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第一场以意识形态为分界线进行的战争，军方政治宣传机构在战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职能也由鼓舞军心士气向宣扬美国价值观，炮制反共宣传转变。从美军官兵的反响来看，单纯以思想控制为目的的政治灌输并未收到显著效果，但它应被视为冷战时期美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端，意识形态领域的敌对宣传在冷战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和完善。

    在20世纪以前，美军并没有建立专门性的政工部门，随军牧师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等工作。直至1918年，美军才成立了第一个专职负责军人思想教育的机构——士气署（Morale Branch）。二战期间，士气署更名为信息与教育部，其主要职能是制订适用于全军的文化教育课程，并监督该课程计划的教学实施。几经反复后，该课程最终定名为军队信息与教育计划（Troop Informationand Education Programs，简称TI＆E）。在随后将近20年的时间内，TI＆E计划成为美军思想教育的主要实施形式。设立这一计划的初衷在于促使广大官兵明确美国加入二战的目的和动机，增强同仇敌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随着二战结束后欧亚大陆上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相继建立，军方开始在政治宣传中加入更多体现“自由理想”和“美国精神”的内容，对于“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敌对性宣传要求日益强烈。
    一、从“教育”到“灌输”：TI＆E计划在40年代后期的角色转变
    军方在设立TI＆－E计划之初，仅仅希望其发挥鼓舞军心士气的功能，并未制定任何意识形态领域的基调。从1945年盟军分区占领德国开始，美苏双方实际已开始了利益的划分与较量。而信息与教育部在当年印发的宣传材料《你的红军盟友》当中，对苏军仍作了较为尊重而客观的描述。书中高度赞扬苏军严明的战场纪律和日常作风，号召美军士兵效仿。在另一本小册子《苏联制度与人民》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美苏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例如幅员辽阔、宜于农耕、工业发达、民族性格外向、富于开拓精神等。作者甚至提出：和苏联的联盟“并不是一场临时性的交易，它完全可能在战后的世界中维持下去”。毫无疑问，上述宣传在美国军方的保守派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例如驻日美军情报工作负责人威洛比就曾指责军方的舆论宣传工作被自由派人士所把持，他公开辱骂这些人是“颠覆分子”和“胆小鬼”，并声称“从自由派到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步之遥，共产党人一开始都是自由派”。
    1946年7月，艾森豪威尔调任原第7军军长劳顿•柯林斯主持信息与教育部工作。柯氏上任伊始，主要任务在于缓解海外驻军要求尽快结束服役复员回家的思乡之情，以及制止由“帕特森事件”引发的集会和抗议行动。柯林斯毫无根据地指称：士兵要求回家团圆的愿望是由潜藏在军内紫“赤色分子”煽动起来的，实质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瓦解军队的阴谋”。在柯林斯看来，这些抗议行动不仅暴露出美军纪律松散、斗志涣散的问题，而且究其根本，在于军队的思想控制工作力度不够，TI＆E计划没有得到有力落实，宣传的内容也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解决的方法在于加大对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的投入力度，从军内培养宣传战线的骨干。
    军方于1946年1月建立的军队信息学校（Army Information School，简称AIS）得到了柯林斯及其继任者兰纳姆的大力支持。在面向该校200名学员的讲话中，兰纳姆声称学校的办学宗旨正在于培养军队内部“精神领域的贵族统治者”，而“军队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一历来被美军奉为圭臬的教条不过是“损害团队合作的偏见之一”，应当予以摒弃。1948年1月，AIS改组为国防部直属的4所军官训练学校之一，下设教育、演说、新闻写作、广电节目制作等7个专业。到1954年为止，该校共培养了10 578名学员，使有条件完整开设TI＆－E课程的基层单位达到了73％。
    美军在战后对于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强调，使得TI＆E计划受到空前重视，在形式上固定下来，成为日常训练计划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科目。更重要的是：美军对于授课人员的身份、资质以及课程的内容、组织形式等无不作出严格规定，以至于美国学者在描述战后美军的意识形态宣传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灌输”（indoctrination）这个词。对于“教育”和“灌输”的差别，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布鲁克作出了详细阐释，即“教育”应被视为一种基于自由自愿原则基础上的，非强制性的思维探索活动，教学过程中遵循客观原则，引导受教育者从现实材料出发，通过自主思考得出结论；而“灌输”则自始至终局限于某一团体之内，施教者和受教者身份都有严格限制，教学所用材料需要经过严格审查，主要以“沙文主义煽动”和“威胁性的说教”形式出现。威斯布鲁克并未严格区分二者的界限，但他指出从1945年起，TI＆E计划不仅在地位作用上，而且在形式内容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加掩饰的恶意攻击”和“对美国生活方式不加批判的美化”逐渐成为主流内容。在美国政界和军界的高层决策者看来，美军过去由于受制于“军队政治立场中立化”的传统原则，而忽视了思想战线的控制和舆论阵地的争夺，而这方面正是共产主义对手的强项。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化灌输已势在必行。
    二、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意识形态灌输的途径和手段
    对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国朝野的普遍看法是：士兵们对于美国贸然出兵一个陌生的国家感到不理解，对于“共产主义威胁”认识不足，国内适龄青年逃避兵役现象严重。基于上述想法，国防部于1950年成立了武装部队信息与教育科（Armed Forc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简称AFIED）。与原先的信息与教育部相比，改组后的机构取消了原先的文化教育、心理调适等职能，完全成为一个军方控制下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其目的是占领一切可能的视听渠道，通过以下途径从事反共说教与价值观宣传。
    编制教材并散发印刷品  1950年12月，总统授权AFIED可以调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资力量，从事宣传教材的编写工作。一年后，由哥大师范学院编写的丛书《自由时刻》（Hours of Freedom）问世，成为官方认可的TI＆E课程教材。该丛书共分10册，内容涉及个人主义价值观、宗教自由、新闻报道自由、民治政府概论以及“威胁自由的因素”等专题。对于这样的内容，军方保守派人士并不满意，批评的主要焦点集中在该书体现自由派立场，未能提供足够反共说教，而是耗费大量时间去讲述国会立法程序等远离战争实践的内容。
    由军方自行编制的《战前指导课程》（Pre－combat Orientation Course）早在1950年8月就开始投入基层部队使用。该教材设计授课时数仅为4小时，不需要专业的政工人员进行讲授，只要由基层指挥官照章宣读即可。教材内容充斥着对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现实的歪曲，旨在鼓动士兵的仇恨心理。连AFIED自身也承认：《战前指导课程》存在着“大量未经推敲和前后重复之处”，然而这样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保守派的思路，即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不择手段地进行思想灌输。
    由于以上两种教科书均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美军在1952年11月启用了新版的《海外驻军指导课程》（Overseas Orientation Course），以取代《战前指导课程》。军方意识到：早期的宣传教材由于将美军士兵的思维能力、智力水平设想得过于低下，急功近利地追求宣传效果，反而招致官兵的反感。为此，《海外驻军指导课程》试图在形式上掩盖浓重的说教色彩，首先承认士兵是有理性，会思考的人，美军士兵的“爱国热情”和“忠诚程度”也是不容怀疑的。但如果处于战场的特殊心理环境下，敌方的宣传手段也并非没有发生作用的可能。书中援引成语“城墙再坚固，守军也需要在城头巡逻”作为意识形态强化灌输的借口。
    除上述三种获得官方地位，广泛使用的教材之外，AFIED还印发了大量具有专题性质的辅助读物，例如供随军牧师使用的宣讲材料《责任•荣誉•国家》，论述军民关系的《士兵与社区》等等。印制宣传品的做法早在二战期间就已为军方采用，所不同的是：二战宣传品以战争形势教育为主要内容，而朝鲜战争期间的宣传则充斥着“美国制度和生活方式至上”的说教。
    以互动讨论为主要形式进行课堂教学 引导课堂互动教学的能力，是AIS在政工人员训练过程中所着力培养的基本素质，为此，组织讨论（Discussion Leaders Course）就成为AIS培训计划中的一门重要课程。AIS希望学员在完成这一课程的学习后，能够在基层部队的教学实践中自如组织讨论式教学互动，而不是进行“一言堂”式的单向讲授，避免使士兵认为一旦入伍就会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只能被动地接受灌输。然而在此前，美军早已规定军人不得公开批评任何军队纪律条令，对政府现行政治经济政策只准“研读”不许“辩论”，当时美军内部日趋紧张的种族关系更是不容触碰的高压线。如果将上述内容排除在外，真正可以合法讨论的内容也就十分有限了。AIS在培训计划中规定：在讨论中既要避免使课堂气氛陷入沉闷，同时又要谨防“思想可能发生的爆炸”，导致讨论失控，讨论组织者应始终遵循“适合美国国情”、“坚持真理”和“贴近常识”三个标准，将讨论限制在不偏不倚的范围内。如果某一士兵在讨论中表现得过于能言善辩，则可能被怀疑为共产党的潜在同情者，组织讨论的教员应向上级汇报情况。
    制作以反共为主要导向的广播节目 与其他宣传方式相比，广播节目具有影响广泛，受众范围大的特点。其听众不仅限于武装部队军人，也包括部队所在国的民众甚至敌军士兵。因此美军从一开始即极为重视广播节目的宣传功能。军方对外宣称：用于政治性宣传的时间只占播音时数的2％到4％，实际上，武装部队广播电台在朝鲜战争中播放过300部以上由AFIED监制的广播剧，除部分取材于美国历史故事之外，多数充斥反共宣传，情节背景或是发生在“铁幕后的国家”，或是发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未来美国某地”，以异想天开的方式描述“美国人民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遭到的毁灭性打击。
    播放宣传影片 与二战期间相比，朝战期间美军使用的宣传影片品种相对有限，质量也不突出。由AFIED监制的影片《为何是朝鲜》仍模仿著名二战宣传片《为何而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几乎与《海外驻军指导课程》教科书别无二致。在军方的严格审查下，多数战地宣传影片只是将官方发布的宣讲材料加以影音化而已，并无独特之处。
    三、冷淡•反感•嘲弄：意识形态灌输的效果与反应
    朝鲜战争期间的意识形态宣传实践是美军将政治工作固定化、正规化的第一次尝试，无论从高层官方的重视程度，还是从投入的人力物力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强化宣传在美军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然而随着TI＆E计划的推行，美军的军心士气甚至有不进反退的趋势。国防部对380名入伍新兵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接受为期6周的TI＆E相关课程培训后，认为美国援助南朝鲜政权是“明智之举”的人数由原先的62％降到了36％，而情愿入朝参战的人数从46％降到了37％。很显然，TI＆E计划并没有起到强化官兵信念的作用，美军官兵不欢迎，甚至抵制政治宣传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其中原因，约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美军基层主官对于政治灌输的冷淡态度，使得TI＆－E教学计划难以真正落实。美军陆军军史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几乎所有连排主官都在日志上注明“TI＆E计划已完成”字样，但在对老兵进行调查时，竞有3／4的受调查者称：不记得接受过任何口头形式的政治教育。另一项调查结果表明：57％的连队仍由连队主官，而不是由专业政工人员进行教育，能够按照要求进行讨论式教学的连队只有30％。对于挤占部队训练时间与休息时间的政治说教，基层主官甚为厌恶，往往将其视为和帮厨一样“令人讨厌的乏味工作”，草草敷衍了事。政工人员查理•波特回忆说：某些连队所谓的上课就是指派一名中士照本宣科地朗读宣讲材料，声调一成不变，甚至连“括号里面提示性的斜体字”都照读不误，效果可想而知。在那些已经配备政工人员的连队，主官对政工人员的工作既不关注，也不支持，导致政工人员自感前途无望而士气低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AIS毕业生说：“我认为（我所讲的内容）是那样的愚蠢无用，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军方所要求的讨论式教学法，在许多基层连队也很难得到贯彻。由于讨论中限制众多，禁区林立，士兵对这种有名无实的“自由讨论”非常反感。因此过了不久，许多连队就创造了一种名为“垒球比赛”的知识竞赛来取代讨论式教学，具体方法是在教员授课完毕后，将士兵分成两队，就刚才的教学内容展开问答，答对者得分，答错者则出局。对于这种来自基层的“发明创造”，美国军方起初视之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新思路，默许其在基层连队推广。但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军的精神面貌和士气状态丝毫不见起色，军方不得不承认这种知识竞赛的“娱乐意义大于教育意义”。在战争中，换防、撤退和转移都是家常便饭，本来就无法保证TI＆E相关课程的正常授课。以第1骑兵师为侧，1950年，该师在人民军的追击下且战且退，一路败逃到釜山地区。事后对该师60名士兵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只有9人曾学习过TI＆E相关课程。
    其次，美国军方对共产党人的妖魔化宣传经不起事实检验，缺乏现实感和可信度，无法唤起参战官兵对于战争正确性的一致认同。朝战期间入伍的新兵多数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艰难岁月，少年时代经历了美国由孤立主义到积极参战的历史进程，懂得珍惜生活，将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父兄奉为偶像崇拜。谨慎小心、循规蹈矩、惟命是从通常被认为是这一代人的代群特征。基于特定的成长经历，朝战新兵在入伍之初并不缺乏爱国热情，对于反共说教貌似照单全收。实则绝大多数人在入朝参战前，从未有机会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原理，更未接触过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被反复告知：共产主义是一个“邪恶”的词汇而已。这种未经思考即被接受的灌输一旦与现实情况出现些许背离，被灌输者即会产生逆反心理。新兵在日本接受TI＆E培训时的测试结果显示：高达90％的新兵相信“共产主义者正在策划推翻美国政府的邪恶阴谋”。上述受试者入朝作战6个月后，再次就同一问题对其展开测试，相信者反而下降到了87％。
    在AIS校长帕尔默看来，士兵是否易于接受意识形态宣传，通常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程度、族群归属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之一，或上述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他预测出身天主教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教育程度中等偏上的青年人将是最易于接受说教的理想对象。从TI＆E收到的反馈结果来看，这一判断基本得到了验证。对TI＆E计划持积极态度者为数不多，且大多数来自宗教立场和政治立场都较为传统的保守派家庭；相比之下，不具备上述背景者往往以嘲讽甚至逆反的心态来看待政治说教。黑人志愿兵柯蒂斯•莫罗报名参军的原因是“期盼自己为自由、正义和全人类而战的机会”，但当他来到朝鲜之后，班长告诫他要想活命就必须“忘记灌输给你的那些东西”，最后莫罗终于认识到：官方动员他人伍参战的那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莫罗质问“在我们来到朝鲜之前，共产主义者难道对黑人做过什么坏事吗？……我们为国家奋战献身，而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黑人甚至还没有投票的权利”。帕尔默曾说：“宣传工作之所以必要，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避免战斗人员形成一种错误印象，即认为他们在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战。但如果人们拒绝宣传，这种印象反而会得到强化。”对于莫罗这样的士兵而言正是如此。
    第三，基于美国社会所固有的实用主义精神传统，可以说一切不切实际的政治说教都是不符合美国人固有的接受一认知模式的。众所周知，政治说教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服对方在思想上承认某一观点、思想、理论为真理，进而在行动上践行这一真理。而在实用主义这一充分体现“美国精神”的哲学体系当中，观点、思想、理论都只不过是假设，充其量只是人们为达到一定实际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和詹姆斯极力反对真理的绝对性。杜威认为：真理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詹姆斯则进一步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的主张，认为一个观念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个事件或过程，它的有效性就是使之生效的过程”。通过这样的立论，实用主义哲学为美国社会的自由传统和革新精神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与此同时，它也否定了任何在美国社会精神领域建立话语权威的努力。试图在未经实证的前提下兜售真理的做法，必将与美国社会的精神传统背道而驰。
    社会学学者比德曼发现：美国民众通常并不去辨认说教本身具有何种意识形态色彩，而是无条件地排斥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说教，原因在于所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说教都毫无例外地带有“政治性”。导致美军士兵对说教产生“排异反应”的，正是这种过强的政治色彩。对美军士兵而言，将抽象的政治理念置于生存、健康、个人收入等具体生活目标之上的做法难以接受。工兵詹姆斯•克里斯汀森回忆说：他和他的战友看过许多政治宣传片，但全都没有任何印象了，唯一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一部“演示如何在核攻击下寻求防护”的片子。另一些士兵则表示TI＆E计划完全是画蛇添足之举。一位名叫布拉顿的上士说：“只要有一个理由就足够了——我们是军人，是国会的决定让我们投入战争。”对于意志薄弱或初经战阵者来说，宣传说教不足以压倒本能的求生意志；而在意志顽强或习于战事的军人那里，只要树立服从命令的纪律性，或是理解美国宪法制度所蕴含的契约精神，赴战的理由就足够充分了。在他们眼中，军方过于频繁的政治宣传，更多地被理解为对军人道德品质和荣誉感的不信任，令人不快而且富于侮辱性。上述两种心态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尽管目标、纪律、原则和动机可能因人而异，但它们在美国军人心目中的位置却是政治说教无法超越的。
    四、朝战经历对美军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后续影响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交战双方开始着手进行战俘遣返工作。1953年7月，美国媒体披露了21名美军战俘拒绝遣返，并要求去中国生活的消息。军方将此事件视为一桩不可容忍的丑闻，TI＆－E计划及其负责机构也因此名声扫地，质疑者将战俘的行为归咎于政治宣传工作开展不力，效能低下。在此之后，军方组织专家对朝战期间的战地宣传进行了有计划的总结和反思，明显加强了对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视。
    战俘拒绝遣返事件迫使美国军方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掌握着更出色的政治工作艺术，在政工战线上的较量中技高一筹。查理•波特在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历程后指出：中国军队通常能够进行更为有效的政治动员，其原因在于官兵一致的民主氛围。针对TI＆E相关课程枯燥单调的问题，波特建议效仿中国的“民主生活会”（criticism meeting）形式，允许士兵在会上自由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更多的军方人士则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代表的“简明风格”和“易操作性”，在朝战结束后的三年里，这种观点一度占据上风，促使国防部于1956年启动了一项名为“战斗自由”（Militant Liberty）的教育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所谓“十大基本自由权利”和“十项相应责任义务”。计划负责人约翰•布罗杰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将简明易记的教育内容普及到基层部队当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宣传运动”由于在形式上太过“中国化”，反而引起了民间保守派人士的不安，不久军方以“恶化军民关系”为理由将其叫停。美军不可能了解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更不可能理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仅仅着眼于借鉴某些外在形式，结果无异于邯郸学步。
    在关注“中国模式”的同时，军方致力于使宣传工作具备更多的美国特色，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来掩盖说教痕迹。从1953年起，基层部队每周定期的政治课被取消，转而规定武装部队指挥官可视情况需要，就任何“利益攸关的问题”定期或不定期地发表讲话。军方对于讲话的内容不再作出强制规定，标志着大张旗鼓的反共言论逐渐不再成为政治说教的主流，美军政治教育的切入点逐渐集中到以下三个方面：对爱国精神加以生发、阐释，并进而论证个人利益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必然联系；对美军历史上的战斗传统和英雄事迹加以弘扬；对以基督新教精神为核心的美国精神文化内涵予以神圣化。这一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部队主观参与思想教育的积极性。1960年，驻西德美军第24师师长沃克少将制定的《服役公民教育计划》受到国防部的肯定，该计划经增补完善后，定名为“蓝色倾向”（Pro－blue）计划，在海外驻军中推广。“蓝色倾向”计划将军人道德素质、爱国精神和法律意识的构建作为培训的核心目的，具体目标在于“培育道义与法律上的责任感，教导公民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养成以严于自律、服务公众为荣的理念”。应当指出：该计划的出台，并未说明美国军方的反共立场有所松动。沃克本人以极右政治倾向而闻名，在宗教立场上亦极端保守，援引基督宗教伦理以攻击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存在合理性，是“蓝色倾向”计划的突出特征。尽管如此，计划中已很难看到50年代初那种政治斗争色彩浓厚的语言，美国不再被描述为反共十字军镇守的政治堡垒，而被神化为基督正道的栖身之地，美化为人类自由与进步理想的精神家园。美军思想教育结束了重视政治灌输的时代，向重视伦理训诲的方向转型，意识形态取向则时时渗透于潜移默化的伦理训诲之中，以更富于人文内涵的形式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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