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今天是毛主席接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40周年，毛主席等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非洲战略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尊重，为新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会见特拉奥雷

1973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会见特拉奥雷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特拉奥雷说，他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代表马里人民和政府，向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厚的兄弟般的友好情谊，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毛泽东又说：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访问期间，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两国签订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马里贵宾还由邓小平赔同参观了大寨、上海等地，27日，回国。

毛泽东的非洲情缘

陆苗耕

《党史纵横》 2006年09期

　　毛泽东与非洲有着浓浓的特殊情结;非洲人民对毛泽东也怀有深厚的特殊情感。尽管离世已经30年了，但毛泽东的名字如今仍在非洲大地上广为传颂。当年，毛泽东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非洲国家独立初期领导人共同开创的中非友好新纪元，精心培育的极为珍贵的中非友谊，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南南合作典范;毛泽东也被非洲朋友赞誉为“世界性的领导人”(尼雷尔语)、“被压迫者事业的旗手”(卡翁达语 )、“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布迈丁语)。

　　毛泽东主席以伟大战略家的胸怀和炽热的感情对待非洲民族解放事业，这是他非洲情结中最感人之处。他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和胜利

　　毛泽东把民族解放事业看作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时代”，是“伟大斗争”的必然趋势。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就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拉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六十年代，他又欣喜地说，“非洲是斗争的前线”，“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并指出，非洲人民斗争具有世界意义。毛泽东这些思想深邃的论述，直接鼓舞了亚非拉人民大擂战鼓，去实现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并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念。

　　1959年2月，毛泽东同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就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告戒他们“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1960年5月，他向到访的非洲朋友说：“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非洲朋友们听了个个兴高采烈、神情激动。

　　在斗争的大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提醒非洲朋友：“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他希望非洲朋友要在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和具体工作中要重视敌人，要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否则就要失望。

　　毛泽东还一再以最鲜明的态度向非洲朋友表示，“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支持非洲人民的斗争，在实际行动、具体工作上也给予各种支持和帮助。首先，他支持非洲人民通过多种方式途径获得独立。有些国家经过长期议会斗争、艰苦谈判和群众运动赢得独立，如加纳、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中国政府总是迅速致电予以承认和祝贺，并积极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其次，毛泽东也十分关心那些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非洲国家。中国政府总是应对方要求，给予物质、财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非洲的自由战士对毛泽东十分敬仰，卡翁达曾赞颂毛泽东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

　　阿尔及利亚是通过艰苦的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1958年，阿人民解放军已控制阿国土三分之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拥有十多万军队，并于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于9月22日予以承认。阿临时政府后来通过边谈边打和公民投票，于1962年7月5日宣布阿独立。毛泽东高度关注阿人民的斗争，他曾于1958年12月11日对来访的阿军备和供应部长说，贵国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使它动弹不得。并鼓励说，你们不会失败，经过5年、10年斗争会胜利的。当阿尔及利亚朋友感谢中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时，毛泽东连声说，应该如此，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向阿临时政府代表团表示，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但不是一体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40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毛泽东还坦率地表态，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据有关材料显示，当年法国曾试探中国可否在支援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些让步。但中方重申，支持一切要求解放的民族反抗侵略者，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因此，直到阿独立后，中法才建立外交关系。据统计，在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期间，中国曾向阿方提供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包括物资和现汇在内的各类援助。阿临时政府负责人多次感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阿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明确表示，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上半期，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分别开展了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向这些非洲朋友表示，我们是兄弟朋友，受苦受难的人应该互相帮助。中国政府通过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以及各解放组织驻非洲国家的机构予以各类援助。莫桑比克等国后来获得独立，长期来一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民族解放的大力支持。

　　对于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早在1954年5月，毛泽东就曾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表示完全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曼德拉曾表示，为了开展武装斗争，他阅读过毛泽东等人的军事著作;他创建的“民族之矛”，曾向中国派遣了一批指战员，受到中方友好接待。

　　据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前苏联占23.5%。

　　毛泽东坚决支持非洲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并视其为与争取民族解放同样重要的事业

　　1956年7月，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为收复苏伊士运河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斗争。毛泽东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接见埃及驻中国大使时表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严厉谴责帝国主义诽谤纳赛尔是“野心家”、“希特勒”，揭露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进行暗杀。他庄严阐述中方立

　　场：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还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了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由周恩来转达给埃及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支援埃及人民，如以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纳赛尔总统十分感谢中国的正义之举，致信周恩来说：“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英法和他们的走卒以色列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加纳成为西非反帝反殖的中心地区。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处心积虑地要谋害恩克鲁玛总统。就在周恩来1964年1月访问加纳前十天，发生了一起行刺恩克鲁玛的震惊事件。周恩来为表示中国政府支持恩克鲁玛总统的决心，坚持如期往访，并带去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信中对谋刺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对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碍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恩接信后，感到十分高兴、无比欣慰，他当着周恩来的面，将慰问信交给新闻官要求全文发布。第二天，慰问信被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加电台也多次播出，非洲人民热情赞扬中国对新生的非洲国家表现了真正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

　　毛泽东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他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不仅要帮助非洲国家赢得独立，还要帮助你们建设国家

　　我国和非洲国家建交后，普遍签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我国政府往往提供数千万或上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对于这些贷款的还款，我们不列入财政预算计划，也不向对方索债。我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建项目包括农牧业、渔业、轻纺业、交通运输业、电力机械、食品加工等广泛领域;同时根据非洲人民爱好体育的特点，修建了一大批体育场(馆)，有些设施连我国许多省都没有。此外，我还向非洲国家普遍派出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救死扶伤。毛泽东、周恩来还指示有关主管部门，不要让有些非洲国家因与台湾当局“断交”，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要求我国农技人员尽快顶替台农耕队项目。

　　马里是西非内陆国家，经济十分落后，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就为马里援建了制糖厂、卷烟厂、火柴厂、榨油厂、纺织厂、皮革厂、造纸厂、玻璃器皿厂等项目，还帮助他们种茶树和甘蔗，否定了殖民主义者所谓“马里不能种植茶树和甘蔗”的谬论。我国还多次向马里政府提供无息贷款以及财政援助，帮助马里度过西方国家卡其脖子造成的困难。1964年11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到访的马里总统凯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凯塔回国后，在全国干部会议上盛赞中国，说中国人民宁愿自己过俭仆生活，也要省出钱来支援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不发达国家的建设，今后马里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同马里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就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从外交全局、从非洲形势需要、从奠定中非友谊基础出发，作出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援建决策。坦赞铁路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解放之路”、“南南合作之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坦、赞两国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以及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迫切需要修建一条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时，正式向我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诚挚地说：“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可以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并且说：“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也向我国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毛泽东风趣地对卡翁达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感动地说：“赞比亚只有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毛主席当即表示：“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卡翁达没想到第一次踏访中国，就走进了中国领导人充满人文关怀的精神世界。以后，他又多次访问中国，盛赞中国是非洲“全天候朋友”。

　　帝国主义及其媒体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极为震惊，并进行肆意毁谤和恶毒中伤。当时，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发表社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美国报刊则攻击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

　　中国为援建坦赞铁路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甚至有64名工程人员牺牲在工地上。坦赞铁路谱写了三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毛泽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强调互相帮助、平等友好，始终把非洲国家和人民视为可信赖的真诚朋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执行“一边倒”政策时，即把广大亚非国家作为国际上团结和合作的对象;六十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的直接同盟军;七十年代，毛泽东在接见卡翁达时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论断，称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尼雷尔总统就亲切地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尼雷尔总统频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尼雷尔在1974年访华时曾深情地说：“坦桑尼亚是非洲大陆的一个小国，它既不富裕也不强大;他们1400万人民在数量上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当我们在这个伟大国家里受到这样隆重和盛情的接待时，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做是有重大意义的。你们是在又一次明确表示，中国承认所有人的人格和所有国家的权利，而不论他们的力量是大还是小。”他称赞中坦之间关系是“一种平等伙伴之间的友谊”。

　　对于非洲国家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充分体现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热情、真诚、欢迎之意，以及他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表达了我们对非洲朋友深藏内心的感激之情。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是主持正义的许多国家对蛮横无理的某些国家的强权政治的一次沉重打击。在1970年举行的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上，尼雷尔仗义执言，慷慨陈词：“我要说，庆祝本组织25周年的一个恰当的办法，将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这里的席位。只有采取了这一行动，我们才能结束那种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参与下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局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中非之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是多么地需要啊!”

　　晚年的毛泽东在重病期间仍然非常尊重非洲国家。1975年4月中旬后，因健康原因他已好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朋友了。6月下旬，加蓬总统邦戈继1974年10月访华后又一次来到中国。毛泽东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倚枕

　　1975年6月27日

　　据说，毛泽东写此信时正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病，信是他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9张纸。这每一页每一字都饱含着毛泽东对非洲朋友的真挚情意，也展示了他对非洲朋友谦和与尊重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与世长辞，整个非洲都在恸哭，许多国家下半旗志哀一周，追思这位“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的历史伟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世界沉浸在悲哀之中。噩耗传来，整个非洲都在恸哭。许多非洲国家下半旗志哀一周，领导人纷纷到中国大使馆吊唁留言;人民群众排队几里，低首哀思，默默走进中国大使馆，在毛泽东遗像前一次一次地深深鞠躬，致以无限的崇敬和沉痛的哀悼。

　　在北非，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说，“毛泽东的英名将永载史册”;曾经两次见到毛泽东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满怀深情地发来唁电：“毛泽东主席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政治家，是各时代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位最伟大的缔造者。”

　　在西非，几内亚杜尔总统悲伤地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现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非洲黑人学著名学者、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说：“毛泽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第三世界人民为争取解放、赢得尊严、巩固他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黑人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国家元首戈翁说：“这位敬爱的和无与伦比的领袖的逝世，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损失。他的远见和思想鼓舞过世界人民，并将永远在中国和整个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马里总统特拉奥雷高度赞扬说：“毛泽东的业绩和制定的原则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质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毛泽东主席像一颗明亮的巨星，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

　　在东非，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诚挚地表示，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人民的革命者。他亲自率领部长们来中国大使馆吊唁，并指令政府下半旗志哀9天。坦桑尼亚举国上下一片悲痛。

　　在中部非洲，加蓬总统邦戈说：“这位杰出的导师、中国的伟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将永远影响全世界各个时代的历史。”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说，毛泽东主席是非凡的历史伟人，对改变世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南部非洲，卡翁达总统发来长长的唁电，表达了他深切的哀思。他称“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无私合作”，“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无私地献身于全人类事业”，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博茨瓦纳总统卡马长期受西方影响，同中国建交才一年时间，但他也袒露了深蕴内心的敬仰之情。他说：“毛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而且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他不仅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而且在当今充斥暴政和非正义的世界上，他是热爱和平的人。”“像一切伟大的人物一样，毛主席的名字和教导将永垂史册;他虽然安息了，他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们大家。”非洲国家无论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建交的新朋友，毛泽东在他们的心中都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并永远活在他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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