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建立。七十年来，尤其是前三十年，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中勇战美国侵朝空军，在福建、浙江沿海力压国民党匪帮空军，在广东、广西沿海力斗侵越美国空军，有力地保卫了新中国的领空和社会主义建设。

其实，在人民空军建立之前的四十年，各自为政、相互争战的各路军阀就先后建立过自己的“空军”。

早在西元1910年，清政府把北京南郊的南苑皇家狩猎场改建为南苑机场。西元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苑机场开办了南苑航空学校。西元1919年，北洋军阀政府设立“航空事业处”(后改为“航空署”)。西元1921年，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成立“航空处”，开始发展“空军”。此后，云南军阀唐继尧、河北军阀曹锟、四川军阀刘湘、湖南军阀何健、山西军阀阎锡山、山东军阀张宗昌、河南军阀冯玉祥、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新疆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中央”军阀蒋介石，纷纷设立“航空处”、“航空队”乃至“空军”。 实际上，在西元1914年到1918年间西方国家为争夺欧洲霸权而互相杀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才第一次作为一个军种投入战斗，当时主要是用于空中侦察，并投掷小型炸弹，对搜集作战情报、妨害敌方机动、扰乱敌国后方起到一些作用。因此，当年各路军阀关注并建立军事航空，并不算晚。但是，由于军阀们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它们的“航空事业”也和其军队、政权一样，成为搜刮、耗费人民资财和争权夺利的工具，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当年各路军阀的“空军”中，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空军”，是除了后来的国民党“中央”军阀的“空军”以外，规模最大、最成形的一支。

奉系军阀的“空军”建设开始较早：西元1921年初，张作霖在其“东三省巡阅使署”内设置了航空处，派其参谋长乔赓云为处长，委派相关行政、技术人员掌握航空处各项事务，在沈阳东塔农业实验场利用大片空地修建飞机场，并且购机组建航空队。当年底，张学良兼任航空处长，派周培炳以代理处长负实际责任。西元1922年，创办了沈阳航空学校。西元1923年9月，张学良又被任命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这航空处，下设航空学校、航空工厂和航空队，以优厚待遇吸收、聘请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学生、外国飞行员、归国留学生为飞行教官、驾驶人员和技术管理人员。

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聘请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飞行员万咸章、陈海华等为飞行教官，并雇用多名法国、英国和白俄飞行员任教。航校飞行人员培训共办了两期，学员主要从陆军军官与讲武堂学生中选拔，入学资格限中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者，学习期限两年，课程以飞行为主，设有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飞行学、航行学、气象学等学科。飞行学习以“爱弗罗”小型飞机为初级教练机，学会单独飞行后再学较大的“高德隆”、“布莱克式大维梅”等机型。随后，张学良又分批选派一些人员到法国、日本等国留学，大部分学习飞行，少部分学习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维修制造。

航空工厂以留美学生邢启新为厂长，留日学生周德鸿为副厂长。工厂设备在当时来说比较完备，主要负责修配、维护全部飞机。

航空队共建有五个，分别命名为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委任南苑航校出身的章斌、伊利布、皮思良、赵延绪、赵翔陆为队长。共有飞行人员六十多名，购进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教练机、旅客机等五十多架。

西元1925年秋，奉系军阀组建“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自任空军司令。至此，东北奉系军阀的“空军”初具雏形。

西元1928年6月，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被日寇炸死在沈阳皇姑屯车站，12月，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宣布“易帜”(将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帜换成代表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即表示服从国民党政府)。随之，“东北空军司令部”改组为“东北边防军航空大队”。西元1930年夏，“东北边防军航空大队”整改为“东北边防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兼任司令，张焕相以中将参议官代行实际权力。这时的“东北边防空军”配备各型飞机两百多架，是当时各派系军阀中规模最大的空中武力。

奉系军阀的“空军”在十年时间内就在国内各路军阀中独占鳌头，主要是由于西元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以武力将东北三省控制为自己的独立王国，而相对于军阀混战不休的关内各省，东北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资源保证了一定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开发，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团伙得以攫取较充裕的财力，加上经过“新式教育”、具有年轻人朝气的“少帅”张学良喜欢“新鲜洋玩意儿”，对航空极为重视，大力促成。用张学良的话来说，奉系军阀的“空军”是用“三省的民脂民膏”堆成的。(西元1925年，代理张学良主持奉系军阀“第三方面军”一切军务的郭松龄发动反对张作霖的军事政变，兵锋直指锦州，当时有人提出把停在锦州的三十几架因伤损无法起飞的飞机毁掉，张学良说：“飞机是三省民脂民膏，留着吧，不必焚毁。”)

军阀们建立“空军”的首要目的，是在军阀争战中作为“撒手锏”。奉系“空军”建立后，参与过西元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西元1926年奉军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之战、西元1927年奉军争夺河南之战、西元1931年东北军联合“中央”军阀蒋介石攻打军阀石友三之战。在这些军阀混战中，奉系“空军”主要通过空中照像的手段侦察敌方阵地情况、兵力调动情况和后方增援情况，有时以轰炸破坏敌方阵地、阻挠敌方军队运动和后勤运输，其初，由于飞行技术和战斗技术很低，指挥组织和通讯联络机构不善，作战收效低微，更多是对敌方的精神威吓，后期作战效果有所体现，尤其在对石友三的战争中起到一定作用。总的来说，军事作用不太大，反倒给老百姓造成许多生命财产损害。

当年的军阀部队普遍缺乏良好的组织性和管理性，士兵有时近于匪徒，百姓称为“兵匪一家”。奉系“空军”虽为“新军种”，但也不能免俗。 奉系“空军”组织、管理能力低下，事故频发。西元1925年夏季的一天，张作霖心血来潮，突然来到机场要看飞行表演，结果在编队飞行项目中，两架飞机相撞坠毁，飞行员李坦、曾学泽一死一伤;不久后的中午，机场的弹药库发生爆炸，当场炸死两名库员和几个士兵，还殃及震坏了附近不少人家的房子;西元1926年在郑州，一些飞行员随意低飞，其中一架飞机撞树坠毁，机上驾驶员白振林等三人全部烧死，另一架飞机的驾驶员栾敬孚被地面步枪射伤;西元1929年春，飞行教员潘大同带领学员沈德玉练习“大维梅”飞机，擅自准许机场技工和家属六人乘坐，不料教学过程中飞机发生失速，撞到地面起火，潘大同等七人被烧成了焦炭，只有沈德玉被甩出机舱，经抢救幸存;当年冬天，参加“防俄之役”的两队飞机，因未准备防寒措施和设备，竟然都被冻结，飞不起来了。

“空军”人员享受优厚待遇，但部队管理混乱，军风纪松弛。后勤人员上班画到，不干实事，打麻将成为日常“工作”;吸食鸦片成风，甚至飞机员中也有二十多个“瘾君子”;战斗胜利后发放“胜利奖金”，飞行人员获得独厚，钱多了，娶小老婆，逛窑子，花天酒地;西元1931年东北军打石友三得胜，“空军”司令张焕相不顾气候恶劣和飞行员在北京休息几天的要求，下令立刻返航沈阳，理由是“在京休息几天，就会有不少人得花柳病，影响尔后的训练”。

“空军”高层人员惯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西元1929年“东北边防军航空大队”组成，徐世英为大队长，他的领导方法不善，本身飞行技术和军事技术被飞行人员轻视，又排挤最初参与开办航空的老技术人员，青年飞行人员也离心离德。当年底，张焕相实际掌握空军权力，将“航空大队”改组为“航空教导队”，徐世英心有怨意，不上班，张焕相就给他一个命令：“既不上班，就禁止出家门;如果私自出家门，就逮捕送禁闭。” 这样的“空军”，除了在军阀混战中抖抖威风外，不能指望它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西元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寇在沈阳向东北军发起炮击和进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荣臻却向各部传达了张学良发来的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次日天亮后，荣臻打电话指示“空军”：“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日寇在进攻中没有炮击兵工厂、飞机场和飞机库，而东北军既未有组织地反击日寇，也未疏散、撤离或者摧毁兵工厂和飞机场的设备、设施，尤其是“空军”，当时正在高级训练时期，飞机的武器装备都是完整的，油料、炸弹也是现成的，这些完全可以起飞一战，或者至少可以撤进关内，却竟然都毫无作为。 最终，东北“空军”所有的飞机，除了当时正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八架“爱弗罗”以外，其它两百余架各型飞机全部为日寇所获，东北“空军”基本覆灭。用搜刮的“三省民脂民膏”换来的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就这样被“中央”军阀蒋介石和东北军阀张学良及其部下拱手资送给了日寇，成为日寇继续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凶器!

“九.一八”后，十年来用民脂民膏培训出来的东北“空军”飞行人员，大部分像一般流亡者一样，挤着火车逃入关内。他们，后来多数被“中央”军阀蒋介石的“航空署”留用，少数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四川军阀刘湘、湖南军阀何健、广西军阀白崇禧等高薪收入麾下。这些人混迹于国民党“中央”军阀和其它军阀的反动腐朽政权下，除个别人(比如那个在机场牺牲于日寇轰炸中的高志航)参加过几次对日寇空战之外，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毫无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国民党蒋介石反人民政权发动内战的工具。

这些人中有少数人，解放后成为人民空军航空学校的教员，终于对国家和人民有所益处。

参考资料：《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辽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西元198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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