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作者：张捷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第二十六期
 

　　在“改革”年代，尽管不同派别的作家对“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普遍地比较关心政治，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有的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少数人甚至从了政。文学界的两大派曾在对“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苏维埃时代的评价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改革”后期，尤其是到苏联解体后，人们的热情有所减退，情绪发生了变化。下面着重讲一下苏联解体后最初十来年的情况。
　　
　　 一
　　
　　 刚才说过，作家们思想情绪的变化在“改革”后期就已经开始，因此需要从他们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前后的表现说起。
　　 到1991年，苏联整个国家已被搞乱，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激烈的争斗，社会主义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许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人开始考虑如何挽回局势，拯救国家于危亡的问题。1991年7月2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莫斯科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一份由军界、政界和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签名的《告人民书》，其中指出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号召全国各个阶层和各个党派，不同年龄、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的人们起来向“危害者和掠夺者”进行斗争。这份《告人民书》是由传统派作家普罗哈诺夫起草的，他和另两位传统派作家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在上面签了名，就其内容来说，与1991年 8月1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有许多相似之处。传统派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的行动从内心里是赞成的，而自由派大多站在叶利钦一边，有的人甚至亲自到俄罗斯议会大厦（即所谓的“白宫”）去对他表示支持。“八•一九事件”失败后，自由派趁机夺了苏联作协的领导权，并且企图依靠新当局的支持一举搞垮对方：传统派也不示弱，据理力争，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双方的政治热情都比较高，尤其是某些自由派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政治上的狂热。
　　 但是作家的这种热情很快冷却下来。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派政客获胜后，局势更加混乱，苏维埃制度垮台的大局已定，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前途未卜。传统派作家素有忧国忧民的传统，这时忧心如焚；自由派当中还有爱国心的人，也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情绪变得低落起来，女诗人德鲁宁娜的变化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德鲁宁娜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0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当时她觉得叶利钦是“正义与善”的体现者。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见《真理报》1992年4月7日）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她发觉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空谈的场所，在那里根本无所作为，便毅然决定退出。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她的情绪变化之急剧，甚至出乎她的许多朋友的意料。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人们拼命相互厮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自己可靠的后方才行……”（同上）她在绝命诗里写道，她担心没有人能在“悬岩边上拉住罗斯”使之不掉下深渊，她之所以“选择死亡”，是因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当然，像德鲁宁娜的这种情绪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不多见，而造成她的悲剧的还有晚年丧偶（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具有情绪型的气质等因素，然而她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心却具有代表性。
　　 应该指出，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国家面临的危机，可是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态度。诗人叶夫图申科可作为这些人的代表。这位诗人在“八•一九事件”中非常活跃，曾在白宫大门前朗诵题为《八月十九日》的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八•一九事件”后又带领人马到苏联作家协会夺权，接着又向莫斯科当局控告传统派控制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说它“帮助亚纳耶夫夺权和搞政变，并为这次政变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要求查封其办公大楼。他在这样做时，对于苏联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关心的。在苏联眼看就要垮台时他公开宣称：“过去曾经被称为苏联的东西最后在地理上是什么样子，采取什么国家形式，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图书评论报》1991年9月20日）不过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危机四伏的国家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而且无法达到他所追求的个人目的。于是这位诗人觉得自己的国家非久留之地，便像报刊所透露的那样，在夺了苏联作协的权后便利用职权取消了别人出国访问计划，自己去了美国并一直留在那里任教、写书和出书，只是在夏天回国度假，看来日子过得挺舒心。
　　 像叶夫图申科这样的人在作家当中并不是个别的。还有一位“改革”年代的红人柯罗季奇。此人善变，有人说他改变观点就像换手套那么容易。1986年他被任命为《星火画报》主编后，立即扭转了办刊方向，称自己的刊物为“独立的刊物”，带头取消了编辑部的党组织并撤掉了封面上的列宁勋章，把这份一直比较有影响的画报变成了诋毁苏联革命和建设、为“改革”造舆论的主要工具之一。“八•一九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美国访问。大概他也有叶夫图申科那样的预感，便辞去了主编职务，留在美国不归，在那里的大学里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就这样，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半。据他自述，在美国居留满五年时可以加入美国国籍，但是需要宣誓放弃对原来的国家承担的义务，保证今后的所有行动都服从美国的利益。他没有这样做，最后悄悄地回到了莫斯科。（《独立报》2000年2月24日）他在人生道路上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可见他还没有完全丧失国家民族观念。
　　 苏联的解体无论对传统派作家还是对自由派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震动。传统派作家眼见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十分痛心和悲愤。在自由派作家当中消极情绪进一步扩大，有的人转而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总的说来，整个作家队伍的情绪是低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对作家来说，除了新的当局不讲民主和进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这些使人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新的当权者在进行旨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各项改革时，根本不关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文学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听任它的摆布，而当局不闻不问。在“改革”年代文学刊物的出版发行盛况空前，有的杂志印数达数百万册，如今一下子跌落下来，只能勉强维持，甚至有停刊的危险。这些情况引起了文学界人士普遍的不满。传统派作家自不待言，他们认为这样下去会使文化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自由派人士也十分忧虑，他们的笔会中心的八十四名成员写信给政府，要求政府支持出版事业和文学刊物，建立“合理的保护主义制度”来保护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和文学劳动的成果。（《文学报》1992年2月26 日）自由派作家之所以有不满情绪，还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政权的冷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搞垮苏维埃制度出过大力，自以为是功臣，但是事成后没有受到重视，有一种被利用后遭到遗弃的感觉。
　　 作家们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地珍视创作自由。在苏维埃时代，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抱怨审查制度过严（应该承认，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有的人甚至因为这一点才拥护“改革”或对“改革”抱有希望。苏联解体前夕，审查制度就取消了，作家获得了说话和写作的完全自由。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心满意足了吧？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早在“改革”后期，传统派作家组织“团结”就已指出把文化事业作为“商业”对待的做法产生了“悲剧性后果”和造成了巨大危害，要求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注意此事。（《文学俄罗斯报》1990年7月13日）而在苏联解体后，文学完全受市场支配。许多作家发现，如今虽然没有了政治审查，但是出现了市场的审查。凡是不合市场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作家只有服从市场需要去创作它所要求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才能被接受而得到发表的机会，给他们带来名利；不然他们的作品就会遭到冷落和排斥，只好锁进抽屉里。许多人发现，这种“市场的审查”比过去“政治的审查”更加严格，更加冷酷无情。有一位作家说，过去实行“政治审查”时，有关部门还要读送审的作品并作出反应，有时会为了几行诗作出一个决定，而现在如果你的作品不合要求，干脆就不加理睬，如石沉大海一样毫无反响，这是作家最受不了的。有一位教授说，现在没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任何审查，只剩下“钱袋的审查”，什么变化也没有，而是变得更坏。（《图书评论报》l 996年4月2日）因此许多作家认为，现在仍然没有创作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大派的作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就连那位善于适应市场需要、发表作品和出书并不感到困难的叶夫图申科也持这样的看法。他说，他的敌人——书报审查制度消失了，却出现了另一个敌人——商业的审查。（《图书评论报》1994年6月7日）他还写过这样几行诗：“过去像要掐死人的审查制度／／好像被掐着脖子赶走了。／／但是来了冷漠无情的审查制度，／／在某些方面更为可怕。”（《文学报》1994年9月14日）文学的市场化，使作家像当年列宁所说的那样，被迫重新“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他们不仅社会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生活也失去了可靠的保障。出书难成为一个困扰作家的大问题。有思想有信念的作家出不了书，依靠文学创作维持生活变得非常困难。不少人只好另找职业或兼做几种工作以维持生计，甚至像拉斯普京所说的那样去看大门和打扫院子，有办法的人便学叶夫图申科的榜样，到国外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最后还要讲一个原因。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国，在苏维埃时代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作家当中尽管有人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但是多数人都有一种“大国意识”和“强国情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下子沦为二流国家，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的。他们普遍有一种失落感，有较强民族自尊心的人甚至有一种屈辱感。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后在整个文学界看不到欣喜和欢快的表现，笼罩着的是一种灰心失望和惴惴不安的气氛。当然，这并不排除作家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时间内有感情的勃发，例如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两派作家曾一度表现出较大的政治热情，但是事过境迁，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批评家娜塔莉妞•伊万诺娃曾指出，1993年10月后，作家们当中除了那些与政治家们和官僚们“套在一起”的人外，多数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感到精神上的空虚，不再公开地、甚至隐秘地在政治上支持什么人。（《民族友谊》1998年第9期第181页）
　　
　　 二
　　
　　 自由派作家大都是怀着沮丧的心情迎接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的。曾写文章颂扬过叶利钦的著名小说家、后来当上了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格拉宁看到这种情形，便在1992年 1月 1日的《文学报》上发表题为《灰心丧气是很不应该的》一文，给大家打气。自由派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格利曼发表了一篇新年祝词，他在祝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说，现在这一代人，永远见不到共产主义，而且不会很快地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电影艺术》）1992年第1期第55页）可见他对前景很不乐观。著名小说家伊斯坎德尔引用布洛克的诗句，说明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不久前所企望的，他甚至说，现在的自由生活非常困难，要比坐牢可怕得多。（《文学报》1992年9月2日）《旗》主编巴克拉诺夫用自我安慰和安慰别人的语气说，不管现在多么困难，总是在朝未来前进。（《文学报》1992年11月15日）但是他心里为自己主编的杂志能否办得下去而担心，最后只好求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帮忙。《十月》杂志主编阿纳尼耶夫也在一段时间内深为自己的刊物的命运寝食不安，据他说，“每天躺下睡觉和醒来时总觉得头上悬的不是一条绞索，而是两条”。（《文学评论》1994年第9～10期合刊，第5页）不过他与巴克拉诺夫有所不同，认为现在俄罗斯人最大的痛苦在于“失去了他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祖国”，在于“我国人民在各国人民当中丢掉了原来的形象”，“正在成为嘲笑的对象”。（同上）奇奇巴宾就有这种失去祖国的感觉。这位出生在乌克兰并生活在那里的俄罗斯诗人过去曾因政治原因被关押，因此一直采取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立场。他为“破坏共产主义的帝国”出了力，但结果与他所想望的大不一样。苏联解体后没有出现他理想中的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于是觉得自己没有了祖国，便写了《哭失去的祖国》一诗来抒发他内心的悲愤。诗中写道：“冷冰冰的赤裸裸的心／／被塞进了火热的地狱里。／／我并没有离开祖国，——因为什么把她从我这里夺走？／／……我们头上的高空深不可测，／／整个世界暗淡无光……//我们是在祖国出生的，／／可这个祖国已不再存在。”以（《文学报》1992年4月22日）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翻阅这个时期的报刊，可以说看不到一篇为发生的事变欢呼的文字，这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自由派作家中的有识之士早在“改革”后期发现形势不妙后，政治热情已明显减退，就开始采取消极态度了。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的变化最为明显。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1970年初苏联当局改组自由派刊物《新世界》的编委会，拉克申被解除了副主编职务，此后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始后复出。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他积极参加文学界的“内战”，不断撰文批驳传统派观点，当时他的政治热情是相当高的。但是到1990年，他发现“改革”不仅没有带来他所希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了混乱，使国家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于是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苏联解体后，他觉得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发表了题为《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的文章，说他“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觉得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独立报》l 993年3月17日）他为他所关心的文化事业遭到破坏和处于灾难性的困境而忧心如焚。最后他因思想苦闷和遭到原先的自由派朋友的反对，于1993年7月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把实现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生活目的。大学毕业时，大概有关领导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把他分配到外地城市科斯特罗马工作。“改革”开始后受到重用，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任编委和评论员。他也像拉克申一样，曾经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纲领，积极为它作宣传，这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纲领符合他青年时代追求的理想。他曾参与一些纲领性文件的起草，为领导人出谋划策。直到“改革”已造成严重恶果、苏联社会已陷于一片混乱时，他仍未改变支持以戈尔巴乔夭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立场。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后，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作为苏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共产党人》杂志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该杂志编辑部的房子被强占，这无异于把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扫地出门，此事给杰德科夫以很大刺激。他坚决主张把杂志办下去，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克服各种困难，终于保住了这份杂志，把它改名为《自由思想》，他被推举为副主编。苏联解体后杰德科夫对新的当权者的表现极为不满，对国内发生的事，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他表示不做“恢复资本主义过程的参与者”。叶利钦政府曾邀请他担任文化部长，他因辞不就。与此同时，他认清了他的自由派同事和朋友们的本性，拒绝参加他们的活动。最后，这位批评家陷入孤独和苦闷之中，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于1994年离开了人世。
　　 在自由派作家当中，拉克申和杰德科夫属于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理想来追求、最后因理想破灭而变得消沉的一类人。还有一类人，他们由于对苏维埃制度有许多不满，渴望变革，因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并表示支持和拥护，但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因为失望而在思想上出现了危机。康德拉季耶夫可作为后一类人的代表。这位小说家参加过卫国战争，青年时代就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感到生活不自由，逐渐成为一个“内心的反对派”。他在创作上也不很顺利，到年近花甲才发表处女作《萨什卡》和获得承认。他欢迎“改革”，与自由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和支持“改革”，一时比较活跃。到“改革”后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抱怨“改革”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在苏联解体后两个多月，他发表了《萨什卡今天在白宫旁吗》的谈话，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对新政权提出了批评。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宣称：“即使有一个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饿死，我也要第一个到白宫去要求政府辞职”。（《文学报》l 992年2月26日）1992年8月，在“八•一九事件”一周年的前夕，他在回答《文化报》提出的“过去的一年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时说：“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文化报》）1992年8月15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对当局的批评愈来愈严厉，指名道姓地责备叶利钦不遵守诺言，不过他还没有表示要在思想上要与叶利钦决裂。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的前夕，一方面他对叶利钦很不满意，另一方面又认为共产党人重新上台危害更大，觉得应该“两害相较取其轻”，便决定支持叶利钦。可是到当年秋天，当叶利钦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的自由派朋友们请他在要求提前改选议会的公开信上签名时，他一口拒绝了。可见，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思想上的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最后他终于在“十月事件”发生前夕，在自己家里开枪自杀。
　　 在自由派作家当中，上面所说的几位作家的失望情绪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不过比较多的人最后的结局并不像他们那样具有浓重的悲剧性。有的人在失望之后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立场，经过比较冷静的思考后作出某些调整和改变。例如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人就是如此。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他的这部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小说在“改革”开始后的1987年才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他曾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没有1985年3月（这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引者），读者就不会有这部小说”。（《星火画报》1987年第27期）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人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文化报》）1998年1月15日）雷巴科夫始终认为他这一代人是“革命的儿女”，他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反对把他亲身参加过的卫国战争说成“红色法西斯”和“褐色法西斯”之间的争斗，提醒人们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对被他描写成“黑暗时代”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了重新认识，赞扬那时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和劳动热情。他一方面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另一方面仍指责斯大林歪曲革命思想；一方面肯定战争胜利的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仍指出斯大林对战争初期失利的悲剧负有责任。尽管如此，他毕竟对自己过去对斯大林的评价作了相当大的修正。
　　 杜金采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因发表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从此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创作了一部名叫《穿白衣的人们》的小说，其中描写了生物学界李森科学派与遗传学派之间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像《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样，在“改革”的浪潮中才发表出来，立刻成为重大的文学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也曾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到1989年就敏锐地感觉到凶多吉少，发现那些“进步活动家”正在成为他深恶痛绝的官僚。这位作家晚年体弱多病，很少参加活动，他在1998年去世前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他看到一种神秘的力量正在破坏俄罗斯而感到十分痛心，有许多想法要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有病，“只好把这些想法留在脑子里了”。可见这位老人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纷扰的人世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在“改革”年代非常活跃的剧作家沙特罗夫。他擅长写列宁题材，他的剧本《以革命的名义》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所熟知。“改革”年代他连续发表了《良心专政》、《布列斯特和约》和《前进……前进……前进》等三个剧本。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对斯大林而不反对列宁。在《前进……前进……前进》的末尾有一个敦促斯大林离开舞台的场面，这象征着他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全盘否定。但是他并不否定整个苏维埃时代，曾经担心“改革”会在泼脏水时把婴儿泼出去，并且认为水正在变得愈来愈脏。（《论据与事实报》）2002年第21期）苏联解体后，他感到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思想上陷入苦闷，一直沉默了十多年，最近才想要写一个新的剧本，其内容是在列宁帮助下寻找十月革命失败的原因。
　　 一些在“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失望之余，在不同程度上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曾担任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格拉宁承认自己曾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后来才懂得作家不应参政，为没有及时退下来而责备自己。（《论据与事实报》）2000年第37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夭为自己搞了四年政治而感到后悔，认识到了不能同时既搞政治又搞写作。（《论据与事实报》1999年第6期）至于说到那些在“改革”大潮中背叛过去和“改换门庭”的人，那么他们既有得，也有失。他们确实获得了不少实惠，但是丧失了自己的品格和广大读者对他们的敬重，创作也大大滑坡，想来是不会心安理得和其乐陶陶的。例如那位被称为“忘恩负义的钦吉斯”的作家艾特马托夫（钦吉斯是艾特马托夫的名字。——引者），他曾是苏维埃时代的宠儿，得到了像他那样的作家所能得到的一切。“改革”开始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批判和否定有恩于他的苏维埃制度，受到戈尔巴乔夫的赏识，成为总统委员会委员。接着他出任驻外大使，在那里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和出版过去写的作品，使得德国成为他的“主要的读者之家”，并使自己在西方获得了更大的声誉。确实他得到了不少他所追求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创作上并不顺利。十多年来除了发表了那部迎合西方的胃口、但受到俄罗斯人一致批评的小说《卡珊德拉印记》外，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他自己也承认，这几年是他的创作中“非常困难的时刻”。（《文学报》1997年10月8日）还有那位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的小说家阿斯塔菲耶夫。此人大概为了表现自己观点与自由派一致并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甚至主动讨好叶利钦，他的那副卑躬屈节、阿谀奉承的样子，使他过去的朋友看了为他感到羞耻。但是他的表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作品能畅行无阻地发表。在作家们普遍感到出书难时，叶利钦拨专款给他出多达十五卷的文集，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阿斯塔菲耶夫虽名利双收，看来生活得并不愉快。他的所作所为遭到许多人反对，过去的朋友和崇拜者先后离开了他。据他自己说，甚至一些老头和老太大都反对他，称他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于”。有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心中蓄积了这么多的怨恨，他回答说，这不是怨恨，而是“悲伤和忧愁”。他还说，他内心的烦恼是像记者那样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劳动报》1997年5月30日）后来他又承认有一种“遭遗弃和不知所措的感觉”。（《文学俄罗斯报》2000年10月13日）
　　 不可否认，在作家当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的吸引，拥护和支持“改革”，但是当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真实目的时，便迅速改变了态度，成为“改革”的反对者。著名剧作家罗佐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自述，在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时，他高兴极了，以为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苏联社会生活的老大难问题了。不久他觉察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要把俄罗斯拉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他“不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便起来反对，并且常常与作为反对派的传统派作家站在一起。
　　
　　 三
　　
　　 上面说过，传统派作家对苏联的垮台痛心疾首。有的人公开地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例如那位被称为“红色诗人”的格卢什科娃，她在苏联解体时正卧病在床，人们没有告诉她此事，而当她得知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说：／／我这个受上帝爱护的人竟在这时生病！／／对我未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当我的祖国死去时，／／我敲着地狱的门：／／也让我进去吧！……只希望／／我的国家从软弱中重新奋起。”（《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9月4日）农村题材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伊万•瓦西里耶夫对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感到十分痛心，一方面他怒斥那些继续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的人，不许他们“朝着苏维埃政权吠叫”，问他们“难道你们还吠叫得不够吗？”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良心来维护它”。（《真理报》l 997年 5月～16日）诗人普里梅罗夫在去世前写的一首诗中，发出了“上帝啊，在痛苦的日子里宽恕我们吧！／／上帝啊，把苏维埃政权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把苏联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恢复过去强大的国家吧！……”（《文学俄罗斯报》l 994年7月8日）
　　 著名小说家、《青年近卫军》主编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没有改变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在苏联解体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他领导的最富战斗性的杂志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并宣布不改变这份刊物的爱国主义方针。（《青年近卫军》1992年第5～6期合刊第6页）
　　 另一位小说家、《战争》的作者斯塔德纽克身处逆境，坚持写作。他在苏联解体前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小说《无悔的自白》第1部，说明自己这一代人过的是堂堂正正的生活，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吝惜过自己的力量，根本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当有人用贬损和讽刺的口气称他为“斯大林分于”时，他干脆把第2部的书名改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称为斯大林分子为荣。
　　 著名诗人、列宁奖金获得者伊萨耶夫也遇到与斯塔德纽克同样的情况。一个电视台主持人为了侮辱他，称他为“苏维埃诗人”，有人问他如何对待此事时，他回答说，他把它看作一种奖赏。伊萨耶夫对苏联解体深感痛惜，仇恨那些搞垮苏联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沉默，把自己的感情深藏在内心深处，几年后才用诗句表达出来。他写道：“我寻找俄罗斯，而俄罗斯已不存在，没有了祖国，周围全是阿拉斯加的土地。／／什么都卖了：卖了伏尔加的波浪，／／卖了森林和草原，还有四边遥远的国土。”（《明天报》2001年第18期）
　　 苏联解体后，著名小说家、《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大斯基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报刊上露面。他在这期间的思想和感受可从他在1997年发表的回忆录《最后的传说》中看出来。首先，他绝不同意把《金星英雄》说成粉饰生活的作品，他说，他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写这部小说的，力图揭示出苏维埃人身上一切好的、高尚的东西，而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这怎么能说是粉饰呢？他还说：“即使今天的当局要把我处死，要把我分尸，即使他们要把我处以火刑，我仍然要像那位思想家”一样继续说：‘地球是在转动着的！’我将要一直说我过去说过的话。”（《我们的同时代人》1997年第6期第107页）苏维埃政权的被推翻使巴巴耶夫斯基感到切肤之痛。他把它比做一个美女，一伙叛徒把她拖进了别洛韦日密林，强奸了她，用焦油和污泥涂抹她的全身，然后展示给全世界的人看，说道：“你们看吧，你们赞不绝口的美女就是这个样子！”他痛斥了这伙叛徒，相信“经过革新的、更加强大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回到俄罗斯来”。（同上）传统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87年3月，在“改革”开始造成混乱时，他就提出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扭转局势。1988年夏，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把“改革”比作一架已经升空、但不知道目的地有无着陆场的飞机，说明“改革”是必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莫名其妙的行动。当时他的发言气得戈尔巴乔夫摔椅子。1991年7月，他在《告人民书》上签名，声讨那些要毁掉国家的叛逆。苏联解体后，他采取反对派立场，拒绝一位新的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那人提出的与新政权合作的建议，宣布自己“只是祖国大地的一分子”，关心的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见《苏维埃俄罗斯报》l 992年10月20日）1993年他发表了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称这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同伙为“腐烂的美国谎言牛排的爱好者”，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他和其他爱国人士针对叶利钦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图谋，几次发表抗议书，揭露叶利钦“践踏俄罗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抛弃俄罗斯宪法”的行为。可是叶利钦政府考虑到邦达列夫的巨大威望，继续拉拢他，199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授予他“民族友谊”勋章，他立即表示拒绝接受。他与新政权从未有过妥协。1999年普罗哈诺夫在祝贺他七十五岁寿辰的文章中写道：“邦达列夫——这就是反抗。”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他“改革”以来的表现的高度概括。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在进修道院前双膝跪地，捶着胸膛，乞求人民的宽恕。他对普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是一个未猜破的谜，一本尚未读完的书。（《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年 8月引日）另一方面，邦达列夫信任俄共，一直与俄共合作。他从1991年起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结下了战斗的友谊。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政治纲领，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并充当他的委托人。
　　 邦达列夫在批判和揭露各种危害国家的言论和行动、反对自由派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同时，似乎也在进行反思，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观点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对斯大林的看法上。由于种种原因，他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写过批判个人崇拜的小说（例如《寂静》和《亲戚们》），直到“改革”年代，还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文学报》1988年6月22日）到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晚会上发表了赞扬斯大林的热情洋溢的讲话，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说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明天报》1998年第52期）在1999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9年3月11日）
　　 以上所说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红色爱国者”的情况。现在说一下所谓的“流动的爱国者”（即处于红白之间的爱国者）在苏联解体后的思想情绪和表现，主要讲别洛夫、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别洛夫一贯重视政治，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年轻时曾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后来一直是他老家沃洛格达州的州党委委员。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改革”年代比较活跃，当过人民代表。苏联解体后，仍关心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据他自己说，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差一点被打死。（《文学白天报》2003年第8期）他反对全盘私有化，指责“新经济学家们”照搬西方的一切，而不考虑每个国家的人民有自己的传统。他认为他们那样做是要“消灭俄罗斯”。（《真理报》1992年10月23日）他反对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选举时历数叶利钦的劣迹，号召选民不投他的票。（《苏维埃俄罗斯报》l 996年6月27日）普京上台后，他曾有所期待，但是等了三年，发现“什么也没有变，反而变得更坏’”，“对俄罗斯的掠夺不仅在继续进行，而且采取了新的形式”。（《明天报》2003年第11期）近年来别洛夫放弃了过去的信仰，开始皈依宗教。他曾自称为“战斗的无神论者”，现在他这样做无疑是一个大的转折，这也许说明他内心有无法排解的烦恼。
　　 别洛夫属于所谓的“农村题材作家”，农业集体化是他创作的主题之一。他在长篇小说《前夜》和《大转变的一年》里，都对这场运动作了否定的描写。但是他看到苏联解体后农村的衰败景象，不能不有所触动，抚今思昔，觉得当年农业集体化后的生活还有积极的一面。他在新作《蜜月》里对此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描写。
　　 拉斯普京珍视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心民族的前途命运，但是不接受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抱否定的态度。他属于爱国者当中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类人。“改革”开始时，他态度比较暧昧，后来发现它对俄罗斯文化传统和道德准则构成了巨大冲击，便转而采取怀疑和保留的态度。而当国内局势日趋混乱时，他觉得不应袖手旁观，“应该立即指出恶的根源”，于是一度放弃小说创作，投入了政论文的写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曾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因此同意参加总统委员会。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从政什么结果也没有，完全是白费力气。现在我羞愧地回想起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几次谈话……当时谈到了国家发生剧变前文化和道德己经变了的严重情况，似乎得到了他的完全理解，但是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明天报》1997年第10期）他在失望之余，于1991年7月在针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告人民书》上签了名，这标志着他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对苏联的解体，拉斯普京的思想感情是很复杂的。1989年，当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他民族的代表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那么你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文学报》1989年6月14日）他这样说，似乎带有某种意气用事的味道。1990年，他又在总统委员会会议上针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走的话，谁也不应强迫他们留下，但是需要按照分离的法律程序行事。”（《文学报》1990年4月4日）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内心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他在1993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深感惋惜地说：“当年是不应该按照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计划把苏联搞垮的……历史学家们到时候将会努力弄清这样的奇怪现象：几个微不足道的骗子居然轻易地进行了一场世界规模的交易，把我们变成他们的政治投机的牺牲品。”他还说，当务之急是“不要让俄罗斯进一步瓦解”。（《真理报》 1993年12月29日）
　　 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这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为了自圆其说，他提出了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并作了说明。（分别见《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11月6日和《我们的同时代人》l 997年第5期第4页）拉斯普京一直是无党派人士，他在谈到过去不加入苏共的原因时说，“我是在看到许多贪图私利的人往那里钻后有意不加入的”。（《文学报》1989年6月14日）但是他反对和厌恶的只是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却尊重那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与他们合作。从1991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久加诺夫，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说现在不必害怕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要做的主要的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政权，而是引导俄罗斯改变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和摆脱国内的贫困状态”。（《明天报》1996年第9期）
　　 普罗哈诺夫是一个强国论者，他把是否具有国家观念和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各种党派及其活动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苏维埃制度是肯定的。他还提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而这个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军队。他跟军队和军工企业的一些领导人有来往，在军队受到攻击时，曾发表文章替军队辩护，因此被自由派批评家称为“总参谋部的夜莺”。“改革”之初，他并没有采取抵制态度，而到它造成严重后果，强大的苏维埃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才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把它称为“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的背叛”。（《文学俄罗斯报》1990年3月23日）从1991年起，他积极参加当时开始形成的人民爱国运动的活动，开始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政界人士合作，根据久加诺夫的提议起草了上述著名的《告人民书》。“八•一九事件”发生时，普罗哈诺夫在电视台发表谈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变失败后他的处境十分困难，思想上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表现得很坚强。与此同时，他没有因为他的那些直接参加“八•一九事件”的朋友们（例如当时负责军工生产的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巴克拉诺夫、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等）被捕受审而中断与他们的友谊。
　　 普罗哈诺夫对他曾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毁于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说：“对我来说，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是社会的恶的同义语……他是降到人民头上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应打入地狱的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转引自《文学报》1992年7月8日）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度，对新的当权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讽态度。他把现行制度称为一种“占领制度”，一种“可怕而残酷的犯罪的制度”，他说，对这种制度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根本改变它，明确表示，他“与这个制度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11月1日）他称叶利钦为一个“软弱无力的病人”，说他“被一小撮阿谀奉承的人以及糊涂的妻子和任性的女儿所包围，处于仇恨他的人民中间的真空中，已为西方所抛弃”，“已不能不感觉到复仇天使的长矛刺到他身上了”。（《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0月13日）他对普京抱不信任态度，用讽刺的口气说普京谈论爱国主义时“像一条会说话的鱼”。（《明天报》1999年第45期）不过他仍然希望这个“叶利钦的养子”能变成“祖国的儿子”。（《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年9月12日）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普京的表现使他极为不满，认为这表明普京“像小袋鼠跳进母袋鼠的育儿袋一样，跳进了美国腹部的口袋里”，说普京宣扬的“强国方略”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明天报》2001年第48期）从此普罗哈诺夫对普京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他在长篇小说《黑索金先生》中对普京上台前后上层的政治斗争内幕进行了揭露。
　　 普罗哈诺夫在积极参加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中看清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支能团结人民群众复兴俄罗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们，同他们紧密合作。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与共产党人一起站在议会一边，他主编的《白天报》发表了大量揭露政府和支持议会的文章，因此于10月4日遭查封，编辑部被莫斯科当局派来的武装人员捣毁。他和他的副手邦达连科坚持斗争，把报纸改名为《明天报》，继续办了下来，把它办成政治态度最鲜明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996年总统选举中，普罗哈诺夫坚决支持久加诺夫，为他竞选出谋划策。1999年11月，在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即将到来时，他再次发表文章替久加诺夫作宣传。他作为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有时也对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评。同时，他为共产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而难过，希望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他坚决反对在俄共和人民爱国运动内部制造分裂的行为，与《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奇金联名发表文章，揭露在俄共内部“卧底”的“能鼠”谢米金。（见《明大报》2003年第二期）
　　 普罗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领导人民建设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并在反侵略战争中保卫了它。他主编的《明天报》经常发表文章批驳对斯大林的攻击，颂扬斯大林的功勋。他认为目前俄罗斯特别需要像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1997年底他在《斯大林来了》一文中说：“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明天报》1997年第50期）这一段话传达出了作者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来的心情。他提出应把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为确定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他说：“如何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呢？您就问他爱不爱斯大林。”他接着说：“斯大林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又是人民的公仆。他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熏黑的烟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简朴的别墅，可是留下了能发射火箭到火星去的繁荣的祖国。”（《明天报》1999年第45期）
　　 普罗哈诺夫在斗争中立场鲜明，态度坚决，因此引起了当局和自由派文人的极大不满和仇视。他被称为“军国主义者”和“红褐色分子”。他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威吓和恐吓。1997年底他在自己的家门口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被打破了头，造成了脑震荡，但是他不屈服于暴力，继续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另一方面，他精力旺盛，头脑灵活，敢想敢干，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策略。在近年来政治力量进行重新组合、当权的中派与右派和某些寡头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他认为作为“昨天战略上的对手”的寡头可能成为“今天策略上的盟友”，于是便专程到伦敦去，与在那里避难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进行长谈。虽然此行没有产生多大结果，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普罗哈诺夫的胆略。
　　 所谓的“白色爱国者”在苏联解体后的感受与上面所说“红色爱国者”和“流动的爱国者”有所不同。他们不接受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过去有的人曾因进行反苏活动受到过惩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本应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苏联这个强大国家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对现实的不满。索洛乌欣就有这样的心态。1992年11月，他在回答《文学报》记者提出的“在新的国家里感觉如何”的问题时反问道：“您在哪里看见了国家？”接着他抱怨现在的国家一点也不关心祖国文学的命运。记者又问他在这种情况下愿不愿意回到“改革”之前去，他坚决回答道：“不！不，不，不。”他说，“不错，现在谁也不会再批我们了，但是代价太大了。”（《文学报》1992年11月25日）他的话反映了“白色爱国者”的矛盾心态。“白色爱国者”的两位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和博罗金的情况，将在下面专门讲持不同政见者时再作介绍。
　　
　　 四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知识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人数不算太多，活动能量较大，其中作家占有很大比例，因此阿克肖诺夫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文学运动。（《旗》1997年第9期第165页）这当然是在其组成人员大多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意义上说的。这个群体没有比较固定的和统一的组织，就思想观点来说，有两个主要派别，即西方派和俄罗斯派。前者的精神领袖是著名物理学家、被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属于这一派的有生理学家兼作家布科夫斯基以及作家涅克拉索夫、金兹堡、西尼亚夫斯基（捷尔茨）、马克西莫夫、沃依诺维奇、阿克肖诺夫、格拉季林、弗拉基莫夫等；后者的领军人物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属于这一派的有历史学家奥西波夫、数学家沙法列维奇、小说家博罗金等。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认为除上述两派外，还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派，不过这一派活动的时间不太长，产生的影响较小。此外，还有在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哲学家、社会学家兼作家季诺维耶夫可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
　　 我们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当时有一些人办地下刊物，通过不同渠道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给有关当局写信反映问题和发表政见，并举行一些公开的和秘密的集会。开头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压制和惩治的手段，逮捕了带头的人，给一些人判了刑。但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有所发展。许多人开始寻求国外的支持，并得到国外舆论界的同情和声援。外国专门机关乘机插手，设法利用他们进行反苏活动。到七十年代苏联当局改变了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把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驱逐出国，同时放宽了出国限制。于是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出国定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心也随着转移到了国外。一些著名作家到了西方后，在西方专门机关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安排下，创办杂志进行反苏宣传，出版各种具有反苏内容的书籍，出版后设法偷运到苏联国内散发。有的人（例如涅克拉索夫、沃依诺维奇、弗拉基莫夫、阿克肖诺夫等）直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专门进行对苏广播设立的自由电台工作。总之，这些人出国后成为西方进行“冷战”的帮手。
　　 “改革”之初，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一些被判刑的政治犯仍在服刑。1986年12月，《我的供词》一书的作者马尔钦科在狱中绝食身亡一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促使他们着手解决政治犯问题。戈尔巴乔夫亲自给被流放到高尔基市的萨哈罗夫打电话，宣布他可以回到莫斯科来，这实际上是为他平了反。此事成为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被判刑的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获释，其中包括小说家博罗金。萨哈罗夫回莫斯科后，积极开展活动，于1989年3月当选为人民代表，成为最激进的派别的首领之一。
　　 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对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动感到突然，既无思想准备，也无组织准备，不知道如何对待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在“改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即1987年，他们还没有看清“改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态度。这一年的3月，十位流亡国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阿克肖诺夫、布科夫斯基、季诺维耶夫夫妇、爱德华•库兹涅佐夫、柳比莫夫、马克西莫夫、涅依兹韦斯内、奥尔洛夫和普柳希，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了由布科夫斯基执笔的题为《让戈尔巴乔夫向我们证明》的公开信，信中说，从莫斯科涌来的大量新闻在许多人中间“引起了惊奇和困惑”，他们弄不清是“在历史上出现了转折”，或者只是“又一次暂时的解冻”和“在下一次进攻前夕战术性的退却”。信中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真正的公开性”，“改变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看法”，不要“用陈旧的理论来支撑今天的实践”等等，同时还提出要他们“回家”的条件。（转引自《莫斯科新闻》1987年3月29日）这封信证明，当时他们对“改革”还有疑虑，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当“改革”的目的已清楚地暴露出来，苏联国内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已积极行动起来，局势已开始失控时，他们这些当年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压制和惩罚的反苏斗士们，却出人意料地没有立即回国，没有投入到埋葬他们的死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在“改革”后期，他们曾利用参加国际会议（例如1988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主题为“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苏联改革中的作用和未来的前景”的讨论会、1989年在科隆召开的主题为“今天的苏联”的讨论会等）的机会与出席这些会议的苏联国内的自由派人士交换了看法并取得了不少共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利用各种机会到国内探望，与各界人士交流，在媒体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直接参加已趋于白热化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积极参加拆毁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而是采取旁观者的立场。除了大洋彼岸的索尔仁尼琴于19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些政治上的设想外，其余的人没有发表类似政治纲领的东西。也就是说，从表面看来，这些过去十分关心政治、曾经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的人，似乎对政治变得比较淡漠了。正因为他们没有积极参与，在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后他们没有改变“在野”的地位，对新政权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外人”，更不用说进入权力核心了。也许萨哈罗夫有可能进入，可是他在1989年底就去世了。索尔仁尼琴回国后，有人建议他竞选总统，他没有同意。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支持率并不高，即使他同意了，也无当选的可能。总而言之，在俄罗斯没有出现像捷克的哈韦尔那样的人物。许多侨居国外的人就是在苏联解体后，也并不急于回国。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回国，算是回国较早的了。有的人至今仍滞留国外，例如布科夫斯基寓居英国剑桥；有的人则采取“脚踏两只船”的办法，把“基地”安排在国外，每年到国内住一段时间。有的人甚至宣扬“四海为家”，例如阿克肖诺夫。有一位记者问他现在的住址在哪里，他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地球。”（《独立报》2002年9月21日）现在他有三个家，一个在法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莫斯科。现在有的人已客死异国他乡，例如马克西莫夫、西尼亚夫斯基和金兹堡先后在法国巴黎去世，科佩列夫则死在德国科隆。
　　 由此可见，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似乎无所作为。像布科夫斯基、金兹堡、奥西波夫那样的人活动能力很强，当年曾被关押而始终没有回头，这时居然默默无闻，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们长期远在国外，脱离了本国的生活，不了解情况，无法很快进入角色。也有人认为他们已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于国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时代的锐气有所减退，不容易一下子作出抉择投身到尚不完全了解的活动中去。还有人认为，他们大多是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最关心的只是创作自由和人权是否能得到保障（他们过去起来反抗，在很大程度是由于认为两者受到侵犯），对一般的政治活动缺乏热情。除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当中有的人由于思想观点发生了变化，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心，不愿再参加到苏维埃制度掘墓人的行列中去。然而似乎这还不是全部原因。
　　 布科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在谈到自己和国外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未能大力支持国内“民主派”时说，他在1990年就看到共产主义在苏联即将崩溃，想积极采取行动，可是在这决定性时刻西方“背叛了我们，不再支持我们，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等人”，使得他弄不到钱来支持国内民主派，无法开展活动，就这样错过了时机。他说，他在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诉讼案》一书里对此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说明。（RG－RB282002.html）布科夫斯基的话有其可信之处，因为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是靠西方养活的，离开西方的支持，特别是离开西方财政上的支持，他们就寸步难行。同时，西方也可能是那样做的。季诺维耶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不否定知识分子的参与所起的作用，然而他们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制度的结构使得无法从下面或从外面破坏它。早在1978年我就说过，苏维埃结构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上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可能在几个月内消灭掉。八十年代初，西方有人也懂得了不能依靠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不管他们怎样宣传，苏联人民群众是不会起来造反的。那时我曾有机会参加一些内部会议，与会的有策划冷战的专家们，这些专家说：应当把苏联‘上层’收买过来。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不久，一位与英国情报处有联系的先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很快在克里姆林宫里就会有我们自己的人。’”（《独立报》2002年10月29日）季诺维耶夫的话证明，从八十年代起，西方已开始做收买苏联“上层”的工作，不再那么重视持不同政见者了。
　　 与此同时，实施苏联社会制度的“改建”工程的苏共领导人，似乎也并不看重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早就提出各种“改建”方案的帮手。这可由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证明。他在1998年用总结经验的口气说，要搞掉苏维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消息报》1998年6月17日）雅科夫列夫在另一个地方说，他曾同情过持不同政见者，认识其中的许多人，但是后来明白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他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利用其极权主义的动力——也就是利用党，从内部来炸毁”。（《文学报》2001年10月10～16日）这位“改革”的设计师自然不会把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依靠力量，不会主动地联合他们来实现他的“设计方案”。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像雅科夫列夫那样的过去压迫过他们的人心存芥蒂，不敢贸然行事。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置身于事变进程之外，就不足为怪了。
　　 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思想情绪与整个文学界有相似之处，总的说来，也是比较低沉的。阿克肖诺夫曾在一次谈话里说起1990年的柏林和华沙之行。他说，当他见到那里发生剧变后的衰败景象，“没有感到任何喜悦，相反，有一种极度的沮丧”。（《消息报》1999年11月9日）这样说来，一年多后当他的祖国发生同样的变化时，他肯定也是高兴不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中的相当多的人由于历史旧账，没有改变对苏维埃制度的看法，他们仍然持否定态度，例如沃依诺维奇等人，但是他们对新的当权者和新的现实也并不满意。苏联解体后，不少持不同政见者对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反对派与新的当局之间的斗争并不十分关心，有的人采取中立的态度，例如博罗金就是这样。这位过去曾两次被关押的作家认为1993年的“十月事件”是兄弟阋墙的继续，决定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既不站在红旗下，也不受盖达尔的征召”。（《真理报》1994年10月12日）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没有参加投票，因为“投现政权的票意味着赞成延长濒死状态”，而他又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危害极大”，不能投共产党人的票。（《独立报》1997年6月20日）许多人对俄罗斯前途并不乐观，例如格拉季林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变得更好，但不相信俄罗斯会很快走向进步。（《劳动报》2001年4月4日）
　　 应当特别指出，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不乏有理想和追求的人，这些人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他们思想比较敏锐，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过去他们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偏颇或其他原因，才走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可是他们能及时进行反思，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大胆承认错误，弃旧图新。季诺维耶夫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上面说过，季诺维耶夫独树一帜，既不同于西方派，又不同于俄罗斯派。他自称“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或心理上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学生时代仇恨斯大林以及后来揭露和讽刺苏联现实生活，都是因为他觉得一切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的这些表现与别的人出于阶级仇恨或根据西方标准进行攻击和否定是有原则区别的。他在一次谈话中承认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无情批判者”，他的著作曾被利用来进行反苏宣传，但是他认为自己与索尔仁尼琴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是不同的，强调自己是“体制内的、而不是体制外的反对派”。（《独立报》2002年10月29日）
　　 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后，身在异国他乡的季诺维耶夫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动向。他虽然在上面提到过的十人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但是态度与其余的人并不完全一样。当苏联国内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合唱时，他不仅不参加，反而站出来为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辩护。他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结论说：历史性大背叛时代正在到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揭露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图谋，并于198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对“改革”作了全面的否定。
　　 苏联解体使季诺维耶夫受到很大震动。他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据马克西莫夫说，季诺维耶夫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些书。”（转引自《真理报》1994年2月16日）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肯定十月革命，多次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它为“我的革命”；他把作为十月革命产物的苏联社会称为“我的社会”，肯定地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载入史册”。（《文学报》1997年12月3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已”。（《真理报》1994年7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学生时代曾试图暗杀斯大林的作家和学者，对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多次谈话中提到斯大林。首先他作为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肯定斯大林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在研究了苏维埃时代的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考虑到具体历史条件，考虑到人员等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动的。环境本身迫使他们采取那样的行动。”（《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1月22日）他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二十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新建立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其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了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明天报》1993年第2期）他不同意对现在的“犯罪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而主张进行反抗。在他看来，对付现在的当权者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人民的起义、斗争、战斗。（《真理报》1994年3月22日）季诺维耶夫的这种表现，自然触怒了新的当权者。他早就想回国，可是有关部门迟迟不把过去没收的房子发还给他，使得他到1999年才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了回国的愿望。回国后，他虽已七十七岁高龄，但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除了从事研究和写作外，还到莫斯科大学和高尔基文学院兼课。他一如既往，对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十分关切，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国家在短期内没有复兴的希望，但表示要为改变局势战斗到底。（《图书评论报》1999年8月30日）
　　 他回到国内后对俄罗斯的现状更加了解，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陈述自己的看法。他曾认为普京是接替叶利钦的最合适的人选，表示要给以支持。他认为普京如果宣布九十年代初的私有化为非法，重新实行金融系统和所有能源的国有化，就有可能拯救国家。但是这位新总统没有那样做，反而宣布私有化的结果不可改变，这使季诺维耶夫深感失望。（见《共青团真理报》2003年3月11日）季诺维耶夫对各政党的纲领中空谈社会公平和以公平的原则安排生活十分反感，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请那些把‘和谐’、‘法律’、‘公平’等字眼作为‘救命稻草’抛给落水的俄罗斯人的政治精英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能有和谐可言吗？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把难以置信的巨大财富据为己有合法吗？少数俄罗斯人享受着神话般的富裕生活而多数人一贫如洗公平吗？……”（《文学报》2002年2月20日）
　　 另一方面，季诺维耶夫长期居住在西方，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西方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汲取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他用“西方主义”一词来形容它，并在《西方》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2月31日）他在回国前夕发表的题为《回家，回俄罗斯去》的谈话中指出，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得以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权力”，而“共产主义的结束也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结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不仅是后共产主义时期，而且也是后民主时期”，现在正在建立一种“民主极权制或极权民主制”。（《明天报》1999年第25期）也就是说，他认为目前西方出现了极权主义的倾向。他关心中国，早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西方在搞垮苏联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他说：“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它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罗斯彻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国了。”（《真理报》1994年7月2日）他在另一次谈话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8日）最近他再次提醒人们说：“根据我的预计，二十一世纪的中心事件将是打败中国，至少发动一场反对中国的战争。”（《文学报》2005年10月5～11日）他的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马克西莫夫。他曾以坚决反共著称。他在国外创办的《大陆》杂志被认为是俄罗斯侨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鲜明的刊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他的倡议下俄罗斯流亡者成立了一个叫做“抵抗国际”的反共组织，他和布科夫斯基共同担任主席。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对过去自己的反共言行毫不隐讳，多次自称“坚定的反共分子”。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初期，马克西莫夫的思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混乱局面的出现，他开始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思想上出现急剧的转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他说：“您可以读读我的所有著作，翻阅我出版的所有书刊，您将会相信，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思想（指共产主义思想。——引者）。我曾以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惟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真理报》1995年3月29日）
　　 马克西莫夫公开表示，他完全不能接受苏联解体后的现实。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议会和镇压反对派的行为以及自由派文人的表现，导致马克西莫夫与新政权和自由派朋友的彻底决裂。从1994年，他同反对派报纸《真理报》合作，在该报开辟专栏，到1995年3月因病去世前，总共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对新的现实和新的当权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主张对苏联革命和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还有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西尼亚夫斯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因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而被判刑，被释后流亡国外。他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宣扬“纯艺术”，对苏联的现实不满，在作品中进行揭露和嘲讽。他曾对“改革”寄予希望，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他一方面对自由派的胜利和苏共的自行解散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不赞成自由派的某些不民主的做法。苏联解体后，他曾和妻子罗扎诺娃一起回国暂住。俄罗斯国内的混乱状态使他们感到震惊。普通老百姓的痛苦生活激起了他们对自己的同胞的同情和对新的当权者的不满。1993年的“十月事件”给了西尼亚夫斯基更大的震动。他得知叶利钦炮轰议会的消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便与马克西莫夫和阿博文-叶吉杰斯联名致函《独立报》表示抗议。这封信是西尼亚夫斯基执笔的，信中对叶利钦进行了谴责。同时，他开始与在这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自由派朋友们划清界限，断绝与他们的来往。这位本来不大关心政治的作家开始参加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并以反对派自居，不断对当局提出严厉批评。他也和马克西莫夫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看法，与他们有了一些共同语言。
　　 最后讲一下索尔仁尼琴。他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反共最为坚决，曾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过去他连篇累牍地写书和发表文章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为搞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出的力气最大。可是他又不同于那些无思想、无原则、反复无常的名利之徒，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改革”开始后，他预见到被他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的苏联有可能垮掉，担心社会出现动乱会导致整个国家崩溃和老百姓遭殃。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在国外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国内的变革，希望它采取“合理的渐进的方式”，而不要像二月革命那样造成“破坏性的混乱”。（转引自2004年6月25日《文学俄罗斯报》）他在上面提到过的小册子《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一开头也表达了对人们有可能被压在倒塌的共产主义大厦废墟下的担心。他在这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中首先提出了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新的俄罗斯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就国家体制、经济政策、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他特别强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这个纲领提出后，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反响。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明确表示这些建议不能接受。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代表更是表示强烈反对。1990年夏天，许多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恢复了苏联国籍，而索尔仁尼琴不在头几批恢复国籍者的名单之内。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提出恢复他的国籍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委员大概考虑他过去反苏的表现，提出不必急于这样做。最后索尔仁尼琴的平反问题是在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干预下解决的。
　　 索尔仁尼琴曾对叶利钦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他曾给叶利钦写过信，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是不满的。1993年9～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在这期间，俄罗斯国内发生了“十月事件”。他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强而赞成政府炮轰受到共产党支持的议会。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采取这种镇压行动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转引自1994年2月16日《真理报》）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一些过去的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只提到“改革者盖达尔和丘拜斯”，不点叶利钦的名。不错，索尔仁尼琴曾在一次电视谈话里向听众和总统提出过“你能用休克疗法治疗你的母亲吗”的问题，惹得叶利钦很不愉快。在这之后，他总是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叶利钦。1995年，有一位记者问他如何评价叶利钦的行动时，他未作正面回答，说道：“只有在一切看不到的情况全都暴露出来时才能对一位政治家作出真正的评价。例如，过了半个世纪我才了解1917年的活动家的真正本质和心理，写出了史诗《红色车轮》。我想，随着岁月的推移，另一位作家在很好了解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的全部秘密后，将会写出关于他的另一部史诗《黄色车轮》。”（《论据与事实报》1995年1月3日）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对制造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只不过这位世故的老人出于某种考虑不直说罢了。叶利钦下台后只过了短短的五个多月，他终于憋不住了，在记者问他对叶利钦应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见《莫斯科新闻》2000年5月23～29日）
　　 普京刚上台时，索尔仁尼琴曾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两人进行过一次长谈。索尔仁尼琴对普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难处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见《劳动报》2000年9月23日）他期待着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但是普京的表现令他失望。当他得知国家杜马要搞一个关于“经济赦免”案、即对在此之前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不予追究的决议时，觉得这样做非常荒唐。他教训普京说，国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烂的基础”上的，普京应该解决这个最主要的问题。（《论据与事实报》2001年第4期）近年来他公开露面次数有所减少，但是从他发表的几次谈话来看，他对现实和当权者的态度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虽然索尔仁尼琴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批判现实时“实际上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继续在他的文章里猛烈抨击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称相继发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认为俄罗斯在共产党领导的七十年里遭受的损失比从十七世纪第一个“乱世”以来的三百年里损失大得无可比拟。他又一次重复过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说法，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四千五百万到五千万人。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不仅肉体上大量消灭人，而且进行思想上的腐蚀，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降低。（《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5页）他在一次谈话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后者是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8月3～9日）他厌恶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说，他不信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乔装打扮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并且时刻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现实时也经常强调现在出现的危机是共产党七十年的统治造成的。从这些言论看来，他的反共立场似乎没有明显的改变。
　　 然而索尔仁尼琴在亲眼目睹目前俄罗斯的悲惨处境的同时，想必也在进行今昔对比；他在看到人民群众的怀旧情绪，可能心里也有所触动，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但是他没有像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公开承认错误的勇气，也放不下所谓的“先知”的架子，便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看法的变化。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小说首先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时作者直接出面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引者注）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页）作者多次说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迹。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但是，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同上，第11页）如果说，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看法是与共产党人一致的话，那么他在这部小说里对苏维埃时代和斯大林的评价也与红色爱国者大致相同。这部小说里写法是与作者过去的作品里的写法截然相反的，而且也是与他现在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相矛盾的。这也许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他对现实的激烈否定使当局甚为反感。他宣扬的观点和提出的“治国方略”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嘲笑。传统派当中的红色爱国者不能原谅他过去的反共言行，不时地进行批判，而其余的人则对他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炮轰议会的行为感到遗憾。他有时行为乖张，使得一些老朋友离开了他，而他又没有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新的盟友。因此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孤独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是他饱经风霜，意志坚强，虽年老体衰，仍坚持写作，不断有新著发表。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上面讲了作家在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可以说，他们的情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情绪。作家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敏感的阶层，他们常常能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哪怕是不甚大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在两个世纪之交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在他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上面已经简单地提到一些作家对普京的看法，不过这只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而就整个文学界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有的人对这位新总统抱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继续采取反对派立场，不断对他的政策和措施提出批评；有的人认为他与叶利钦不同，对他抱有希望，相信他能领导俄罗斯摆脱目前的困境，因而消极悲观情绪有所克服，少数人甚至表现出与当局合作的愿望并付诸行动。不过作家们的思想情绪仍处于变动不定之中，如果俄罗斯社会的动荡不安状态不结束，他们的思想情绪不可能很快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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