3页。

(21)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

(2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3～74页。

(23) 《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制造的祸害》（社论），（香港）《时代批评》（周鲸文主编）第4卷第93期（1948年7月1日），第1页。

(24) 凌华：《周鲸文答辩董显光——记周鲸文的记者招待会》，《时代批评》第4卷93期（1947年10月16日），第32页。

(25) 周鲸文：《东北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香港）《时代批评》第5卷第99期（1949年3月15日），第4页。

(26) 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2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页。

(2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66～68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22页。

(3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13页。

(3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43页。

(3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2～283页。

(33)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3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95页。

(3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09页。

(3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24～325页。

(3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页。

(38) 参阅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13～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