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斯大林与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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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在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通常被称为“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肆意攻击和全盘否定斯大林，歪曲历史真实，他的说法一时曾为许多人所接受，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于是“个人崇拜”这个用语就与斯大林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时期也就被称为所谓的“个人崇拜时期”。赫鲁晓夫还在他的报告中说：“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①]这就把个人崇拜说成主要是斯大林本人鼓励和支持的结果。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本文将说一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如何形成的，斯大林对过分颂扬他个人的做法究竟持什么态度以及他如何认识这种不正常现象，应该如何看待个人崇拜这种常见的历史现象。

　　一

　　斯大林早在1912年就成为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领导集团的成员。参与了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实施工作，后来又奔赴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为战胜白卫军和捍卫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功勋，他的威望逐渐提高。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跃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过应该指出，当时中央总书记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职位。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还有一些人就其在党内的地位、威望和影响来说，并不低于斯大林，甚至可以说，还要比他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是这样的人。1923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给大会发来的贺词以及一些代表们的发言在结束时常常要说一些祝愿的话来看，首先当然是祝愿因病未能参加大会的列宁健康长寿，而在提到其他的一些领导人时，提到次数较多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提到斯大林的次数明显地要比他们少。这说明斯大林当时在代表们和广大党员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不如上述三人。再说，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第二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做总结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斯大林，而后者只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着重讲党建问题。由此可见，当时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如季诺维也夫。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还谈不上对斯大林有什么特别崇拜的表现。

　　有人赋予1925年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一事以特别的意义，认为这说明对斯大林的崇拜已开始露头。其实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用名人的名字命名大大小小的地点是一种常见现象，何况在这之前加特契纳已改名为托洛茨克(1923)、叶利扎维特格勒也改名为季诺维也夫斯克(1924)。这说明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也落在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后面。

　　二十年代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党内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列宁患重病期间，加米涅夫曾一度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与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曾在一段时间内形成领导党政工作的“三驾马车”，与托洛茨基派处于对立的地位。后来由于观点分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新反对派”，与斯大林相抗衡。随着斗争的发展，季诺维也夫等人又与托洛茨基结成“托季联盟”，反对斯大林提出的方针和路线。后来又出现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斯大林依靠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先后击败了各个反对派。他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方针以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到二十年代末已初见成效。因而他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已了巩固，他的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支持和拥戴。

　　1929年12月，在斯大林五十岁生日时，《真理报》出了专号，刊登了一系列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祝寿文章，其中包括卡冈诺维奇的《斯大林与党》、奥尔忠尼启泽的《坚定不移的布尔什维克》、古比雪夫的《斯大林与国家工业化》、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加里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舵手》、米高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钢铁战士》等。《真理报》集中发表这一批重要领导人的文章的做法显得非同寻常。当然祝寿文章照例都是说好话的，不过可以看出这系列文章是经过组织和分工的，每篇讲了斯大林某一方面的活动并加以肯定和赞扬，合起来构成了对斯大林的一曲颂歌。从中可以看出对他的个人崇拜的苗头。

　　大约从三十年代起，国家机关的办公室挂起了斯大林的像，节日的游行队伍里人们开始高举他的画像。在各种集会上，宣读给斯大林的致敬信和发表各种祝词逐渐成为惯例。当然在这些场合也可看到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和听到对他们表示敬意的言辞，但是斯大林占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1934年1月，召开了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的联共(布)十七大。1月26日，即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真理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其中充满了对斯大林的颂扬，这样说道：“造就一代代英明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伟大的斯大林，这位革命思想和行动的巨人……斯大林高瞻远瞩，坚强不屈，对机会主义的细微表现也决不妥协，取得了胜利……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使别人像倾听斯大林那样倾听他。”文章最后说：“向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队队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建筑师斯大林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大会期间，红场上举行了群众大会，基洛夫在讲话中称斯大林为“光荣的、坚强的列宁主义者”和“光荣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的领导人和战略家”。

　　在十七大的发言中，对斯大林的赞扬声不绝于耳。进行赞扬的首先是一些真心实意支持和拥护斯大林的人，其中包括基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等人，他们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等等，跟着这样说的也有像赫鲁晓夫这样逢迎拍马的人。 其次外国客人在发言和致贺词时，也对斯大林进行了歌颂。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内形形色色的反对派遭到失败后召开的，因此在会上各个反对派的头头们纷纷发言表示忏悔，他们也对斯大林唱起赞歌来，表示自己已经认识错误和悔过了，以求得信任和改善自己的境遇。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等人都这样做。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列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加米涅夫认错后，最后高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布哈林说斯大林对他的右倾思想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团结在党的智慧和意志的体现者、党的领导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周围是每个党员的义务”等等。因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歌功颂德成为许多发言的主旋律之一。同时也可以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最后形成了。也许从这时起，对斯大林的赞颂开始成为包括庆典在内的许多活动中讲话的必不可少的内容，逐步形成一种固定的程式。

　　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自愿地和被迫地给斯大林唱赞歌的人愈来愈多，到这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大大进了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开始出现塑造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和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画像各种不同类型的雕塑，戏剧和电影，诗歌和小说。也就是说，文艺界开始参与到歌颂斯大林的大合唱中来。哈萨克斯坦老诗人江布尔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特有的艺术语言把斯大林比做春天的太阳，这样写道：

 

　　斯大林，你是春天的太阳!

　　你只要一看，大地就会洒满阳光，

　　五谷结穗，百花盛开，

　　心灵有力跳动，热血充满胸膛……

　　……………………

　　斯大林，太阳!愿你在克里姆林宫永不熄灭地照耀!

　　我们献给您诗歌、心灵和花朵!

　　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地上

　　没有像你那样的人更为人民所需要!

 

　　在1939年12月斯大林六十岁寿辰时举行的庆祝会上朗诵了据说是由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执笔的题为《苏联作家说给斯大林同志听的话》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伟大的领袖，我们亲爱的父亲，

　　不，对您要说的不是这些话语，

　　要表达的是普通人心里的

　　世界上万物都无与伦比的一片真情。

　　……………………

　　为了这一切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这是心灵的职责，人民的爱的标志;

　　在这里代表自由祖国的所有共和国，

　　代表所有自由的民族和种族——

　　代表所有所有的儿女们向您致敬!

 

　　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肩负起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他深孚众望，不负重托，最后终于率领全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且使其他一些国家免遭法西斯的蹂躏。这就使得他不仅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而且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他不仅被看作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英雄，而且视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救星，几乎要把他神化了。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寿辰前后，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斯大林被授予列宁勋章，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斯大林传略的纪念版。斯大林生日的那一天，《真理报》发表了题为《敬爱的父亲和伟大的导师》的祝寿文章，其中说道：

　　“斯大林是全人类的导师和朋友，他使世界各国人民免遭法西斯瘟疫的侵害，他的名字现正在鼓舞着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新战争的挑动者，维护持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这个名字使得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感到恐惧。这个名字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深深的敬重和热爱。

　　“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成为千百万劳动人民为争取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旗帜。

　　“斯大林同志是列宁的事业的伟大继承者，苏联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都怀着热爱称他为自己的导师、父亲和朋友。

　　“祝我们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健康长寿，以造福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

　　其他报刊也发表了各种不同体裁的祝贺文章。

　　在斯大林生日的前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前来莫斯科参加庆典。12月21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第二天又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可以说盛况空前。这表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了顶峰。

　　以上简要地叙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要使个人崇拜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崇拜对象必须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杰出的人物，否则就形成不了这样的规模。就以那位带头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来说，他在当政的将近十年中，尽管竭力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从他的许多言论和行动来看，不无树自己的威信和搞自己的个人崇拜的意图，可是毫无结果，他的这一切努力最后成为笑料。而斯大林却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当政后为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许多好事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更是千古伟业。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这一切，切身体会到这一切，自然拥护他，爱戴他。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说过这样的话：“有过崇拜，但也有过个人。”他的意思是说，他承认个人崇拜的存在，同时也认为有过杰出的值得崇拜的个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要使对某人的个人崇拜成为一种运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需要在高层有体察民意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来发起，需要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加以推广。在斯大林周围就有这样一批人，对他的个人崇拜之所以迅速开展起来并形成规模，与他们的努力不无关系。在这些人当中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日丹诺夫等人，他们都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真心实意地拥护斯大林和赞成他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他们称颂斯大林，主要是为了使斯大林的方针路线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实行，以造福于人民。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人比较持重，例如莫洛托夫。据他自己说，他只有两次称斯大林为“天才”，一次是在由别人起草、自己只是签了名的祝辞中，他这样做曾受到斯大林的责备;第二次是在斯大林的葬礼上。[②]他肯定斯大林，但是认为斯大林与列宁相比，还是有区别的，曾经这样说道：“斯大林是一个时代的伟人，而列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个是有才能的人，另一个是天才。”[③]有的人偏重于感情，把斯大林看得更高些。例如卡冈诺维奇就是如此。据莫洛托夫说，卡冈诺维奇曾说过这样的话：“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④]也就是说，他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起来，认为斯大林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称之为“斯大林主义”。除卡冈诺维奇外，持这种激进观点的还有一些人。但是他们只是认识上的问题，话说得过了头，不过是真心实意的，这可由他们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始终保持着对斯大林敬重的态度来说明。

　　在干部队伍中给斯大林唱赞歌的还有另一种人。这就是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颂扬斯大林目的是为了取得信任，不仅保护自己，而且得到升迁。在各级干部队伍中就有不少这种人。

　　在这种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投机分子。早年曾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而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人“无疑属于反动类型的人，他只是混进了共产党”，“当然不相信任何共产主义”，为了获取信任和得到升迁，把自己打扮成“最忠诚的斯大林分子”。[⑤]他在斯大林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各种场合狂热地吹捧和歌颂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那样的地步，是立了汗马功劳的。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忠心”和“热情”。1939年3月，他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乌克兰党组织作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发言，其中有三十二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对斯大林进行了狂热的赞颂。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

　　同年12月，赫鲁晓夫在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岁寿辰发表的文章中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赫鲁晓夫年龄仅比斯大林小十四五岁，他带头认斯大林为“父亲”，足见他的一片“孝心”。十年后，即在1949年12月，在斯大林七十寿辰时，赫鲁晓夫又发表祝词，这篇祝词以这样的口号结束：“荣誉属于亲爱的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这次赫鲁晓夫特意在“父亲”一词前加了“родной”(亲生的、亲爱的)这个形容词，大概想以此表明他对斯大林的感情又进了一步。

　　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在1937年访苏后写成的《莫斯科，1937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斯大林对过分颂扬他的人表示厌烦，甚至认为有人故意这样做是为了破坏他的威信，生气地说：“一个阿谀奉承的笨蛋要比一百个敌人有害得多。”[⑥]由此可见，斯大林对那些进行百般奉承，一味唱赞歌的人是讨厌的，而且是有一定警惕的。

　　二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个人崇拜之所以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由于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颂扬他个人的做法。这一点可由大量事实来证明。1948年出版的《传略》是斯大林进行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他认为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校改过的书，“表现了最放肆的阿谀奉承，是把一个人神化，把他说成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圣哲，说成最‘伟大的领袖’和‘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的范例”。[⑦]赫鲁晓夫所说的《传略》，指的是1947年出版的修订第2版。此传略第1版于1939年出版，当时斯大林本人未作审阅，第2版斯大林确实进行了审定，作了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话。赫鲁晓夫认为只要引用斯大林添加的几段话就能说明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

　　首先他引用了书中斯大林添加的这样一段话：“在列宁不能工作后，在与怀疑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终形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他们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以实现列宁遗训为中心把党团结起来，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

　　根据现在公布的斯大林修改过的校样影印件来看，这段话确实是斯大林添加的，不过斯大林的原话中具体说明了党的领导核心是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伏龙芝、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人组成的集体。[⑧]赫鲁晓夫用删节号把这个名单删去了，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这个长长的名单与他关于斯大林突出自己个人的断言相抵触，也许是由于他见到名单中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而感到难堪，不管怎么样，这样做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欺诈行为。

　　赫鲁晓夫又引了斯大林紧接着添加的另一段话的前半部分：“斯大林出色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担负的任务，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可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一点自负、自满和自我欣赏的表现。”[⑨]可是删去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方面的伟大作用，宣称：‘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⑩]他把它删去，大概认为这后半部分与他关于斯大林“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说法不符。

　　更为可笑的是，赫鲁晓夫还把书中原有的、斯大林仅仅只作了修改和添加了一些词句的话完全当作斯大林的自我赞扬加以展示，而斯大林的修改恰恰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调子。例如斯大林把书中原来的“斯大林大元帅是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造者”改为“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的军事科学”;把“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关于决定战争的命运的起经常性作用的因素的学说”一句中把“学说”二字改为“原理”。[11]此外还有六七处把斯大林关于某一问题的“学说”改为“理论”、“原理”、“命题”或“结论”。赫鲁晓夫那样做，一方面说明他连原件都没有好好看一下，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第一书记搞不清“创造”与“发展”，“学说”与“原理”、“理论”、“命题”、“结论”孰高孰低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在看校样时在很多地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诸如“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而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修改只字不提，可见他引用时选择性是很强的。

　　由此可见，斯大林对自己的《传略》的修改，并不能说明他进行自我吹嘘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精神，恰恰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过分地宣扬他个人。这一点还可由其他许多事实来证明。

　　先说一下上面提到过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的事。这件事发生在1925年1月。当斯大林得知察里津省当局决定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时，便于1月25日给省委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写信，信中说了以下五点：

　　“一、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要求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二、此事没有我的参与，是没有通过我发起的;

　　“三、如果一定需要给察里津改名的话，那么就把它叫做米宁格勒[12]或另一个名字好了;

　　“四、如果改为斯大林格勒的事已广泛传扬开了，现在您难以放弃已开始做的事情的话，那就请您不要把我牵涉到这件事里去，不要求我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不然会给人以我要求改名的印象;

　　“五、请您相信，同志，我不追求名誉地位，不希望造成相反的印象。”[13]

　　舍博尔达耶夫在给斯大林的回信中首先说明为什么不能用米宁的名字命名的原因，然后告诉斯大林，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一事与党内斗争有某种联系，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已由市县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只等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最后决定了。斯大林得知这些情况后没有表示反对。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用强迫和威胁的手段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察里津”，又是没有根据的。

　　1926年6月8日，斯大林前去看望他青年时代曾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梯弗利斯铁路总工厂的工人，在工人致欢迎词后致了答词。他在表示感谢后说：“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凭良心说，这里对我的颂扬，我连一半也不敢当。原来我又是十月革命的英雄，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又是神奇的勇士，又是什么等等。同志们，这都是无谓的话，都是绝对不必要的夸张。”他幽默地加了一句：“这种话通常是在革命烈士灵前讲的。但是我还不打算死呢。”[14]他在答词里回忆了自己当年在厂里从事革命活动和向工人们学习的情况，认为自己在这里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把自己称为梯弗利斯铁路工厂先进工人的一个学生和革命事业的一个学徒。接着又叙述了先后在巴库和彼得格勒经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战斗的洗礼，从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学徒经过帮工最后成长为师傅的过程。可以说，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改变革命者的本色，仍然保持着平等待人和谦虚谨慎的态度。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曾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有过一次长谈。路德维希问斯大林是不是容许把自己与彼得大帝相比拟，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彼得大帝的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回答说，“绝对不行”，理由是彼得大帝做很多事情是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而他“毕生的任务”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并进一步说明道：“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15]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在给他的《传略》添加的话里说他曾在这一次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宣称他不过是列宁的学生，他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后来他在与《传略》的撰写者们座谈时对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表示非常不满，生气地说：

　　“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记不清了，只在某处含糊地提了提……

　　“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我在与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

　　“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就沿着这条开辟的道路走。”

　　[16]这话是在1946年12月23日说的。长期以来他确实把列宁放在首位，以列宁的事业的继承者自居，遇到问题向列宁的著作求教，不敢稍有背离列宁遗训之处，确实力图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反对突出他个人，强调领导集体的作用。这可由以下一些事实来证明。1933年剧作家阿菲诺盖诺夫把自己的剧本《谎言》送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多处删改。其中一个人物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说的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我说的是领袖，是他领导我们，撕掉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无限潜力但遭到破产的领导人的面具。我说的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力量是由亿万人坚实的信任造成的。他的名字在世界所有语言中是布尔什维克的事业的坚不可摧的象征。这位领袖是不可战胜的。”显然，这里说的“一个人”指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把其中的“一个人”、“领袖”都改成了“中央委员会”，并在给作者的附言中写道：“大谈什么‘领袖’是不应该的。这样做不好，也许不适当。问题不至于‘领袖’，而在于集体领导——党中央。И.斯大林”[17]

　　1936年出版了奥尔忠尼启泽的传记。斯大林读了后做了许多记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困难的时期(指1917年夏。——引者)，面对逼近的危险许多人动摇了，斯大林同志坚定地留在中央和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的岗位上。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一直与他在一起，在他领导下为实现列宁提出的党的口号进行着坚决的和无私的斗争。”斯大林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号，用红铅笔写道：“那么中央呢?党呢?”另一处讲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17年夏天)，当时列宁隐藏在拉兹里夫，对代表大会要讨论的问题作各种指示，奥尔忠尼启泽奉斯大林之命两次到列宁那里接受指示等等。斯大林又在页边上写道：“中央到哪里去了?”

　　1937年1月，斯大林在读了《伟大的公民》的电影脚本后给当时的苏联电影总局领导人舒米亚茨基写信，对脚本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有一条是：“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应当去掉。应当用党中央来代替斯大林。”[18]

　　斯大林还反对人们对他个人表示“忠实”。1930年8月，他在给沙屠诺夫斯基的信中说：“你谈到你对我的‘忠实’。也许这是偶然脱口而出的话，也许……但是如果这不是偶然说出的话，那我要劝你抛弃这种对个人忠实的‘原则’。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作风。要忠实于工人阶级，忠实于它的政党，忠实于它的国家。这是需要的，而且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把这种忠实和那种对个人的忠实，和那种无谓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玩意儿混淆起来。”[19]

　　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时，就有一些热心人要为立传。例如1931年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斯大林写信，说他打算写一本《斯大林传》。斯大林在信上批示道：“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反对，我认为还没有到写传的时候。”[20]过了六七年，写他的生平的书还是出现了。这就是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斯大林看到后非常生气，于2月26日给出版社写信说：

　　“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

　　“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于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养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斯大林不仅指出书中有大量不符合事实和过分颂扬的地方，而且指出它代表一种个人崇拜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如上所说对《传略》的编写者们没有写明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而且指出书中有许多错误，也像在批评《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时那样，认为“叙述的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这样说道：“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略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反对把他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抬高为“学说”，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他在说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之后说：“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21]

　　在这之前，即在1945年12月28日，斯大林会见了参加他的全集编选工作的学者，对他们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时一位学者说，《列宁全集》把列宁所写的一切都收进去了。斯大林立刻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22]

　　上面提到过，卡冈诺维奇曾说过不仅有列宁主义，而且有斯大林主义，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起来。斯大林得知后非常生气，对他提出严厉批评。毛主席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1948年吴玉章曾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于是毛主席给吴玉章写信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以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23]由此可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想法是共通的，说法是相似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普遍地挂他的画像、摆放雕塑像和树立纪念碑。从斯大林与德国作家福希伊特万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做法是很不赞同的。这在下面还要谈到。这里要专门说一下卫国战争胜利后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丰功伟绩，决定在柏林树立一座纪念碑。据著名雕塑家武切季奇的回忆，波茨坦会议后，伏罗希洛夫把他叫去，要他设计纪念碑，嘱咐他把斯大林的形象作为中心人物。武切季奇立即开始工作，很快拿出雏形，其中居于纪念碑中心的是三米高的手里拿着世界地图的斯大林的塑像。这个设计受到大家的称赞，但是作者本人并不满意，他便专程前去柏林，以便在那里找到纪念碑的新的构思。他在柏林与许多人座谈，有一次有人给他讲了在攻打柏林时一个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救一个德国小姑娘的故事。武切季奇根据这个故事，又设计了一个雏形。他把设计好的两个雏形都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把带有斯大林像的雏形放在大厅中央的桌子上，另一个则用纸盖住放在角落里。人们围在斯大林像周围，都连声称赞。最后斯大林出来了。他长时间地和脸色阴沉地看着自己的像，然后朝作者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听我说，武切季奇，您不讨厌这个留小胡子的人吗?”

　　然后指着用纸盖住的东西，问道：

　　“您这里是什么?”

　　武切季奇说这也是一个雏形，随手揭开了盖着的纸。于是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一米五高的苏联士兵的塑像，这个士兵用左手把一个小姑娘搂在胸前，下垂的右手拿着一支自动步枪。斯大林满意地笑了笑，说了声就是它，想了想最后说道：“我们就把这个抱着小姑娘的士兵的像作为复兴的德国的象征立在柏林的丘岗上!只是把他手中的自动步枪去掉——这是今天实用的东西，而我们立的纪念碑要流传后世。这里需要象征。是了!让士兵手握宝剑!让以后所有的人都知道——谁要是迫使他再次举起这把宝剑，就不会有好下场!”[24]

　　在苏维埃时代，有以领导人、英雄人物和著名人士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工厂、农庄、机构和团体的风气。上面已经提到过1925年察里津改为斯大林格勒的事。个人崇拜盛行起来后，有不少小地名和工厂农庄自行挂上了斯大林的名字。先说一下莫斯科地铁命名的问题。斯大林听说有人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便以中央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听到了建筑地铁的集体希望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地铁的传说。由于斯大林同志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建议，而且斯大林同志同样坚决地主张以直接负责建筑地铁的组织动员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的名字来命名地铁，联共(布)中央请求建筑地铁的集体不要考虑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反对，作出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的决定。”[25]斯大林这样说，既考虑到了建筑地铁的集体的情绪，又提出了合乎情理的建议，这样自己就脱身了。

　　1937～1938年，莫斯科差一点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了。档案材料里保存了群众给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的三封信。一封信里说：“斯大林的天才是给予人类的历史礼物，是人类发展和走向最高阶段的道路上的指路明星。因此我深信，我们时代地球上的全人类以及未来许多世纪的整个人类将满意地和高兴地接受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26]的做法。”[27]

　　另一封信里则用以下诗句表达写信人的愿望：

 

　　思想飞得比鸟儿更快，

　　斯大林把幸福作为礼物给了我们。

　　美丽的首都

　　将不称为莫斯科——而称为斯大林诺达尔![28]

 

　　还有一封信则建议把莫斯科改称为斯大林格勒。[29]如果这样做，那就会有两个斯大林格勒。

　　这种希望给莫斯科改名的情绪，也在1937年1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

　　叶若夫手下的人立即起草了一个关于把莫斯科改名为斯大林诺达尔的报告，呈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然而加里宁通知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斯大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最后改名的事没有办成。

　　1949年在斯大林七十寿辰前，有人曾建议用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列宁山上建了新校舍的莫斯科大学。斯大林对这建议的回答是：“国家的主要大学只能用一个人的名字——罗蒙诺索夫的名字来命名。”就这样，莫斯科大学的全称中仍保留着罗蒙诺索夫的名字。

　　苏维埃时代曾设立过各种勋章和奖章，以表彰在工作上和战斗中有突出表现的人。1933年初，一位姓巴让诺夫的人给斯大林写信，要把自己得到的第二枚勋章转送给他，以表示对他的敬重。斯大林在2月16日的回信中感谢巴让诺夫的“亲切的言词和同志的礼物”，但是拒绝接受。他写道：“我所以不能和不应当接受，不仅因为这枚勋章只能属于你，只有你才受之无愧，而且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同志们充分的关心和尊敬。”他还写道：“勋章不是为那些已经著名的人物而设的，主要是为那些不太著名的但是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英雄人物而设的。”最后他写道：“此外，应当告诉你，我已经有了两枚勋章。我肯定地对你说，这已经是超过需要了。”[30]

　　战争期间，苏联当局决定设立荣誉勋章和胜利勋章这两种级别不同的勋章，以奖励在各条战线上涌现的英雄人物。原来设计的荣誉勋章的图案是斯大林的浅浮雕像。斯大林将其否定了，最后确定采用莫斯科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的斯巴斯塔的图像。胜利勋章原来打算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浅浮雕像，后来也改为斯巴斯塔。

　　卫国战争胜利后不久，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向政治局建议授予斯大林胜利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设立斯大林勋章，在莫斯科——明斯克公路干线进入莫斯科处建造斯大林凯旋门，并提请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会议发布相应的命令。斯大林没有反对授予他胜利勋章，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最高统帅岗位上的活动符合胜利勋章的要求。他对其余几条都不同意。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斯大林说他不符合苏联英雄的条件，这个称号是授予个人表现出勇敢精神的人的。当时斯大林这样说：“我没有表现出勇敢精神。”他并没有接受苏联英雄的金星勋章，只是人们在他的画像上画上了这枚勋章。他逝世后，授勋处的领导人才把这枚勋章拿出来，把它别在枕头上，送去参加葬礼。莫洛托夫还补充说，斯大林只佩戴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勋章。[31]

　　莫洛托夫还谈到斯大林为自己接受大元帅军衔而感到后悔的事。当时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竭力主张，许多部队高级将领也坚决要求，斯大林终于同意了。事后斯大林责骂自己怎么能同意这样做。莫洛托夫也感到斯大林是不该同意的，因为大元帅是军衔，而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不只是大元帅，这是降低了他，而不是抬高了他。要求授予这个军衔的建议前后有两次，第一次他顶住了，第二次才表示同意，为自己让了步而深感后悔。[32]

　　上面提到过，1929年在斯大林五十寿辰时报刊曾集中发表文章表示祝贺，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随着他的威望的提高，人们为他祝寿的愿望和要求也日益强烈。1934年12月，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给中央写信建议利用斯大林五十五岁寿辰组织一次宣传活动，宣传斯大林的功绩。斯大林在这封信上批示道：“我反对，因为这样的活动会导致‘个人崇拜’的加强，这是有害的，与我们党的精神不相容的。”[33]在斯大林生辰前两天，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作出决议，表示尊重他的请求，决定在12月21日他五十五岁生日那一天不搞任何庆祝活动，报刊不刊登祝寿文章，会上不发表祝词。实际上这是一纸禁令。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这里明确指出大搞庆祝活动会导致“个人崇拜”的加强。

　　1939年斯大林六十大寿时，正值苏芬战争，红军曾一度失利;1944年六十五岁生日时，卫国战争尚未结束，这两次气氛都不适于搞大的祝寿活动。1949年七十岁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战友们准备大大庆祝一番，并为这样做找了不少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可以借此增强党对群众的影响;二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邀请到莫斯科来，借机讨论一些迫切问题。在政治局讨论如何搞庆祝活动的问题时，斯大林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发言，要求讨论另外的问题。尽管斯大林反对，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庆祝他七十岁寿辰的决定，并组成以什维尔尼克为首的庆祝活动筹委会。这次庆祝活动虽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搞得比较隆重，但是由于斯大林的反对，许多建议未能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在莫斯科修建一座献给斯大林的胜利纪念碑和设立斯大林生平纪念宫，在莫斯科大学前树立宏伟的斯大林像，规定斯大林生日为每年全民的节日，授予斯大林高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的称号，在斯大林于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期间参加过战斗的城市建立斯大林纪念碑等。他通过莫洛托夫告诫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说：“简朴一点为好。”由于老寿星不同意，不少庆祝活动的项目被迫取消了。

　　从以上列举的许多事实来看，斯大林并不希望对他进行过分的赞扬，有时明确表态加以制止，有时则进行劝说，要求不这样做。因此再重复一遍：指责斯大林蓄意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没有根据的。

　　三

　　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与如何看待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密切相关。斯大林曾对后一问题作过具体论述。1931年12月他在会见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时，两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么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34]

　　这里斯大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人物的作用，不过英雄人物要起作用，必须善于正确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的条件和懂得如何改变这些条件。

　　在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确实是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35]

　　斯大林这里以革命家为例讲了优秀人物只有得到千百万人的支持才能有所作为。实际上他提出了决定英雄人物能否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附带条件”。

　　俄国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民粹派，其基本观点之一是认为历史不是阶级所创造的，不是阶级斗争所创造的，而只是个别杰出人物、即所谓“英雄”所创造的;群众、“群氓”、人民和阶级是盲目地跟着这种“英雄”走的。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则是改头换面的民粹主义集团，是民粹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产物，他们与民粹派一样，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个人恐怖策略。上面提到过，斯大林严厉批评了那本过分颂扬他的《斯大林童年的故事》，认为它有培养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的倾向，宣扬社会革命党人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他在与《斯大林传略》的编写者座谈时，也指出它“有许多错误”，“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36]这里斯大林把过分颂扬领袖的倾向提高到属于何种历史观的理论高度来进行批判。

　　从以上所述的情况来看，斯大林不仅在实际行动上反对和不接受对他的过分颂扬，而且在理论上对这种表现有明确的认识，对它采取批判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对他的个人崇拜仍旧还是流传开来而且愈演愈烈呢?这个问题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情绪密切相关。上面说过，不同的人搞个人崇拜的动机各不相同，因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很难分清这是真正的肯定和赞扬，还是别有目的。而且许多过分的赞词和过头的做法有时常常来自普通的劳动群众。一概表示反对和坚决地加以制止，似乎有伤他们的感情。这使得斯大林有时陷于两难的境地。他在与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谈话时表达了这种情绪。当时他就如何看待个人崇拜的表现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现把两人的对话引述如下：

　　“福伊希特万格：我在这里只有四五个星期。初步的印象之一是：我觉得对您表达尊敬和热爱的某些形式是夸张的和低俗的。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朴实的谦虚的人。这些形式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多余的负担?

　　“斯大林：我完全同意您的话。当夸大到过于夸张时是令人不愉快的。人们为一些小事而倾倒。在几百封致敬信当中我只回答一二封，不允许把其中大多数发表出来，只要我知道，就完全不允许发表过于热情的致敬信。这些致敬信十分之九确实都是低俗的。它们都给我以不愉快的感觉。

　　“我想要不进行辩护，——不能进行辩护，而想要力所能及地说明这种围绕着我个人的达到甜腻腻的程度的遏制不住的狂热是从何而来的。看来是因为我们国内解决了整整几个世纪几代人——巴贝夫派[37]、埃贝尔派[38]以及法国、英国、德国的革命者的各种派别——力求解决的任务。看来这个(工农群众一直关心的)摆脱剥削的问题的解决，使得人们欣喜万分。人们对摆脱剥削过于高兴了。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了。

　　“摆脱剥削是一件很大的事，于是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庆贺这件事。把一切都归功于我，——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我看作一个综合性概念，于是在我周围燃起了傻乎乎的兴奋的大火。

　　“福伊希特万格：我作为一个同情苏联的人，看到并且感觉到对您的敬爱的感情是完全真诚的和低层次的。正因为您受到这样的爱戴，您能否说一句话制止这些使您国外的一些朋友感到困惑的表达感情的形式呢?

　　“斯大林：我几次试图这样做。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对他们说——这不好，这不合适。人们心里想，我这样说是装谦虚。

　　“曾经想在我五十五岁时搞庆祝活动。我通过联共(布)中央禁止这样做。于是有人抱怨我妨碍他们搞庆祝活动和表达自己的感情，说问题不在于我。另一些人说，我装腔作势。怎么能禁止这些喜悦的表现呢?用强制手段不行。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可以友好的请求……

　　“这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讨厌这样做的。很难阻止人们表达自己的喜悦。下不了决心采取严厉的措施反对工人和农民。

　　“胜利是十分巨大的。过去地主和资本家是创造者，不把工人和农民当作人看。现在对劳动者的奴役取消了。这是巨大的胜利!地主和资本家被赶走了，工人和农民成为生活的主人。于是便过分地高兴。

　　“我们的人民在总的文化水平方面还是落后的，因此表达高兴表达成这种样子。在这方面不能用法律禁止做什么。可能会落到可笑的境地。这使国外的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达到。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很多事情：例如仅只在1935年和1936年这两年在城市里已建了两千多所新学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图提高文化。但是效果要在五六年后才表现出来。文化是缓慢地提高的。而狂热却是急速地和不雅观地上升的……

　　“福伊希特万格：我说的不是工农群众敬爱的感情，而是另一些情况。陈列在各个地方的您的雕塑像很难看，做得很差。在莫斯科建筑的展览会上首先还是想到您的，——可是干吗陈列这样不好的雕塑像呢?在搞得很雅致的伦勃朗的展览会上，干吗要在那里摆上难看的雕塑像?

　　“斯大林：问题是提得很有道理的。上面我讲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各个机关的官吏。至于说到官吏，那么不能说他们没有欣赏能力。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陈列斯大林的雕塑像，那么或者报纸，或者上级会骂他们，或者参观者会感到惊讶。这就涉及官吏们的功名利禄的事了，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形式：为了不受到触动，需要摆上斯大林的雕塑像。

　　“取得胜利的任何政党总是会有异己分子、向上爬的人混进来的。他们根据看风使舵的原则竭力保护自己——摆雕塑像，书写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关于说到雕塑像的质量差，那么不仅是有意这样做的(我知通常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还由于不会选择。例如在五一节的游行队伍中我看到我和我的同志们的画得像鬼一样的画像。人们兴高采烈地高举着，但这些像不合适。不能下一道命令规定只许摆好的雕塑像，——去它们的吧!没有工夫管这些事，我们有另一些要操心的事，对这些雕塑像不会看上一眼。”[39]

　　斯大林在他的谈话中再次表明不赞成过分赞扬他自己，对那种到处摆放他的粗糙的雕塑像以及游行队伍里高举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质量低劣的画像的做法表示不快。他指出，工农大众是因为摆脱了剥削和得到了解放而感到喜悦，认为这一切应归功于他而向他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不否定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他曾对那些过分的做法表示过反对，但是毫无结果，但又觉得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因而感到有些为难。在他看来，工农大众的这种狂热的表现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宣称，现在正在采取措施，设法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过见效较慢等等。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肯定群众的欢乐情绪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他们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表现，这对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不赞成他们把一切归功于他，对他进行过分的颂扬，而且有时显得比较低俗，因而心里不免有些矛盾。这可能是他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制止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之一。

　　根据肖洛霍夫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回忆，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有一次肖洛霍夫看到新来的报纸刊登着揭露个人崇拜的材料时沉思起来，谈起了一次同斯大林的会见。他说，在谈完正事后告辞前进行了有问有答的闲谈。他突然问斯大林“为什么允许如此没完没了地颂扬自己?为什么允许不问场合地唱颂歌，到处挂像和立碑?”斯大林并无恶意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带着狡黠的微笑说：

　　“有什么办法呢?——人们需要有个头。就让斯大林当这个头吧。”

　　肖洛霍夫说，由于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他开头听成“人们需要有个头(башка)”，但是出门时，便觉得斯大林说的是“人们需要有个神(божок)，并表明他自己也只是忍受着这种“崇拜”。根据肖洛霍夫的说法，群众过分颂扬斯大林、甚至把他“神化”的原因也是由于他们缺乏文化和幼稚。

　　当然，缺乏文化是群众的这种过头的、甚至有些粗俗的表现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知道，革命前的俄罗斯经济上比较落后，长期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人民群众不仅文化水平比较低，而且受统治阶级的影响比较深，尊重王权和信仰宗教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俄罗斯是在没有进行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封建的传统观念未得到彻底的破除，还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里。这就为个人崇拜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应该说，受到这种传统观念影响和束缚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而且有各级干部，后者不仅自己搞个人崇拜，而且发动和组织群众这样做。传统观念是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易一时改变，有时甚至在违背人的理性认识的情况下支配人们的行动。就连最高领导人也不能说已完全摆脱了它的纠缠。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对个人崇拜有清楚的认识，曾有过许多不接受的表示和反对它的实际行动，但是还不能说他已与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有时从感情上还是接受对他的颂扬的。曾与他长期共事、对他有深刻了解的莫洛托夫两次谈到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第一次这样说：“斯大林并不总是喜欢的，但后来有点喜欢起来了。”[40]第二次又这样说：“斯大林开头曾与对他的崇拜作过斗争，后来有点喜欢了。”[41]也许这是他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来制止个人崇拜蔓延的另一个原因。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的特点。俄罗斯人比较热情，喜欢夸张，他们讲话常常使用夸张的词语和最高级的形容词，他们为能有机会这样做而感到高兴。他们能毫不吝惜地使用“英明的”、“伟大的”、“天才的”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拥戴的人，喜欢用英雄和名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和街道，为这些人举行各种庆典等等。因此，如果对苏联的社会历史情况和俄罗斯人的这些特点有所了解，那么就不会对当年崇拜斯大林的各种表现感到突然和奇怪了。

　　毋庸赘言，斯大林是一代历史伟人。他参与领导了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制订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领导苏联人民用较短的时间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再就是他作为最高统帅率领苏联军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由于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才赢得了苏联人民的尊敬和热爱。这是事实，应该肯定。问题在于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他进行了过分的颂扬，甚至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这样做无疑是不对的，是旧思想和旧观念的反映，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表现，是应该反对和进行批判的。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尽管也抽象地说了几句肯定斯大林的好话，但是对他的整个活动，特别是他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活动基本上作了否定，甚至捏造出他在卫国战争中是按照地球仪制定作战方案这样荒唐的谎言。这说明他是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以达到丑化和否定斯大林的目的。他这样做有其险恶的用心。他是要通过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改变苏联的总的方针政策，扭转苏联社会发展的方向。后来苏联逐步蜕变、最后走向崩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应该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确实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首先通过对斯大林本人的影响表现出来。他本来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也曾反对过各种过头的做法和过分的表现。但是歌功颂德的话听得多了，逐渐习惯了，变得有些飘飘然起来，他性格中原来被压制着的消极的东西开始有所抬头，变得主观专断，自以为是，民主作风差了，原来实行的党规党法不严格实行了，所有这些在他晚年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就不能不使他在某些方针政策问题上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例如1937年肃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卫国战争的准备和一些战役的具体组织上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使得肃反运动犯有扩大化的错误，卫国战争初期曾一度遭到失利等。这就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的一些具体表现。

　　个人崇拜还造成另一方面的后果。在个人崇拜盛行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把他描绘成先知，甚至把他神化。认为他的话是金科玉律，句句是真理，理解和不理解都得遵循，稍有违背，便被视为离经叛道，轻则挨批，重则受罚。这就对人们进行独立思考和发挥创新精神的积极性是一个打击。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无形的，然而是严重的，其损失甚至是很难计量的。

　　斯大林逝世已经六十年了。从他逝世以来，关于对他的个人崇拜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在这方面有许多传说和臆造，许多说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现在根据披露出来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这个搞得很乱的问题进行梳理，说明事实真相，这不仅能使我们对它有比较全面的和正确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最终对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①] H.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②]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③]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

　　[④]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⑤]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91、434页。

　　[⑥] 转引自M.洛巴诺夫：《斯大林——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的文件》，新书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

　　[⑦]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⑧]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18页。

　　[⑨]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7页。

　　[⑩]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

　　[11]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126页和《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58页。

　　[12] 米宁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察里津苏维埃主席。

　　[13] 《史料》2003年第5期，第54～55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

　　[1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94页。

　　[16]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33页。

　　[17]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2页。

　　[18]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27页。

　　[19]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9页。

　　[20] 转引自《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257页。

　　[21]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32页。

　　[22]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25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24] 见B.阿利卢耶夫：《一个家庭的纪事》，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95年，第200～201页。

　　[25]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46页。

　　[26] “斯大林诺达尔”(“Cталинодар”)意为“斯大林的礼物”。

　　[27]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页。

　　[28]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页。

　　[29] 《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2期，第126页。

　　[3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0页。

　　[31]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32]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10页。

　　[33] 《苏共历史》1990年第3期，第104页。

　　[3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页。

　　[35]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36] 《斯大林文集》，第17卷，北方王冠出版社，2004年，第632页。

　　[37] 法国大革命早期的政治鼓动家巴贝夫(1757～1797)的追随者。

　　[38] 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埃贝尔(1757～1794)的追随者。

　　[39]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9～182页。

　　[40]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41]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