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在晚年时的关系中，互相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泪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曾发生了一次突变。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并且来势凶猛，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

　　周恩来当时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工作人员从他的表现上看出，他肩负的担子沉重，责任重大。虽然他曾指示医务人员对毛泽东的病情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和治疗，但是在一片“万寿无疆”的声浪中，从中央委员会到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病情、身体状况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万一毛泽东有个“闪失”，周恩来该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呢!

　　1972年，周恩来已经出现便血的病象。他像是有某种预感，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常有几十小时不合眼的情况。他的身体迅速地消瘦下来。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望着医生低声恳求道：“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后，立即报告毛泽东。

　　当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单，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毛泽东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早在1965年，医生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周恩来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提出请邓小平出山，主持日常工作，以减轻周恩来的负担。

　　1974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天便血不止。毛泽东得知后，非常伤感。他躺在床上忍受着近乎失明的痛苦，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3月20日，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亲笔致信毛泽东：

　　“主席：最近4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3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的地方。……”

　　那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就要进入草地了，这将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病倒了。他高烧不退，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当时毛泽东决定让邓颖超从休养连调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并结合临床表现，确诊为“阿米巴痢疾”。根据医书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生存。

　　当时，根本没有做穿刺和开刀手术的条件，于是，医生们决定除了让周恩来服用易米丁药之外，还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以挽救周恩来的生命。

　　医生们把冰袋放在周恩来的身躯上部，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六七个小时，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了，他不时地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并排出了许多脓液。周恩来转危为安，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他胜利了。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又重提此事，说明病因，读起来使人心如刀割。

　　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朋友周恩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感情啊!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

　　自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毛泽东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1975年10月下旬，为了“延长生命”，医生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到这时，周恩来先后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因罗杰斯及其助手们为住“13”楼而生气时，给他们讲中国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罗杰斯等人听后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消失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巧合了“13”这个“凶数”。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周恩来此时不但卧床，而且已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卫士和秘书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听广播。

　　到12月，周恩来已经高烧不断，说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

　　有一天，他醒过来，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地问医生：

　　“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周恩来说完后，又昏迷过去了。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枚像章，周恩来从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

 

　　

　　据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回忆说：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

　　周恩来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也是他和毛泽东成功合作关系的主要之点。人民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人民万岁”是发自他们内心肺腑的口号。他们都把自己融化在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中，并愿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

　　据秘书和医护人员回忆：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多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他们的心中都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身体好一些，能够到周恩来的病房看一眼，在周恩来的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心。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讲话困难，仅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处于这么严重的病态之中，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然而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毛泽东几乎一夜未合眼，此时他正卧床，侧身看着文件。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泽东卧室，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恩来的逝世，毛泽东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自己内心的悲伤和痛苦。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病重，便没有安排他参加有关周恩来逝世的一切活动。

　　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中，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多时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孩子般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

　　毛泽东这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举步维艰，离不开轮椅，不能讲话那种晚年的病态和痛苦的心境。

　　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拿起他一贯使用的那支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他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人民当时多么希望毛泽东能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出现呀!

 

　　

　　然而，若干年后，当人们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卫士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时，人民不仅能理解毛泽东，也更深切地理解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情同手足的关系。

　　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注意到眼泪从他衰老的脸上流了下来。

　　毛泽东没有参加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同事告别。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的情绪非常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毛泽东那艰难的阅读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从书本和文件中摆脱一切痛苦。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上海的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大字报上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

　　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其结论是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毛泽东对与他共事近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是深信不疑的。他了解周恩来，信任周恩来，也知道人民爱戴周恩来，所以他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周恩来。

　　(本文节选自《红镜头中的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