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全民服药防治疟疾” 年代

——纪念毛泽东主席《送瘟神二首》发表60周年　

　

连环画：《送瘟神》

　

毛泽东手书《七律二首·送瘟神》　　

　 　

　 　

虽然“计划经济”有着不言而喻的“极左”原罪，但对70年代“全民服药，防治疟疾”的功德，我至今仍铭记不忘。疟疾，俗称“打摆子”，虽然不像血吸虫病那样可怕，但极易感染发病率极高，80年代前在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没打过“摆子”，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个危害大多数人健康的瘟神。　　

讲两个著名典故你就能知道这瘟神的厉害了。　　

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54岁那年感染疟疾一病不起，后来实在无法，他的内兄也就是“林黛玉的爷爷”苏州织造李煦，向皇上奏报，请旨“颁赐圣药”，这“圣药”就是当时称作“金鸡拿”的金鸡纳霜，虽然后来“唐拾义”不过是毛把钱的价格，但在当时，因为是南洋的贡品，只有皇家才能够享用，其余的，如皇亲国戚、天子近臣和得宠的督抚将军，十分需要时要请旨，能得到“颁赐”，还是很大的荣幸呢。“康熙大帝”南巡曹寅四次主持接驾并驻跸曹寅的织造府，对其“个体生命”，自然十分“尊重”，乃钦命以六百里加急驰驿送药。可惜药到时曹寅业以归西。　　

另一个是近300年后的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突围是打了摆子，长征初期几乎因之丧命。　　

我个人深深换过疟疾恐惧症，1950、60年代那一年能不打摆子则以为是幸事。文革期间为消灭疟疾搞“全民服药”,各生产队由赤脚医生挨家挨户定时送药上门，让你吃下，这做法虽然有点“人海战术”，而且是免费，不够“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但就这么着，居然管用：几年间居然把疟疾消灭了。以致80后们不知“打摆子”为何物了。毛泽东虽然从未讲过“个体生命”和“普世价值”，但这一结果对于十亿“生命”的功德，不是过来人是体会不到的。　　

俱往矣！这一“民粹主义”“人海战术”早已颠覆进“文革博物馆”了。中国的医疗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普世法则也已“普世”二三十年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的发展自然也今非昔比了。可是，如果自“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角度审视一下，还是有许多严峻需要国人反思的。　　

一句话，市场法由“看不见的手”也即金钱操纵， “医改”有两个结果：一是将人民的卫生事业变成了医院不择手段、“利益最大化”的赚钱工具；二是使医疗卫生资源按金钱分配，成了有钱人和权势阶层的专利，穷人则越来越“看不起病”。　　

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们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法则包括医疗卫生业的不合理现象，都做过深刻犀利的批判。孰料“与时俱进”了两个世纪，资本主义的生存法则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成了不言而喻、不容怀疑、无须思考的“原道”、“现代文明”、“先进文化”和“普世价值”，成了我们与之“接轨”的改革大方向！　　

本着“不争论”原则，引几则资料以供网友辨识。　　

　 　

一　　

医疗贵族化举例。　　

这还是几年前的事，如今恐怕早又与时俱进了：　　

　 　

据《羊城晚报》7月15日报道，广州市“贵宾医疗服务成稳定市场，豪华病房堪比星级宾馆” ；日1000元以上的病房须预约始能住上，万元一张的“特诊贵宾卡”从不愁卖。陆军总医院华侨楼刚刚投资5000万打造一套套每天1880元的病房，入住率已达95%以上。这里，都是星级的环境、星级的服务。省院的特诊护士按“空姐”标准招聘，还可“桑拿”，特诊房非会员拒入；中大附院特诊用“礼仪小姐”接待，24小时随传随到；珠江医院按五星标准还开展飞机接送服务……总之，这里的贵宾特诊服务是：不吝重资投入，服务极其豪奢，生意空前火红。　　

　 　

二　　

　 　

《“瘟神”又回来了！》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１１日电（记者田建军、李美娟）　　

我国发现血吸虫病１００周年前后，曾经一度宣布被消灭的血吸虫病在一些地方卷土重来。 　　

１９０５年，湖南省常德县广德医院美籍医生Ｌｏｇａｎ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我国首例血吸虫病例报告。到全国解放初期，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发展到近五分之一，血吸虫病因此被称为“瘟神”。其流行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１２个省、市、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湖区五省”是重疫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千军万马送“瘟神”，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国４００多个历史流行县（市、区）一半以上消灭了血吸虫病，疫情一度得到有效控制。   　　

近１０年来，形势出现反复，阴魂不散的钉螺大面积扩散，不少地方多年的血防成果付之东流，一度宣布消灭血吸虫病的部分地区再现疫情。目前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６５００万人，血吸虫病人８０多万。　　

     记者不久前深入鄂赣血吸虫病疫区，亲眼目睹了“瘟神”给疫区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不幸。                 　　

    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公安县，号称“百湖之县、洪水走廊”，血吸虫病疫情至今仍居全国之首。在斗湖堤镇蔬菜场二组晚血病人关小平家，记者看到躺在床上的关小平身材矮小，瘦骨嶙峋，空荡荡的裤管露出三岁孩子般粗细的小腿。 　　

     关小平说，他今年３１岁，患的是巨脾加腹水混合型血吸虫病，发病已有三年，体重从１２０斤减到不足７０斤。                 　　

    公安县血防办主任黄文荣让记者看了一张照片：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的一次特大洪水过后，由于大面积农田被淹，钉螺四处满溢，毛家港镇南堤村５０００多棵水杉树上爬满了钉螺，最多的一棵竟达２７００多只，最高处达　６米　，触目惊心！黄文荣介绍，近５年这个县疫情直线上升，全县钉螺面积和血吸虫病人分别净增５４５０３亩和２６４５９人，增幅达２８０％和１２６％，目前全县均为血吸虫病未控制区，１０２万人中有７４万人受到血吸虫病威胁。                　　

     疫区的一些血防专科医院，人满为患，不少是挺着“大肚子”的晚血病人。在湖北阳新县血防专科医院，记者看到，准备做手术的１４岁小学生柯应发肚皮鼓得像个小皮球，个子只有八九岁小孩高。医生说，孩子患的是巨脾兼侏儒型晚血病，不仅身体发育不正常，而且影响其智力发展。目前，疫区有不少这样的儿童晚血病人。                　　

近年来，湖北省２３个按传播阻断标准已经消灭血吸虫病的县、市、区中，疫情出现回升的有９个，回升率达３９.１３％，目前全省血吸虫病人约３０万，近千万人没有摆脱血吸虫病威胁。　　

　 　

三　　

　 　

 “民粹化”与市场化的对比　　

　1965年6月26日　毛泽东对于卫生工作有过一个著名 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因此他主张“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被右翼精英攻击为“民粹化” 的方针，曾主导中国28年；颠覆之后实行“市场化”迄今也快28年了：二者给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的各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一，毛泽东时代曾创造过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成功的辉煌；它身后的“市场化”，不光使卫生保健出现严重不公，而且使国民的公共卫生保健事业出现倒退趋势。　　

毛泽东时代曾为全世界创造了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成功的光辉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80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广泛的赞誉。　　

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的卫生系统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估，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被排列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仅比巴西、缅甸、塞拉里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连近遭受十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都排在第56位，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医疗卫生的投入是有很大多增长，1900－2000年即增长了7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不过不要忘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民粹化”的时代取得的，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　　

建国头30年，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20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　　

特别是，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　　

二，医疗卫生的弊端，根子正是“充分市场化”也即盲目市场化：它颠覆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变成了为有钱人服务，而将弱势大众边缘化。　　

（1）政府对卫生投入的逐年减少，居民个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这一趋势超过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占GDP 的比重，在"一五"至"五五"期间都是逐年上升的，双双在改革开放之初达到历史最高点。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卫生支出占GDP 比重一路下滑，到1995－96年，卫生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这意味着，在20年时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　　

难道我们的“市场化”还不够“完全”么？－－不是说“接轨”么？让我们与“全球化”的市场列车比较一下：　　

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　　

政府支出部分：发展中国家57。2％，最穷的国家也占59。3 ％，而我们中国只有39。4％。　　

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发达国家是27%.，发展中国家42。8％，最不发达国家40。7 ％，我们中国是占60.6%。　　

（2）政府投入的严重不公更加大了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　　

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其中农村占92.5亿，仅占15.9％。当年，城镇人口为约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乡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　　

2001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96.61元，城镇居民为343.3元，两者相差3.55倍。  　　

政府预算卫生拨款、医疗保障和个人医疗保健支出相加的卫生总费用，2000年为4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1073.6亿元，占总费用22.5%；城镇卫生费用3690.2亿元，占总费用77.5%.同一年，全国12.7亿人口中，63.8%是农村居民，36.2是城镇居民。换言之，占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享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卫生总费用。　　

在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城市；在大城市里，卫生资源相对集中在大中型的医院。这些大医院贵族化现象日益明显。相形之下，农村医院的卫生资源乏匮，医疗设施落后，医护人员素质不高。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不是垮台，就是“卖光”。　　

现在乡村医生的数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而卫生员的数量则从1975年的328万跌到2001年的27万，还不足当年数量的零头。另外，农村接生员的数量也下降了一半，从1975年的61.5万人降为1997年的32.2万人。　　

（3）一切以钱为中心，使卫生保健从“防重于治”到重治轻防，有治无防。市场化不仅大大提高了卫生防疫的成本，更使防疫系统陷于危机状态。　　

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仍在较为正常地运转，另外1/3在瓦解的边缘挣扎，还有1/3已经垮台了。　　

（4）对市场化的迷信所打造出来的原始积累的浮躁使各级医院疯狂逐利，不仅导致医疗费用的快速攀升，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　　

中国现在的医疗资源并不丰富。但很多人该看病不敢看、该住院不敢住的同时，大量宝贵的医疗资源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是资本与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很明显，“市场化”的结果除了不公，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　　

（本文数据引自香港学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