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农业灌溉革命

苏拉密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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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农耕体制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尽量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体制，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灌溉，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可惜的是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工程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千万亩的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农业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现有灌溉密度为13%[注]）。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立方米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038]。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举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在1957-1979的20多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强度为平均每年5座三峡工程。

为了能够实现灌溉，同步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更加巨大。

水利工程的目的物是“水”，“工程”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农田基本建设的目的物就是“土”、“石”本身，这就决定了农田基本建设所动用的工程量要比水利大的多。

农田基本建设，指的是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土地凹凸，灌溉就难以顺利进行，土地凹凸也增加地表面积，造成蒸发加强，使灌溉效益减弱。土壤板结，则毛细作用剧烈---深层水分很容易通过毛细管“潮”到地表蒸发。

靠集体制度，农民们铲除了条条人为的“私有界埂”并填平低洼，营造出一片片“水平方”。也只有“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属于集体，农民们才有权对不同土质的地块进行“客土”互换，黏土掺沙土，沙土掺黏土，配兑出不易开裂、不易板结、不易粘连，灌溉、保水、耕作诸性能均佳的人工“壤土”田。

《河南省志》（1994）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

25.79亿立方米，大约就是10座三峡大坝的工程量。这还仅仅是一个省的一半农业劳力、在5年内用每年4个月冬春农闲时间干的活！

《当代湖南简史》（1997）则客观地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文字描述：“在‘农业学大寨’的推动下，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湖南连续几年组织几百万人在冬、春两季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声势十分浩大……”

巨大的工程量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水源短缺），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注]，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上图：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很多时候主要靠人拉肩扛

在刘家峡工程中用小推车施工的壮观场面
图为当年在荆江分洪工程中用肩挑方式施工

“袁隆平PK毛泽东”纯属杜撰

苏拉密

“农业八字宪法”是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文化结晶，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关系。在“八字宪法”里，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生产，而成为农业、工业、科技密切联系，农、林、牧、鱼相互循环，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友好，城乡协作的系统工程。标志了“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建立。

有“好事者”杜撰了“袁隆平PK毛泽东”的传说，说是袁院士早在50年代就指出“八字宪法”里少了一个“时”；还说袁院士为此受到了“毛粉丝”们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毛泽东不知道“时节”、“时令”，一个读过《农作学原理》、发明了“精耕细作”成语、起草了农业发展大纲的人怎么可能不考虑“时”呢？不信自己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有“不违农时，及时播种”的条文（第十一条）。但是，谁一定要让“八字宪法”把“时”字写进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可真是相当的“白脖子”（方言：外行）。

我们知道，“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前四个字说的是农业劳动的对象、也是作物生长的基本要素，后四个字说的是人类劳动。想让把“时”写进去的人无非是认为“时”也属于基本要素。可是对不起，在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中，偏偏“时”已经失去了作为“基本要素”的资格！

为什么这样说？

不信你去查阅任何一本中学教材或辞典，无论是“五要素”还是“七要素”，看哪一个包括有“时”？

“五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七要素”说的是“光、气、水、温、肥、土、种”；就是没有你们念念有辞的“时”。

这是为什么呢？

现代科学认为：“时令”或“时节”已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时”的本质对于“天文学”是天体运动的周期；对于“历法学”是赤道、黄道；对于农业学则是光照强度、长短和空气的温度、湿度。恐怕只有在“阴阳学”里，“时”才是神秘的“阳气上升”、不可取代的“基本要素”；---或曰“时来土成金，运去金变土”。只要光照强度、长短和空气的温度、湿度符合要求，什么“时不时”的我都可以种西瓜。作为农学家，袁院士不至于“白脖子”到连这都不知道吧！

当然，毛泽东不是神。“八字宪法”在最初确实少了一些东西。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看来，不是神的毛泽东很能接受“人间烟火”。

与其“好事”地将不是要素的东西硬说成“要素”，还假托袁院士之名，还不如用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发展“八字宪法”，使其更加全面、准确。

“精耕细作”毛泽东主席创造的成语---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苏拉密

农业与工业有着本质的差别；至今，人类还不能象合成聚乙烯颗粒一样合成大米。这就意味着，农业的现代化只能是用工业的、科技的、社会的手段来加强和改善农业，而不能彻底取代。同时，农耕的对象是幅员辽阔的地表和体积庞大的土壤地层、水源水体；一旦把现代工业、科技、先进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威力巨大的因素加入进来，特别是在灌溉革命条件下对环境水源的大规模转移；农业就不再是简单的粮食生产问题了，甚至会引发环境的变迁；这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

灌溉的本质是支取环境水源补充农田水源。环境水源取决于大气降水等气候、地理因素。也就是说，在特定区域内，环境水源的储量和盈余能力都是一定的。

一个区域（一般按大流域计）的环境水源盈余量有多少？---在水源储量不透支、水位不下降的情况下，通常就是除去维持河道生态所必需水量以外的入海水量。假如灌溉耗水超出了环境盈余量，靠透支地下水、土壤水等水源储量或克扣生态需水来维持，其灌溉就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会因储备耗尽、生态恶化，导致灌溉体系崩溃。假如能够有效地减小单位面积的蒸发耗水，就可能维持较多的灌溉面积。

在毛泽东时代，随着灌溉革命的进程，中国在环境水源盈余能力很小的北方拥有了大规模、高密集的灌溉农业；然而，正如《黄河年均入海水量变化图》所揭示：并没有发生透支水源储量和生态需水的问题！---截止70年代，黄河流域平原的浅层地下水平均埋深为3-5米，---这是个最适合农业耕作、而且还持有合理“土壤库容”（以备洪涝）的优选水位[]；年入海水量依然保持300多亿立方米，扣除河道生态需水200亿立方米，还有100多亿立方米的盈余可供以后扩大灌溉面积。

我们在惊叹之余回观历史，意外地发现：奇迹诞生于对中国古典农业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955年，在完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和简短的战乱恢复后，新中国开始规划农业的现代化远景。自1955至1960的6年里，毛泽东主席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亲自起草、多次修改（注037），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40条”），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在这部具有法规性质的纲领性文件中，“发展灌溉”和“精耕细作”同时被列入条款。

《纲要》规定：

（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十一）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

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创用了一个新词---“精耕细作”。遍览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精耕细作”一词；管子和孟子使用的是“深耕谨耘”或“深耕易耨”。显然，先贤们都局限于具体工序的耕作要求，而“精耕细作”则“高度概括了包括整个中国古典农业体系在内的全部技术原则，其涵盖要深广得多”（注039）。从“深耕易耨”到“精耕细作”，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的深化和超越。

文献研究还发现，在1956年的《纲要（草案）》里，毛主席使用的还是“深耕细作”，但到1957年《<纲要>（修正草案）》公布前，毛主席就在其它场合使用“精耕细作”了：“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靠精耕细作...，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注038）。透过“深”和“精”一字之差，我们看到了毛主席书房的彻夜灯光。为了准确把握技术问题，毛主席甚至还通篇研读了威廉斯的《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技术专著（注040）。之后，“精耕细作”便取代了“深耕易耨”,成为成语。

“精耕细作”虽然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基本原则早已确立千年；但是，若缺乏必备的社会机制保障，再好的原则也很难被普遍遵行。比如锄地就经常被看作是“有空可以多干、无空可以少干”的“闲活”。“有草锄草，无草松土”是看不到“搭锯见末”的经济效益的； “汗滴禾下土”既没有桑拿的痛苦，“锄禾日当午” 也没有敲锣打鼓求雨好玩；没几个农民一定要把“齐民要术”进行到底。也难怪，贫下中农没几垄地可侍侯；地主家又舍不得“铜子儿”和窝头雇人从事这种“不紧要”的活计；也就几个中农家的婆姨、半大小子还在“东一犁沟西一垄”地从事着锄地的勾当，幺幺俩俩散落在孤独的田野。这种现象越是到王朝末期就越是明显。王祯笔下的田园牧歌也只是在田亩兼并尚不十分尖锐、乡社功能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或可存在。

真正使“精耕细作”得到全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农民们成群结队、忘乎所以，为一成不变的劳作参合了许多“不本分”的内容。先在田间出一出风头、赛一赛干劲，再到地头去“扫文盲”、念报纸、大批判、“提觉悟”。甚至连广播体操、“击鼓传花丢手绢”也被搬到了田边地垄。民兵干脆就带着枪支，在坟包青纱帐间展开军事行动。一时，女人的尖叫、男人的粗吼交织一片。

后来，有人为这种劳动形式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呼隆”；虽不十分雅听，倒也相当贴切。据说，这种劳动“出工不出效”。说实在话，在灌溉革命以后，“中耕保墒”从“比较效益”考虑就毫无意义。“有草锄草”尚能节约肥料阳光，在除草剂不发达的年代还算可以；“无草松土”就有点“劳民伤财”。你保持的那点水分在灌溉条件下只要轻松推上马达、从容提起闸门就完全可以省略。虽说是节约了一点电力，但怎么也抵消不了体力活动对粮食的消耗；而且还磨损农机具、鞋底子。

然而，若不经历史的深刻启示和水源危机的明确昭示，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种“无效劳动”减少了灌溉对环境水源的耗散，保证了灌溉的规模和持续；成为劳动转化为资源的典范。也正是“大呼隆”方式，在漫长的播种与收获间隔期为相对闲余的人力提供了有乐趣、有约束、能普遍参加、能持之以恒的社会主义人性化劳动，为“精耕细作”从原则成为制度建立了组织机制。

同在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革命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被放到了和灌溉同样重要的地位上。

60年代，著名农业劳动家陈永贵，还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0-30厘米。蓄、保墒兼顾，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作为“大寨经验”被学习推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了把广大农民从繁顿的手工锄地中解放出来，新中国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新型畜力和动力锄草机。但中耕机械和翻耕、普播、收获机械相比，有着在“棵间运行”、要求“灵活准确”的特点和难点；在“大跃进”中，中耕机和“水稻插秧机”同成为攻关重点。经不懈努力，至60年代，已推广使用“通用架万能中耕机”---可更换多种工作部件：锄草铲、松土凿、松土轮、培土器、镇压磙、垄作铧、开沟铧等。至70年代，由小汽油机直接驱动工作部件、类似于“田间机器人”的水稻中耕机已批量生产。[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工程-农业机械-中耕机械条（农业卷下1643页）]

然而，中耕机械的命运却十分耐人寻味。《石家庄地区志》载：“机引镇压器--（使用期间）1955-1979年，平原多数社队使用于耕后镇压、碎土、保墒、镇压地表。1980年后多数地方停用”。（石家庄地区志 农 业第七章 农机具第二节 作业机具----一、耕整机具----5. 机引镇压器）

背景资料：中耕保墒--中国古典农耕体制的核心和特征

苏拉密

在中国北方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农业区，作物年需水量为1000mm左右，年降水量却只有200-600mm，而且降水的季节分布极不平衡。在社会尚不具备能力组织大规模灌溉的古代中国，为解决这种十分尖锐的供、需水矛盾，劳动人民发明了以“保墒”为核心的耕作体制。

“墒”，指的是土壤水分。

保墒,在古代文献中也称为“务泽”；“务泽”，就是“经营水分”。

所谓经营，就是通过深耕、细耙、勤锄等手段来尽量减少土壤水分的无效蒸发，使尽可能多的水分来满足作物蒸腾。

“锄禾日当午”一句童孺皆知，若要问农民为什么要冒着炎炎烈日终日锄禾不止？通俗的回答是“除草”。

实际上，除草只是较为浅显的原因之一，锄地的核心是“松土保墒”。《齐民要术》就特别强调：“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就是说，锄地是不论次数的，没有草也要锄。这是为什么呢？

近代土壤学揭示，土壤在过水后会形成通往地表的毛细管，还会在缩水过程中开裂；“松土”，就是将这些毛细管切断，把这些裂缝堵塞，从而“保墒”。---抑制水分沿毛细管上行至地表蒸发和直接经裂缝蒸发。

松土保墒，一般在雨后土壤表面干燥到不泥泞时进行。用锄头在土壤表面松出10厘米左右厚的“暄土”，暄土不会再开裂；暄土层与下层之间的毛细管也被切断了，不再能从下层获得水分，因此会迅速干燥成无水分可供蒸发的“被子”，把下层水分牢牢地“捂”在土壤中。

中国最早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任地》论述道：“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意思是说锄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土壤干旱，具体做法是把土壤弄脂腻、酥松。

农谚“锄板底下有水”、“锄头自有三寸泽”就是对松土保墒的生动总结。

松土保墒，又被现代农业称作“暄土覆盖法”。覆盖，也是是防止一切水分蒸发的最有效途径。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砂田”就使用卵石来覆盖地表，竟然也能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生产出西瓜、蔬菜等高需水产品。正宗白兰瓜，就出产于砂田。毫无疑问，和石片覆盖、秸秆覆盖、塑料薄膜覆盖相比，“暄土覆盖”具有“同质覆盖”的无比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古典农业的“超前性”所在。

松土保墒的原理又和枪支等精密钢铁制件的“发蓝”工艺很有点类似。发蓝就是“以氧制氧”：让金属表面迅速氧化成致密的四氧化三铁薄膜，保护下层不再被继续氧化 。松土保墒则是以“表层干燥化”来防止“深层干燥化”。

中国古典农业发端于春秋时期。走出了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华夏先农，开始有意识地提高土壤对水分的保持能力，逐步建立起“深耕”、“易耨（nòu）”的耕作体制。

“深耕”，就是逐年加深耕作层厚度。可以打破常年耕作踩塌形成的坚实“犁底层”，减小作物根系下扎阻力，扩大作物供水、肥空间；可将下层“死土”翻起，熟化其结构，风化其养分，提高土壤的耕作性能和肥力。深耕还可提高雨季的降水的吸纳，以供作物旱季消耗，可称为“深耕蓄墒”。

“易耨”，就是经常锄地。松土除了保墒、刈草外，还可提高地温；因为蒸发吸收热量，减少蒸发就可以积累热量。农谚说的“勤锄地发暖，多锄地不板”就是这个道理。

在古代中国，人们甚至把“锄地”作为判断国家制度的标准。

“深耕易耨”演化为成语源自《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表达了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经常锄地的政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

在孔、孟之前，杰出的政治家管仲则以法家的国治观把“深耕易耨”作为国家安全的标志。

《管子.八观》写到：

行其田野，观其耕耘，计其农事，则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以人猥计其野，...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只要看一下它怎么耕地、锄地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安全状况了。不能让百姓深耕勤锄，而是让百姓们凑到“非耕作场所”（猥计其野）去打麻将、赌“六合采”、选“超女”，即使不发生旱、涝等自然灾害，也依然要被饥荒和动荡笼罩。

到北魏时期，出现了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进一步把耕作体系发展为“耕-耙-耱-压-锄”，标志着中国以“保水”为核心的古典耕作体制的成熟和完善。“耙”是用铁齿将犁耕翻起的土块切碎，兼有减小播种阻力和松土保墒的目的；“耱”是无齿耙，着重于播种后将地表拖细碎、平整；“镇压”是通过碾压或拍打的方式将播、锄造成的坷垃支翘压实。在《齐民要术》体系中，“耱”、“压”、“锄”都以保墒为直接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典农业又被称为“中耕农业”。

“中耕”指的在播种与收获之间、在植株间进行的田间耕作。主要包括锄草、松土、培土、镇压、间苗等环节。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独具特征；特别是锄头，作为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是镰刀和犁铧不可篡越的。

“中耕保墒”耕作体制之所以单独在中国形成，除了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气候背景，迫使华夏先农去探索、实践这条道路外，还得力于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普及的条播（耧播）技术。---整齐、有间隔的分行栽培，使得中耕成为可能。而欧洲公元17世纪前都是手工撒播，乱七八糟的植株间没有人的立脚之地和下锄空间。到18世纪欧洲才普遍采用条播技术。1731年，农技推广家杰思罗·塔尔还在努力劝说欧洲农民采用他的“马拉锄地法” （注035）。当宋代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北方古典农耕技术移植到南方、改革为江南稻作体系、取得平均亩产量343市斤的成就时，欧洲作物的亩产才约合76市斤。（注36）毫不吹牛地说，直到18世纪，欧洲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什么叫“intensive cultivation”或“intensive and meticulous farming”

在日本，农史家熊代幸雄、西山武一等人认为：《齐民要术》所代表的“旱农的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 （注033）。学者神谷庆治则惊叹不已：“即使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来衡量，在《齐民要术》这样雄浑有力的科学论述前面，人们也不得不折服”...现代日本旱地农业所采取的最先进的技术理论与对策“和《齐民要术》中讲述的农学原理，却几乎完全一致，如出一辙”（注034）。

中国北方农民数千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锄地，锄地，为的就是用有限的水分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为了提高锄地效率和改善孤单枯燥的劳动环境,人们还结成“锄社”。在元代大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农民用传统方法手工锄地的乡村风俗画。该书写道：“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注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